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思考者的郭沫若：人生与学术
激变的时代一定会孕育出非常人物，并为他们提供舞台，郭沫若就是这些非常人物中的一员。他于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家境殷实，因此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学。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学子一样，走上留日学习的道路，但在学医期间转变了人生的志趣。他以诗集《女神》在文坛崭露头角，其后与同道建立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站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头。回国后，郭沫若不甘自闭于书斋之中，他的精神世界已被当时最新的、最有吸引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征服，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他要到社会中去，到革命中去。1926年郭沫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3月他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族，背叛革命”的行径，因此受到国民党通缉。同年他参加南昌起义，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形势所迫，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回国投身抗战大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呼吁和平，为新中国之成立而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公务职责牵制了他的多数精力，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29年，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等职，于1978年因病去世。
郭沫若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物，一生著述极丰，目前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共38卷，分为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此外还有海量的译著、书信及散佚作品未入全集，今后也将集为“郭沫若全集续编”陆续出版。虽然“文学家、诗人”一向被认为是郭沫若的首要身份，他的人生也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他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吸收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理论，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去耕种学术园地。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金文，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此后的一生之中，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事务多么繁忙，郭沫若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其学术兴趣领域广泛，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完成了一批学术力著。
郭沫若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第一，中国古代思想研究。
留学日本的后期，郭沫若首先在文学上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其后表现在学术上，1921年他撰写了第一篇思想史研究论文《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对“被秦火灭绝”的中国古代思想做了详细梳理。1923年，他以日文发表《芽生の嫩叶》，该文由成仿吾译为中文，题为《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继续对三代之前至老子、孔子的思想进行研究。同一时间，他在致宗白华的信中，对比研究了歌德与孔子。同年，又完成专题论文《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1924年，针对国内兴起的“整理国故”热潮，郭沫若撰写了《整理国故的评价》，并为曾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导师”撰文《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
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对上古社会的研究作品，在对经济和社会等物质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郭沫若也对传世文献与实物史料所反映的社会思想进行了研究。1932年，他写作《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文章收入《金文丛考》。
之后几年，关于先秦思想郭沫若又有《老聃·关尹·环渊》（1934）、《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的构成时代》（1935）、《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后改题为《驳说儒》，1937）、《庄子与鲁迅》（1940）、《论儒家的发生》（1942）等作品，不过此时他对于思想研究的兴趣并不集中。直到1943年8月进入思想研究的高产期，他接连作《墨子的思想》《关于吴起》《述吴起》《秦楚之际的儒者》《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韩非〈初见秦〉篇发微》《宋钘尹文遗著考》等论文，以上大多收入《青铜时代》。
1943—1945年，郭沫若就先秦诸子先后作了10篇批判性论文，即《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集成《十批判书》，这些文章偏于批评，与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其诸子思想研究的代表作。
第二，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于1930年2月出版。在这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中，郭沫若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及其衍生出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1929年5月，他就陶希圣的专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作学术书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1942年发表《殷周是奴隶社会考》（后改题为《论古代社会》），1944年2月作《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1945年2月作《青铜器时代》，这几篇均收入《青铜时代》。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性质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认为商代之前与商代是原始氏族社会，西周为奴隶社会，东周至秦开始转向封建社会。其后他的观点有所变易，认为商代也是奴隶社会，但关于奴隶制社会的时代下限一直未有定论。在1952年的《奴隶制时代》中，他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确定于春秋、战国之交。后来郭沫若又撰写了《〈侈靡篇〉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1972年完成了总结性论文《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它们都收入了不断再版的《奴隶制时代》。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要问题之一，各派观点纷纭甚至迥异，郭沫若作为唯物史观的领军人物和新中国学术界的领导者之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争鸣起到了激发和促进的作用。
第三，古文字研究。
