四
“八九风波”“南方讲话”“苏东危机”和“市场经济”等一连串事件及应对措施，是20世纪80年代过早结束和90年代提前到来的关键背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彻底渗透，文学与市场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人文精神讨论”“《废都》批判”“《马桥词典》风波”“二王之争”“顾准陈寅恪现象”“王朔批判”“通俗文学热”和“抵抗投降书系”等，皆可看作风起云涌历史大屏幕中的各处风景。择取与小说批评史相关的界面，可发现90年代文学出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来自文学阵营的纯文学共识的全面破裂和分化；二是新媒体批评取代传统小说批评，成为文学新宠。随着大学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机制日臻完善成熟，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迅速涌入大学和科研院所，小说批评家队伍被重新洗牌。他们把中国作家协会系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批评家挤出了传统的文学地盘，成为野心勃勃的主力军，被人称作“学院派批评家”。与“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比较，这个批评家名单因几度变动而大为膨胀：王一川、陶东风、王岳川、王宁、戴锦华、张颐武、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金元浦、孙郁、张志忠、周宪、高建平、周宁、徐岱、王杰、张法、旷新年、韩毓海、王彬彬、郜元宝、张新颖、吴俊、吴义勤、赵勇、张清华、施占军、何向阳、谢有顺、洪治纲、王尧、罗岗、李建军、李杨、贺桂梅、黄发有等。
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为您服务报》、海南的《天涯》等报刊，成为新媒体批评的主要阵地。所谓“新媒体批评”，是指批评家不在传统文学杂志上，而在新兴的社会媒体上，采用非传统文学批评语言，即类似专栏记者及作家的语言方式所进行的一种批评形式。由于这些媒体面向社会大众，发行量较大，所以刊发的批评文章很容易激化成传播迅速的“文学事件”，上述几个“事件”多由此而来。比如“《废都》批判事件”。1993年，作家贾平凹因父亲去世、离婚和社会变局而心情消沉，同时敏感到这种变局将会对知识分子产生长远的影响。受这种茫然情绪影响创作的长篇小说《废都》，以主人公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纠缠故事为框架，实质乃在揭示大转型社会之中传统和文化的彻底轰毁。《废都》堪为贾平凹最杰出的长篇小说，然而深受市场鼓舞的批评家，将小说的“颓废”“色情”描写予以放大，并作猛烈鞭挞。[38]“我完全有理由把《废都》看作是一部‘嫖妓’小说。与那些不入流的黄色淫乱作品相比，不同的是《废都》经过了‘严肃文学’的包装，它在技巧和结构上更圆熟，并且出自于名家之手罢了。”[39]“贾平凹披着‘严肃文学’的战袍，骑着西北的小母牛，领着一群放浪形骸的现代西门庆和风情万种欲火中烧的美妙妇人，款款而来，向人们倾诉世纪末最大的性欲神话，令广大读者如醉如痴，如梦如歌。”[40]这些批评家后来也觉得如此尖锐指责失之简单，急于谋利的书商却把它们编成畅销书而大赚了一笔。值得提到的还有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抄袭风波”。1996年9月，小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后，张颐武、王干立即指责这是对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小说《哈扎尔辞典》的“抄袭”。12月5日，北京《为您服务报》刊出了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与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两文，对《马桥词典》进行否定性评价，认为韩的作品有“模仿”之嫌。12月17日，《文汇报》刊登《〈马桥词典〉抄袭了吗？》一文，报纸送进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引起轩然大波。1997年3月，韩少功把张颐武和王干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0万元损失费。张、王拒绝出庭，但在访谈中频繁激烈回应。张颐武说：“以判决的形式干涉文学界的学理之争，不仅无助于正常的文学和创作发展，还将扰乱已初步形成的多样而活跃的文化格局。”[41]王干说：“你可能没有去刻意模仿某部小说，但至少你的小说形式并不独特，你更应发奋去写出创新之作，以更新更好的作品去回答批评者，而不应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去纠缠，一则浪费时间，影响自己的创作，二则影响别人的工作，三则对展开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无益。”[42]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体批评”是90年代转型过程中的特殊产物，新批评家急于在历史骤变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一旦引起文学界恶感，这些批评家即会理智重回大学校园。如此看，“新媒体批评”还不是“学院派批评”，恐怕只是80年代与90年代转型间隙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不过，它也开了这种批评风气的先河，此后这种不受纯文学阵营掌控的批评风格便在各种媒体上盛行开来。
与争议蜂起的“新媒体批评”不同，“学院派批评圈”以严格的知识训练和庄重姿态给世人留下印象。当然也有人批评其过于拘泥知识规范，因而丧失了批评的敏感性和感悟性。“学院派批评圈”的崛起，象征着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两个变化：首先是长期由中国作家协会系统掌控的批评权柄开始移交给大学。作协批评家队伍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和学术意识的兴起所造成的，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来自以学术为本位的大学校园的批评家，自然会取而代之，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43]其次，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小说的发展潮流不再以流派的形式体现（比如寻根、先锋、新写实等），一些从文学流派中脱颖而出的杰出小说家，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等开始以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独步于文坛，成为小说高原上的几座山峰。在此过程中，由于其小说技巧大幅提高，叙述的难度也明显增加，无疑增加了小说分析的知识难度。因此，更具理性色彩的“学院派批评圈”便抢得先机，而80年代的纯文学批评家则大多哑声。值得注意的是，“学院派批评圈”知识的完备和视野的开阔，极大地拓展了理解当代小说的历史空间。他们富有理性和历史同情的笔触，也进一步发掘了小说与当代社会、历史传统、民间风俗密切相关的多重领域，令人们意识到，小说不仅是历史的笔录者，更是历史的发现者。小说，可能比其他任何媒体更忠实地向人们传递着这个时代最丰富最痛苦最真诚的感受。
