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马克思哲学”是法国左翼学术界基本理论研究领域之一。“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体现了人们重新考察马克思思想的热情，这在法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再反思，以及对马克思文本与理论问题的多角度探讨中充分体现出来。
第一，“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是近年来法国左翼学术界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这个口号是Y.吉尼乌在《回到马克思：为了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2013）[2]一书中，针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危机而提出的。据Y.吉尼乌解释，“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文本，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回到马克思思想，而是以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即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审视当代世界的根本出发点。Y.吉尼乌认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经验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但在当今仍然是与新自由主义争夺思想霸权最主要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力量在于，论证了共产主义只有基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具有现实可能性。但Y.吉尼乌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并非仅指物质生产方面的充分发展，更是指民主形式的充分发展。Y.吉尼乌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当代才能真正凸显出来，从这个概念在当代思想中重新引起关注（像巴迪欧和齐泽克等都曾就共产主义问题发表过富有影响力的见解）就能够看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具有本体论的必然性，毋宁说，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律令，它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敞开了可能性。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思想无法与马克思哲学割裂开来。在O.戴肯看来，马克思哲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贡献[3]。（1）马克思思考哲学概念的独特方式。马克思在使用自己的概念时，往往突破理论与实践、理智与感知、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诚然，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区别，但也没打算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更没想过要消除其中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概念中的（而不是概念使用中的）理论实践。像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若从科学意义上看不是一个理论性概念，而是一个作为理论—实践概念的现实之反思性表达；而哲学一般是对现实本身双重性的阐述，而非某种双重现实的理性表达。在O.戴肯看来，“人本身”这一体现着马克思思想之本体论深度的概念，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说它是抽象的，是由于这里没有个体性；说它是具体的，是由于这一概念与物质关系紧密相连；而现实正是以“人本身”概念为基础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人的关系。所以说，马克思所表述的这些概念的力量就在于，这些仿佛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概念其实是现实本身的表达形式。（2）通过《资本论》提出的全部概念，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不仅能够指明社会现实的异化形式，也能够理解异化的经济根源。在人类历史上，《资本论》第一次使这一切（即异化）大白于天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呈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缺陷。尽管这种呈现还不足以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但毫无疑问，对这个体系偶然性的意识本身是使该体系有可能被瓦解的第一步。（3）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模式。O.戴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之诗”，这就是指马克思从共产主义高度出发揭示当下生活的意义，而这就增加了人们内心的希望。如果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理解为共产主义而进行斗争，那么很显然，这一斗争就把关于人的理论、关于社会的思想、经济学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的诗联结在一起。因此，这一斗争所带来的革命就既是人的解放，也是社会性的显现，更是现实本身的现实化。
在戴肯所分析的马克思哲学的三个理论贡献中，第二点是当下人们关注较多也强调最多的方面。譬如，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与神秘化》[4]中，J.维乌拉克明确地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工作目标理解为从科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批判。他指出，马克思是在古典经济学领域进行这一工作的，因为他承认该领域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指个体服从普遍的、必然的规律。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将所有对立面都归于仅仅处于乌托邦的地位。马克思的全部批判奠基于一个基础本体论，这个基础本体论将生活着的个体行动者的主体性活动重新界定为现实的根源，因此将理论领域理解为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体现。马克思以这种方式强调了理论逻辑之特有的神秘化倾向，不过他同时也揭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平庸地发生的、真实而非想象的神秘化”，这种神秘化过程创造了价值变化多端的形式。这就解释了何以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实践视角看革命都可以被界定为去神秘化。
第二，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
