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夫妻“隔膜”或冲突
从1944年年底开始创作，到1946年年底完成的《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抗战背景下普通人的遭际，虽然也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创作意图，如巴金反复强调，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6]。但是作品在通过普通职员汪文宣的人生遭际，特别是家庭生活中的夫妻矛盾，婆媳冲突，以及母子隔膜等来表现这一意图时，却具有了普遍的人性批判和文化探索的意味。
在《寒夜》中，就汪文宣和曾树生夫妻来说，首先就志向、兴趣、学识交流等方面没有“隔膜”。他们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教育系，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毕业以后都立志于教育，特别希望对农村教育有所改革，有所贡献。其次，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包括爱情观、人生观等，一开始也没有“隔膜”。他们是从大学开始相识、相恋、相知，一直到毕业时不计一切世俗礼仪而同居，为的就是爱情。这种始终不渝的爱情，就汪文宣来说一直到死都不曾改变，这在文本中有充分的表现，不用我们多说；就是曾树生也一直牵挂或者说也爱着汪文宣，文本也多有表现。作品开始时，曾树生因为生气曾离家出走，当汪文宣找到她时让她不要生气，要她跟自己回家，曾树生就明确地说：“我并没有生你的气！”后来当曾树生下了很大决心离开重庆到兰州去，告别的时候，她还扑上去吻汪文宣，文宣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曾树生却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到兰州后，即使写了“分手”的信以后，曾树生仍然给汪文宣按时汇款，并且在离别一年后，专门请假来看望汪文宣。曾树生的这些举动，当然有关心儿子的情感在里面，但不能说没有对汪文宣的牵挂和思念。当得知汪文宣已死的情况后，她还想寻找汪文宣的墓地，以表达一个曾经的妻子的最后的哀悼。
那么汪文宣和曾树生夫妻之间的“隔膜”或冲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能是性格和两性关系的不和谐。从文本来看，汪文宣是一个性格软弱甚至懦弱的男人。虽然上大学期间，他也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是在现实（战争和贫困）的打击下，他除了一副善良忠厚的空壳之外，所有的只是软弱或者说懦弱。汪文宣是在生活重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因而意志消沉的人。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意志和抗争的勇气，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甚至任人宰割。在社会上，他在一个半官半商的书店做校对，虽然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是真的吐血），但是仍然薪水微薄，入不敷出，不仅养活不了家人，甚至连自己也养不活，最后竟至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如大家凑钱为上司祝寿，他本来很拮据，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但却不敢说不，忍痛拿出半个月的薪水，和大家一起到酒店强作欢颜。他带着严重的肺病工作，不断地咳嗽、吐血，但是上司的一个眼神，他就不敢咳嗽了，以至于忍耐不住，终于把带有鲜血的浓痰吐到校样上，被上司劝送（实际上是强行解雇）回家，也因此失业。在家庭生活中，他也同样的软弱无能，既做不好丈夫也做不好儿子。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只有责骂自己“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时常用自戕的方式（疯狂地用自己的两个拳头打自己的前额），用咳嗽吐血的方式来使两个女人休战以获得暂时的安宁：“‘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寒夜》，第119页）这样的软弱，已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威严，遭到了母亲和妻子两个女人的唾弃。母亲认为他没有出息，“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太过分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并且说：“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寒夜》，第26页）妻子也认为这样的人就不应该结婚，“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并且明确地告诉他：“我说的全是真的。请你相信我。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我们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寒夜》，第177—178页）因此曾树生要汪文宣“请你放我走，给我自由”，提出了“分手”的请求，给汪文宣病弱的肉体和脆弱的心灵沉重的一击，加速了他的死亡。
相对于汪文宣的老实懦弱，曾树生则具有活泼、开朗，甚至敢于向命运抗争的性格。作为一个学过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她曾不顾一切（世俗的、父母的）阻挠，勇敢地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合，初步显示了她叛逆的性格。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她原有的“教育”理想的梦破灭了，不得不到一个银行去做职员，实际是银行对外应酬的一个“花瓶”。这其中自有她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无奈，但也说明了她为了生活而适应环境的能力，这和汪文宣谨小慎微地固守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痛苦地校对那些狗屁不通的文稿，即使把命搭上也难以养家糊口的迂腐相比，显得更为灵活和务实。特别是相对于汪文宣病弱的肉体，曾树生年轻、漂亮、健康、丰腴的外表，不仅和汪文宣的衰老、枯萎、瘦弱、咳嗽、吐血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更显示出她的生命的活力。这样的比较也许是残酷的，但我们主要是想说，曾树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丈夫那里，身心都得不到满足，她的离汪文宣而去，虽然有许多不忍，因为她内心深处还是爱着汪文宣的；也有许多原因，如婆媳矛盾，如汪文宣性格的懦弱等，但生理的不能满足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曾树生的信上所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寒夜》，第179页）然而，对于这样明确的生理欲求，以往的评论者大多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批评曾树生在汪文宣重病之际离他而去，跟随陈主任“私奔”到兰州，说这不仅有违作为人妻的私德，也有违传统的道德伦理。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也应该以新的道德标准来解释。