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婆媳“隔膜”或冲突
婆媳矛盾或冲突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戏曲）的传统主题，也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家庭问题，甚至一直到当下还十分突出。中国传统的家庭，一直是几世（四世、五世，甚至六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在这个人口众多、性情各异、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父子（包括祖孙）矛盾、夫妻矛盾、兄弟矛盾、妯娌矛盾、婆媳矛盾等。不过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封建家长的威严和伦理道德的规范，这许多矛盾都处于遮蔽状态，而即使发生冲突，也往往以下辈、弱者的屈从（失败）而告终。即以婆媳矛盾来说，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无论她们生活在富贵家庭或贫贱家庭，作为女人她们都是受压迫者，第一她们要受封建文化思想如什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传统道德规范的压制。第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她们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以外，还要受到夫权（丈夫）的直接压迫。鲁迅曾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0]这就是说，社会无论怎样循环，妇女总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民间社会也有一句流传久远的顺口溜“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说的也是妇女牛马不如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第三，在婆媳关系中，媳妇是处在弱者的地位，婆婆也像男性一样，有权处置儿媳妇的去留甚至生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就是这样，她不管儿媳妇如何能干，“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她也不顾儿子儿媳的感情如何深厚，“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固执地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强硬地拆散了儿子的婚姻，把媳妇遣送回娘家，结果不仅造成了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造成了儿子焦仲卿的“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的悲剧。本诗在选入《玉台新咏》一书时，编者徐陵（507—583）还题有小序：“汉末建安中（196—220），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当然是为了说明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公婆遣送儿媳回娘家的事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人们所说的“七出”或“七休”（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其中“不顺父母”为第一休妻的理由，而这样的事情在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身上却真实地发生过。据史料记载，陆游和前妻唐婉是姑舅表兄妹，他们的结合本来是符合亲上加亲的传统婚姻习俗的。结婚以后，尽管陆游夫妻十分恩爱，“伉俪相得”，但陆母并不喜欢儿媳（也是自己的侄女），“而弗获于姑母”，强行要陆游把唐婉休掉，造成难以挽回的爱情婚姻悲剧。虽然他们为此留下“错错错”，“难难难”的千古绝唱，但婆婆欺压儿媳的罪过却不能因此有所减轻。
第四，鲁迅曾经说过：“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11]这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婆媳矛盾是代代相因，恶性循环的。鲁迅还说，“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12]由此可知，被婆婆虐待得越厉害的儿媳，做了婆婆后对她的儿媳也就越凶狠，所以中国社会越到后来儿媳越不好做，因为它积历代对付媳妇的手段，一举一动你必须谨小慎微，一着不慎，轻者挨打受骂，重者被遣送回娘家，再重者被卖为妓为奴。这种现象明清小说、戏曲多有表现。
第五，顺便再说一句，“五四”之后在人的解放、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家庭革命等现代思想观念的启蒙之下，婆媳关系发生了变化，婆媳的地位也大多发生了位移。在当下家庭的婆媳关系中，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现象：一是婆媳能和谐相处的，这种现象恐怕为数不多，二是还存在着婆婆压迫儿媳的现象，但是更多的是第三种现象，即儿媳欺压甚至虐待婆婆。这种现象在当下的新闻报道和影视剧中多有反映。真的不得不使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她们的关系真的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吗？那么她们之间难以相处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缺少了母女之间的天然亲情，以及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如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母女之间可以是哪说哪了的，但是如果是婆媳之间，这就会产生隔阂，因为她们只是偶然相遇，相互之间更多的是不适或因传统的伦理规范所造成的对立，如公婆对儿媳的挑剔和儿媳对公婆的敬畏等。唐朝诗人朱庆余在《闺意献张水部》一诗中曾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对立。诗作以婆媳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描写新婚儿媳拜见公婆前特有的小心和不安，她的一举一动，一画眉一描口都要仔细地考虑到，否则一个细节的疏忽，将决定她后半生的去留幸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样的状况，你想她们以后怎么能和谐相处？其次，为了争夺同一个男人的爱与被爱，她们费尽心机，互不相让。作为母亲，一方面为了儿子的成人成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并且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难以割舍的亲情，所以母子之爱是天然的，血缘的，希望儿子幸福是所有母亲的天性。但是另一方面，儿子结婚以后，母亲的内心也存在着深深的担忧和恐惧，一是担忧媳妇会不会使儿子幸福，因此出于天性，她要过问，她要干预，结果会造成媳妇的厌烦或不满；二是对自己今后生活的恐惧，有句顺口溜曾经家喻户晓：“灰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随着自己年纪的越来越老，母亲对儿子“忘了娘”的恐惧也越来越深，她也就越来越多地缠着儿子，也会引起媳妇的厌烦和不满。而作为儿媳，和丈夫结婚以后，即使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方面，她就以为自己的终身有了依靠，“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另一方面，在和丈夫的相处过程中，也会产生感情即爱情，即“先结婚后恋爱”的中国传统爱情模式，而爱情本质上是自私的，排他的，所以家庭关系中的婆媳矛盾，很多时候都是两个女人为了争夺对同一个男人的爱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分享同一个男人的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三是代际冲突。无论任何时代，家庭当中的代际差异都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家庭关系中的婆媳冲突也像父子冲突一样，大多都是由于对权力、地位的争夺，以及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在传统社会的家庭中，父母对家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具有绝对统治和支配的权力，即所谓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但实际上，儿或媳也总想突破父母的统治，在政治地位、家庭财产或其他方面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利益和权力，这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另外，在代际冲突中，还有因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一般来说，老年人遵规守时，如早睡早起，青年人自由散漫，如晚睡晚起；老年人勤俭节约，青年人铺张浪费；老年人沉着稳重，青年人活泼好动等不同自然会引起冲突。还有，老年人和青年人还因身体、生理等健康的原因而发生冲突，如常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等。但是在代际冲突中，最激烈的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如上一辈要专制独裁，下一辈要民主自由；上一辈要伦理规范，下一辈要独立平等；上一辈要遵守传统，下一辈要追随新潮……这种冲突往往会达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地步，最终会造成家庭的破裂。
