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拉图尔思想研究
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
盛晓明[1]
一 巴黎学派的兴起
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出版以来，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经过分化与重组，改变了自身原有的格局：科学史由内部史或学科史转向了社会、文化史（外部史）研究；科学哲学试图通过解释学方法来解决传统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在默顿主义之外另辟蹊径，逐渐占据了科学社会学的主流。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解释学的转向”殊途同归，共同兑现了库恩当年的一个构想：科学史、认识论与社会学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
这个构想在社会建构论，尤其是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我们知道，自20世纪70年代中旬以来，欧洲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背离默顿的功能主义传统，纷纷转向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现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随机组合的过程。一般说来，他们不屑于社会学的科班训练，更愿意接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新型哲学，并称自己为“建构论者”。一提到SSK，人们首先会想到巴恩斯与布鲁尔（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继而还会想到柯林斯（巴斯学派）的“话语分析”。与爱丁堡学派与巴斯学派相比，诞生在巴黎矿业学院技术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巴黎学派尽管是SSK的后来者，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其实，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图尔、M.卡隆无论在着眼点、进路上还是在研究风格上都与布鲁尔和柯林斯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实验室内部的构成；考察知识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科学的微观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注重于现场考察（“科学人类学”）。这些特征在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与《行动中的科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两本书中，拉图尔采用了“侦探小说”那样细致入微的描述，把科学人类学的精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渐渐厌倦了“强纲领”与无休止争论的SSK圈内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那种直接参与实验室活动，从内部来揭示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从制作过程来描述“科学事实”的建构，从资源的调动与整合来考察“弱修辞”向“强修辞”演变的研究方法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与巴黎学派相近的还有林奇、塞蒂纳与特拉维克的实验室研究。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研究成了科学论中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第一位在“社会学”意义上研究科学实践（1974）的是米歇尔·林齐。他主张把伽芬卡尔的“民族志方法”拓展为“科学的民族志方法论研究”（简称ESW），以示与SSK的区别。[2]在他看来，布鲁尔实际上是带着社会学家的怀疑眼光打量科学，坚持把社会秩序的模式套用到科学研究中来。ESW则不同，它试图矫正社会学家那种专家式的、既成的和外在的观察立场，强调用普通人和当事者的方法与观点来考察科学活动，而不必把科学实践中的一切理性规范毫无例外地还原到惯例、制度或利益关心等社会要素上去。因为，社会秩序也许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一种方便实用的“商定秩序”。换句话说，“社会”也许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前提。
拉图尔所采纳的情境化策略正是民族志方法论（参与性的观察）的进一步展开。它首先要求我们把目光从哲学家所关注的“辩护情境”转向作为知识的生成过程的“发现情境”，进而要求把情境化理解为是建构性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情境化之所以以实验室为现场，是因为实验室是生产知识最集中、最典型的场所，在这里，科学家们在建构科学事实的同时也建构出了他们赖以生产知识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是制度化的现代科学研究的缩影。如果我们不能在微观上，并从内部去揭示知识在实验室中的生产机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现代科学。
二 “科学事实”的建构
在拉图尔的学术生涯中，起关键作用的首先是他在古典哲学上的素养；其次是在非洲象牙海岸服兵役期间对当地文明的考察，这个过程使他接受了人类学的训练。对于实验室研究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1975年，他选择了加利福尼亚萨克（Salk）研究所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作为考察的现场，而且一待就是两年。1979年，他与伍尔伽联名出版的《实验室生活》一书报告了历时两年的现场考察。后来他回忆道：他当年的工作绝非是贬低科学，也没有明确的批判志向，而只是想给出一种不同于科学哲学家与默顿主义者的科学形象，拉近科学家与街坊百姓之间的距离，拆除阻隔在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屏障。
那么，拉图尔为什么要进行“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而不去直接分析实验呢？以往，科学哲学家们只注意到实验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理论检验、实验设计、全盲和半盲程序、控制组、要素隔离和实验重复等这些实验的功能独立地对科学活动中的每个变量进行检验，从而避免行动者的偏见和主观期望。然而，在《变动中的秩序》一书中，柯林斯看到了“实验者的倒退”（experiments’ regress）[3]问题，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决定性实验”无非是科学哲学家们的一厢情愿。实验不是社会磋商与争议过程的终结者，而是开启者。或者说，实验本身就是一个争议与共识达成的过程。现在，拉图尔的工作就是把认识论意义上的实验与柯林斯意义上的话语磋商过程一并置于实验室的具体情境中来考察。通过这样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实验室是知识生产的现场，至于实验能决定什么或不能决定什么只有现场考察之后才能定夺。实验室也是一个具有活力和整合能力的机体，实验活动所需的设备、人际关系、操作规程以及成为研究传统的默然之知等因素均能在实验室中得到整合。另外，与只研究知识生产的组织化形式的传统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同，拉图尔更关心知识内容或科学事实的生成过程。当然，实验室研究也考虑组织变量，但是只是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文化装置和构成性条件来加以考虑的。