“回到马克思”无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口号，但问题是“回到”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莱维（Constanzo Preve）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一书法文版的出版，为人们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提供了契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科兰（Denis Collin）和A.托塞尔[5]分别为之撰写了“序”和“跋”，围绕着今天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序”[6]中，D.科兰借助对该书的评论探讨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为“马克思哲学”进行辩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D.科兰强调，既然普莱维的该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那么首先要澄清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D.科兰赞成普莱维的观点，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并说这也是法国思想家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昂利（Michel Henry）、樊尚（Jean-Marie Vincent）等人共有的观点。D.科兰指出，对马克思，我们不应将他视为一个先知或知晓一切的思想家，而应在哲学传统中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应当将他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甚至可以像昂利那样将马克思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只有真正理解并超越马克思思想，才有可能开启全新的解放视野。因而，在当代语境中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就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和立场观点。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哲学并不像一些马克思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无法将自己的方法运用于自身；恰恰相反，如果说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显著特征是从社会起源来理解思想范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中几乎所有的范畴同样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就是说，这些范畴都是历史地形成并在社会历史演进的特定阶段完全展现自身的，这正是《资本论》的核心要义。然而，将科学范畴与时代或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呢？D.科兰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自我反思维度使得它能够有效理解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与意识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意识并非仅仅是对“基础”的反思，其实它是从另一个角度被把握的“基础”本身。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是否还能够被称为唯物主义哲学就成了问题，因为如果说个体的关系是物质性的，即可以通过感官感知，那么与意识形式相对应的就是精神性的活动。这两者在马克思哲学中不能割裂，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D.科兰强调，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即马克思哲学可以像普莱维所建议的那样被理解为“解放的观念论”。至于“马克思主义”，D.科兰认为其创立者是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在这里，D.科兰也同意普莱维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并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关于被压迫阶级命运的宗教。但D.科兰同时认为，恩格斯固然不应被偶像化，但也不能被藐视，因为他毕竟天才地为19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受过训练的工人）创立了一种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分析在恩格斯之后出现的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在“跋”[7]中，A.托塞尔的观点与D.科兰的看法虽有交集却不尽相同。在这里，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消解马克思主义抑或应该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奠基？A.托塞尔的讨论从普莱维的哲学探索谈起。作为当代意大利哲学家中比较独特的一位，普莱维的独特性在于，他并未继承由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开创的、在1945年之后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哲学传统，而更多地从阿尔都塞、布洛赫、后期卢卡奇那里寻找思想资源。A.托塞尔认为，普莱维从阿尔都塞那里继承了批判的力量，从布洛赫那里继承了乌托邦想象的创造性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后期卢卡奇那里继承了社会本体论观念，这突出体现在：普莱维将对日常生活、美学的人类学反思与对认识的反人类学反思结合在一起，探讨人类在民主过程中以个体形式实现普遍化的尝试中。有鉴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历史教训，A.托塞尔赞同在社会哲学中引入人类学反思维度：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于陷入了历史主义、经济主义、乌托邦主义而逐渐远离甚至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三个维度，从而共同导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领域的虚无主义（这在政治、道德和文化领域中都有突出体现）。只有重新构建具有当代性的人类学反思，才能有效消除这种虚无主义并真正建立起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不理解的马克思意义上的科学。A.托塞尔认为，这种人类学反思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本质生成进行反思。他说，“人的本质”概念之所以不能够被完全抛弃，乃是由于被剥削的、被操控的人们的反抗，以及在人们将消极条件转变为积极因素、将对矛盾性的环境的消极接受转变为积极行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能力，才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得以显现。在A.托塞尔看来，真理体现在（作为具体的普遍主义之基础的）历史和政治人类学的理论中，而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则是这种理论的典范：黑格尔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进行批判的模式；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科学理论——将异化理论和价值理论、具体的普遍主义视角与自由的个人视角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A.托塞尔也批评普莱维将人类学反思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因为当今重建人类学逻辑的一个关键环节，恰恰在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对新近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进行反思，这显然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理论所能完全容纳的。基于以上讨论，A.托塞尔提出，我们应当超越普莱维提出的“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演进的“第四个时期”，这是一个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本体论批判重新奠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以批判的、辩证的方式思考可以归于全球化及其世界观念的各种现象，或它们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并使之概念化。