由此，我们来看《寒夜》中的婆媳的冲突，虽然有我们以上所说的诸如对权力、地位的争夺，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等方面的冲突，但贯穿小说始终的则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具体来说，就是在时代转换（或变迁）的过程中，以汪母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与以曾树生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首先，在《寒夜》中，文本并没有具体描写汪母的出身背景和受教育的程度，但是根据作品中的如“读过书”“缠过脚”“我是花轿接来的”等片言只语的叙述来推测，汪母的娘家应该是富有的大户人家，接受过相当程度的传统教育或传统思想的浸染。另外，从“我是花轿接来的”，以及汪文宣一再自责让母亲现在跟自己过吃苦受累的生活等情况来看，也从传统社会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来推测，汪家以前也应该是当地的富有人家，因为富贵人家的小姐是不会嫁给穷苦人家为妻的。这既是汪母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幸运的是在物质生活上她可以衣食无忧，甚至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不幸的是：一、大户人家都比较讲究传统的礼仪规范，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及行为操守，如婆媳关系的尊卑秩序等，汪母从18岁嫁入汪家，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和体悟。二、汪母早年丧夫，受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的影响而守寡多年，唯一的儿子是她的希望和最后的依托。三、时代发生了变化，即她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思想变革，又经历了“五四”新文化——中国历史上一场彻底地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思想，以及提倡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这些虽不曾改变她的思想观念，但曾树生等却正是这一场运动的受惠者，以及现代思想观念的拥护者和实施者。曾树生之所以敢和婆婆对抗，正得益于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支持，她曾明确地告诉婆婆：“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寒夜》，第118页）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时代的变迁也使婆婆的权力、威严等发生变化，如果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曾树生是没有和婆婆吵架这种胆量的，因为“不顺公婆”是“七出”的第一出，婆婆是有权为儿子休妻再娶的。四、家庭的败落和抗战的发生，使汪母不得不避难到逃难的儿子租住的阴暗、寒冷、狭窄，充满各种气味的一间公寓内，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战争时期特有的恐怖气氛，以及儿子薪水的低下、物价的飞涨等带来的生活的艰苦，本来就使人没有好心情，又加上观念的对立，性格的不合，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等，终于使婆媳矛盾发展到“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于家破人亡。
在《寒夜》中，曾树生和汪母婆媳之间新旧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旧婚姻观念的冲突，二是追慕自由新潮的生活方式与保守传统的伦理规范的冲突。
其一，就新旧婚姻观念的冲突来说。前面我们说过，汪母出生和生活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严谨的大家庭中，耳闻目染，使她养成了自觉按照传统规范办事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习惯。就婚姻观念来说，她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用花轿接来的”明媒正娶的婚嫁习俗。因此，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儿媳曾树生没有媒人、没有婚嫁仪式的同儿子的同居行为，认为她不过是儿子的“姘头”，是不会真正关心儿子和这个家的。当曾树生第一次离家出走后，儿子汪文宣去找她，汪母还认为儿子“没出息”，“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并且明确地告诉儿子：“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寒夜》，第53页）因此，每当她跟儿媳吵架时，总是拿“姘头”一类的话来骂曾树生：“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寒夜》，第118页）
其二，就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来说，汪母遵守的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她常说：“我十八岁嫁到你们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像这样！”
而相反，曾树生是在五四现代思想观念沐浴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在情感方面，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了，“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也不讲究什么婚嫁仪式，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可以了。为此，嫁给汪文宣她并不后悔，她曾说：“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但是她主要忍受不了的是汪母对她的侮辱，如在一次吵架之后，曾树生告诉汪文宣，她要和他离婚，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汪母骂她是姘头。她说：“她恨我，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寒夜》，第106页）另外，在职业，在衣着打扮，甚至在日常行为方面，曾树生年轻、漂亮，充满活力，喜欢交际，为了养活自己及一家老小，她放弃曾学过的教育，到一家银行去充当“花瓶”——对外交际的联络人员，为了应酬的需要，她每天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并经常地陪人跳舞、吃饭、喝酒，和一些业界的男子交往，等等。对此曾树生也曾经说过，以她学教育的出身，现在去银行做一个“花瓶”，也自有她的许多苦衷。但是她也想到，在战争的环境下，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也不可太过固执，眼前的职业也是暂时的无奈选择。可是汪母从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出发，对儿媳的职业和日常行为十分地看不惯，她多次劝儿子离开曾树生，并且许诺以后会给他再娶一个好的。她告诉儿子：“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的错。明明是她没道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她整天在外面还能有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能有什么正经事情！……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寒夜》，第48页）“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并且还明确地告诉儿子：“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见她！”（《寒夜》，第112页）而曾树生也多次向汪文宣表示与婆婆的势不两立：“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我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寒夜》，第105页）直到最后，曾树生给汪文宣“分手”的信中还说：“总之，我不愿再回你的家，过‘姘头’的生活。……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回，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做梦！”“而且你母亲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与幸福，我们必须分开。”（《寒夜》，第179页）