也有一种担心，觉得人类学家是科学的“外行”，尽管他们每天都与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交道，但能否真正理解科学的精髓呢？这样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按伽芬卡尔的民族志方法论，人类学家无须用科学家的方式行事，相反，他们只需用“外行”的眼光来打量那些仪器、数据，报告科学家们行事方式；观察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还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填饱肚子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科学人类学的目的正是打消科学带给人们的神秘感，就如同打开一个封存已久的“黑箱”。萨克研究所的所长对拉图尔他们的研究方法十分赞赏。按他的理解，这种方法“（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视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4]。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呈现在面前的是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刻入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它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刻入符号（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就是把实验材料接入刻入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刻入符号，再根据这些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继而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们日常的操作与言谈，并一一加以分析。这些言谈的内容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的必然性推论，而是一个如何做出决断的问题，同行间如何磋商的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能否产生心理行为效应，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参照何种量化标准。他还发现，科学家对一种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是以其纯粹的知识内容为依据，他们更多地考虑到研究兴趣上的侧重点、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一种科学主张是否能被接受。可见，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5]。“社会的”一词在这里具有不同于默顿乃至布鲁尔的含义，它只意味着一种有别于自然实在的预设与纯粹逻辑推理的微观建构过程。
通过描述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吉列明（Guillemin）小组与沙利（Schally）小组是如何通过相互间的质疑、争论和认同来达到“科学事实”的。拉图尔指出，当争议戛然而止时，一种本体论转换突然发生了。所谓“本体论转换”，意味着TRF由“似乎是什么”一下转换成了“就是什么”。或者说，原本作为个人意见或争论中的论点的东西，一下子成了“科学事实”。这表明，首先，TRF的发现过程并不是对外部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并不是什么建构的原因，而恰恰应该是建构的结果。其次，TRF序列的确定不是线性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和多种可能选择的建构过程。“科学事实”本身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硬”，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软”变“硬”的复杂过程。只有在建构过程结束后，“科学事实”的建构才成其为“发现”，才变成独立于建构过程的既成事实。因此塞蒂纳有理由认为：科学产品应该被视为文化存在，而不是科学所“发现”的自然给予。如果实验室实践是“文化性的”，无法被还原成方法论规则的应用，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作为实践成果的“事实”是由文化塑造的。[6]最后还须注意一点，实验设备在我们介入不确定世界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科学事实”确立后，建构过程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往往会被科学的理论所掩盖。
在《实验室生活》之后，涌现出一批“实验室研究”的新成果，如塞蒂纳的《知识的制造》（1981）、林奇的《实验科学中的技能与人造物》（1985）、特拉威克的《光束的时间与生命的时间》（1988）等。这些实验室研究的成果至少在下述两点上有着共同之处。首先，它们都选择了有别于宏观社会学的民族志方法论的进路。其次，它们都促成并维护了建构论的立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建构论与数学、逻辑中的构造主义区别开来。对于建构论者来说，事实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建构的产物，更主要的是，建构论拒斥还原主义，它所要求的建构是异质的东西的聚合，无须还原至同质单位或基本要素。
那么，异质的东西该当如何聚合呢？“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三 “行动者网络”
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一书把实验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他感觉到作为“小社会”的实验室已不足以完成“科学事实”的建构。当时，塞蒂纳的工作已经大大拓宽了实验室研究的边界。她所描述的实验室体现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那种由“自我-他人=物”构成的“现象场”，一种由社会和自然的诸要素重构而成的新秩序。首先，这种重构使得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对称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实验室研究表明，实验室是一个“被强化的”环境，它“改变”了自然秩序。这种“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自然对象本身具有的可塑性。事实上，实验室很少采用那些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比如用实验鼠取代野生鼠），更多采用的是对象的图像，或者是它们的视觉、听觉或者电子等效果，或者是它们的某些成分、精华或“纯化”形态。只有当自然对象得到“驯化”，使自然条件受制于“社会审查”时，实验室方能从新的情境中获得知识财产。其次，重构也使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对称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依据传统的观点，社会似乎是外在于实验室的环境因素。