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杭严嘉堕民

宋元时期，鲜有堕民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堕民分布苏州府、松江府、浙江省。“分置苏松浙省，杂处民间。”[2]明代松江府就有堕民记载。明清时期，江苏堕民聚居在苏州府所辖的常熟、昭文、长洲、元和、吴县，民国则鲜见史料记载。浙江是堕民主要聚居区，南宋绍兴就有堕民，明代“浙之宁、绍、温、处、台、金、衢、严八府，俱有丐户”[3]。清代，“本省内绍兴、余姚、萧山、象山、嵊县、诸暨、上虞、定海、鄞县、奉化、新昌等地俱有之，尤以在绍兴境内者为最多，散居于县城及彭家溇、蔡堰、南钱清等处”[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绍兴、上虞、温岭、萧山、乐清、东阳、义乌等地尚有堕民，而以宁绍两地最多。[5]绍兴为浙江堕民主要聚居区，万历绍兴府志载：“八邑俱有丐户”[6]。宁波是浙江仅次于绍兴的堕民主要聚居区。清代金华也有堕民，“府之各邑，邑之八乡皆有之”[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金华县以及义乌、东阳、兰溪、磐安、永康、浦江都有堕民的记载。清代以后，舟山也有堕民聚居记载，主要集中在定海和岱山。明代台州有堕民记载，仅见于太平，后改温岭，以及天台，清以后也不见于史载。明代温州和台州也有堕民，清以后也鲜有堕民记载。严州和衢州明代也有堕民，但具体聚居区不详，清以后则有少量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浙江、江苏和松江均有堕民。明代堕民遍及整个浙江地区，清代及民国主要聚居绍兴、宁波和金华地区，台州、温州、衢州和杭州有零星记载。

明清及民国杭州也有堕民聚居。万历杭州府志关于杭州风俗就有腊月二十四日前后堕民打夜狐。“丐者于数日前装貌灶公灶母鸣锣叫跳，索取财物”[8]。民国杭州府志载育婴堂条例规定：“婴孩年长有亲属愿领回者，其姓名、住地、本婴孩记认，一一明确，准邀保邻具结领回。若非亲属而有愿领为子女养媳者，查系身家清白，并非倡优隶卒僧尼丐户外郡人等，亦准邀保具领，随记姓名、住地于册。如有凌虐及卖为奴婢，学习贱业者，立将该婴收回，分别送究。其有病殇及养媳另字者，亦应随时赴堂报明，注册备查。”[9]农历四月初八，杭俗西湖有“放生会”。“穷民丐户先日徧捕鱼鳖龟蛇之属，闭于竹笼，或以长草绳曳之而行，临日叫卖放生，至晚卖不尽者，率槀毙无算，放生而适以戕生。”[10]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叫跳驱傩，索乞财物。”[11]康熙《钱塘县志》亦载：“丐者涂煤粉于面，装神鬼状，持剑叫跳于肆，索人财物，亦古者傩于逐疫之意。”[12]康熙《仁和县志》也载：“祀灶数日前，丐者貌灶公灶母，装钟馗，仗剑作擒鬼状，鸣锣跳跃，求乞财物，盖亦古逐疫之意。”[13]腊月二十四，杭俗也有堕民“跳灶王”。