正如作品中汪文宣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即“她们都是好人”，她们又都爱我，但是她们“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为什么见面就吵架呢？“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原谅女人？”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原谅女人？或者说在《寒夜》婆媳矛盾冲突中，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原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汪母的寡居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的扭曲。关于这一点，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在作品中，首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曾树生。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过，女人互相认同，所以她们能相互理解；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对立。正因如此，曾树生“从女人的相互了解”方面，几次都向汪文宣控诉说汪母对她的憎恨，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太过亲密，引起了汪母的不快。第一次是在曾树生离家出走后，汪文宣找到她后，要她跟自己回家，曾树生说：“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儿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寒夜》，第23页）曾树生的这种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前面我们说过，汪母早年丧夫，除了汪文宣以外，并没有生养其他孩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几十年，又处在战争、逃难、物价暴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作者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凸显汪母把孩子拉扯长大的艰难，她为夫守节，独自把儿子养大成人，对汪家来说居功至伟，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她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她以为自己有权决定儿子的一切。然而长大以后的儿子不仅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自己给自己找了媳妇，而且没有按照传统的婚嫁礼节——“用花轿接来”的方式而自由同居，这当然是对家长权威的挑战。然而对于儿子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对于汪母来说，无论是出于偏袒，还是出于溺爱，她都不愿责备儿子，但内心深处却实在气愤不过，所以她只好把这种怨愤撒在儿媳身上。这也是她一开始就没有接纳儿媳的原因。
还有一次，当曾树生和汪母吵架以后，约汪文宣在“国际咖啡厅”面谈，她曾明确告诉汪文宣：“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寒夜》，第106页）最后，曾树生在给汪文宣的那封“分手”信中，用了一大段来谈分手的原因：“像我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我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知道你至今仍然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曾经发誓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也不了解我这番苦心，而且你越是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越是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如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打扫房屋，哪一样她都做得出色！她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甚至不惜破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我至今记得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正如曾树生所说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这不是一个人的错”，但曾树生对婆婆扭曲的心理感觉是正确的：她不愿儿子对儿媳好，而且儿子越对媳妇好，她就越恨媳妇，甚至不惜破坏儿子的爱情和家庭幸福。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社会、历史、现实、家庭等以外，还有精神、心理的原因。汪母早年丧夫，又没有其他子女，她只能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唯一的儿子身上。长期寡居的非正常生活，使她母性中的爱子情感发生了错位和扭曲。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人类中儿子有“恋母情结”，同样也有“恋子情结”。汪母对儿子就具有“恋子情结”的倾向，前面所说的儿子自由恋爱结婚，不仅是对其家长权威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对其“恋子情结”的破坏，所以她一开始就有不能接纳儿媳的潜在心理。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能接纳儿媳。反之也是这样，儿媳对儿子越亲密、越热爱，汪母心里就越不舒服，就越气愤不过，只能用狠毒的嘲骂来发泄内心的郁闷，直至让儿媳“滚”出家门。大家都知道，如果从情理上说，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儿女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可汪母却是例外，这只能从她几十年的寡居所造成的身心的扭曲寻找原因。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一文中曾说：“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居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过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故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13]
就汪母来说，她不是不知道儿媳的好处，如对儿子的关心照顾，如挣钱养活一家老小，也不是不知道儿子离不开儿媳，然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看到儿子儿媳在一起亲热，甚至谈话，她就气不打一处来，捡些最不中听的话，甚至最狠毒的话来刺激她，来咒骂她，这只能用鲁迅所说的“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来解释。
[1] 本章部分内容曾发表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参见郭运恒《论巴金小说〈寒夜〉中的隔膜主题》一文。
[2]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5]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4页。
[6] 巴金：《寒夜》（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8]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270页。
[9] 郭志刚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16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