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罪俘说

关于堕民起源的诸多观点中，以“罪俘说”最多，学术界也最为盛行。主要有“宋焦光赞部曲说”、“蒙古后裔说”、“赵宋皇室后裔和忠臣说”、“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说”以及“项羽余部说”五种。堕民起源的说法，绍兴徐渭提出“宋焦光赞部曲说”最具代表性。徐渭在《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中云：“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2]明代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绍兴甄氏之言：“大贫者，乃宋时杨延昭部将焦光赞家丁，得罪远徙，流传至今，世充贱隶。”[3]还有明代鄞县人屠本畯在《堕民猥编》提及，“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4]。明末清初顾炎武云：“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其先是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投金被斥。”[5]明人著作中的“宋焦光赞部曲说”提出最早，绍兴地方志书比比皆是。万历《会稽县志》记载：“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堕民自称：“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6]显为徐谓说法的转述。嘉靖《山阴县志》云：“四民之外有丐户，例不得与良民相婚姻，处世又远，不知其所从始，或曰有宋罪俘之遗也，名曰堕民。”[7]其他如万历《绍兴府志》和《上虞县志》，康熙《绍兴府志》《山阴县志》《会稽县志》《嵊县志》《萧山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光绪《诸暨县志》《上虞县志校续》，以及民国《萧山县志》《嵊县志》《新昌县志》，均载“宋焦光赞部曲说”，且大都为徐渭说的翻版。宁波的地方志书，也持相同的说法。民国《鄞县通志》云：“四民之外又有堕民。谓之丐户，又名怯怜户，相传为宋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分置苏松浙省，杂处民间，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8]光绪《余姚县志》也载：“宋南迁，将卒背叛，乘机肆毒，及渠魁以剿捕就戮，其余党焦光瓒等贬为堕民，散处浙东之宁绍，其类有二，一曰丐户，一曰郎户。”[9]光绪《慈溪县志》民国《象山县志》以及《镇海县志》均有此说。金华地方志书也载有“宋焦光赞部曲说”，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丐俗起宋焦（光）赞”[10]。光绪《定海厅志》以及民国《定海县志》，也有类似记载。民国《浙江新志》也记载：“宋焦光赞部曲，叛金投宋，故摈之曰堕民。”[11]浙东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地方志，也转述“宋焦光赞部曲说”。

不可讳言，不少学者责疑“宋焦光赞部曲说”。徐渭也坦言，此乃得诸堕民传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持怀疑论的学者，焦点在于“焦光赞”其人投降之事，不载于正史。沈德符对此表示怀疑：“予谓此等名色，从不见书册，且杨延昭为太原人，其父业与辽战殁，则其麾下皆忠义也，何以剪为臣虏，何以自晋阳徙浙东？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不蒙宥贷也？是皆不可晓。”[12]焦光赞又称焦赞，其事迹大都载于杨家将的戏剧和小说之中，相传为个性暴戾且冲动之人，原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绿林头目，被杨延昭（杨六郎）招为杨家猛将，后被孟良误杀。但《元史·焦德裕》却有焦光赞的记载：“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金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成吉思汗）兵至，州人开南门降，（焦）用犹力战，遂生获之。帝以其忠壮，释不诛，复旧官。”[13]焦德裕生有二子，焦简任余姚州知州，焦洁任信州治中。焦德裕父焦用“仕金”，又降蒙元，焦德裕及其二子均任元蒙官员。焦氏家族似有任“伪职”的历史，因无史籍记载，焦光赞或焦赞实已难考。两宋长期对外战争，叛宋投金者如过江之鲫，宋对俘获叛徒予以严惩，贬为堕民，应属情理之中。“高宗南渡，国势弗振，悍仆狂奴，欺主衰败，易动于恶。兵虽凶器，尤忌残忍，将用忍人，先无仁心，视背君亲易反掌耳。”[14]宋对张邦昌建“大楚”及其拥戴者予以严惩。《绍兴市志》认为堕民之所以聚居江浙地区，而浙江堕民又以绍兴最多，是因为“南宋时，中原为赵宋王朝根本无法控制地区，故将俘获叛军遣送临安以东之后方，史称堕民‘远徙浙东’”[15]。似乎即是焦光赞部曲，因得诸堕民传说，似不必予以考证，也无法考证。

