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讲述程式及其功能
民间故事的讲述程式渗透在故事的方方面面，铺垫语、人物命名、结尾、情节结构等都可能具有一定程式。尤其在民间故事的结构与叙事艺术中，复沓式、回环式、谚语式等结构十分常见。比如在徐治堂、吴怀仁的《庆阳民间故事研究》中对生活故事中所蕴含的谚语式结构就有较为到位的分析与结论：“民众生活经验最凝练最直接的表达是谚语，生活故事中也有谚语式的结构。”[9]而程式化在所有类型故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正是故事的程式化，使得讲述民间故事这种看上去可能极不稳定、可能被讲述者随心所欲讲述的民众口头叙事却在流传中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不同地域的民间故事在讲述中因历史地理等具体环境因素而各有差异，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在讲述方法上既具有民间故事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性。
一 故事的铺垫语
民间故事在结构、语言、形象等方面常常会形成一些传统的表现方式，比如一定的组织规律：善良的人得到福报，邪恶的人受到惩罚；比如具有相似功能的道具：神奇宝贝、有魔法的物件；比如情节结构上的阶段性：主角经历重重困难、实现愿望；等等。除此之外，民间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还会有习惯性的铺垫语。铺垫语在故事讲述活动中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的体现，而且是进入故事的仪式，不同的习惯性铺垫用语背后可能潜藏着不同的文化积淀。比如日本学者武田正在《讲述的类型与功能》一文中关于讲述的装置一节曾涉及讲述前的铺垫语问题。首先，是比较常见的“很久很久以前、在很久以前、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无论怎样都得听下去哦”等。武田正说：“对于这类铺垫用语，荒木博之认为可以将其大体划分成两大类：一是故事是虚构的；二是即使故事是虚构的，但还是要求听者能够抗拒其虚构性，把它当作真实的存在来理解。尽管如此，如果发现听者已经介意故事的虚构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再讲述异类婚姻、怪异出生等故事。”[10]其次，是再具体到某一季节某一时辰的铺垫语，例如“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这类铺垫语除了标识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外，蕴含着人类作息上的某种节点，例如开始耕耘或者收获等等。尽管这类故事讲述装置分析富于启发性，但稍显不够深入。
在对中国民间故事起到十分重大影响的佛经中，常常这样开头：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为哪些人说法（当然，佛经故事向上追溯，依旧来源于民间故事的讲述）。这类铺垫语对后世民间故事的讲述具有“模式”化的影响。但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故事铺垫语的使用会因地域、民族的差异而千差万别。现代以来，由于文人写定与翻译传播，在国内写定的书面民间故事中，铺垫语几乎都是“从前”“很久以前”或者“很久很久以前”，这类铺垫语固然具有它的经典性，“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民间故事时间表达的永恒性”[11]，但这类相对固定、普遍的讲述方式也稍显单调。如果深入到田野中调查，情形就大不相同。讲述者甚至会根据与听众的对话语境等调整铺垫语。比如采访比较突然的话，通常讲述者会以设问的方式进入讲述中：“说个啥呢？就说个《马大、柳二、石三》。说是……”在笔者采访调查的过程中还遇到假借讲述者的铺垫方式：以“乜说……”这类方式开始。“乜”在六盘山地区方言中是对“别人”“人家”“他”“某人”的一种称谓方式。“乜说”，即“别人说”“人家说”“某人说”“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有具体指称某个人说的情况，但在故事讲述中往往是某人说过，是一种假托。虽然“乜说”是口头表达过程中十分细微的讲述单元，一般情况下会被写定者忽略，但这一细微的单元却传达出讲述者假借某人来讲述一个听来的故事，而这里假借的某人往往并不确指。这种虚拟的假借，实质上是一种讲述的技巧与策略，以“乜说”这个虚拟的假借者来开头，给实际的讲述者赢得了十分广阔的讲述空间。再如在讲述一些故事时，讲述者会以“人都晓得……”这一铺垫语进入故事，以将听众囊括进故事之中，为故事的顺利讲述铺平道路。
