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曹聚仁与“第三势力”和自由主义

曹聚仁（1900—1972年），字挺岫，浙江浦江人，集报人、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于一身，在上述领域皆有建树，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知识分子。

20世纪国际格局的剧变与国内国共两党的分合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曹聚仁的思想与行动。作为自由主义者，他的一生主要跨越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期，见证了国共两党从抗战前的对立到抗战中的合作，再由国共内战到1949年后的两党分治。此外，他生前广泛接触过的文坛、政界和新闻界等各方人士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人生轨迹。在大时代巨变的惊涛骇浪中，在同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中，他声称要远离政治，但实际上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报人，曹聚仁一生以亲历者敏锐的观察和练达的文字，记录了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他生前曾为诸多报刊投稿，后又创办刊物或担任多家报刊的主笔，丰富的报业活动和自成一家的思想确立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作为与“第三势力”相关的自由游离分子，曹聚仁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自称是动荡年代中“钟摆式”^[1]的人物。不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外界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近年来，曹聚仁回忆录的出版，各个历史时期与政治人物交往的文献档案的披露，特别是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文献，虽仅为曹聚仁参与中国政治的片断史料，但其影响和意义却不容轻视。因为，它涉及对近现代史中许多有着与曹聚仁类似身份或经历之人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如何客观地解读在20世纪中国“第三势力”形成、发展、分化、重组过程中曹聚仁的报刊活动与思想演变无疑是对新闻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挑战。而澄清这一问题也必定会对理解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动荡大时代时的言行，起到一些帮助作用。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力求通过对曹聚仁一生言行的爬梳剔抉，切实把握他的主要报刊活动，并厘清其思想演变的脉络。

带着上述问题，本书选取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曹聚仁的报刊文章原件为主要研究资料，参考大量档案文献及研究成果，对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报业言论活动、经营实践、新闻思想和政治思想进行了剖析。通过个案研究，对与曹聚仁相关的“第三势力”的形成与分化，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进行细致考察。

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大陆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最强劲的敌党共产党，还存在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大批自由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被称为“第三势力”，或称“中间势力”“中间派”“中间党派”“第三种势力”“第三种力量”“第三派系”等。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第三势力”并无统一界定。

本研究首先将不同历史时期对“第三势力”的定义进行归类，并廓清其范围；其次，将按创刊时间梳理“第三势力”报刊，并厘清“第三势力”报人群体（或自由主义报人群体）；最后，通过分析外界对曹聚仁的既往评价及其自我评价和定位，探析曹聚仁的历史属性和定位。

一 “第三势力”的界定、范畴及属性

关于“第三势力”的界定，较早见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因此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毛泽东将抗日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中间势力”的范畴限定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2]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里，又补充说“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七种力量。^[3]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国共斗争需要，较早肯定了“中间势力”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的重要地位，并将这一势力列为共产党应该努力争取的对象。

抗战胜利在即，无党派人士开始从民主运动的角度重新界定“第三势力”。1945年8月4日，无党派人士左行在《民众周刊》创刊号发表了《第三势力与民主运动》一文，将“第三势力”定义为“当时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势力以外的政治势力”。左行进一步阐述了“第三势力”的广狭二义。广义而言，“第三势力”是指“站在国共两党以外的，任何党派及无党派的势力系统”。狭义而言，“第三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以外，主张抗战建国和民主政治而且实践这种主张的党派”^[4]。可见，左行的界定更加强调“第三势力”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再掀高潮。此时的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参政议政，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提出走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的主张。在国共内战的语境下，民主人士对“第三势力”进行重新界定，并提倡和宣扬“中间路线”。其中尤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5]的早期领导人施复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施复亮于1945年12月在中国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国讯旬刊》上发表《论中间派》。他指出，“中间派”具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其中包括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绝大部分农民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6]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后，施复亮着重强调“第三势力”要求“解除封建的束缚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进步的势力”。要停止内战，“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7]。

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施复亮于1946年12月25日在民建中央机关内部刊物《民讯》上发表《今后的第三方面》，开始以“第三方面”指称“第三势力”。此时，他将“第三方面”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党派”“一切无组织的反内战的广大人民”以及“国民党内一切民主人士”。^[8]

在概括中间派的思想态度时，施复亮指出，中间派在思想态度上“应当是自由主义（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9]。

