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螭首的使用
螭首在古代社会被作为体现建筑等级的一种重要建筑构件，主要见于都城中宫殿或礼制建筑和大型佛寺塔基、主殿等高台基上。北朝时期能见到的螭首遗物较少，主要出现于由皇室敕建的大型佛寺塔基上。隋唐时期，螭首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并扩展到大型宫殿和皇家园囿中，并且在一些高僧墓塔或石灯等具有典型佛教特征的遗物上，也可以看到其在模仿建筑形象的同时雕塑出螭首形象，足见其在建筑等级上的重要表象意义。宋元时期，螭首不再为宫殿和皇室寺院所专属，转而流入民间，但仅见于一些大型地方佛寺。
明清时期建筑至今多有保存，螭首实物主要可见于明南京故宫奉天门、明孝陵宝城前殿，明清北京城正阳门城楼、紫禁城太和门、太和殿（图23）、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钦安殿等中轴线建筑，以及慈宁宫和礼制建筑天坛（图24）、太庙以及清崇陵、泰陵隆恩殿等大型建筑台基上。明清时期螭首形制基本承袭了元代特征，但是在兽首口中出现小圆孔，并与围栏内侧地面相连接，演变为具有排水功能的实用构件；在个别建筑上如天坛祈年殿，螭首形制也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出现凤首和云纹状的排水构件。但是需注意的是，具有排水功能的螭首仅见于阶沿螭首，不见于角螭首。伴随使用功能的增益，螭首在使用范围上也逐渐广泛化，在一些地方佛寺中也多有发现，但是在礼制上用质地来区分使用等级，如皇室建筑使用汉白玉材料，而民间则只能使用青石质地等。
图23
图24
从建筑结构角度而言，螭首并非围栏构件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纵观其发展演变史，可以发现螭首在注重美观的装饰作用同时也具有较严格的尺度规范，以保证达到力学的平衡，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螭首最大宽和最大高基本维持在1 ∶1左右，一般最大高略大于最大宽。②兽首和兽身的长宽比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阶沿螭首在北魏洛阳时期近似于2 ∶1，北朝晚期以后接近于1 ∶1，且呈现兽身长度略大于兽首长度的趋势；角螭首在北朝时期兽首略长于兽身，到宋元时期则兽首渐短于兽身。③兽首一般呈上扬态势，上扬角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阶沿螭兽首上扬角度保持在17°—18°之间，而角螭兽首上扬角度则保持在10°左右。对比北宋《营造法式》和清代《营造算例》记载，可以发现，目前所见实例虽然没有与之完全相符者，但大致比例关系是相当的。
附记：本文主要内容原刊于《考古、艺术与历史——杨泓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收入本文集时略作增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2]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4] 东京富士美术馆：《大三国志展》，凸版印刷株式会社2008年版，第43页。
[5]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宋）徐铉校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1页。
[6]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释鱼”，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五卷，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9页。
[7]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注二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51页。
[8]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81页。
[9]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8页。
[10]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49页。
[1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69页。
[12] （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三，黄永年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8—59页。
[13]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一，清雪津讨原本。
[14]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2页。
[15] （明）肖洵：《故宫遗录》，大明殿“绕置龙凤白石栏，栏下每楯压以鳌头”，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17]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23页。
[19]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
[20]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发掘简报中将该遗物称为螭首，但其在形态方面与同时期螭首差异较大，兽身上部设有斜坡形凹槽，与兽首嘴部相通，与明清以后流行的具有流水功能的螭首略有相似，但兽身部分没有榫卯结构，无法与围栏构件相连接，故应非螭首，而或为戏水兽一类。
[26] [日]驹井和爱：《世界考古学大系》第7卷“汉·南北朝·隋·唐时代”，平凡社昭和34年（1959年）版。《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2号殿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中曾误将陶质脊兽视为殿阶螭首，并附会法式记载，提出所谓建筑台基设施经历从木结构向石结构过渡的结论，该观点在正式报告中已予以纠正。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27]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28]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213页。
[2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9页。
[30] 东亚考古学会编：《上都——蒙古多伦诺尔元代都城址调查》图版五七—六〇，东亚考古学会1941年版；转引自魏坚《元上都》图版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31]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图5，《文物》1977年第5期。
[32] 魏坚：《元上都》彩版陆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3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01页。
[34] 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
[35] 杨烈：《山西平顺县古建筑勘察记——大云寺、明惠大师塔》，《文物》1962年第2期。
[36] 兽首和兽身的区别以与台基结合边缘为界限，即伸出台基露明部分为兽首、伸入台基不露明部分为兽身。
[37] 对于每座单体建筑螭首数量的多寡，是否与望柱数量一一对应，目前尚缺乏证据说明。据《营造法式》“螭子石”条记载：“造螭子石之制：施之余阶棱钩阑蜀柱卯之下，其长一尺、广四寸、厚七寸，上开方口，其广随钩阑卯。”可见，在围栏构件中还有一种与螭首功能相似但较为简单的石构件。
[38] 发表于《文物》2000年第11期的《渤海上京二号宫殿址发掘简报》中重点提到所谓新发现陶制殿阶螭首，并结合《营造法式》“石作”记载，提出建筑台基设施经历了从木结构向石结构过渡的观点，认为陶制殿阶螭首被安置于木望柱之下。不过在2009年发表的正式报告中，这一观点已被修正。
[39] 详见沈丽华《建筑基址出土螭首考古学初探》，《考古、艺术与历史——杨泓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