具体而言，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讲述过程中，铺垫语相对比较丰富：很多年以前、远古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在远古、自打盘古开天地、自打古时候、传说、从前、从古至今、相传、大家都知道、老早老早的时候、一天、有一天、一日、话说、那是、谁都知道、很早很早的时候、也不知多少年以前、原先、原来、先前、古时候、灾荒年、咱们这一带、年年到春天、据说、有一次、抵古的时候、从前有一家人、有老两口、有父子俩、在先辈的光阴里面、一个行恶的、一个行善的、人常说、过去、老早以前、人活在世上、晓不得啥时候、上往年、但凡世上富而不仁的家庭、听老年人说、在人间流传着……这些铺垫语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地域性。从内容上划分，这些丰富的铺垫语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表示年代久远的，例如：抵古；表示某个确定时间点的，例如：有一天；表示某个确定地点的，例如：在我们这儿；表示某个确定朝代的，例如：秦朝手上；表示年代状态的，例如：灾荒年上；表示主要人物的，例如：有老两口；表示某个道理的，例如：但凡世上为富不仁的；表示故事来源的，例如：听老年人说；等等。可见，在民间口头讲述过程中，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铺垫语十分丰富。这种丰富性在《固原民间故事》《西吉民间故事》《静宁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故事辑录中相对保留得比较完好。这种保留反映出编者及写定者的写定认识与态度，尽可能保留故事的原生状态。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中大量表示年代久远的铺垫语中含有表示故事虚构性的成分。表示故事发生年代久远的这类铺垫语最能体现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命名立意：讲古说今，说古道今，古今一理。除此之外，这类铺垫语在故事讲述上的功能是为故事的奇幻性铺垫前提，从而不至于听者因为故事的荒诞不经和不真实而打断讲述者。只要“从前”“很久很久以前”这类讲故事的前奏响起，讲述者和听众都自觉进入一个故事的时空，也进入一种艺术的氛围。因为民间故事大都是世代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其本身充满历史久远感，并且在故事内容上往往带有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类铺垫语在开拓一个异于现实时空的超世界之时很好地完成了它作为“铺垫”语的功能。这也是这类铺垫语在世界民间故事的讲述中使用最为普遍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六盘山地区方言中，讲述久远年代的神话故事时使用的铺垫语往往不同于“从前”这类惯用铺垫语。而是用“抵古”“抵古的时候”，这类铺垫语在年代的久远性上相对表示得更久远，含有确指到上古之时的意思。当讲述者这样讲述时，让听众在时空的隧道中一下子飞跃到世界初始时的神话时代，从而更好地融入神话思维之中去领受神话故事带来的独特魅力。还有一种情形是讲述者用“从古至今”“自打盘古开天地”“自打”这类铺垫语十分清晰地强调出说古道今、古今一理这类故事讲述的主旨，也凸显出更高的历史俯瞰的位置，从而将民间故事大开大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对宇宙时空的统摄性等表露出来。此外，表示年代久远的这类故事铺垫语在六盘山地区方言中更具地域特征的是“上往年”“漫长价”等地方习惯性表达。
表示某个确定时间点、表示某个确定地点的这类故事铺垫语往往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让听众在进入故事前有种心理准备，就是这类故事的确在某时某地发生过，从而引起听众警觉，增强故事的传奇性，也是一种叙事策略。一是使故事具有真实性、可信性。二是看起来相对矛盾却同时并存其中的一份用意，强调将要讲述的故事内容虽然怪诞、耸人听闻，但确实是在某时某地发生过，从而让听众在感叹故事本身的怪诞、奇异之时也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带有一种开阔眼界的意味。在表示某个确定地点的这类铺垫语中，还强调故事发生地的特殊性，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可能发生，才发生了这类故事。
表示某个确定朝代的铺垫语往往用于广义民间故事概念中的传说，但有时“相传”“据说”这类原本适用于传说的铺垫语也会用在故事的讲述上。这也是民间传说往往会流变为民间故事的缘故。还有一些铺垫语在追述时间时会强调时间、年代的具体状态、特征等。比如，灾荒年上。这类铺垫语之后的故事会具有限定性，是灾荒年上才发生的事情，脱离了这种时间语境，这类故事就可能不成立。表示某个道理的铺垫语在田野调查中并不多见，但也存在。这类故事铺垫语先给出结论，然后用故事来印证这个道理。凸显了民间故事的教育功能和讲述意义。以故事中人物的出场作为铺垫语的故事讲述也比较常见。这类铺垫语往往将故事听众带入日常生活情境中，比如：“有老两口”“有父子俩”。这类铺垫语在交代人物后，往往会让听众从故事中自觉做出身份归位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意义。比如讲到老两口有很多儿女，晚年生活却孤苦无依，十分凄凉。这类铺垫语和故事讲述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告诉听众“你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一个他者的遭遇感化听众，让听众自己感悟。这种教育效果是内化式的，而非强加的，因此封建社会中的价值伦理在向民众中渗透时，民间故事起到了十分有效的功效。
