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在我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防范、清除利益集团的力度，利益集团业成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中不容回避的关键变量，也成为研究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不仅是对腐化公职人员的清肃与整治，更是一场体制范围内的系统改革与利益集团的层层博弈，是遏制体制机制功能病变、建立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那么，利益集团腐败与通常意义上的公职人员腐败在概念上有什么差异？它有何特征？在廉政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防治利益集团腐败？要对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答案，无疑需要了解与掌握利益集团的生成与发展。王尘子的《比较视域下的利益集团腐败问题研究》，就是一部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对利益集团的腐败生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的好书。

为从理论上解释利益集团腐败的成因，《比较视域下的利益集团腐败问题研究》一书从交互式和结构化两个研究视角展开论述，从偏重行为体的交互式角度审视“裙带关系”和“人脉”普遍存在使得公职人员可能倾向于依赖“身边人”以维系自身的权力地位。根据对掌权者保持其权力地位重要性的差别，不同的影响者可被分解为三类人群：一般影响者、利益攸关者和核心影响者。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视角出发，在核心影响者规模很小的情况下，私人物品远比公共物品重要，反之亦然。私人物品由于本身所带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能直接蜕变为非正当、不合理的特殊利益，亦即利益集团成员借助常态化私人物品分配攫取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及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从偏重制度体系建构的结构化视角审视，尽管诱发利益集团腐败的因素潜伏于行为体内部，但关于利益分配、权力监督与制约方面的制度体系及受其影响的治理能力将对利益集团腐败产生重要影响。倘若在制度建构方面存在固有缺陷，缺乏较高的自我改革能力和治理能力，则很难抑制甚至可能诱导利益集团追求排他性的特殊利益并使问题持续恶化，最终导致腐败和机制本身的功能性病变。在此基础上，本书作者提出假说，认为交互式和结构化这两重因素是统一整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利益集团引发腐败的普遍机理。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该书用较大的篇幅对镀金时代的美国、纳粹德国、独立后的印度和新加坡四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利益集团腐败案例进行了系统研究，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是在民主自由国家还是在威权独裁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落后、社会分裂严重的后发国家，只要存在利益集团腐败的生成要素，大规模的集团腐败就很难避免。在空间维度上，上述四个国家横跨三大洲，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异质性程度很高。在时间维度上，这四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展示了一个国家利益集团腐败具体发展阶段的变化。该书采取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有关利益集团腐败生成机理的理论解释力。

该书的价值体现在学术和应用两方面。就学术价值而言，该书以比较历史分析法系统研究各国利益集团腐败的生成机理，明晰利益集团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

就应用价值而言，该书对利益集团腐败的概念及其危害的科学界定与深入分析，对有关部门制定和出台防治利益集团腐败的政策和举措具有较高的启发与参考价值。

王尘子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业，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研期间以及获得博士学位、参加工作之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反腐败的论文与文章，学界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比较视域下的利益集团腐败问题研究》是他学术生涯中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作为他的导师，我希望该书的问世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201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