第二种浙东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蒙古后裔说”。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绍兴堕民原“是胜国勋戚，国初降之下，使不与齐民列”[16]。清曹斯栋也支持王士性之说，而对“宋焦光赞部曲说”提出质疑。“绍兴有所谓丐户，不知丐何以立户，询之土人即俗所谓惰民也，又曰贫子，及按徐渭会稽丐户论，乃是堕民二字，世传其先是宋时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以叛宋降金被斥。愚按杨延昭，太原人，其父业与辽战殁，则其麾下皆忠义也。何以又叛宋又降金？且于何时从晋阳徙浙东？亦从未见之书传。明王士性广志绎，曰堕民是元时勋戚，国初降之下，使不与齐民列，其说或可信。”[17]清代瀛若氏所撰《三风十愆记》记载常熟“贫婆”（堕民）绰号“草头娘”自述：“先世在元时系贵戚元老籍，在中国宦户之上，谓之正户，明太祖于正字底画带笔略挑，遂成丐字，我岂真乞丐子孙耶。”[18]徐珂《清稗类钞》也记载堕民“或谓为元蒙古人之后”[19]。秦人在《杭甬段沿线的特殊民族——堕民》也提及：“元亡时，绍宁一带有蒙古兵千余人驻防，将被戮，哀求免死，愿世为汉人奴，不齿齐民，禁与考试，故称堕民，传为明太祖所定。”[20]民国《浙江新志》也提到：“元亡时，宁波府内有蒙古兵千余人驻防，将被戮，此辈哀求免死，愿世代为汉人奴隶，不齿齐民，故曰堕民。”[21]《绍兴概况调查》也载：“等到元亡明兴，恨元人奴辱太甚，并将素为我国所尊重的读书人，即所谓‘士’，排列在娼妓之下，自然要在明朝复兴时，采取报复手段，当时明太祖亦深恶之，一律贬为堕民，不准与四民互通婚姻，削除他们的籍，另编户为丐户，不能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规定服饰，与四民不相同，男的戴狗头帽，裙以横布，不着长衫，女的梳高髻，一见便知。”[22]堕民也被称为“亡元的遗产”，君实对蒙古人由作恶多端到沦为堕民的经过，作了生动地描绘。

惰民是浙东宁绍、慈溪等地一种古代遗民的别称，他们的祖宗，在元顺帝时代，却也很出过点风头。只因他们当时太跋扈了一点，到现在浙东绍兴等地的汉人，还采取消极的报复态度。他们的祖宗，用了以下方法，侮辱过汉人，他们奉了元廷的派遣，每一个蒙古人，管理五个汉族人家，五家中任何一家，都要用顶肉麻的手段，拍好了蒙古人的马屁，如拍马不慎，一下拍在马脚上，小则吃一顿大生活，大则倾家荡产，杀头灭族。例如亚毛的老婆，被蒙古老爷看上了，亚毛得铺床叠被，烧茶煮水。再如浙东汉人的五天初夜权，是绝对要避让贤路，请蒙古人循例代劳的。蒙古人喜吃谁家，便吃谁家。喜睡谁家，便睡谁家。他们有的是“如朕亲至”的“圣旨”，可以生杀予夺，并统制铁器等等。待到朱明复国，这班遗民，树倒猢狲散，只得逃命于深山大泽，但是，浙东是华东南民风最强的地带，于是他们大部被汉人宰白相，后来因杀不胜杀，由朱太祖赐名为“惰民”，意思是他们写意惯了，不会做事，懈惰得很。他们被称为惰民后，又被驱聚居在浙东各指定的小村，以及绍兴的三大街，宁波慈溪北郭，浙西的金华、严州、衢州的乡间。那时，他们原在中国搜刮的子女玉帛，仍旧由汉人随便弄了来，绍兴的汉人并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汉籍白相人，管理五个惰民，管理者教惰民以轻工艺，授以奴化教育，“以附大国民态度”。当时白相人的地位，等于荐头行老板，汉人要雇惰民为佣工，须以极少代价，向拥有惰民的白相人购买。惰民从云霄中摔到水底中里。他们从获到一切义务，到失去一切权利的时期，整整有皇明一个朝代。直到满清入关，那时对汉惰稍示一律，惰民始获解放，但仍不准许他们应试科举，不准与汉人通婚。所解放者，惟准经营小商业，并规定汉满雇用惰民，须出工资，及惰民可自由居住。等到民国成立，当局宣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位一体，法律上一视同仁，惰民始稍抬头。然实际上因为他们在元代种下的怨毒太深，浙东人不能忘记，许多仍以惰民为其专名词，仍旧看不起惰民，不屑与惰民论交攀亲。[23]