在这一点上，实验室研究一反爱丁堡学派的传统，它拒绝回答社会因素是否足以解释正确或错误的知识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实验室中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再说，实验室中的行动者也不是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玩家”。当内部人员把外部因素也作为行动者建构进来时，他们自身的角色也得到了重构。塞蒂纳指出：“在这种状态下的实验室是生活世界的聚焦点，就单个实验室而言都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又能远远地超越单个实验室所给定的界限。”[7]现在，拉图尔要做的工作就是拆除阻挡在实验室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墙”，从而把“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通过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结构，行动者可以把外部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一并置于实验室中进行重构。
追踪行动中的科学时我们注意到，总有一部分科学家不停地在实验室“外部”活动，与学界同行、政府官员、生产部门、用户、传媒甚至公众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内部”的研究工作。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内部和外部的截然划分是成问题的，因为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实验室是独立于社会的知识产地，似乎从中可以产生出纯粹的有关自然的知识，然后再把这种知识应用、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科学知识并非因为它是“真理”才被人们接受，而是因为它能从“社会”中发掘出并调动起各种建构与辩护的资源才使其成为“真理”。
考察一下当年巴斯德在农场里建起的传染病实验室，狄塞尔设在德国曼公司（MAN）的柴油机工作室就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农场主与卫生组织的协助，就不会有巴斯德的炭疽病疫苗；如果没有MAN公司财力和上百名工程师的配合，狄塞尔的设计图纸可能至今还闲置在他的抽屉里。这些都兑现了拉图尔的一条方法论原则：“一个命题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手中。”[8]一旦社会中的辩护资源枯竭，知识便不再有力量可言。“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9]
这里我们已经涉及了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1986年，卡隆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以电动车案为例》一文中提出了三个新概念：“行动者网络”“行动者世界”“转译”（translation）。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实验室微观的与宏观的双重结构。文章中，卡隆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EDF）1973年提出的开发新型电动车计划（VEL），这个计划需要法国通用电气公司（CGE）来开发电池发动机和第二代蓄电池，还要求雷诺汽车公司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除了CGE与雷诺公司外，VEL计划的构成还应该包括消费者、政府部门、电子、铅蓄电池乃至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现在这些因素都作为“行动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这个网络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当雷诺公司在1976年退出VEL计划时，该计划便宣告破产了。[10]
卡隆的意思是，推出VEL的EDF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世界。原本作为纯技术对象的VEL，现在成了EDF所建构的“行动者世界”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甚至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行动者网络”表达了“行动者”之间的不确定性，因为在“网络”中既没有中心，也不存在终极的根据。一个“行动者”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归属于某个“世界”，而在另一种意义和层面上又从属于另一个“世界”。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行动者”通过链接可以同时从不同的“世界”中涉取资源。
实验室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科学家能否引起别人的注意与兴趣，能否把他们纳入到研发（R&D）共同体中来。要做到这一点还要靠“转译”。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与旨趣各不相同，“转译”就是把研究者自身的利益转换成其他人的利益，或相反。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译”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起一个强大而又稳固的研发共同体。在拉图尔看来：“利益的转换同时意味着提供对这些利益的新的解释并把人们引向不同的方向。”[11]另外，“转译”不仅仅意味着利益的转译，而且意味着对行动者的“定义”。按照卡隆的说法，A转译B，也就是A定义B。一些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以及“非知识”考虑通过重新定义也能成为创新能力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性因素。科学与技术对象的确立还有赖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结构，使这些群体通过相互定义而被征召、被重新确立。
传统的研究者只需关注手头的工作，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台上，或者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数据与图像……他们会说，这才是真正的研究，而关心别人的利益则是政治家的事。拉图尔的意思不是说“内部”的研究工作不重要，而是说仅凭“内部”的工作还不足以构建“科学事实”。仅仅驻足于“内部”终究会使研究者变得孤立无援。设想一下一个“孤立的”专家的状况：没有同行与他讨论，甚至人们都不屑于来找他的碴儿，企业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情更糟，他拿不到课题，水准变得越来越业余化，论文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这意味着：“‘孤立的专家’是个矛盾的说法。要么你是孤立的，但很快不再是一名专家；要么你继续是专家，但这意味着你不是孤立的。”[12]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指出研究者必须做两件事：第一，“把其他人纳入进来以使他们参与到事实的建构中来”；第二，“把他们的行为纳入进来以使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13]。