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而在婚姻生活中，“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风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7]对于要不要跟随陈主任到兰州之事，一开始曾树生也是犹豫和拒绝的，但是交谈交往之中，一个“黄瘦的病脸”和一个年轻健康的男人的对比太强烈了，以至于她不愿意在陈主任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而且眼前一再闪现着“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寒夜》，第89页），“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的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像潮似的涌上她的心头。……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寒夜》，第94—95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树生的离家出走，不仅是一种改变生活环境的选择，也是一种重塑自我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新道德，即“情爱常常达到这样的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对曾树生来说，如果不与汪文宣分离，那将是她最大的不幸。对此，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作过较为含蓄但却十分中肯的分析：“与汪文宣不同的是，她（曾树生）年轻美丽，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开放，然而内心藏着孤独与苦闷。这苦闷除了社会环境的压迫，和她的身心要求得不到满足也有关。她爱自己的丈夫，也曾经想遵循传统道德的规范，作安分守己的妻子，但一回到家中，面对病入膏肓的丈夫，内心便控制不住恐惧和压抑。所以在年轻、富有而又健壮的陈主任的引诱面前，她惶惑而无法抗拒，本来潜隐内心的苦闷浮现出来，并终于驱使她决定离开丈夫而随陈主任去兰州。小说注意发掘她的潜意识，如写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小宣的亲近感，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这是由于小宣那未老先衰的病态模样总引起她对丈夫潜在的烦恼与恐惧，生理和心理的压抑感使她在儿子面前也表现出排他和自恋的深层个人特征。”[8]
这里所说的曾树生“身心的要求不能满足”，以及在“健壮的陈主任的引诱面前”不能自持，隐晦地说明了病弱的汪文宣不能满足曾树生的生理欲求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汪文宣本人也是清楚的，他曾多次面对曾树生及健壮的陈主任而自惭形秽。如汪文宣一次路过“国际”咖啡厅，无意中看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一起，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颤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寒夜》，第42—43页）又如，一次曾树生跳舞半夜回来后，曾到他的床前，“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了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寒夜》，第52页）还有一次，当曾树生为去不去兰州而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寒夜》，第121页）以至于最后，当曾树生提出“分手”以后，他虽然很痛苦，但仍以平静的心态回信道：“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寒夜》，第184—185页）表达的是耽误了妻子的青春，不能满足其身心需要的歉疚之情。
以上我们从“性格”，即一个老实，一个活泼，一个懦弱，一个“勇敢”；并且还从身体—生理，即一个疾病缠身，终日疲惫不堪，不是咳嗽，就是吐血，一个青春靓丽、充满生命活力等方面分析了汪文宣、曾树生夫妻间“隔膜”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汪文宣，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懦弱”？其中的原因除了曾树生在给汪文宣的信中所强调的“应该由环境负责”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对此，许多研究者和文学史家都给予了深入的探讨，如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主要从汪文宣“痛苦”的原因说起：“一是生活的贫困给他带来的痛苦，这是最主要的。他为人老实，工作勤恳，每天总是累得疲惫不堪，但薪水微薄，入不敷出。在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他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病上班，即使如此，全家生活仍然处于朝不保夕的窘状中。失业的打击时刻在威胁着他，使他内心分外痛苦。二是病体给他带来的痛苦。作品既写了咳嗽、吐血、嘶哑给他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也写了他为了治病，导致妻子去当‘花瓶’赚钱和导致母亲典卖陪嫁物品，从而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三是母亲与妻子的争吵给他带来的痛苦。他的文化价值观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很爱他那作为‘新派人物’的妻子，另一方面又孝顺他那守旧的母亲；但是，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他无法解决，既不能舍弃妻子，又不能违逆母亲，只好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家庭的破裂使他痛不欲生。妻子远去兰州，并最终提出‘分开’，加速了他的死。”[9]
郭志刚等虽然是就汪文宣痛苦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但用来说明汪文宣的性格也无不可，因为这些痛苦除了身体的疾病这种客观原因以外，其余如环境及婆媳的争吵等终归还是汪文宣自身的原因，不然同一种环境中，即和他一起在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工作的那些职员，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过得如此窝囊。是他们一个个都“良心丧尽”了吗？话恐怕还不能这样来说。那么要弄清汪文宣懦弱的原因，我们认为还得从其特有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谈起：汪文宣一直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从作品文本来看，汪文宣从小丧父，并且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他不仅经历了孤儿寡母的生活的艰辛（虽然他们原也是富有人家，但毕竟有许多不便），而且目睹了母亲为抚养自己而做出的牺牲和努力，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理解母亲、依赖母亲，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的顺从心理或性格。另外，在汪家，父亲的缺失并不意味着父权的缺席，在汪文宣成长的道路上母亲代行了父亲的权利，一方面，她用传统的男权文化的价值观来教化汪文宣；另一方面又用女性（包括母性）的阴柔细致去影响和感化汪文宣，这种家教不仅造成了汪文宣有传统思想文化如孝顺的内涵，而且还养成了他听话、顺从的柔弱性格，没有父亲的威严，没有兄弟姐妹的争斗，再加上母亲的娇生惯养，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起男子汉应有的威严以及自己独立的人格规范，对母亲的感恩及对母亲权威的认同，致使他永远停留在孩童阶段，并且还是一个缺乏阳刚之气的男孩。这或许是造成汪文宣软弱甚至懦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