表示故事来源的铺垫语往往是一种假托，是另一种讲述策略。例如：“老年人说”“人说”“乜说”“谁说”。一方面，表达了将要讲述的故事有着相对久长的流传时间。另一方面，以退让的姿态为自己的讲述赢得了十分广阔的讲述空间。而这类铺垫语也具体反映出民间故事口口相传的传播、承续特点。在农耕文化时代，“老年人说”还往往表明所讲故事要表达的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至理。“老年人”就是生活的经验，而在经验型的农耕文化时代、前现代社会，老年人说的话就是需要后辈遵循的道理。
在书面文学、历史著作中，往往有题记，或箴言或诗语，成为一篇文章、一本书籍的意义缩影或者故事的引子。在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讲述过程中，也有一类铺垫语会以儿歌或者“韵文”式的句式开头。例如：“东古今，西古今，讲个……古今叫狗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以幽婉的语调给孩子们讲述故事。那种迷人优雅又谐趣纷呈的开头方式就像在打开一个通向神秘空间的洞口，引人入胜，也引发听者浓浓的兴趣，一个故事讲述活动的主观环境与情境在这个铺垫语中得到营造。
除以上故事惯用的铺垫语之外，在六盘山地区尤其在甘肃庄浪、静宁、庆阳以及宁夏隆德、西吉等地，故事讲述者常用的铺垫语还有：“谁家谁家有个……”“哪哒哪哒有个……”这类铺垫语在田野讲述中十分常见，但在文人写定后很少出现在民间故事文字文本中。但也有一些民间故事辑录保留了这些铺垫语。比如在王知三编集的《静宁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就保留了这种铺垫语：“谁家谁家有一个娃娃……”[12]这类铺垫语甚至在某些村落民间故事讲述中有十分普遍的应用，例如原宁夏隆德县观堡乡柴沟村，甘肃庄浪县卧龙乡的大部分村落。这类故事铺垫语的表达内容与年代十分久远的“从前”“很久很久以前”相比更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类铺垫语一是表达了故事并非此时此地发生，给了故事与讲述者和听众相对有限的距离感。二是表达了故事的真实性，它虽不在此时此地发生，却真实发生在某个地方某个家庭中。如前所述，这种故事在晓谕真实性的同时，也为故事出离日常经验的可能性在心理上给听众以铺垫，让听众能够接受故事的怪诞、奇幻、出离常规，在“惊听”之时也相信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三是这类铺垫语在田野讲述中具有语调上的“仪式”性。在口承民间故事被写定时，这类故事铺垫语仅仅保留了文字的部分“谁家谁家有个……”但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故事讲述者在说出这类铺垫语时，并非平淡地“说”出，而是带有一种地方性的音调“起势”：将“谁”字拖长，并在音调起伏上有一个抛物线的漫长过程，语调的抛物线跌落在“家”字上，以重而短促的弹跳继续在下一个“谁”字上漫过一个抛物线再落在“家”字上，然后以平缓的语调进入“有个娃娃”“有老两口”等具体的故事情境中，一个故事的曲折离奇在讲述语调的跌宕起伏中被外化。笔者认为这是最具六盘山地区地域特征的故事铺垫语，但因为写定的过程中脱落了它原有的音调只留下了文字而失去了讲述的原生光彩。在大人劳作了一天之后，当黑夜来接管白天之时，在老祖母沧桑且富有神秘感的音色与悠扬久远的音调中，一个或奇幻或悲怆的故事拉开一个异世界的帷幕，对于听者而言正是这句铺垫语将其从一个时空带进另一个时空。可以说，一个故事的成功与这个看似微小的讲述单元的功能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四是这类铺垫语对故事可能带来的教育意义产生一定作用。如前所述，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之所以更深入人心，与这种同内容相伴的讲述形式和润物无声的渗透方式有分不开的关系。因为“谁家谁家……”这样的故事是类比的，而不是直接地灌输与暴力的命令。在听故事的时候、类比的时候，听众会有一个由彼及此、由外到内的被启发而自我觉悟的过程，道理与方法在这种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内化。翻阅中国古代故事讲述的相关文本，也可发现这类铺垫语的传统。例如《搜神后记》中的《蛟子》开篇：“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边……”这类“忘其姓名”的讲述，在民间口语讲述中完全抛开这一假托，而成为某地有个某人这种直接的讲述。在脱去具体地名与人名后，故事却获得了讲述和意义上的普遍性。