由此可见，为了争取更广大民众的支持，获得战后民主宪政运动胜利和反对国共内战的需要，以施复亮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更加强调“第三势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将手工业者和绝大部分农民纳入其中。此外，他们还不断强调“第三势力”是民主革命中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进步性和民主性的政治力量。尽管各个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从施复亮的论述中可见“第三势力”具有共同的思想主张：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反对国共内战和暴力革命，主张和平与改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主张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反对独裁统治，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上述思想主张大多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相吻合，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菊池贵晴开始对中国的“第三势力”展开研究。他在1975年指出，“第三势力”是指在国民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期间，不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任何一方合作的，基本上采取中立立场的四十几个党派。“第三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广大的无党无派民众”，其中包括小市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中农以上的农民阶层。^[10]20世纪80年代末，菊池贵晴的遗著《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出版后，延续上述论断。而日本学者平野正对菊池的观点发出挑战，认为“第三势力”并非“政党”，“它是为克服民族危机而出现的一股势力，它只可能在30年代以后的局势中诞生”。平野把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政治势力排除在“第三势力”之外。^[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将“第三势力”纳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框架之中，称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对“第三势力”的争取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第三势力”是共产党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12]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通常认为“第三势力”在抗战时期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势力”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派或团体，其中以中国民主同盟势力最大。^[13]

1989年，胡绳在历史学研究中首次提出“中间势力”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共产党一方的。^[14]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胡绳关于“第三势力”的研究日臻成熟。此时，他指出，中间势力应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另外，胡绳将中间势力的特点概括为“动摇、不断分化”，并指出“民族主义”和“发展经济”是决定这一势力分化、变动的两大重要因素。^[15]

分析以上研究可知，大陆史学界肯定了“第三势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主要是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而不是妥协的一面。此外，学者们也指出了“第三势力”的“动摇”和“不断分化”的特点，并分析了上述特点的成因。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荆知仁在《中国立宪史》一书中，从国民党的立宪历史角度出发，梳理了中国“第三势力”发展历程，将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青年党、民社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归入“第三势力”。他极力赞扬明显带有“反共”特性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持“超然立场”的社会贤达对国民党的制宪工作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与之相对，他认为民盟“甘受中共之操纵，而自弃其独立之立场”，“排挤”青年党和民社党，并迫使两党退盟。他斥责民盟为“中共的忠实外围，不但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与中共唱和随声，藉各种问题以阻挠有关制宪问题之协议，且进而共同抵制国大，拒不出席，使制宪国大的民主完整性，受到无比的损害”^[16]。由以上论述可知，荆知仁的著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了掩盖国民党立宪意在巩固和加强“一党专政”的历史真相，不惜将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和部分“第三势力”一起贴上阻碍宪政的标签。换言之，荆书显然是为以“立宪”为名实行“一党专政”之实的国民党及亲蒋的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进行翻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关于“第三势力”及其所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掀起热潮。闻黎明以“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为题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将“第三势力”界定为存在于“国共两极之间”的“政治空间”中的“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离的集团、群体，以及为数众多的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与自由主义分子，其中也包含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分子”^[17]。值得注意的是，闻黎明并未采取毛泽东从统一战线角度对“第三势力”的划分方法，而是将其分为四种类别。由此可见，闻黎明的研究是从中国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对“第三势力”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轨迹及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展开论述。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台湾学者陈正茂从曾琦的个案^[18]开始，一直致力于“第三势力”的研究。^[19]在对20世纪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中，陈正茂将中国“第三势力”出现的时间推迟到1947年1月马歇尔调处国共党争失败后离华返美发表声明之时。^[20]除了指出“第三势力”所持“反共兼反蒋”的政治立场和“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主张皆为其“表象”外，陈正茂在进一步剖析该势力“始终诉求”的自由和民主的底蕴时称：

“第三势力”是个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运动，它代表着一个孕育中的自由传统，不仅反对国、共两党的专制政治，更代表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文化。此股势力试图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思想上希冀提供中国政治另一条路向——即民主自由的政治选择。^[21]

陈正茂和其他学者的显著差异在于，他将“第三势力”界定为一种政治运动，并强调其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此势力希望在政治上独立于国共两党，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选择走“第三条道路”。

新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学子对“第三势力”及其报刊展开了研究。台湾大学高郁雅的博士论文以储安平的《观察》为中心，分析了“第三势力”报刊的兴起和转变。她将“第三势力”界定为国共内战初期，主要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国共两党之外的势力，既不满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中共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企图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政治上自称“第三方面”，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报章杂志是他们的阵地。^[22]

