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所不在的“隔膜”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出身、地位、职业等方面的不同，人们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和隔阂，但鲁迅所说的“隔膜”则主要是指在专制政体的统治下和封建文化思想意识的影响下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互不了解、互不相通的精神疾患。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因为“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所以他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3]

正是由于鲁迅对中国封建政体和文化思想意识所造成的人们之间如一道高墙的彼此隔离的深切了解（虽然他也“自憾有些隔膜”），所以他在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人们之间精神“隔膜”现象的表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

首先，就其广泛性来说，鲁迅小说不仅描写了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性别之间人们“隔膜”的精神现象（当然他也描写了相同阶层、领域、性别之间人们“隔膜”的精神现象），而且他还描写了古代人们之间或现代人与古人之间“隔膜”的精神现象。大体上说，《呐喊》《彷徨》描写了现实中各色人等之间的“隔膜”：《故乡》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孔乙己》描写了末代读书人与民众的“隔膜”，《在酒楼上》《孤独者》等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肥皂》《离婚》《风波》等描写了旧式夫妻之间的“隔膜”，《伤逝》描写了现代知识男女（夫妻）之间的“隔膜”，《药》《阿Q正传》《风波》等描写了革命或革命者与民众的“隔膜”，《弟兄》描写了兄弟之间的“隔膜”，《兔和猫》描写了人和动物之间的“隔膜”，等等。当然其间还交叉描写了诸如民众与民众之间（如《示众》）、母子之间（如《在酒楼上》）、代际（如《风波》）等的“隔膜”现象。而在《故事新编》中，《奔月》叙述的是英雄和美人之间的“隔膜”，《出关》叙述的是圣人之间的“隔膜”，《起死》叙述的是圣贤与民众之间的“隔膜”，《理水》叙述的是文人之间的“隔膜”，其间也暗示了现代文人对古代人的“隔膜”，《补天》叙述的是神与人之间的“隔膜”等，可以说“隔膜”之雾，遍披华林，纵贯古今。

在这无处不在的“隔膜”中，鲁迅表现最为深切的是民众与革命或革命者的“隔膜”，以及知识者与民众的“隔膜”等。在《药》中，鲁迅一方面表现了民族革命者夏瑜为推翻清朝统治者，即为民族的解放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即使被统治当局关在牢里，还向狱卒宣传革命的道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并劝狱卒造反，以致被统治者杀害。另一方面鲁迅更多地更为深刻地表现了夏瑜（革命者）和所有人之间存在的“隔膜”。如果说，统治者（包括狱卒、刽子手）不能容忍他的革命行动，要杀掉他，虽然夏瑜认为他们“可怜”，但是出于维护统治者政权的需要，还是可以让人理解的，因为革命者和统治者的矛盾是固有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是夏瑜的不被所有人的理解：贫困市民华老栓对革命是不理解的，他关心的只是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所蘸的人血馒头来治好他家小栓的痨病，但小栓吃过之后“却全忘了什么味”，结果仍是病死；普通民众对革命也是不理解的，他们只会伸着脖子去看杀头；茶客们当然也不理解，认为夏瑜的劝人“造反”，“简直是发了疯了”；甚至夏四奶奶对自己的儿子的行为也不理解，她虽然认为儿子死得冤枉，但却只能寄托神灵的报应；至于夏三爷为了中饱私囊而投书告官的卑劣行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医治华夏民族精神疾患的“良药”究竟是什么呢？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仅描写了革命党对革命（目的）的“隔膜”——连赵秀才、假洋鬼子都能够投机革命，而且革命的结果也是换汤不换药：“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官，带兵的也还是之前的老把总。”更为深刻的是鲁迅描写了普通民众如阿Q等对革命的“隔膜”：阿Q先前认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可是当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很害怕时，阿Q便决计投降革命党“造反了”。但是阿Q的革命也只不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传统农民起义式的革命，因为这种“革命”除了“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4]以外，并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几千年来多次农民起义的结果，除了改朝换代以外，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便是很好的明证，阿Q的“革命”也不过如此，他土谷祠里的梦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改变农民起义式的革命方式，中国社会便永远处在“皇帝轮流做”的“轮回”之中，阿Q的“大团圆”的结局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膜”，在鲁迅的小说中，那就不仅是身份、地位的差异，而是思想、意识、观念、精神等方面的透彻心灵的隔阂。在《故乡》中，先前那样健康、活泼、智慧、英俊的少年闰土，现在变得如此的苍老、木讷，“像一个木偶人了”，虽然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仿佛石像一般”，特别是那一声恭敬的“老爷”的称呼，像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将“我”和闰土（以及其他人）隔绝开来，闰土的愿望（对神明的寄托）的“切近”和“我”的希望（改革国民魂灵的“立人”）的“茫远”之间的距离，何时能够缩短呢？正如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询问，作为知识者的“我”将如何回答呢？说有，会给祥林嫂带来和死去的儿子会面的慰藉，也会给她带来被阎王“锯成两半”的地狱的恐怖。说没有呢，虽然消除了祥林嫂死后被“锯成两半”的恐惧，也将会毁灭祥林嫂在人世间希望和儿子见面的最后的一点慰藉，她的最终死去，不是“我”一句“说不清”就能够释然的，那么，知识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消除和民众之间的“隔膜”，仍然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