第三，马克思思想当代价值新探索。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法国学术界又开始重视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例如，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视。其中，E.雷诺的《阅读“1844年手稿”》[8]就是代表作之一。E.雷诺是法国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有建树的专家，而且是关于异化问题讨论的重要发起者之一。E.雷诺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阅读尽管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由于该手稿既涉及哲学批判又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参与讨论者的思想背景各异，因此对该手稿的研究往往掩盖了其时代性。他强调，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不能忽视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立场和异化分析的政治意义，而这不仅需要梳理该手稿涉及的概念和内容，还要还原和把握马克思创作时所面对的哲学背景和政治背景，理解马克思在参与当时各种论战时所使用的各种术语。
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法国学术界往往围绕着无产阶级理论展开；而I.乔舒亚则将目光投向了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角落：农民阶级[9]。I.乔舒亚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尤其是革命理论中，农民阶级总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一方面这个阶级人口数目庞大，另一方面在现代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它的位置，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历史主角。尽管农民和工人一样生产使用价值，但对使用价值却有着一种顽固的保守主义情绪。正是这一点使得作为这个群体核心的小农阶层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经常生产和出售剩余产品并雇佣劳动力的富农阶层，二是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这样，农民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多余的阶级。但I.乔舒亚指出，历史与现实已经显示出，农民阶级并非真的是多余的。我们对农民阶级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思想陷入了僵局。不过，I.乔舒亚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阶级问题上已丧失了解释力。在从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后，I.乔舒亚认为，我们应该恰当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留下的遗产：或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许多场合对未来生活的预测都是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断言的两件事已经成为现实：一是生产已经逐渐超越了原有的社会占有的基础而变得越来越社会化，二是社会生活逐渐向马克思所断言的二元化方向发展，即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被逐渐划归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当代关于农民阶级的任何考察都无法回避这两个基本问题。
在涉及社会流动性（阶级流动性）问题时，左翼学者通常认为马克思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因而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只能使用资产阶级话语。P.马萨讨论了思想史上的这桩公案：马克思究竟有没有关于社会流动性的思想？[10]这一公案源于熊彼特在《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27）中对马克思的指责，即后者导致各阶级之间产生了无法突破的障碍观念。此后，雷蒙·阿隆在《进步的幻灭》（1969）中再次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批评，认为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的“阶级”（classe）等同于古代社会的“阶层”（Stände），而就这使得马克思关于现代各阶级关系的判断出现偏差。接下来，当代许多学者在谈到美国与法国对待社会流动性问题的态度时，都认为法国学术界正是由于长期受马克思的影响，所以才没有像美国同行那样对这个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P.马萨则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对所有这些指责进行驳斥。（1）马克思在多个方面的论述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只是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与资产阶级学者迥然有别罢了。因而，只有首先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流动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才能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公允的评价。（2）马克思并未从所谓中立的社会学立场上理解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变化，而是将这些问题与被剥削者的集体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马克思是站在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反对将阶级理解为原子式个人的聚集，更拒绝承认贯彻自由主义观念的现代选举制度能够真正改变社会。按马克思的逻辑，谈论一个自觉的和被组织起来的阶级流动性是荒谬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只是以消极的方式看待社会流动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流动性问题不能被抽象地看待，而应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讨论。例如，在分析美国阶级斗争问题时，马克思发现在美洲殖民地背景下，美国的阶级状况与欧洲完全不同。如果说欧洲的阶级格局是老旧的，那么美国的阶级格局则是全新的；如果说欧洲的阶级格局是稳定的，那么美国的阶级格局则是不停变动的。尽管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但这一对立在一定时期内尚不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因为殖民地为消除危机提供了宽敞的出口（马克思的这一看法与尼采不谋而合）。（3）马克思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行为问题的研究表明，他是将阶级意识问题和社会流动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例如，马克思指出，同业公会时代的学徒尽管受到压迫，但却并未成为普遍性的反抗阶级，因为他们对未来自己超过师父抱有预期。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渴望进入另一个群体时，后者就拥有了评价甚至制定规范的功能，而前者则只有接受后者所认可的价值和规范，才能增加进入后者的可能性。（4）马克思对现代学者所讨论的精英阶层的流动和选拔问题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过思考。从整体上看，马克思并不否认现代社会被压迫阶级或低层阶级的某些个人能够成为精英阶层的成员，但这并不能够改变现代阶级社会的根本性质或解决根本问题。这就让人们想起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谈到的类似的观点：即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官僚机构的公职人员，也不能够消除国家与私人利益之间，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对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