吉林大学叶兴艺在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第三势力宪政设计研究》中指出，“第三势力”是形成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7年国共两党彻底决裂、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活跃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保守性，又批评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及其激进政策，以众多性质相近的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为依托，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并试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势力。他特别强调“第三势力”比民主党派范围更大。^[23]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叶兴艺对“第三势力”从1927年到1947年的渊源流变梳理得最为系统。

综上所述，“第三势力”的成分复杂，且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分化和重组，但主要以众多性质相近的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为依托，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根据海内外既有研究，可将中国“第三势力”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势力”在中国大陆产生和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香港为大本营的“第三势力运动”。其中第二阶段与全球的冷战格局密切相关。限于阶级属性，“第三势力”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特点：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第三势力”倡导自由、民主与宪政，在反帝爱国运动，推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事业中选择与共产党合作，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某些“第三势力”党派、团体或个人也暴露出软弱、动摇和投机的一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选择投靠、依附国民党，而在战后接受美国扶植，主张反蒋反共，鼓吹“第三条道路”，成为美国冷战的一环。

二 自由主义报刊与报人

作为“第三势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势力”的机关刊物或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报刊与报人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以及自由主义学人的研究著作不绝如缕。学者们关注的基本问题包括：近代自由主义的意义、核心价值及特征，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端与发展阶段，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流派与主流，近代自由主义者，近代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等。^[24]

“第三势力”的机关刊物或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报刊与报人也逐渐成为大陆学界的研究焦点。尤其是随着报刊原件、档案、日记等一手材料日益丰富，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报人与报刊，如张季鸾、胡政之、萧乾、王芸生与《大公报》^[25]、成舍我与“成氏报系”^[26]、储安平与《观察》^[27]等展开个案研究，并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其中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称是有关新记《大公报》的资料翔实、体例完备、高水平的通史性著作。后来学者俞凡运用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使对新记《大公报》的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此外，张育仁系统回顾了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分析了自由主义报人的悲剧源头：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间的两难选择，以及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困扰与冲突。^[28]卫春回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和解读他们特有的思想状态和政治活动方式。她认为思想层面的自由主义者颇具自主性和创造力。舆论议政的自由主义者极具批判精神。政治实践中的自由主义者表现最为软弱和无奈。^[29]杨奎松关于知识分子个人史的研究，将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置于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周遭的小环境变化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从个人的角度对于世道之变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为何会有不同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结果。^[30]张忠指出，民国自由报人兼具新闻职业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三种社会角色。他探析了三种角色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他认为，民国自由报人无法摆脱追求“新闻自由”与新闻统制之间的矛盾、追求“经济独立”与民国时期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畸形市场秩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政治追求与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31]

在中国台湾学界，高郁雅的博士论文为研究“第三势力”报刊的兴起和转向提供了一种思路。而陈正茂编著的《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为研究20世纪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海外“第三势力”报人与报刊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和启发。^[32]在香港方面，李金铨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三位记者的生命史作为研究个案，分析中国近代史上国共政局变化、报纸与记者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精神。^[33]

综上所述，除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之外，“第三势力”中还活跃着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摇摆于各党派和势力之间的自由主义者表面上保持游离、中立的身份，而实际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办、加入、依附或倾向于不同党派，为其鼓吹宣传。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所创办或编刊的自由主义报刊与“第三势力”的机关报一起共同构成自由主义报刊。胡适、张季鸾、储安平、成舍我、王芸生、李微尘^[34]等都是自由主义报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既有研究成果均为厘清“第三势力”报刊的系谱图（详见附录Ⅳ 中国自由主义报刊与报人），探析“第三势力”报人（或自由主义报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的深层动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有效的分析路径。

三 有关曹聚仁研究学术史的回顾

到目前为止，有关曹聚仁报刊活动与思想的研究才刚起步。不仅某些基本史实有待确认，有关评价更值得商榷。^[35]