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一直活跃着陈晓明的身影。这位以先锋小说批评起家，当今依然为小说批评主角之一的批评家，通过敏锐深入的批评文章，增加了不少作家的声名度，拓展了小说阐释的空间。他在分析余华的小说创作时说：“《呼喊与细雨》确实表达了回到真实生活中去的愿望，那些纯粹的叙述视点，为儿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过去被余华压制在幻觉、语感和叙述视点之下的故事，浮出了叙述地表。这与其说是与长篇小说的艺术手法有关，不如说余华确实是把重心移植到讲述故事上，在这里，余华讲述了一个绝望童年的心理自传。”[44]他把作家“童年的心理自传”与“文化大革命史”建立了联系，从这个纵深度上解释小说和主人公何以会有如此的历史背景，这就把余华式的小说叙述从单纯的先锋小说实验上解放了出来。近年来，他的《本土、文化和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论〈棋王〉》等诸力作，更是利用学院知识储备有效介入当代小说解读的典型案例。在陈晓明看来，作家这些名作之诞生，不只是个人艺术才华展现的过程，同时也是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这些杰出小说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多重视野中，小说家们的艺术禀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爆破性的呈现。他的《重读王小波的〈我的阴阳两界〉》，将感悟式批评与学院派批评不露缝隙地焊接在一起，试图用心理学、历史哲学建构起王小波独特而别致的作家形象，而借助细致入微的感性触摸，也令读者对小说文本产生具体敏感的心灵呼应。
孟繁华是当今小说评论实践的另一重要批评家。他跃身小说创作的潮流，又注意返回文学史的位置，在这种双重视域里不断展现小说认识的可能性，并将历史认识在作品重评中继续推进。这在对贾平凹“《废都》批判风波”的再认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孟繁华指出：“《废都》的初版距今已经14年，它无论以哪种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都会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与关注。无论1993年前后《废都》遭遇了怎样的批评，贾平凹个人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不能改变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当年也参与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可能任何一部与道德有关的作品都会被关注。但《废都》的全部丰富性并不只停留在道德的维度上。今天重读《废都》及它的后记，确有百感交集的感慨。”[45]但这不妨碍他对“50后作家”介入乡土中国历史认识能力减弱的忧虑，认为在转型中国，城市文明势必会取代乡土文明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叙事，并力促对“城市题材小说”展开讨论。
对学院派批评，还应注意洪子诚、吴俊、贺桂梅、罗岗、王尧等学者处于文学史“后发”位置上的小说评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史家批评”。洪子诚对王蒙、汪曾祺、莫言和贾平凹小说的解读，老到节制，掘发其优点，又对不足给予含而不露的批评。贺桂梅、罗岗对80年代小说的解读新颖独到，穿透性很强。在上述小说评论之外，王彬彬、郜元宝、旷新年、谢有顺、李敬泽、吴义勤、张清华和洪治纲等的论述也不乏新见。他们在学院派批评和纯文学批评之间，试图确立自己的批评位置，并加以拓展和放大。正像前面几个批评家圈一样，学院派批评圈的资源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枯竭并难以为继，也无须刻意避讳。
由以上60年小说的批评实践观之，小说批评史实乃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历史景观。任何批评流派，都不足以通令天下，成为永恒不变的主流。反之，不断修复调整历史焦距，变化批评角度和方法，却是不变的规律。由是，留下一部相对忠实客观的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是本书不能推脱的责任。所有前一阶段的历史记录，必将是另一阶段认识的起点，也为笔者自己所反省和自知。
2015年暑假初稿
2018年秋再改
[1] 石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该书应为记录作家人生遭际和逸闻趣事方面比较翔实的一部记叙性著作。
[2] 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艺报》1951年10月25日。
[3] 李国文：《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小说选刊》1999年第11期。
[4]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1951年6月10日。
[5] 1949年后，很多人把冯雪峰归入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但结合他经历长征和衔命从延安返回上海整顿左联机构的身份，其思想观念和文风应属于“解放区批评圈”范围，尽管他与这个批评圈主导者周扬存在矛盾。
[6]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
[7]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73页。
[8]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49年版。
