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传统主义的态度
1905年邓实、刘师培等建立“国学保存会”，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并创办了《国粹学报》。其《发刊辞》中称“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针对这种现状，他们特编辑《国粹学报》用以保存国学，“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1]。国粹学派的宗旨是“学术会通”，换言之，即沟通东西方学术，而不是如“陋儒”一样将传统典籍视为草芥。
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二，其一，是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传统，认为中国文化不弱于西方。如邓实认为：“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诸子之书中所含的义理，与西方的心理、伦理、社会、历史、政法，甚至“声光化电”的学问都有符合的地方。邓实声称欧洲学者近来都承认要研究中国古学，认为中国古学将会影响全球，因此号召中国学人要“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去发现其中的“新事理”，提高中国古学的“声价”。[2]
其二，提高汉族和汉文化的整体地位，为反对满清政府建立思想基础，为革命做准备。例如，黄节在《黄史·种族书》中将中国史统归于黄帝，将清廷满人称为“塞外杂种”，斥责其“盗窃神器，临制中夏，变乱道德而畛绝吾族。虽有尧舜之圣不与其字，仇之、敌之、诛逐之可也”[3]。刘师培直言其《攘书》取名于“攘夷”之义，其《华夏篇》说，“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4]。
郭沫若从中学起就开始阅读《国粹学报》，多年之后的1939年，他回故乡奔父丧时，因为回忆起《阿盖妃》的诗，于是“在我年青时所读过的书籍中，（那些多被蠹蛀焚毁，仅留极小一部分），找到那册有第六十四期的《国粹学报》的合订本，这在目前应该算得珍本了。《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5]。可见该刊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郭沫若早期的学术观点也可证明国粹学派的影响。例如他在《同文同种辨》中接受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之“Bak族”，与刘师培所谓“巴科族”显然一致，出于拉克伯里之说。又例如他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希腊相比，并将西方观念直接套用于中国史和古代思想上，也是国粹学派的一贯做法。此外，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有强烈排满情绪，以及认为中国革命后能将列强全部打倒的自信，与国粹学派的鼓吹不无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了创伤，也波及了遥远的东方，欧洲列强不仅自己互相伤害，而且并不放松对中国的侵轧，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传统主义者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价值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其代表者有梁启超和梁漱溟。
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在欧洲游历考察，并在报纸上连载了《欧游心影录》。梁启超看到了欧洲战后创巨痛深的惨状，各国财政倾家荡产，社会革命暗潮涌动，贫富差距拉大，这其中受到进化论和个人主义的影响，欧洲人还相信科学万能，否定自由意志，因此道德上显露出很大的问题，梁启超认为这是当时思想界最大的危机。[6]他呼吁中国青年要爱护本国的文化，要用西方人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并综合形成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新文化系统，最后要将之扩充到全世界，“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7]。
1921年8月梁漱溟在济南演讲，讲稿后来集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认为，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社会和物质方面都被西方化了，尤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要在根本上进行西方化。他不但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将东西文化“调和”的做法，认为调和“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8]。梁漱溟为“西方化”所做的定义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9]，这样的精神发展出“科学”和“民主”，科学要求征服自然，将一切都科学化，其结果是排斥“玄学”；“民主”要求“人的个性伸展”和“人的社会性发达”。近世以来，西方人“日新又日新”地改造自然和社会，但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他最后预言，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0]
郭沫若反对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观点，他写下这样的论断：“欧战之勃发乃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当然的结果。远见的思想家在欧战未发以前已断言资本主义之必流祸于人类，伟大的实行家于欧战既发以后更急起直追而推翻其祸本。马克司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欧洲不乏近视眼的批评家，见欧战之惨毒而遽行宣告科学文明之破产。我国自印度思想输入以后，几千年来溺佛者遁世无营，避佛者亦故步自画，平素毫不知科学精神之为何物，每举与我利的资本主义混而为一如，一闻欧人因噎废食的肤言，则不禁欣然而色喜，我辈对此似宜有所深戒而详加考察。”[11]郭沫若认为梁启超将科学精神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将资本主义走向极端而导致的世界大战，误认为是科学精神的作用，他抨击梁启超是在鼓吹科学文明破产。本段引文出自1923年5月20日他与宗白华的通信，后来以《论中德文化书》为题目发表，在这封信中他详细阐述了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可视为他对传统主义的一种态度。
宗白华认为东方精神可以用“静观”代表，西方精神可以用“进取”代表。郭沫若对此表示怀疑，他主张动与静本就是相对的，即使假定文化可以用动和静来划分，西方为动、东方为静的说法也是不妥的。郭沫若认为中国“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一样都是“入世”的，是动态的。中国最纯粹的固有精神是周秦之际的思想，他以孔子和老子为例，说明他们的精神是动的或“活静”[12]的，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源头与希腊文明源头也是“两相契合”的。
然而希腊文明是西方科学的来源，中国为何没能诞生科学？郭沫若对此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最早发达，与观察自然相关的星相学在周代之前就成系统了。周秦的学者对于“实践理性”也有讨论，如道家是“合理的形而上学”，儒家有“博大的人生哲学”。墨子有物理学、邹衍有归纳法、惠施“偏为万物说”，他们都“有几分纯粹科学的面目”，结果都被秦火一炬而失传。佛教这种“静观的印度文化”贻误了中国固有精神的发展，于是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最后郭沫若说：
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我们生在这再生时代的青年，责任是多么沉重呀！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里制造一个普遍的明瞭的意识：我们要乘着个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13]
从该文可见，郭沫若极度反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对西方科学进行攻击的那种传统主义，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唤醒、继承，对西方科学更要汲取。总体而言，这代表了他对传统与变革的全部态度，既不像新文化运动者们一样激烈地反对传统，也不如传统主义者们一样否定西方。
1924年，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文中，他反思了“一战”之后社会上泛滥的某种声音，即：“西方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他提出，这种声音是很盲目的，需要辨析其中何谓“西方的物质文明”，何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或许要破产，但“科学文明”不会。需要依靠科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智能之途，需要科学来“救济东方”。东方的印度思想是不能救济精神世界的，必须指望中国古代思想，即儒家思想。郭沫若主张“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精神的教养在富庶之后”，在物质生产力尚未丰富的时代，必须依靠科学文明来发展。[14]他的最终态度是，开辟东西方文化的一条新路，以解决思想界“新旧”的纷争，即：“在个人的修养上当体验儒家的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向完成的圣域，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各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的发展。”[15]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曾深受国粹学派的传统主义影响，这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然而这种激情民族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由理性主导的，在郭沫若知识和阅历都愈加丰富之后，他逐渐从盲目的激情中清醒过来，成长为一个理性变革者，开始反对当下的传统主义，但并未走到抛弃一切传统的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