首先来看民国期间有关曹聚仁的评价。

曹聚仁投身上海报界之后，特别是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以其言论特色逐渐为论者所注意。阿秦从曹的谈话和演讲出发，深觉曹是个“诚笃深思”的学者。他对曹聚仁的为人和为学给予高度评价。^[36]柬阳回忆称，曹聚仁在上海编辑《涛声》杂志时，以“乌鸦主义”相标榜，极尽讽刺讥诮之能事，不仅鲁迅先生非常赞赏，读者也颇为称许。^[37]就1932年1月《涛声》被迫停刊一事，有人于1934年撰文指责曹专门欢喜给赤色人物捧场，一再献媚共党，将《涛声》渲染成粉红色，因此遭受停刊三个月的制裁。^[38]有人以“左”倾投机主义者目曹，也有人说他好虚荣与瞎出风头。^[39]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曹聚仁带笔从戎，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写下大量战地新闻通讯。曾为《申报·自由谈》撰稿的吴紫金在该副刊上赞扬曹“决不躲一点懒”“屹立在现实中推动时代的前进的车轮，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韧性，不折不挠”^[40]。

1947年年初，《野草》杂志刊登了左翼作家和报人聂绀弩撰写的《论乌鸦》一文。聂氏抨击曹聚仁“投机取巧”，借章太炎、顾颉刚和鲁迅的名气以宣传自己。例如，曹聚仁曾于1922年4—6月笔录章太炎在上海发表的国学演讲，并将其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聂绀弩称，曹聚仁在此书上“骂章太炎反对白话，思想落伍”，以此证明他自己是“前进的”。据聂绀弩观察，他在1946年11月发现《文汇报》上有一则新书广告，为曹聚仁所编《鲁迅》作宣传。曹称此书中收录了鲁迅自传，还有作家张定璜、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及他自己回忆鲁迅的文章。聂绀弩认为，曹编此书有借鲁迅“宣传自己”之嫌。此外，聂绀弩指出，由于曹聚仁明知左翼文学刊物《海燕》的实际主持人就是鲁迅，还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致使该刊仅出版两期就遭受查禁。聂绀弩欲以《海燕》停刊的事实证明曹并非如他所言那样尊敬鲁迅或与鲁迅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聂绀弩指出，曹聚仁和鲁迅丝毫没有共同点，曹聚仁“正在用一切方法打击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先生“却是竭尽毕生之力反对一切旧势力的人”^[41]。

1948年8月，曹聚仁为香港《星岛日报》写了一篇《十年观变杂话》。左翼作家孟超指责曹聚仁是最会看最高主子（指美帝国主义）的眼色、也会揣度其意向的“奴才渣子”。孟超还揭穿了曹对全国人民玩的一套骗术，称曹所提出的“人民路线”不过是“民贼路线”。^[42]

从1954年年初到1956年上半年，曹聚仁在著述方面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并向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投稿，先后连载其著作《文坛五十年》和《鲁迅评传》。1956年8月中旬，新加坡的马华新文学史家方修撰文对曹聚仁的专栏文章《鲁迅评传》批评道：

标新立异，胡说八道（中略）充满着对于一些新文学史著以及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的作者（如王士菁、王瑶、蔡仪、朱彤等）的诋毁，对于一些赞扬鲁迅的文字的曲解，对于敬仰鲁迅的青年们的诬蔑，以及对于鲁迅本人的歪曲和侮辱。那一连串的肤浅的见解，荒谬的论调，我们正应该尽量地加以揭发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位所谓“史人”的颠倒黑白的手法。^[43]

与方修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8年5月20日周作人致信曹聚仁，对他的《鲁迅评传》给予高度评价称：

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44]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尤其是1949年至1978年间，大陆对曹聚仁的评价进一步推向否定方面。

1949年2月，公刘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45]增刊上批判曹聚仁用“不投机”的形式来“投机”，是国民党的“帮凶文人”^[46]。当月，金辰批评曹的“乌鸦主义”是中国文坛上畸形的变态中的一种，他称曹是“骨子里奴性十足，专诚为统治阶级服务效忠”“不折不扣的帮闲和帮凶”。在分析1949年年初曹的言行后，金辰指出：

曹聚仁丢不了中产阶级士大夫的帮闲的大包袱，仍在舞笔弄墨，想替自己辩护，而在字里行间对当时中国的人民力量和革命做了非常巧妙的侮辱和诬蔑。（自然，要这样他才会更取宠于他没落的主子。）^[47]