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与其古代社会研究是并行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材料基础。1931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出版，1952年修订时删去了其中的9篇。他搜集与整理甲骨文，编成《卜辞通纂》（1933）和《殷契粹编》（1937）。1933年出版的《古代铭刻汇考》中包含四种作品，其中甲骨文研究有《殷契余论》，这部作品与之后出版的《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的甲骨文研究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郭沫若本人修订编成新的《殷契余论》。1972年，郭沫若又作《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此外，他作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领导人，指导主编了《甲骨文合集》。
1930年郭沫若开始对殷周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所作论文分别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金文丛考》（1932）、《金文余释之余》（1932），他收集青铜器铭文编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后对其进行补充，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修订金文研究作品时，将《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和原《古代铭刻汇考》及其《续编》中的金文研究内容并为《金文丛考》，增订“大系”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除甲骨文与金文之外，郭沫若还作有《石鼓文研究》（1939）和《诅楚文考释》（1947），对东周时期秦刻石文字进行了研究。1944年，郭沫若编纂了一部古文字工具书《商周古文字类纂》，但一直未得出版，至1991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第四，历史人物研究。
对于他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郭沫若一向不吝精力与笔墨。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郭沫若的《屈原》，这是其第一部人物研究专著，后改题为《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收入1943年出版的专著《屈原研究》，书中增补了十几年中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成果。1947年，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历史人物》，收录郭沫若多年间撰写的《论曹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王安石》《王阳明》《甲申三百年祭》《夏完淳》《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除了后三篇是议论时人之外，其他历史人物由汉代至明末，纵贯中国历史。《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的编者编辑了“史学论集”，收录散于集外的各类历史论文44篇，其中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有16篇，如《替曹操翻案》《关于司马迁之死》等。郭沫若的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也以人物为研究对象，此书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其扬李抑杜的倾向被一些学者质疑。
此外，郭沫若曾自述，自己“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4]。郭沫若极好凭史作文，以文入史，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便是联结其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纽带。他一生创作历史剧10余部：《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高渐离》《虎符》《屈原》《南冠草》《孔雀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全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为创作这些文学作品，他也曾撰写多篇人物考证、历史研究的文章。此外还有若干历史小说，如《贾长沙痛哭》《楚霸王自杀》《秦始皇将死》《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等，用现代手法重写历史人物故事，用以对现实进行讽刺。
第五，古籍译释与整理。
郭沫若针对历史文献而开展的工作可分为两种，一为译释，二为整理。早在1923年，郭沫若从《诗经·国风》中选取了40首译为白话诗，译法自由，其主要原则是：“诗的翻译应得是译者在原诗中所感得的情绪的复现。”[5]1952年，他选译25首屈原和楚人作品而成《〈屈原赋〉今译》。1961年，郭沫若采用新形式，对袁枚的《随园诗话》边读边释，随意挥洒评述，完成《读〈随园诗话〉札记》77则。
1953年至1955年，在公务繁忙之余，郭沫若耗费两年完成《管子集校》，凡130万字，是最为完善的《管子》汇校本。这项工作以许维遹、闻一多《管子校释》为基础，参考了所有可及的《管子》版本，经过校订原文、标点、誊录，在冯友兰、余冠英等人分别帮助校阅后，由郭沫若再作总校，“虽有种种疵病，然于历来《管子》校勘工作，已为之作一初步总结”[6]。1957年，郭沫若将《盐铁论》标点并作简注，成《〈盐铁论〉读本》。1961年，他校订陈端生的《再生缘》，但该书在其生前未能出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1962年，他又受海南崖县县委所托点校了《崖州志》。
郭沫若认为自己并非天才，而是既不聪明也不愚蠢的中等资质之人，“只是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象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7]。在激变的时代、“天才的时代”中，郭沫若无法跳出历史的主流之外，不过他从未间断成为一个“思考者”的努力，用文学去形容时代，用学术来剖析历史，他的个人思想史也成为社会思想史的一股分流，在历史的河床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郭沫若显然属于变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激进的对传统全盘否定的人，而是对传统始终抱有一定的温情，这与其人生基调的形成和客居日本的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在要求变革的基本态度下，郭沫若主张以科学文明来发展生产力，同时唤醒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因此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先秦诸子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学术兴趣。
本书便试图从考察郭沫若人生基调形成的过程开始，研究其学术选题与学术方法的转换，总论其诸子研究的背景与过程，再分别对郭沫若的诸子观进行全面梳理，以期探求他在“诸子研究”这个传统主义与变革主义的交汇领域的个人思考。为符合中国近现代史这个“激变时代”的范围，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郭沫若的相关学术研究与思想，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观点暂不涉及。此外，本书不仅考察郭沫若专论诸子之学术作品，亦尽可能将散见于其文学作品、回忆录等文字中的诸子观点纳入，因此标题中作“诸子观”而非“诸子研究”。
正如郭沫若所言，通过他自己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研究郭沫若的诸子观不但能够呈现出激变时代中思想的一个侧面—郭沫若本人所思所写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也能够反映出郭沫若是如何被激变时代所塑造的，他的观点和取向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1]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2]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28页。
[3]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页。
[4] 郭沫若：《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5]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6] 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7] 郭沫若：《少年时代·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