与上述故事的铺垫语相比较，现代小说中几乎没有铺垫语，尤其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常常为出新意而给出一个类似“哐当”一声的意外事件的横截面。当然，当代小说的这种进入故事的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与当代人的生活语境相辅相成的。农耕文明时代遵循的是一种轮回的时间观念，具有永恒轮回的特性，而且那种车马邮件都慢的生活状态中容易附生具有漫长时间跨度和流向的故事。但当代的快节奏生活和现代线性向前指向的时间观更容易附生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悲叹与事件的横截面。由于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的审美情趣，使得“事故”性大于“故事”性，更外显了这个时代的浮躁气质。但民间故事的铺垫语本身指向了时间事件的永恒性与久远性而更具有“故事”性。
二 故事人物的命名
在人物形象的命名上，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也显示了相对丰富的艺术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具名姓的讲述；一类是赋予故事人物特定的名字。从数量上看，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中大量的故事人物是不具名姓的，往往是以别的方式指称。比如以一组人物的人伦关系来指称的：“有一家娘儿俩”“有一对勤劳善良的夫妻”等。这类指称方式在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中比较常见，也是不同地域民间故事的共同属性，“民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人物名字都是模糊的，这是民间故事区别于其他民间叙事体裁最为明显的外部特征”[13]。虽不具名姓，但收到的艺术效果和教育效果往往比较理想。因为具体听众总是处于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很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按照其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指称也是一种不具名姓的人物命名方式。比如“抵古，有老两口，养下七个女儿，日子过得难肠很”“在前辈的光阴里面，有一个君王，他有三个儿子”……之后便以大女儿、二女儿、大儿子、二儿子的排序方式展开故事的讲述。这类指称方式更多的是出于故事结构的需要，而并非人物形象的命名本身是那么简单的事。一般情况下，几个孩子中总有一个会与众不同，或者坏，或者善良懂事，或者孝顺，于是甚至构成故事的发展动因并决定故事的结局。这类指称和命名方式在“兄弟型”故事中尤其常见。在六盘山民间故事的讲述中也常用性别、社会身份、职业、人物特征等来指称和命名人物。比如《艺高人胆大》中的“张飞刀”和“李好剪”以人物的特异禀赋命名，强化了人物的特征。再如“有个女的”“一个秀才”“木匠”“白胡子老头儿”等。这类命名和指称方式十分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使得形象更加鲜明，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以上不具名姓的命名和指称方式也不仅是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独有的特征，而且是民间故事普遍具有的特性。在民间故事的讲述中，大多数时候并不像作家文学那样追求人物性格的立体性，为强调人物的独特性而具名。在民间故事中，人物形象往往更具符号学意义，比较脸谱化。但这一点并没有阻碍民间故事在民间讲述中完成它的教育意义与文学意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发挥了这些功能，尤其是民间故事的教育功能。由于人物并没有具体的名姓，往往是以其在人伦关系中的位置命名，很容易让听众形成代入感。而且这种代入感从接受者那里讲往往是不自主的，因而在吸取故事教育意义的时候很容易内化，而很少产生抵触感。因为讲述者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进行指教，而是在说别的人别的事，给听众一个“旁观”的位置，伴以故事的艺术性，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让故事在听众中自然而然地发酵。而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能够在社会教育并不发达的时代条件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与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在对人物赋予具体名姓的时候，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也具有多种形式技巧。