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离开大陆来到香港，他的观点受到了左右两派的夹攻。据冯英子回忆，香港的左翼报纸《周末报》与曹聚仁进行了近两年的论战，其中针对曹所撰《南来篇》《听涛室杂笔》《门外谈兵》的批评最多。^[48]右翼文人与曹的激烈论争则集中在政治、文学、哲学等各方面。他们都强烈攻击曹投靠共产党，并有“剧秦美新”之嫌，即曹聚仁批判败落的国民政府，而歌颂新生的共产党政权。^[49]1957年3月16日，身在美国的胡适收到曹聚仁邀他回大陆考察的信件。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称曹为“妄人”^[50]。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岛内视曹聚仁为毒蛇猛兽，将其著作列为禁书。^[51]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曹著遭到大陆海关查禁，国内对他的情况也知者寥寥。甚至直到1979年，大陆学界还有人称他为“反动文人”。曾在文学月刊《野草》任责任编辑的秦似回忆称，当反动文人曹聚仁的真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之时，该刊曾刊登过他的文章，秦似因此“悔之莫及”^[52]。据曹聚仁的侄女曹景滇回忆，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陆续重版了曹聚仁的著作，出版了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53]

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有关曹聚仁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新文学史料》以极大的篇幅开始选载曹聚仁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54]经过分析可知，曹聚仁虽然善于考证和叙事，但其自传难免存在夸大和矫饰的成分。

老报人任嘉尧是曹聚仁的旧友。1980—1985年，他为曹聚仁撰写了多篇纪念文章。1980年，《新文学史料》刊登了任嘉尧所撰《曹聚仁先生二三事》，概述了曹的生平，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曹所参与报刊活动的介绍。他称赞曹聚仁晚年在文学上是爱国的，并提及曹曾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作的努力。此文后由香港的《新晚报》转载。^[55]在此文基础上，任嘉尧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曹聚仁写了小传。次年，此传被收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0辑。这篇传记涉及曹聚仁的家世、教育和文化生涯等。^[56]此文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其中有些材料并不可靠，有关曹的早期报刊活动更是如此。^[57]为纪念曹聚仁逝世十三周年，任嘉尧在回忆文章中指出，曹老去世后，外界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有褒有贬，竟然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他认为这是对曹老一生缺乏全面了解的缘故，而曹老的言行和著述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58]2011年，任嘉尧为曹聚仁写的小传被收入《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一书。^[59]任嘉尧的上述文章激发了后来人对曹聚仁一生的经历、著述、报刊活动和思想的研究兴趣，以便更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位颇具争议的自由报人。

1980年以后，曹聚仁亲属的回忆文章开始涌现，其中包括曹聚仁之妻邓珂云、胞弟曹艺、女儿曹雷、儿子曹景行以及四弟曹艺之女曹景滇的文字。

1980年7月22日，为纪念曹聚仁逝世八周年，曹雷在香港《新晚报》发文回忆称，父亲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统一祖国的大业。她还简要介绍了曹聚仁文稿的整理工作，并相信随着父亲遗稿的陆续刊出，他的“赤诚的爱国之心终会换得更多的人们对他的怀念”^[60]。

此后两天，曹聚仁的胞弟曹艺也在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兄长离世已八年，“棺将朽而论未定”，至今在海内外还是“谜样的人物”。他转引曹聚仁的自我评价称：

（我）是一个不敢和现实政治太接近的人，却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61]

曹艺评价兄长曹聚仁称：

他是个胆子最小而又是胆子最大的人；是个优柔寡断而又是个极有定见的人；是个自己不信仰什么主义而不反对别人尊崇什么主义的人。^[62]

邓珂云为亡夫曹聚仁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所作的后记大量引用曹的著作，代曹作了叙述。此文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邓珂云所编“曹聚仁编著目录初辑”。此目录虽不完整，但足以使研究者按图索骥，挖掘曹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以便更好地鸟瞰和理解曹的活动主线和思想变迁。^[63]

1981年，胡风指出由于1936年曹聚仁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左翼文学刊物《海燕》仅出版两期就遭受查禁。^[64]

1983年，与曹聚仁相识多年的老报人冯英子发表了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一方面，他肯定了曹聚仁在晚年“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必要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但倘说曹聚仁先生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没有走过弯路，没有写过反动文章，没有攻击过共产党，恐怕也算不得实事求是，恐怕就是一种违心之论。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回避历史的真实的，对一个人的评论，不应看他的一时一事，而应看他的全部。这才是一种知人论世的方法。^[65]

此外，冯英子还在本文中为曹聚仁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66]