研究者之所以要引入“外部”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更强大的、在解决同一难题上更具经验和规模的群体及其命运联系起来。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开发说到底是一种竞赛。它对参赛者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往往只有少数人、国家、机构或行业才有能力承担。这表明，科学事实或技术制品的生产不会廉价地出现在随便哪个角落，而只会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在新的、稀缺的、昂贵的和脆弱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特别多的资源。如果技术科学可以被描述为既是强大的又是小规模的，既是浓缩的又是稀释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技术科学具有网络的特征。“网络”一语的意思是通过结点（knot或node）的通路相互链接，形成网状结构。这些链接把分散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网络。网络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此少量的人为何能够控制整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声称：“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托起这个世界。”[14]
四 打开知识的黑箱
至此，我还没有回答应如何看待外部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在布鲁尔与柯林斯看来，自然的东西只有通过社会行动者的定义与解释才能进入科学；而对于巴黎学派来说，自然与社会的因素是以对称的方式同时出现在“行动者网络”之中的。以圣柏鲁克湾的海扇养殖为例，卡隆曾对三位年轻海洋学家的失败经历作过剖析。为了挽救圣柏鲁克湾濒临灭绝的海扇，三位研究者从日本引进了网箱养殖的技术。要想获得成功，他们需要与当地的渔民乃至幼海扇们进行长期、艰苦的磋商。结果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的，大多数海扇逃走了，其余的也被渔民捕得所剩无几。[15]卡隆在分析中试图贯彻对称性原理，要求对等地看待网络中自然的“行动者”（如海扇）与社会的“行动者”（如海洋学家、渔民）。但是在柯林斯看来，自然的东西只有还原到社会交往关系中来才能分析，即便在卡隆的案例中，自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对称关系最终也是通过分析者（卡隆）之手来描述的。既然海扇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谈何“磋商”呢？所谓“对称性”只不过是社会学家的一厢情愿罢了。[16]
在我们看来，卡隆关于自然“行动者”的说法并非是不可理解的，前提是需要引入“代言人”（spoksman）或“代理者”（agent）概念。拉图尔曾争辩道：“人和物之间原则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它们都需要有人替它们说话。从代言人的角度看，他代表人和代表物没有什么两样。代言人在这两种场合都替不能说话的人或物如实说话。”[17]比如，前边提到的三位海洋学家就充当了海扇的“代言人”。如果海扇养殖成功，他们就有资格写文章报告成果，介绍海扇的习性。问题是养殖失败了，他们也就丧失了作为“代言人”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只有与研究对象进行“磋商”才能获得对该对象的“代言人”的资格。比如吉列明之于TRF，狄塞尔之于柴油发动机，巴斯德之于炭疽病疫苗都不例外。
通过“代言人”概念，拉图尔对传统认识论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概念重新作出解释。但是经过重新解释后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不再是认识论概念，而是一组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客观的”或“主观的”总是相对于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力量对比，而不能用来修饰一个“代言人”及其所代理的研究对象。“代言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性资格，就必须从“行动者网络”中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证明自己。三位海洋学家的失败意味着他们作为海扇的“代言人”是“主观的”。这意味着，“‘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他们能够逐渐地相互转化，很像是两支军队之间的力量较量。受异议者也有可能被作者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或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研究的话，现在就必须进行另一场战斗”[18]。
至此，有的读者会感到愤怒：科学知识难道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实验室研究的回答很简单，当你还没有进入知识生产的现场，并实地考察“真理”是如何成为真理的过程时，你凭什么来判定这样的事实根据？在这里，建构论要求我们转换一下问题。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物理实体是否存在，而是如何生成，或者如何存在。对后一问题的回答无须预设语义上的真值条件，更无须求助于形而上学来断言物理实体在科学活动和人类经验之外的存在。
有人也许会质疑，实验室研究似乎更适合于考察技术的研发过程，但是与科学无关。这样的说法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用以划分科学与技术、与社会的预设恰恰是经验过程的产物，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有关这一区分的任何论证都将陷入无穷倒退。为此，拉图尔建议最好用“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来替代“科学”和“技术”[19]。众所周知，科学与技术、社会的一体化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与之相称，我们的科学观还须从“既成的科学”（涉及know-what）转向“行动中的科学”（涉及know-how）。只有当我们不再把科学仅仅理解为现成的、真的表象，而是理解为正在进行着的实践的过程时，这个过程必定包含技术与社会在内了。前一种选择使科学知识成了“黑箱”，后一种选择则试图开启它。这就如同格式塔转换，当你从一种视角切换到另一种视角时，就会获得性格迥异的科学形象。[20]
迄今为止，由于在拉图尔与布鲁尔、与柯林斯之间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论战，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即巴黎学派已经背离了“强纲领”。这是误解。本文以为，拉图尔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着眼点上，还是在风格上一开始就与布鲁尔他们有别，但是却始终没有背离“强纲领”。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建构论的强纲领与弱纲领作一下区分。在弱纲领那里，人类关于物理实在的任何表象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点一般人都能接受。然而对强纲领来说，不仅关于物理实在的表象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且这些物理实在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这一想法显得十分出格，库恩甚至觉得它近于疯狂。但是拉图尔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抛开表象与实在这种传统的两分法；如果不再把科学知识理解为是对实在的表象，而是理解为行动或创制的过程，那么强纲领所表达的恰恰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