[9] 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10] 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351—355页。
[11] 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12] 参见1948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讨论小说《邪不压正》的多篇讨论文章。
[13]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14] 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5] 冯牧和陈荒煤都出身于延安“鲁艺”，是“周扬圈子”的第二代批评家。他们在新时期的崛起，可看作来自十七年的批评家通过历史反省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这个批评圈还包括北大中文系的谢冕、黄子平，《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等人。
[16] 参见《文艺报》1978年第4期记者报道《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
[17]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8] 20世纪80年代，出身《文艺报》记者的批评家，有阎纲、雷达、张陵、贺绍俊、蒋原伦和潘凯雄等。这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新潮批评家之外，另一支重要的批评力量。
[19] 阎纲：《小说出现新写法——谈王蒙近作》，《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0] 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
[21] 就在阎纲撰文评王蒙近作的时候，他也承认自己对这种忽视“典型论”的“意识流小说”还有点保守。
[22] 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23] 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24] 李陀：《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从两篇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谈起》，《十月》1980年第4期。
[25] 虞金星：《以马原为对象看先锋小说的前史——兼议作家形象建构对前史的筛选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6] 李建周：《先锋小说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169页。
[27]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8]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9] 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0] 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1] 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2] 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33] 南帆：《理论的紧张》，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页。
[34] 吴亮、杨庆祥：《80年代的先锋文学现象和先锋批评——吴亮访谈录》，《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35] [俄]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著作对它的解释》，引自《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6] 程光炜：《“批评”与“作家作品”的差异性》，《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37] 另外，北京一批年轻研究者，例如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刘纳、杨义，是将西方著作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38] 参见魏华莹《废都的寓言——双城故事与文学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对贾平凹创作长篇小说《废都》前后的故事有翔实的叙述。
[39] 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载《失足的贾平凹》，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40] 陈晓明：《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载《废都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41] 俞果：《〈马桥词典〉：文人的断桥？——“马桥诉讼”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1998年第8期。
[42] 王干：《文学批评的ABC》，见天岛、南芭《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43] 最近几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导的“客座研究员”制度，旨在培养新一代的文学批评家。但前三届少有作协系统的青年批评家，第四届在入选指标上有意向各省作家协会倾斜，才略为改观。由此现象可见作协系统不再是生产批评家的基地，它只起着培养平台的作用。
[44]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2000年之后，他的《表意的焦虑》《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众妙之门》等论著，一直在按照这种实践，强化放大这种小说批评的方法。
[45] 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