1985年，夏衍对曹氏作了如下评价：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晚节是好的。海关把他在香港出的书作反动书籍而扣检，是不恰当的。^[67]

1987年，黄药眠在自传中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在暨南大学附中教书。时任暨大高中部主任的曹聚仁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暗探，不断指名道姓向国民党特务揭发他在暨大组织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致使共产党失去了在暨大的宣传据点。^[6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聚仁报刊活动及思想的源流、形成及其影响，越来越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

黄曼君、唐弢、李何林、刘家鸣、姜德明等国内鲁迅研究者曾撰文批驳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称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是“自我吹捧，自我标榜”，周作人与曹聚仁“相互吹捧”，一同“歪曲”鲁迅形象。^[69]

但唐弢也指出，对曹聚仁的评价应该本着如下原则：

（曹聚仁）还是在香港做了一些好事。我们不能说好就一切都好，说坏就一切都坏，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70]

值得注意的是，李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有关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资料的搜集工作。他的成果《曹聚仁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史料。^[71]李书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曹聚仁其人，推动有关曹聚仁的研究，对近现代新闻史编写工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李勇对报刊原件的挖掘不够，且忽略了一些重要文献。

1990年，中国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在为李勇的《曹聚仁研究》作序时对曹聚仁作了如下评价：

对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和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对曹聚仁似乎贬多于褒。他的身上，被无端的泼了不少污水；头上被戴了不少并不合适的帽子。三中全会以后，学风趋于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占了上风，一些被歪曲了的史实，逐渐地被澄清，一些误解，逐渐地被解释清楚，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符合他的实际。尽管他的认识和道路有过曲折，应该承认，他是一个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心口如一的正直的爱国者；是一个“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伟大成就的热情的鼓吹者；是一个为海峡两岸的统一，为开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为进步的文学和新闻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作过许多有益的事情的人。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72]

199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曹聚仁传》（李伟著）成为国内首部关于曹聚仁的传记。该书对传主的一生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期望让曹从历史的帷幕中走出来。此后李伟又发表了多篇关于曹聚仁的文章。^[73]李伟自称从年轻时就对曹聚仁崇拜有加。为了给曹聚仁立传，他曾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和四弟曹艺有过交往，也因此收集到曹聚仁的手稿、书信等第一手资料，并就各种疑问采访过曹的直系亲属。^[74]然而，由于对曹的崇拜，李书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色彩。另外，除了上述史料，李伟主要参考了曹聚仁的自传和采访手记，但缺乏对报刊原件的搜集和分析。

在众多研究者中，还有三位值得注意。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自1993年发表的多篇文章提及曹聚仁的“两岸密使”工作。2015年，叶永烈又跨越海峡到国民党党史馆，追踪“两岸密使”曹聚仁的相关档案。^[75]台湾问题专家、作家李立采访了曾经见证曹聚仁沟通国共高层的徐淡庐，解密曹聚仁大陆行的幕后故事。^[76]历史学家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和曹聚仁与台湾当局的往来函件等为依据，探究了曹聚仁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时期担任两岸“密使”的经历。^[77]

1997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曹雷以此为契机，于1998年撰写长文，梳理了曹聚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海峡两岸“国共密使”，为国家统一奔走的史实。^[78]此文主要以《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曹聚仁传记为依据，为后人研究曹聚仁在那一时期的“两岸密使”身份及其发表的相关报道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1999年，曹聚仁去世27周年，人们纷纷追忆。柳哲以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为名，通过写信、电话或登门拜访等方式，采访了曹艺、曹雷、曹景行等曹氏亲属，以及程思远、季羡林、童小鹏、马树礼、郑子瑜等曹氏旧交，并将大家的叙述整理成文字发表。^[79]上述文章虽难免有“为亲者隐”“为逝者讳”的成分，但对后人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作家章克标称：

他（指曹聚仁）的一生与中国现代的变化发展各方面都有关系，也是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也。^[80]

章克标的观点恰恰提示了曹聚仁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999年，丁言昭为曹聚仁所作传记侧重写了传主在沪二十余年的活动。全书从家庭、故乡和亲朋的影响入手，认为上述外界因素决定了曹的一生命运。随后重点论述了曹作为记者、编辑、学者、教授、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及其众多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将曹定位为“一介爱国书生”^[81]。

