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柏林，更像波士顿：都柏林

玛丽·哈尼曾担任爱尔兰共和国的企业部长，她一度带着明显胜利的语气声称，爱尔兰的首都“离波士顿比柏林还近”。如果不从地理而是从文化上讲，这的确颇有道理，但这仍免不了成为一种故作姿态的政治宣示。比起爱尔兰海对岸那个曾经的帝国主义统治者来说，爱尔兰的暴力程度要低很多，但在最近几十年里，爱尔兰都是一个高度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而且更应该被视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体，而非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体。爱尔兰曾是金融危机前期的一个中心，就其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而言，爱尔兰的政治分裂更接近南欧，民众投票强烈反对紧缩政策，共和党与爱尔兰统一党等传统执政党，以及作为他们传统盟友的小党工党都近乎崩溃，大量选票流向了新芬党和其他几个极左翼政党，他们还组成了一个类似激进左派联盟（Syriza）的同盟。2010年，我第一次造访都柏林，那时危机刚刚爆发，还未深入，街上满是示威的讽刺性贴纸和横幅。与其他深受危机打击的地方，尤其是与波罗的海地区不同，爱尔兰并没有安安静静地采取紧缩措施。

对于一个英国游客来说，都柏林像一个熟悉的密友，远比勒阿弗尔来得亲近。从机场到车站，到处都能看见20世纪30年代以来向郊区蔓延的半独立住宅与小屋，对于任何一个熟悉西米德兰或者南汉普郡的人来说，这些景象会引发一种带有忧郁但温暖的喜悦感。但再多走会儿，一切又都僵硬了起来，变成长而低矮的维多利亚式街道。这倒没什么特别的希望，但当你随后下车时，你会置身于一座乔治式城市，其秩序与优雅令人印象深刻。一条街接一条街都是方砖的景象，特别像玛丽勒本那些冷漠而富裕的上流区域。在爱丁堡，当地偶然拥有的石料与地质，造就了古典样品簿上一个明显的“地方”诠释（毫无疑问，这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苏格兰不像爱尔兰那样曾是殖民地），都柏林与爱丁堡不同，这里的建筑可以是英式的。其理性与严格的程度，都与布卢姆斯伯里和托斯特斯有着紧密联系；给一个人这几个地方的照片各一张，蒙上街名让他辨认，结果可能会很有趣。帕内尔广场、蒙乔伊广场和菲茨威廉广场都显得是上流阶层出没之地，以至于当你在帕内尔广场的一角发现一家新芬党的书店，大概都会略感惊讶。与它们所效法的伦敦的广场不同，现在这些广场中央的绿地几乎都是面向公众的。

这种建筑非常可爱，现在已经成了城市名片的一部分，以至于很难想象有人会对它们怀有敌意；但晚至20世纪60年代，一些著名的政客还在欢庆为了抚平历史的创伤而拆除乔治式排屋。毕竟这些房子是作为少数群体的盎格鲁-爱尔兰清教徒的房子，他们统治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极端无情，尤其是北侧，许多房子被进一步分割成了小公寓，到20世纪早期，它们沦为了骇人的房子。还有一些修辞性的纠正，是后殖民时期的更名：拉特兰广场改名帕内尔广场，女王广场改名皮尔斯广场。尽管乔治时代的遗产，一部分没法在帝国的中心复制——都柏林以有几条这样的街而自豪，那里有奇怪的东西，比如乔治时期的单层排屋和传统小屋。一些更好的新建筑被安排在了乔治式的网格中，比如苏格兰建筑师班森和福赛斯的国家画廊，突出的花岗岩网格致密的网眼，严格遵守18世纪所确定的秩序与屋顶轮廓。

帕内尔广场上可怕的美

就像英国本身一样，在21世纪早期，爱尔兰也转向了内城的迅速重新开发。爱尔兰评论家们有时认为，都柏林这座城市没什么有关内城高密度住宅的经验，对此也不喜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令人困惑，因为无论其他地方怎么样，就规划内城的住房而言，乔治式的都柏林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但在后乔治时期，除了一些分散的工业建筑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体的市政住宅，就没什么能证明严格的连续性。这些街区有长长的露天平台与砖质立面，它们是共和党那帮完美的民粹主义者们当中“左”翼的产物，也与红色维也纳以及伦敦郡议会等一些当代工程极为相似。在被称为“凯尔特之虎”的发展时期，在人类发展与生活质量指数上，爱尔兰有好几个指标都超过了英国，这一阶段，一座线型城市沿着利菲河逐步形成。（被公认有些贵族色彩的）乔治式街景非常鲜明，但在其之后，最清晰的对比之一就是相对的凄凉。这种街景里穿插着一些空间，它们名义上是面向大众的，实际上却相当冷淡、相当不友善。这些街区似乎什么都没占据，而且绝大多数似乎没建完，是介于废地和广场之间的某种空间。从任何一种理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空间可能都是失败的，但当我2010年和2012年到访这些地方时，却觉得这些地方既安静又阴森，就像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填充的空白。无处不在的政治性宣传语在这种寂静中制造出了一点噪声。有些是反对里斯本条约的，认为该条约旨在剥夺民主权利，并把组织权利写入法律；有的反对非农产品市场准入（NAMA），这是爱尔兰那些欠债的金融机构想不断涌入的“坏银行”；还有一些是在反对共和党与工党的政客，那些标语将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指向他们。