第一，人物有具体的名姓，这个具体的名姓只具有指称意义，不与故事的情节结构等发生直接关系，也不具有命运走向上的寓意。与不具名的民间故事相比，这类命名在六盘山民间故事中并不十分普遍。而且，从故事类型与同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看，这个具体的名姓在不同讲述者那里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在不同异文中要么具体要么特定。因为这个名字的有无和具体是什么并不影响故事的讲述。还有一种情况是，随着故事的纵向与横向传播，故事发生变化，其中形象的命名也发生变化。比如“蛇郎型”故事中，“蛇郎”这一名称原本指示出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但六盘山地区该类型故事在人物命名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发音上取谐音或相近的发音，但意义上已很少有对其“蛇郎”身份的指示。例如“杨石罐”“沙郎哥”“佘努观”“石亮光”“石郎哥”等不同命名。这类命名方式强调特定的“这一个”，以及故事的“虚构”特征等。
第二，人物的具体名姓与其命运走向相关联或者是故事的线索或者影响着故事的情节结构。比如《薛小儿成大事》中的薛小儿，名字中的小与其生命中的大事形成对比。再如《骑门生》中的“骑门生”，《北风雨》中的“北风雨”等，虽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命名方式，但在故事中却是情节走向的一种可能。并且，这些命名既与故事的结构相关联，也是故事发展的线索。
第三，从民俗、谚语、歇后语、人情道理等被人们熟知的语句中摘出人物的名称。比如《穷八辈讨妻》中的“说程”与“圆程”，本是六盘山民间生存中媒人在提亲的过程中肩负的重任——说程与圆程，但在这一故事中被用来给两个媒人命名。既具有艺术的新鲜感，又寄存了六盘山民间生存中的地方文化信息。再如《路遥知马壮》中的“路遥”与“马壮”，用民间故事重新诠释和传播路遥知马力的道理，在六盘山民间故事的讲述中，这一道理中的关键词汇被用来给人物命名，强调了这一普遍道理并加以艺术化的处理，避免了对听者直接宣教可能引起的抵抗与防备。比如《牛皮糊灯笼，里黑外不明》中分别用“牛皮”“灯笼”“里黑”“外不明”给人物命名，通过几个人物之间的故事来诠释这一谚语蕴藉的意义。既具故事性又蕴含一定道理，在艺术性与教育意义上都得到彰显。比如《人长和人短》这一兄弟型故事中兄弟二人的命名，分别蕴藉了二人的品质特点，又寄寓了做人的道理，暗蕴了人物的命运与结局。
第四，故事中人物给其他人物命名。比如“从前，有一个孤儿，没有名字，人们觉得他命苦，就叫他苦娃”，是故事中的“人们”赋予这一孤儿名字。再如《兔头山》中人物给孩子起名，一个叫“黄鹰”，一个叫“黑鹰”，两个名字影响了故事的进程与走向。
第五，具有讽喻意义的名字。例如《机灵与精明》中的“机灵”与“精明”，两个过于机灵和精明的人物在一起暴露出过度机灵与精明反而做出十分愚蠢的事情。命名的批判性寄寓使其与以人物特点指称人物的方式区别开来。
以上命名方式都是相对具体的，尽管更多的具名方式与现实生活明显不同，但恰好反映出民间故事的功能与特征。在六盘山地区，具名的方式还有假托传说讲故事，但从内容看，往往是不合事实的生造。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命名方式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体意义的命名，比如《张三与李四》中的“张三”与“李四”。张三和李四看上去是具体的名姓，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用这些指称任何人，因此，在艺术性上也兼具二者之优长。
总体上看，由于艺术追求、审美趣味、社会功能等的差异，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中对人物的命名方式与作家文学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也是民间文学世界丰富性的一种呈现。
三 故事的结尾方式
民间故事首要的诉求并不是艺术性而是精神慰藉与教育意义，这一点在故事结尾的处理上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同时，作为民众精神诉求与生存理想的寄寓，民间故事在结尾上也有相应的体现。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在结尾方式上也主要体现了民间故事的精神慰藉功能，其次是教育功能，最后才是艺术功能与娱乐功能。
第一，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在结尾上最普遍的方式是对美好理想的寄寓。比如在奇异姻缘类的故事中往往给出夫妇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结尾。比如《穷星》的结尾：“这穷星也有人顶替了，再也不到凡间来了，从此，两口子一搭在天堂里享清福。”再如《金凤凰》，虽不是奇异姻缘类的故事，但结尾依旧寄寓了民众对幸福安恬生活的美好理想和对苦难生存者的怜悯与抚慰：“金凤凰带着老婆婆飞到幸福安宁的地方去了。”这类结尾方式中，讲述人在故事中“现身”。
第二，给出真相与由来。比如《铁棒磨绣针 功到自然成》的结尾：“他这才知道姑娘是一位仙女，是来试探他修仙是实心的还是假心假意的。”道出由来的结尾类似于传说中某事某名的由来，比如《百忍心》的结尾：“从此，人们也开始把忍性太好的主人叫起了‘百忍心’。”