同年，古远清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在香港引发的论战。他评价那时的曹聚仁“形中实左”。他认为，当时曹以“中立派”面目出现，但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气象时，“有时过于天真和书生气，有些言论现在看来不是右而是过左”^[82]。

2000年以后，有关曹聚仁思想与活动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在曹聚仁诞辰100周年之际，曹景滇在《新文学史料》刊发长文，简要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重版曹著的情况，挖掘了近年来曹聚仁研究不断升温的成因，并希望藉此让真实的伯父从后台走出来。他详细回顾了伯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两岸和平统一所付出的努力。^[83]陈振平则对曹聚仁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报业活动进行了研究，用事实证明曹聚仁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站在爱国的立场上。^[84]

2003年，卢敦基和周静为“自由报人”曹聚仁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传记，特别强调了20世纪50年代这段。他们认为曹一生集学者、作家、报人身份于一身，其中报人应为其主色调。^[85]同样，二人并未对曹聚仁的报刊文章等一手材料作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以上多部传记虽然没有深刻的学术性，但可以相为印证，为了解曹聚仁的社会关系、活动与思想等提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若干以曹聚仁报刊活动与思想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但目前除了夏庶琪对20世纪30年代曹聚仁所创办的《涛声》周刊进行了个案研究^[86]外，其余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曹聚仁抗战期间所撰采访手记、战地通讯或在赣南《正气日报》担任主笔期间的编务改革，以及战后曹聚仁南下香港作为自由报人的经历。

例如，王龙志对赣南《正气日报》作了个案研究，对曹聚仁1942—1943年从担任主笔到离开该报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87]

黄志辉分析了曹聚仁走出书斋成为战地记者的原因，剖析了他探索出的侧面采写军事新闻的模式以及战地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88]然而，黄仅以曹聚仁的采访手记及传记为主要文献，难免受到其主观性的影响。

王丽、奚萌萌和艾华的硕士论文将曹聚仁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战地通讯《大江南线》列为研究文本，对其记者生涯进行探讨，并将重点放在抗战记者阶段。王丽对曹聚仁新闻思想的挖掘聚焦于抗战期间的截面研究。^[89]但是，她仅从战地通讯集《大江南线》总结出曹聚仁的新闻思想，有过度推论之嫌。她对曹聚仁思想的挖掘仍停留在新闻操作层面，深度挖掘不够。奚萌萌更多分析探讨了曹聚仁史传式写作风格的复杂成因。^[90]艾华则从内容视角、报道态度和表达风格三个层面出发，对曹聚仁的战地通讯集《大江南线》进行分析。^[91]然而，此研究对于《大江南线》之外的报道与评论关注较少。

陈建云聚焦于身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历史大变局中，一度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民间报人，如果不愿意离开祖国，就必须在国共之间做出抉择。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曹聚仁南下香港的原因。^[92]

香港方面有关曹聚仁的评价和研究情况也值得重视。1972年曹聚仁去世后，香港先后有多位曹的旧交写了悼念与研究曹聚仁的文章。曾与曹聚仁一起编刊《热风》的徐称，曹在性格上有明显的矛盾。例如，1950年曹聚仁移居香港，却主张年轻人回大陆去。子春认为曹聚仁是新闻记者，也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战士”，“虽然为新社会吹嘘，至少没有八股气，也决不是一个附和主义者，他的报道是客观的，求实的”。但曹“只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曹聚仁在港时的老友李雨生评价他是“一个在动乱中政治边缘上打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而“骑墙望风”确实是曹的“独到之处”。与曹聚仁于20世纪40年代在《前线日报》共事多年的报人圆慧认为曹聚仁在解放前“热衷于政治的活动”，且已在1949年10月流露出要南下香港的意愿。老报人罗孚指出，曹聚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是努力宣传新中国的新气象的。在今天看来，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局限，他也还有过过左的议论呢。他笔下可能有无心之失，却没有恶意诬蔑”。余力文称赞曹聚仁“卓然独立、立场超然，置身在新闻界奋斗长达半个世纪……甘守士君子节操，从不取巧躲避，以文章报国，靠学问立身，不偏不倚，独往独来……堪称‘书生本色，报人楷模’”。郑子瑜称赞曹氏“为人诚恳，待人勤恳”。司马璐对曹聚仁的评价是“他是文人，对政治有兴趣，又害怕政治，介入政治，左右摇摆”。姚士彦赞扬曹聚仁“热爱祖国，文名盖世……总以祖国、人民为重”。张耀杰认为曹聚仁“反复无常无所不可”。彦火则称曹为“性情中人，有赤子之心，也有很率真的一面”，“文人玩政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哀”^[93]。

