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政府补助

在中国，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有了政府补助，但其补贴项目单一，仅对絮棉进行补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补助的规模逐渐扩大，涨幅迅速，补助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年里，企业政策性亏损和价格补贴支出涨幅巨大，年均涨幅达19.6%，从136亿元增加到972亿元，涨了6倍多，远超出财政平均年收入的涨幅。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开始对政府补贴进行调整，就其披露和处理方面，我国分别在1995年出台《捐赠和政府援助》、2002年出台《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2005年出台《捐赠与补助》共计三份意见稿，最终在2006年将政府补助正式纳入企业会计准则，对其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也开始变得合规起来。

根据我国对政府补助的定义，它是指除政府作为所有者给企业投资的资本外，无偿补助给企业的资产。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按照政府补助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或弥补相关成本或费用的形式不同，将政府补助划分成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大类，其主要形式有财政拨款、税收返还、财政贴息、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准则规范的政府补助主要有如下特征：无偿性和直接取得资产。财政贴息是指为了鼓励企业开发先进产品，采用先进技术，国家财政对使用某种特定用途的银行贷款的企业，为其支付全部或部分的贷款利息；税收返还是指根据相关规定，政府先征收税款然后向企业返还或者当即返还，这是一种税收优惠补助；除一些被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单位之外，财政拨款指的是一些被纳入预算管理系统的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收到各级地方政府拨发的专用资金及款项。根据我国的现时情况和相关参考文献，在本书中，政府补助的内容除上述所说的外还包括政府扶持基金、财政奖励和其他有相关性质的资金项目。

近年来，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政府补助逐渐盛行且其金额也逐年递增，引起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关注重点大多汇集在那些依靠补助扭转亏损局面的上市公司身上，即聚焦在其操纵收益和地方保护动机身上。而就如今中国的现状来说，政府补助是否达到了更根本的目标，据此，本书在排除特殊补助的基础上，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考察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二 产品市场竞争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竞争，可以说，竞争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基本要素和根本保障。在市场经济中，同类经济行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增进其自身经济实力和除去同类经济行为主体同样行为的表现。促成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因是各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的驱动和受到市场中同类经济行为主体所排挤而产生的忧虑。这对制造业企业来讲，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到企业的存续以及企业能否顺利发展，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经营环境。所以，进一步深层次探究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市场调节机制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的，而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为价格机制，对于市场化这一概念，学术界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可以总结成两种：以陈宗胜（2001）为代表的观点体现出市场化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靠程度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变大而变强，市场机制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在陈宗胜的观点之上，张曙光（2014）做了进一步定义，他思考的市场化为渐渐地平等得以实现，经济自由化得以实现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要将特权尽其所能地消灭。以樊纲（2010）为代表的研究者所考虑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一个过程，它涉及多领域、全方位，此过程不但局限于规章制度，而且大量经济、法律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变更也都有所涉及。市场化是资源配置的转变，体现在前一个观点，市场化全方位转变；具有全面性，体现在后一个观点，这是这两个观点不同的地方。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程度是市场化程度的含义，研究市场化程度时，我国学者采取的观点几乎都为樊纲的，从五个方面对市场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它们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可以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创新过程被冯宗宪和王青（2011）看作是一个生产知识的过程，他们研究中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主要采取两阶段半参数DEA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察觉到市场化程度会十分明显地促进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效率，但同时也发现对于规模效率，市场化程度体现出负向的作用。那么，企业的创新效率会被市场化程度如何影响呢？以工业企业数据在中国的120个城市为基础，开展实证分析，蔡地（2012）发现如果市场化程度得以提高，便能够更好地对企业的创新成效，如商标、专利技术等进行保护，进而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发现，市场化程度对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率不如民营企业。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戴魁早（2013）在对市场势力和企业规模进行思考之后，发觉资源配置效率也与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加强技术水平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再后来，通过研究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数据，李诗田、邱伟年（2015）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有正向的影响，它可以帮助建造公平有效的创新环境。