萧山以前属于绍兴府管辖，今为杭州一个区。萧山堕民俗称“堕贫”，“贫子”，男为“堕贫佬”，女为“堕贫老娘”。万历《萧山县志》和康熙《萧山县志》均记载堕民的起源和职业，视之为“瘤”，基本上是绍兴志书的复述。乾隆《萧山县志》有关堕民的记载，与康熙《萧山县志》如出一辙。民国《萧山县志》也有堕民的记载。关于堕民除籍，“按是等丐户，经清雍正中及光绪间谕令免除，惟彼辈所业，在此一时未能尽改，仍有相沿旧俗者”。也提及堕民职业，“人家婚丧以堕民司鼓乐称为‘吹唱’，自称为‘小唱’；堕民妇称为‘老瞒’，人家婚丧用以搀拜伺候，在男家者曰‘传席’，由女家送新妇者，曰‘伴送’。名为服役，实属营业，其营业之处，村坊门户均指定归其专利，他人不得越夺，其居处也别为一聚，不与良民同”[14]。萧山堕民“集居在楼塔、河上、朱村桥、云石、义桥、大庄、进化、浦阳、所前、闻堰、衙前、城南、西兴、靖江、城厢等乡镇的一些村落，俗称堕民埭”[15]。洪雅英提供了解放前更加详细的萧山堕民聚居区，“萧山堕民分布在城厢镇东门外严家底、西门万寿桥下街、小南门郊区及城南、西兴、衙前、坎山、靖江、闻堰、所前、浦阳、进化、大庄、义桥、云石、朱村桥、河上、楼塔等乡镇”[16]。萧山堕民大都圈居堤埂边，世代居住，严禁外迁，故俗称为“堕民埭”，又称“贫子埭”。

萧山城区的偏僻地——东门外严家底，聚居一群“不入流”的人，即堕民，其境况在城市贫民之下，乃萧山的一个“另类”群体。堕民不准居住城内，也不准种植田地山林，只能在城郊生活。严家底属于萧山城郊杂地，堕民自成一村聚居，历来属于城厢地区管辖。萧山人旧时蔑称为“贫仔埭”，中年男堕民称为“惰贫”，青年男堕民为“惰仔”，女堕民称为“贫婆”“瞒婆”，堕民的孩子为“小贫仔”。严家底男堕民依靠捡换破烂、做“小唱”，女堕民则以“绞面”、做“喜婆”（伴娘）、“送糖”、整理废物等营生度日。

衙前镇堕民聚居衙前老街永乐桥边北侧至新桥一带。“堕民历来备受歧视与奴役。既被编为‘丐户’、入‘丐籍’，摈于‘四民’之外，因为‘贱民’，则其生活各方面均不能与‘四民’等。”[17]衙前堕民服饰与平民不同，自相聚居，当吹鼓手，服杂役，挑换糖担，“老嫚”在主顾家走动，堕民地位卑下，虽屡次除籍而境遇并无改变。所前镇堕民聚居于所前街村，为清时由外地迁入。“堕民在平时，男的以糖或针线换取破布、鸡毛一类废旧物资，女的为人‘开面’（修正眉毛，拔去脸上粗长汗毛）、‘挽髻’（梳理头发）。若逢所前镇上有人婚嫁，则以‘门眷’身份为之服役，男的去吹吹打打，女的去做‘伴送’（陪伴新娘去夫家）。每年春节男的2—3人结伙出发‘打年箫’（携带简单乐器，挨家挨户唱几句吉庆戏）；女的则提荸荠篮，挨家挨户送细点（自己制作的芝麻糖、‘巧果’之类），说上一阵‘恭喜发财’，然后以求取主人赏赐的红包及年糕、粽子等。堕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与普通百姓通婚。所前堕民在民国时多以开花轿店为业。”[18]临浦也有堕民，群居在镇边的石塔头，也称“堕民埭”，后来改称石塔村。“堕民被视为贱民，他们做着镇上人不愿做的活计。但镇上人与他们和平相处，日常生活中少不了他们。”[19]临浦堕民帮助平民料理婚娶大事，堕民在各自“主顾”家活动。临浦是个商埠，有着“小上海”之称，“扯白糖”是堕民的绝活，堕民也打棕绳为过往商埠做靠垫和船索。西兴镇堕民聚居善庆庄，男堕民平时以糖或针、线以换取破布、鸡毛一类的废旧物资；女堕民则为新娘“开面”，为平民妇女“挽鬓”。每逢西兴平民婚嫁，堕民则去“主顾”家上门服役，男的吹吹打打，女的则做“伴送老娘”。每届春节，男堕民三三两两携带简单乐器，挨家挨户唱上几句吉庆戏，谓之“打年箫”；女堕民则携带“荸荠篮”，向每户“主顾”送上自制的“堕民糖”，说上几句“恭喜发财”之类的祝福语，以乞取“主顾”赏赐红包或年糕、粽子。[20]