浙江各地大量流传“蒙古后裔说”，以宁波和金华最为流行。鄞县堕民传说：“元灭宋后，元政府派蒙古人去各村当小头目阿红，规定民间结婚时新娘先由阿红同房，名曰‘点红’。汉人对此恨之入骨，密谋杀了不少蒙古人。明灭元后，将蒙古人贬为堕民。”[24]金华也有堕民源于“蒙古后裔”之说，《浙江风俗简志》记载：“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防南人造反，十户同用一把菜刀，朝廷派一蒙古人专驻看管。元亡，上层分子逃离中原，而这些被派到基层的人便大多被杀，幸存者也赶出村庄，住于村口帮助看门，遂为小姓。”[25]金华的“小姓”（堕民）来源之一，据传也为被俘后蒙古人的后裔。朱元璋灭了元朝后，为了报复蒙古人的残暴，将流落中国境内的蒙古人贬为堕民，以示羞辱。元蒙贬为贱籍，不乏史料记载。“金陵旧院有顿脱诸姓，皆元人后，设入教坊者。顺治初，余在江宁，闻脱十娘者，年八十余尚在，万历中，北里之尤也。”[26]脱十娘，乃金陵秦淮河畔的头牌妓女，属于乐籍蒙女，原是元顺帝丞相脱脱后裔。朱元璋设立教坊司，将蒙元贵族没入教坊，充为乐户，如南教坊中的顿姓、脱姓、傅姓和沙姓，著名的有顿仁、傅寿、沙嫰、脱十娘等均为元蒙的大姓后裔。

第三种为堕民源于“赵宋后裔和忠臣说”。张其昀编撰的《浙江省史地纪要》记载：“惰民者，赵宋之苗裔也，宋既亡，子孙见哀于人，而人与之食，食之者多，遂不事生产，多以丝竹娱人，日流于惰，故曰惰民。”[27]秦人在《杭甬段沿线的特殊民族——堕民》提及：“赵宋亡，子孙见哀于人，民间婚丧岁时，青衣侑食，遂多不事生产，以丝竹娱人，日流于惰，故曰惰民。”[28]陈志良在《浙江的堕民》中也提到堕民乃宋朝宗室的后代：“当南宋既被异族蒙古人灭亡之后，赵氏宗室，受到的压迫更加厉害，可是不会生产，生活都成问题，只靠平民的施舍来维持，久而久之，成为习惯，索性不事生产，专门玩弄丝竹来乞讨度日，自流于懒惰，所以称为‘惰民’。”[29]赵宋后裔养尊处优，宋朝骤被灭亡，无以为生，遂以丝竹谋生。

也有堕民为“南宋忠臣说”。《绍兴市志》载有：“元灭宋后，将其罪俘遣送至江浙一带，贬为堕民。”[30]上虞也有类似传说：“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和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明代人称为‘丐户’。”[31]《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2辑载有原竖于绍兴府桥的《洪武四年禁止再呼堕民铜牌》，详细地叙述南宋被元灭亡后，其忠臣子孙被元朝贬为堕民的经过。

自宋南迁以来，有文天祥、董槐丞相等护驾至绍兴。因先皇理宗、孝宗先附于永福庵，后葬于攒宫，众等隐居绍兴府，守其皇陵。朱希丞相隐居诸暨，宋元帅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驾至宁波，渡海而逃，船至广东崖山，霎时风卷浪涌，事在危迫，对天泣祷：宋兴则存，亡则没。即时海浪喧天，波涛滚滚，张世杰等心惊惜主，抱主同沉，言毕船沉。后元主登基，大臣张洪范出奏诏聘宋臣。有宋朝总制谢枋得隐居温州，出辞本不愿受职。本曰：“贬我牛者，牛而应之；贬我犬者，犬而应之；贬我游堕民者，堕民应之。”元主见本，龙颜大怒，准贬堕民。张洪范又奏：可将宋臣散于八府为民，免其同心蓄谋，赐田千顷，自耕自种，永免皇粮，以安其心。元主依奏，将宋臣散于金、衢、严、处、宁、绍、温、台八府为民，派拨民田，自耕自食。众民曰：我等民田，今元主上赐于忠臣，量其子孙何以耕种？我等商酌诱转可也。元主虽贬为堕民，我等是庶人等，以念忠臣子孙，称为大民。宋臣不思，久后当受骗也。田归元主，分派供给养之。日久天长，他子孙厌其食之，民心齐变，供给不付，上门取止，贬为大贫。百人欺十，十人欺一，以致辱贱。[32]