我第一次去都柏林时，参加了一个徒步旅行团，其广告上写的是“繁荣还是破产，一次另类的自助之旅”，组织者是艺术家爱丝琳·奥伯恩，旅途会穿过一些银行空间和河畔升级空间。其中一些空间是成立很早且已经开始衰败的机构，它们是因廉洁与自我规管而积累起声望的，现在却没法提供这些东西了。就建筑而言，这包括爱尔兰银行原址的18世纪早期古典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由山姆·斯蒂芬森设计的爱尔兰中央银行，这是近乎野兽主义的建筑，甚至带了点俄罗斯的构成主义风格，上层悬在顶上，下面则留出了一个宽大、敞亮并且通常设有门禁的空间。沿河徒步向上游走很远，终点是爱尔兰银行的新总部，看起来就是一个被沉睡的起重机群包围的空荡荡的钢铁框架。

集团住宅

沿着利菲河看过去，目光难免会被集装箱码头所吸引，而前景则是大片的住宅与办公楼（多少是一种日耳曼式、冷淡的仿现代风格），就建在码头旁边，好像提醒大家这座机械奇观值得一看，而不该藏得远远的，或者无视它。这离码头实在近得惊人，但我怀疑，这是危机之前疯狂的土地投机，而非出于对海运美学有某种特别的兴趣，才造成了这种近距离。都柏林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工建楼，在所有地方建楼：一座规模接近柏林的城市，人口仅是其三分之一。因为利菲河河道僵直，近乎运河，就像一条人造水道而非自然形成，狭长且笔直，所以几乎总能看见码头。即便是在受保护的乔治式市中心，你还是能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见发电站与集装箱起重机；在利物浦与伦敦，外港则为默西河与泰晤士河的曲线所遮避（在伦敦，还因为距离很远所以看不见外港）。

就建筑而言，都柏林的码头区堪称典型，它代表了一种国际性现象，当时曾被描述成“更新”（regeneration），其实更应该被界定成在后工业城市重建原来工人阶级的空间，通常都会佐以“世界级”建筑、“标志性”建筑、“地标性”建筑的称号，它们就是为了吸引游客而设计的。与其他大型建筑相比，这些建筑显得更有品位，没有流行的先锋派塑形与时尚碎片化的证据，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使用了粗鲁的再造石料和大量绿色玻璃，令人完全不知所措，赫然耸立在河边的那一组被称为“金丝雀侏儒”（Canary Dwarf）的金字塔状建筑也是如此。金融资本要在都柏林展现其存在与支配地位并没有什么更微妙的手段，但即便是在繁荣时期，这里也没建起摩天大楼。“侏儒”这一组挤在一起的小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是“摩地大楼”（groundscraper）。都柏林仍然是一座低矮的城市，最主要的高层地标包括自由大厅，以及爱尔兰T&G公司总部使用的有条状窗户的办公楼群。奥康奈尔街摆了一座高大的钉形雕塑，似乎是要为一座从未建成的高楼占一个位置。

金丝雀侏儒

海关大楼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在河边有两座建筑，是从乔治时代的殖民地首府到凯尔特虎这一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自由大厅就是其中之一。两座建筑都设计成具有原创性的现代主义风格，没有复古姿态，也没有表现主义的自我。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炸弹袭击，两座建筑都把原先透明的薄玻璃，换成了厚厚的镜面玻璃。另一座建筑是中央汽车站，据称是20世纪都柏林最好的建筑，唯一可能的竞争对手是阿伦茨·伯顿和克拉勒克为三一学院设计的伯克利图书馆。中央汽车站建于1945—1953年，名义上的建筑师是迈克尔·斯科特，他是现代运动在爱尔兰的传教士，但人们普遍认为其真正的操刀手是威尔弗里德·坎特维尔和凯文·洛奇，后者随后渡过大西洋，与埃罗·沙里宁一起工作，并继承了他的实践。现在我们还能遇见他。