建德市现属于杭州市，原属严州，也有散居的堕民。建德梅城乃建德县的县治和严州府的府治，保留四合院的老式住宅，由一道大门出入，白天并不闭户，大门进来就是天井。天井四周为平房或两层楼房，形成四合院格局。四合院有朝南正层、东西厢房和北房。每排房子正中的一间称为堂屋，堂屋的门颇为特别，有两层，里层乃可关启的大门，门外装有腰门，仅有大门的半截子高。大门平常敞开，腰门则紧闭。腰门乃元朝留下的习俗。据传元朝按民族将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为了防止南人造反，每二十户派一蒙古人或色目人作为头目。这头目除对这二十户的女性享有初夜权外，还要求随时随地提供性服务。腰门乃便于其随时进入，推开腰门，即可在堂内的春凳上行苟且之事。每户堂屋，必备有专门的春凳。春凳并非凳子，乃是长而宽的矮床。这种春凳后来做成方形，犹如方凳，有些还配上小抽屉。“为了遮丑，人家不得已在大门上装矮门，名曰‘腰门’，以拦住外人的视线。”[21]腰门后来逐渐变化许多形式，有专防鸡鸭而可以透光的栅门，但早期腰门一律木板套装，因此，客厅前和大门边较为幽暗。这头目由二十户人家共同供养，来时要称体重，到来年立夏再复查。如果体重轻了，这二十户人家要用相等的银两补偿。据传此乃严州立夏称人的来源。每年立夏节，严州城乡照例用大秤称人，男女老幼，概不例外。立夏称人、腰门以及春凳，仍遗存于建德的民俗。梅城还有奇特的风俗，就是中秋夜“拖缸片”，每年中秋之夜，孩子们均以稻草裹上破缸片，一人坐，众人拉。缸片在石板（或石子）路上溜过，发出清脆的声响。民国时期，建德仍有儿童“拖尸”游戏，一块破的缸片，上铺一些稻草，小男孩躺在上面，由小同伴拖着，沿着青石板的街道滑行。“拖尸”乃拖“鞑子”（蒙古人）的尸体。“元朝推行民族压迫，人民不堪忍受，不到百年就被推翻了。明朝建立后，下令驱逐鞑子，时值中秋，‘凡老弱不能行者，令坐破缸上而以草绳曳之以行’。”[22]后来演变为“拖缸片”的儿童游戏。竹枝词云：“儿童毕竟意如何，此夜儿童倍觉多。觅得破缸盘膝坐，沿街都用草绳拖。”朱元璋灭元以后，一部分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而留在江南的蒙元士兵，除被砍杀外，活着的全部打入“另册”，成为特殊的群体——堕民。

严州的桐庐也有堕民。据1929年浙江民政月刊的浙江省各县查报堕民情况，严州的桐庐有九姓渔户、畲族以及堕民。

明代嘉兴也有堕民。明嘉善魏塘镇的袁黄在《游艺塾续文规》中，提及“将乡里贫民丐户，每岁二度放粮，以济其乏”[23]。袁黄于万历十四年中进士，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士之一。清末“海派四杰”之一的著名书画家蒲华，就是嘉兴籍的著名堕民。蒲华乃嘉兴庙祝，父亲曾在嘉兴城隍庙卖“保福饺”。“他的父亲一度在嘉兴城隍庙靠卖‘保福饺’为生，蒲华则在幼年时做过庙祝，在庙中作乩人扶沙盘。扶乩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形式，在木盘上铺细沙或泥土，上架筲箕，插上乩笔。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降附在身。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后，就成了有灵验的经文了。蒲华盘惯了，所以作书运笔宛如画沙，盘屈有奇气。”[24]蒲华因为有过“庙祝”扶乩的这一经历，终成一代著名的堕民绘画大师。

图3-1 蒲华在嘉兴住过的破败不堪的城隍庙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