朱元璋登基后，“只知一体良民，唯有江南宋室忠臣子孙，昔被元主贬为堕民，辱贱无地，今朕派他军民灶匠四籍当差，一体良民”[33]。朱元璋颁布的禁止再呼堕民铜牌，今已不见实物。堕民乃明初立为“丐户”，有的学者对该牌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赵宋皇室后裔说”也不予认可。[34]

第四种为“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说”。鲁迅对唐弢提出堕民乃“宋焦光赞部曲”之说持有异议，臆测为明初对抗朱元璋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遗部。《绍兴市志》载有：“明初，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后，因其部属甚众，诛不胜诛，遂下令贬为堕民。”[35]冯巽占的《畲民堕民九姓渔户考》，提到堕民起源有二说，其中一说为“明初，俘陈友谅之部曲，编之为丐户者也。”[36]陈友谅为元末沔阳人（今属湖北），出身渔家，曾仕元任县贴书。参加徐寿辉的红巾军，属丞相倪文俊部，初任簿掾，累迁至元帅。1357年，倪文俊欲杀徐寿辉自立，徐寿辉出逃。陈友谅袭杀倪文俊，率军攻克安庆、瑞州、抚州、赣州、汀州、信州、襄阳、衢州等地。1359年，陈友谅迎回徐寿辉迁都至江州，自称“汉王”，独揽军政大权。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年号“太义”，并领兵进攻朱元璋，大败而归，退守江州。朱元璋攻陷江州，陈友谅又退守武昌。徐旧部因其袭杀徐寿辉纷纷引兵而去，陈部士气低落，势穷力蹙。1363年，陈部60万，战舰数十艘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决一死战。尽管朱元璋仅有20万，且均系小船，但朱军以火攻大胜，陈友谅于九江口中流矢而死。

明叶权在《贤博篇》提出堕民来源，“又或吴王初，方国珍伪降，张士诚割据，法令不同，而沿袭因异也”[37]。《清稗类钞》记载，堕民“或谓为张士诚部落之后”[38]。《慈溪县志》也载有：“明初设置之说，其成员传系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39]张士诚，又名张九四，泰州人（今江苏），出身盐运工。1353年起兵反元，攻克泰州、兴化、高邮等江北重镇。1354年，在高邮建国，号“大周”，自称“诚王”，以“天佑”为年号。1357年，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张士诚乘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机，不断扩充实力，北至徐州，南至绍兴。1363年，张士诚自称“吴王”，不再归顺元朝。1364年，朱元璋部将徐达攻克泰州，张士诚部遭到重挫。1366年，朱元璋所部与张士诚军队在湖州决战，张士诚大败，元气大伤。1367年，朱元璋所部攻克苏州，张士诚被解送南京，自缢而死。

鄞县堕民从传说推断，“鄞县的堕民始于明代，多数为张（士诚）、方（国珍）部属和蒙古族后裔”[40]。上虞也有堕民为明初张士诚和方国珍部属之说。[41]方国珍，名珍，字国珍，台州黄岩人，元末武装割据势力首领，世以贩盐浮海为业。1348年，黄岩人“蔡乱头”起兵反元，方国珍被冤家告以“与蔡乱头勾结”，遭到官府追捕，被迫逃入海中，聚众数千人，劫夺海运粮食，骚扰浙东沿海。元廷命令江浙行省发兵征讨，方国珍俘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屡降屡叛，以求高官。1356年，元授予海道漕运万户。1357年，又升浙江省参政，并奉命出击张士诚，大败张军于昆山，张士诚降元。方国珍割据庆元（今宁波）、温州和台州等地，共三路六州十一县达十一年之久。元廷屡次加官，官至浙江行省左丞相，封为“衢国公”，成为雄踞东南一带的割据势力。1367年，方国珍被迫投降朱元璋。1369年，领广西行省左丞，留居京师（今南京）。1374年，方国珍在南京病逝。