第三，以人们熟知的俗语结尾，点明题意。比如《牛皮糊灯笼，里黑外不明》：“这个故事就是俗话讲的‘牛皮糊灯笼，里黑外不明’。”再如《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结尾：“这就是‘做了国老想皇上，人心不足蛇吞相’的故事。”
第四，训诫式结尾。比如《雷殛头的故事》的结尾：“逢人就说，人不要做短事，做了短事，雷要殛头的。”再如《石榴的故事》的结尾：“从此之后，人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害人如害自己。”
第五，解释说明式结尾。比如《祁有梓李》：“从此以后，人们造房立木时，为了防止中梁塌架，就在梁上贴上红纸对子，并在红纸对子上写上：‘上梁正遇紫微星；立木喜逢黄道日’等表示吉庆大利的联语。”
第六，故事外的慨叹式结尾。比如《寻佛》的结尾先解释说明：“这就是：一胎双子，马下双驹，麦挑二旗。”解释说明后又有说书人故事外的慨叹式结尾：“马下双驹有人骑，麦挑二旗有人吃啊！”
第七，诗句、谣曲式结尾。比如《雪里送炭真君子 锦上添花小人多》的结尾：“把雪里请进来之后，吕蒙正口念诗一句：‘雪里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小人多。’”再如《丫丫和金雀》讲述丫丫姑娘在金雀的帮助下战胜妖精的百般阻挠，最终与心爱的人走到一起。故事的结尾以一首极具地方色彩与民族特色的“花儿”作结：“山涧间流水就知妹妹声，牡丹花再俊没有妹妹俊；红坎肩缝着妹妹的心，噬着舌头（者）数妹妹亲……”
第八，以给出人物命运结局的方式结尾，这类故事结尾也比较常见。比如《张三与李四》结尾：“县官这下明白了真相，把张三的全部家产划归李四家属，张三当场给李四抵了命。”
第九，典籍印证结尾。比如《伏羲降生》的结尾：“凡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这‘天镜’就是‘雷泽’。《山海经》里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太平御览》中曾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后来人们便说伏羲是雷神的儿子，还说他是‘蛇身人首’，有‘圣德’。”但这类结尾往往是写定者所附加。
第十，开放式结局。比如故事《蛤蟆娃》的结尾：“人说这是韩湘子渡灵隐，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上。”这类结尾方式相对较少。
除以上比较集中的结尾方式之外，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结尾还存在其他相对个别的方式。
以上结尾方式多种多样，但总体上都是奔向故事讲述的基本诉求。这不仅是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结尾方式，也是整体民间故事结尾的方式。与当下作家文学相比，作家文学往往追求一个开放式结局，追求启示而不是教育。王国维、胡适、鲁迅都曾批判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大团圆式结尾。大团圆式结尾在民间故事中是最普遍的存在，这也是民间故事在诉求与旨归上与后世作家文学作品的差异之一。
[1] 许奉恩：《兰苕馆外史·自序》，贺岚澹校点，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页。
[2] 刘锡诚：《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载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3] 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4] [日]荒木博之：《民间文艺的担当者》，载林继富《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5] 郑硕人：《民间故事的流传与变异》，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6]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8] 许钰：《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9] 徐治堂、吴怀仁：《庆阳民间故事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10] [日]武田正：《讲述的类型与功能》，林继富：《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11] 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12] 王知三：《静宁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13] 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