中央汽车站

坎特维尔在都柏林的作品，类似贝特洛·莱伯金在伦敦设计的皇家节日大厅——一座带有喜庆气氛的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满是马赛克图案、豪华的材料，还有任性及喜庆，与严格和直线的互动。这是一座精妙的建筑，展示出了现代建筑可以成为的样子，但在都柏林，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不过伯克利图书馆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野兽风格——兼有野兽主义与古典主义，在混凝土框架里砌入了沉重的花岗岩石块，还有像气泡一样的玻璃窗。尽管一座建筑是色彩与奇思妙想的爆发，而另一座建筑则是各种喜怒无常单色结构，紧实且咄咄逼人，但两座建筑就其细节处理的质量与智慧而言，都值得赞赏。

五年前，爱尔兰银行大楼搭起了光秃秃的框架（有海量的公共资金注入这个出现债务拖欠情况的银行，这座建筑终将完成），也就划下了“都柏林码头区”的边界。这些供公司使用的空间，现在还残留着斑驳的工业痕迹，就像一大片散乱的装饰，却意外造就了一种景观，你越是走近其中心，就越会觉得它奇怪，将这些斑点逐渐擦除掉，造成了一种更彻底的怪异景象，类似伦敦皇家码头含糊而又分散的扩展。皇家码头不同于金丝雀码头，它从来就没有发展得很好，也从来不太坚持，这种失败之感同时造就了一种具有可能性的想象空间。当你稍稍接触都柏林码头区发展机构已经决定大力发展的（用冒犯的规划术语而言的）“公共领域”时，那种超现实主义还会强化——那是加迪夫巷上一个有趣的广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少是出于偶然。广场的边界是一组矮矮的蛇形木栅栏，上面刻着一首叙事诗，照明系统还有几处裂开，这就意味着诗中所谓“你肚子里的蝴蝶”，可能不过就是你神经系统里的几伏特。它们围绕着一片沙坑、攀爬架、几棵棕榈树，以及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烟囱。周围所有的办公楼群看起来要么是闲置的，要么就是半成品，要么没建完就闲置了。

在没人能看见的地方，古怪就藏起来了。闪亮的展品还在继续：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玛莎·施瓦兹和丹尼尔·李博斯金的更新项目圣三一，创造出的东西与他们在其他地方创造的并无二致。玛莎·施瓦兹的广场带有高高的光柱，已是最具原创性。李博斯金继续滑向自我模仿。这里，他设计了一座剧院两翼的办公楼。办公楼的墙面就是基本的帘状，切片非常任意，不为别的，只是要提醒你“这是丹尼”，剧院居于正中，那压碎的多边形和中庭一样深。这可能是关于战争和独立一类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埃蒙·德·瓦莱拉曾在河畔筒仓里躲避过，或者之类的原因。然后就是曼纽尔·埃利斯·马特乌斯设计的酒店，朝向一个种满棕榈树的广场，大概是要营造出建筑师的祖国葡萄牙的感觉。这种泛欧姿势不幸被一种拙劣的细节所破坏：就像在英国一样，当代爱尔兰建筑的特点也是建筑上惊人的节俭、廉价和漫不经心，鉴于它们要用作“奢华公寓”和“绝佳办公室”，这就令人格外疑惑。在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的办公室里，模型还展示着U2塔，这是诺曼·福斯特一个被搁置的计划，这个大魔头曾自己预演过，在室内戴墨镜，不为顶层纳税。都柏林码头区鲜明的国际主义的确值得赞赏，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这样建，就在这条路上，从圣殿酒吧区走出来的人们穿着矮妖的衣服——这是拒绝媚俗地迎合游客。他们就是为了那些大人物的名字，为什么不呢？毕竟这是一座首都。问题在于，那些大人物明显对都柏林没有特别兴趣，或什么依恋之情，这在卡拉特拉瓦和李博斯金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根本没费吹灰之力。但这可能意味着一些本地建筑师（或者以前是本地的建筑师），比如凯文·洛奇还可能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码头区的李博斯金和马特乌斯

在河的另一岸，靠近萨缪尔·贝克特桥（如果贝克特知道这座桥以他命名，他可能会在都柏林待更长时间？）的地方，被洛奇返乡建造的会议中心占据。搬去美国之后，洛奇与埃罗·沙里宁合作，后者独立完成了一些绝佳的巴洛克式现代主义建筑，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返乡之作只是一个巨大的斜桶，其他地方都避免造出如此庸俗的东西。就在旁边，由海关大楼码头大厦改造而成的一座购物中心已经失败了，它又是这一系列已经失败的空间里最安静、最空旷的一个地方。这些闲置空间曾经是或者曾经可能是零售“单位”，它们的广告都带有一种独特的绝望倾向。甚至连这里的监控都变成了“合乎环境的”，设计它们就是为了与这里曾经有过的工业保持一致。监控俯瞰着绝对空无一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