作为建构论者，巴黎学派的最危险的敌手似乎是实在论。因为无论实验室研究获多大的成功，能走多远，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科学实在论所设计的陷阱中去。设想一下，即便我们承认，科学事实是与产生它们的研究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边所分析的，像TRF这样的科学事实是通过吉列明和沙利小组之间的磋商与争议过程建构起来的。但问题是：事实上争议为何总能在一定的时刻停止，而不是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呢？是偶然的机遇、利益关系，还是竞争、权力因素中止了争议呢？对此，建构论者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卡隆认为，达成普遍共识的可能性有赖于所构建的行动者网络的广度与强度。但是很显然，研究并建立这样的“争议终止”机制是无止境的。既然如此，科学事实的出现也将变得遥遥无期了。于是人们也有理由说，只有诉诸科学实在论，我们才不至于把科学事实的出现看作一项“奇迹”。
作为本文的结尾，我最后想就实验室研究与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立场的微妙关系作两点讨论。第一，与往常的社会研究传统不同，实验室研究既然涉及知识内容的建构，就不可能回避认识论问题，不可能没有哲学志向。尽管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这样的哲学问题没有直接进入个案描述，但它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实验室研究之中。然而，实验室研究却又无意介入这类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讨论。拉图尔认为：“科学家们常常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放在心头来从事研究。但他们不会专门去考虑这些问题，这无疑把这类问题交与哲学家们去考虑了。”[21]在这里，实验室研究者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角色，他们不是科学“游戏”的旁观者，而是直接的参与者。第二，科学活动对事实的建构不仅仅是思想、语言活动，更主要的是伴随着身体介入的，并具有感性力量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建构论与反实在论混为一谈是一种误解。对实验室研究来说，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解决的途径不是进入争论，而是如何着手去做。在这一点上，巴黎学派与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立场相一致，他们共享了介入性实践的前提。哈金认为，电子的实在性在于我们能在实验中发射它；而对于拉图尔来说，科学事实就在于科学家们能在实验室这样的“作坊”里把它们制造出来。由此可见，巴黎学派在理论上是反实在论者，而实践上却又是实在论者。
（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3期）
[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2] 参见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16。
[3] 柯林斯指出：“由于实验是一种具有诀窍的默然之知的实践，因此很难说第二次实验就能对第一次实验作出检验。要是这样的话，为了验证第二次实验的质量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实验。于是便会产生无穷倒退。”（Harry Collins，Changing Order：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London &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5，p.84）
[4]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2.
[5]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59.
[6] Karin D.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Pergamon Press，1981.
[7]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29.
[8]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104.
[9]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Science Observed，London and 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
[10] Michel 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 LTD，1986.
[11]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117.
[12]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152.
[13]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108.
[1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Science Observed，London and 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
[15] Michel Callon，“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Brieuc Bay”，Power，Action，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
[16]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16.
[17]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72.
[18]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p.78-79.
[19]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174.
[20]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ilton Keynes，Buck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4.
[21]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Science Observed，London and 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