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全球

我们想要指出的第一点是，全球性和一个全球想象——无论怎样界定——都倾向于通过一种整体研究来理解当代全球性问题以及塑造了当下的深刻的全球史。这些整体性方法取向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采用深刻的历史视角和整体间相互联系的观点，便能够使全球想象区分于国际性或跨国性想象。国际性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联合国，而跨国性则是指跨民族国家的交互作用。这些互动可能是由国家行为者实施的，也可能是由非国家行为者（比如企业）进行的，但民族国家的框架仍然限定和锚定了分析的可能范围。

相比之下，全球想象既包括了民族国家，同时也包括大量非国家行为者、组织、集体、过程、关系、认知方式，以及跨越国家和跨国情境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和各自内部的互动模式（Steger 2008）。因此无论在概念还是认识论意义上，比起受限于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全球性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在与国家性想象之间的持续张力中，全球想象得以呈现，并从本质上挑战着国家性想象所假定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全球想象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方式，它们摆脱了国家体系以及主权、领土、公民权和民族主义等概念的限制。这种替代方式包括非西方世界观、宇宙论、宗教、美学、伦理、价值观、存在和交流方式，也许甚至还包括对“人”的意义的不同思考方式（Tobin 2014；Grusin 2015；Dayan 2011；Smith 2012：26）。

我们想要指出的第二点是，有必要使主流社会和媒体关于全球想象的讨论复杂化。大部分人将“全球性”看作一个地缘政治术语，并将其与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和概念联系在一起。全球性通常被视为涵盖了全球的——正如全世界的——空间范围，它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和跨国经济活动的代名词。这种对全球性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化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与此相反，我们却认为，使任何一个问题或过程变成全球性的，绝不仅仅是空间规模或地缘政治范畴。“全球”并不仅只意味着“大”。本土性和全球性是一种互构关系，二者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跨概念领域的互相创造和再创造。这意味着全球性不只是存在于宏观过程之中，而是在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内都能发现它的踪迹。我们不仅在国际大都市和跨国公司中看到了全球化进程，在村庄、社区、工作场所和私人住宅中也都能窥见它们的身影。因而我们认为，当全球化进程在现实世界、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得以体现时，全球性即在当下。换言之，真正使一个议题或过程变得全球化的是那些揭示了全球维度的问题，即使表面上看来它们可能显得规模和范围很小（Darian-Smith 2013a；Eslava 2015）。这就意味着，那些并未把自己的研究归为“全球性”的学者可以通过提出包含全球性视角的问题，从而将其项目重构为全球性研究。

全球性视角远超出那种地缘政治范畴以及由地方/小范围、国家、地区、国际、跨国直到全球逐层嵌套管辖的观点（Darian-Smith 2013c）。近几十年来，那种空间维度垂直嵌套层级的思维方式在有关个人、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思考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层级式思维方式常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Kenneth N.Waltz的著作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国家和战争》（1959年）一书中，他就清晰地描绘了体系/国际、国家/地区和个人/地方的三个层次。

虽然这种垂直嵌套层级模式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分析工作，但它在概念和实践层面上都是有所缺欠的（Howitt 1993；Brenner 2001）。相反，全球性视角则涉及对全球想象中各种实践的新的构想。正如全球学研究学者Saskia Sassen所指出的，这需要权威和权力的重新组合，在这种组合中空间向度不再拥有压倒其他向度的特权（Sassen 2008）。取决于研究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就分析方法和方法论的选取以及现实意义等方面而言，本土性可能会占据一项研究的突出位置，而全球性正隐蔽其后（见图1）。这种对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关系的重构为我们反思传统线性因果关系的概念创造了机会，因为我们不能不经思索地就假设那些占据地理空间范围最广的问题必具有最大的影响。这种反思打破了我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工具主义理解，在大部分学术研究中，这类工具主义观点仍主要来源于民族国家框架，在其中上述种种进程是沿着亚国家、民族国家和跨国家关系的纵轴施加影响的。

图1 跨时空重叠的组合和关系

作为全球学研究者，我们应当成为善于灵活变通的思考者，并对那些有关权力运作及相关社会、法律、经济、政治概念的想当然假设提出质疑。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使主导了过往整整三个世纪西方思潮的基本单元非殖民化（Santos 2007，2014；Mutua and Swadener 2011）。作为全球学研究者，我们应警惕那种具化或过度倚重民族国家的倾向，不应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在其框架参数之上或之下运行的。换言之，尽管有些国家仍是非常强大的行动者，我们在分析研究时仍有必要对民族国家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作为全球学研究者，我们想要指出的是，让生活在当地和亲密社区中的人们成为研究的中心，即使不是必需的，也是完全适切的。这并不是说本土是本质上更好的或更重要的研究场域，但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应始终将那些终将受其影响的人和社区纳入考量，即使这些影响是无意识的或不可预见的。我们应渴求去探索本土的全球性维度以及本土力量是如何既抵制又同时重构着国家性背景的（见图2）。

图2 概念想象

也许最重要的是，作为全球学研究者，我们应该不再天真地相信西方工业化国家是解放可能性的推动力和唯一来源——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那样，而是敞开怀抱拥抱新的全球想象。这意味着承认其他非西方的认识论和多元的政治、法律、经济体系，并推动关于另一种可能的世界的探索——这也正是世界社会论坛致力于做的（Santos 2007）。正如Toni Morrison多年前提醒我们的那样，容纳他人的想象也是共享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Morrison 1992）。全球想象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世界上的某个地点发生的事情也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全球民主的愿望必然包括“我们”和“他们”，因为别人的不安全离我们自身只有几步之遥。最后，作为全球学研究者，全球想象要求我们理解各种社会背景跨时空的重叠和交叉，正是在这些社会背景中我们所有的工作才得以展开。这一点对任何原始研究都适用，无论它涉及的是家庭关系、地方社区、全球城市、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国际机构，还是全球治理机构。根据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所有这些维度或其中部分维度可能在发生作用，而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会同时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