近些年，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有关创新效率的问题被更多学者所重视，研究对象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解维敏（2016）发觉市场化程度会推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市场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原因是，企业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伴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投入于研发的不足问题被我国学者越发关注，一些学者得到结论，企业创新水平增强的基础是投入研发，只有增进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才能增强创新效率。而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主要获得渠道是政府补贴以及外部融资，企业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可以挑选来自不同渠道的创新融资，这正向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孙刚、宋夏云，2016）。基于此观点，元颖（2017）实证分析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一步发现市场化程度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以现存的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对静态面板数据以及面板门槛回归的方法的运用，刘瑞（2019）实证得出企业创新效率与市场化程度呈正相关的结论，同时也得到，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对民营企业的提升效果更好这一与其他学者相同的结论。

在经济学中，市场竞争强度的划分通常考虑其市场结构。广义的市场结构就是某行业内部交易双方的数量、规模、产品差别，以及包括新进入者进入的难易度，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市场主体、市场格局和市场集中度。关于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还存在不同的声音，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较多，相对而言，认可度比较高的是采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进行产品市场竞争衡量，这一说法被大部分相关研究赞同，所以本书借鉴多数相关文献的做法，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度量市场竞争程度，主要是用市场集中度指标来衡量。

三 投资效率

在企业中，有效的投资所得比上投入所耗损或占用的量就是投资效率，即企业投资活动的收益与成本、产出和投入之比。一般来说，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一直是企业的目标，但实际上企业在选择投资决策即判断是否投资时，一个重要的考察要素就是该投资项目的NPV，即其项目的NPV大于零时，企业会想办法募集资金来进行投资。

1950年至1960年，很多从厂商生产理论角度出发的新古典投资理论被经济学家们提出。乔根森等代表人物通过研究指出，产品价格的高低决定投资决策，即企业投资效率受产出水平和产品价格的影响。1969年，著名的经济学家托宾提出“托宾 Q”系数，也称为“托宾Q比率”，是由企业股票市值比上企业资产重置成本计算而来。这个理论认为，只有当该项目能使股票价值增加时企业选择接受投资项目，但要根据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才能判断股票价值是否增加。当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将二级市场加入考虑范围内，那么在对政策进行研究和制定时，会着重利用“托宾Q”系数，这个系数的提出也对日后公司投资的一些理论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企业投资效率与信息不对称的联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为新项目融资时将优先考虑使用内部的盈余，为了提高投资收益率并使内部融资达到投资需要，明确目标和实施鼓励政策将是公司最有成效的做法；只有当公司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才会考虑外部融资，从低风险的债券融资开始，最后才考虑股权融资。以上就是“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一个关于投资融资约束的问题也在该理论中有所涉及，企业投资效率是受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因素，其中信息不对称是基础，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企业投资效率。而融资政策通过影响管理者对公司资源的控制来帮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投资不当的问题。

企业投资效率与委托代理的关系。实际上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并不是企业管理者进行决策的唯一指标，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即股东和管理者二者之间追求的利益目标不相同，管理者在追求企业现金流充沛之外，对个人收益和在职消费有更多的期许，而股东的追求目标则是自身财富最大化，利益目标的不同导致二者之间必定存在冲突，管理者有动机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形成了代理问题。所以，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因为契约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始终存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冲突，所以企业出现过多的货币投放量，管理者也不会将其交给代理人，而是将其投放到一些不能增加现金流并且可能对公司有所损害的项目上，希望能进行充分的控制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与公司的投资效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企业投资效率与不完全合同的关系。人类交易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合同。不完全合同是指包含缺口和遗漏条款的合同。其产生的原因是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缔约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首先，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事后讨价还价的成本和低效的剩余分配争论。其次，还会形成无效率的事后成本，这是由不恰当的决策权安排和再谈判的低效导致的。最后，由于双方的还价能力不一，不完全合同导致的事后再谈判也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