第五种为“项羽余部说”。刘邦将打败的项羽余部贬为堕民。《绍兴概况调查》提到“绍兴的堕民，实为项羽的后裔，现今舟山项里，本是项羽的发迹地。项羽以八千子弟兵，渡江入关，及乌江战败，子弟之在项里者，抱田横五百义士之慨，誓不臣汉，及叔孙通定朝仪，抚之不降，杀之不忍，遂视为不臣之民，任其自存”[42]。《绍兴市志》载：“秦末，项羽于楚汉争霸中兵败身死，余部誓不臣汉，刘邦抚之不降，杀之不忍，将其贬为堕民。”[43]《夏履镇志》所记与《绍兴市志》如出一辙：“秦末，项羽于楚汉争霸中兵败身死，余部誓不臣汉，刘邦抚之不降，杀之不忍，遂将其贬为堕民。”[44]《钱清镇志》也载有堕民为西汉“不臣之民”说，“传说绍兴州山项里，是项羽发迹之地。项羽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入关，逐鹿中原。及乌江战败，子弟在项里者，抱田横五百义士之慨，誓不臣汉。叔孙通（先为项羽部属，后归刘邦，任博士，称稷嗣君）与儒生共立朝仪，抚之不降，杀之不忍，遂视为不臣之民，任其自存。”[45]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始皇东游会稽，项羽于路旁观看，慨言：“彼可取而代之”。公元前209年，项梁与项羽杀会稽郡守通，举兵反秦，势力扩张到六七万，成为反秦主力军。公元前208年，项羽率楚军主力与秦军决战于巨鹿，渡章水后破釜沉舟，摧毁秦军主力，迫降秦主将章邯，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楚军进军咸阳，自立“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屠焚咸阳，杀秦降王子婴。项羽与刘邦进行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5年，刘邦乘虚攻占彭城，项羽率三万精骑长途奔袭，大败刘邦56万诸侯联军。由于项羽只凭匹夫之勇，导致众叛亲离，由强变弱，陷于被动，被刘邦围于垓下，四面楚歌，溃围至乌江自刎。项羽余部被贬为堕民之说，不见于史料记载。自西汉到南宋一千年的时间，也无堕民的史料。

尽管某一时期某一支战俘是否沦为堕民，尚需史料证实。堕民起源于战俘说，应毋庸置疑。“堕民之由来实出于堕与惰两字之间。堕是堕落，惰是怠慢。”也就是人格堕落，“因为他们是倒戈投诚，所以结果被贬，与平民不相齐列而为堕民。怠惰便是他们不务正业不事生产，所以结果怠惰成性，流为惰贫之民”[46]。宋元明时期，战争频繁，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胜利者将俘获的战败者予以严惩，罚为堕民，乃司空见惯。其他区域性的贱民，如“九姓渔户”，据传也源于战俘，为陈友谅的部属。“他们的祖先是陈友谅的部属，明初抗师，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把他们贬为渔户贱民，不准上岸，不能与平民通婚，不准读书应试，上岸不准穿鞋，官家有事，还要应召服役。此说较为普遍，亦有文字记载可稽考。”[47]陈友谅所部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九姓子孙，被朱元璋贬为钱塘江打渔的水上贱民。

世界贱民史上，战俘沦为贱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日本贱民“秽多”，有的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是“大和民族征服扶桑三岛之前的黑种土番之后”，有的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第三世纪时朝鲜人的战俘”，被放逐到日本。[48]印度的贱民，据传也是源于“种族征服”。吠陀时代末期，“高鼻、白肤的征服者雅利安人，将阔鼻、黑肤的被征服者达罗毗荼人当作奴隶。并不与之通婚和交往”[49]。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来自中亚细亚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后来，征服者雅利安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被征服的土著人成为首陀罗，首陀罗为以上三个高贵的种姓服务。首陀罗专门从事屠宰、制革、清扫、搬运尸体等肮脏职业，亵渎神灵，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即“不可接触者”，被称为“贱民”。征服者将被征服者贬为贱民，受到征服者的奴役，世世代代当牛做马，成为“国际惯例”。堕民的最早记载始于南宋的《嘉泰会稽志》，明以后地方志书以及文人著述开始大量涌现堕民的史料。因此，堕民最早的一支，应是南宋时叛宋投金的一支将领部曲，后来，元明统治者又不断将被征服者贬为堕民，壮大了这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