197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报告对曹聚仁评价如下：

1955年，当他成为“密使”时，他是个自谋机会主义者和亲共分子，但也就某些事件对北京进行批评。（中略）无疑中国共产党把曹聚仁与蒋经国之间的关系视为对中华民国展开心理攻势的有用工具。^[94]

这篇报告提供了如下信息，美国认为1955年以后的曹聚仁是个投机主义者，而且曹并非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派，而是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因此，曹聚仁是共产党对台心理攻势的一部分。

据目前所见，国外有关曹聚仁的研究成果不多。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早年负笈广州中山大学及上海暨南大学时，与曹聚仁交谊颇笃，其文坛回忆录记录了曹的行迹。^[95]曾在《台湾日报》任职、1967年定居美国的报人、作家江南（刘宜良）虽与曹公并无一面之缘，但却是有书信往来的忘年交。他简要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对曹聚仁著作的查禁，以及二人始于1968年的书信往来情况。^[96]定居加拿大的鲍耀明是曹聚仁在香港时的旧交。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与李微尘、曹聚仁等香港“第三势力”一起编刊《热风》杂志。他保存了1956—1970年间与曹通信若干。1956年9月，曹聚仁第一次“北行”大陆时，曾致信邀约鲍氏前往北京观光。^[97]以鲍耀明的看法，曹聚仁是“极爱自己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曹的见解是中间略为偏左。^[98]马来西亚籍华人刘子政曾和曹先后通信数十封，并保存手迹甚多。他所撰《敬悼曹聚仁先生》一文被编入《曹聚仁先生纪念集》。此文透露了曹聚仁的晚年境遇及著述等。^[99]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对曹聚仁的交往圈子及人生际遇的了解和认识。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

第一，迄今对曹聚仁一生新闻生涯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成果对他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报刊活动和思想变迁，并未深入探讨和辨析。这就为本研究留下了可以开拓的空间。

第二，目前有关曹聚仁思想的研究，主要仍以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主要依据。有些研究已开始利用档案文献；但总体而言，在史料运用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譬如，时人日记、回忆录、函电、年谱等，都可资参照和利用。只有将各种史料进行比较，才可能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曹聚仁的思想变化。

第三，目前历史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关曹聚仁的研究日渐丰富，但存在盲点。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战地记者以及战后担任自由报人和“两岸密使”的经历。虽然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成功的时光，但如果对他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报业生涯、自由主义思想、与“第三势力”的关系等缺少必要的考察，对理解他其后的言行显然会产生一定困难。上述盲点正是日后研究的创新点所在。

第四，既有研究主要以报刊为依据；但即便如此，对报刊的运用也十分有限。譬如，已有研究大多提及曹聚仁早期服务过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涛声》周刊、《社会日报》以及晚期撰稿的香港《星岛日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但未结合国内外时局的变动以及“第三势力”的演变对上述报刊原件进行深入梳理和解读。这也是本研究可以深入挖掘的。

第五，“第三势力”的概念随着时代发生变迁：从对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具有进步意义人士的指称转变为冷战时期反蒋反共势力和运动的代名词。与其说曹聚仁是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不如说他是游离于“第三势力”党派和团体之外的自由游离分子。

四 研究旨趣、方法及思路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研究拟从历史学、政治学和新闻学多维度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析。之所以选择上述三个维度，是因为曹聚仁曾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和政治圈，并阐发过独特的文学思想、新闻思想、政治观和历史观。其中政治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要素，它看似一条伏线，但通过研究发现政治才是贯穿曹聚仁一生的主线。上述三个维度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一维度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在认识人物时出现视野偏狭，甚至是在对其作出历史评价时产生偏见。

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以往关于曹聚仁的研究有的选取小跨度（某一历史阶段），也有的选取大跨度（人物的一生）。但前者无法廓清历史人物思想与行为随时代的变迁，而后者难免因时间跨度较大而面面俱到，流于表面。因此，本研究主要选取20世纪20—50年代作为研究时段。这四十年既是曹聚仁活跃于中国社会的时段，也是中国与世界经历大变动的时代。从曹聚仁的行止可以窥见，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不甘寂寞、无奈与摇摆。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以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背景，以“自由派”报人曹聚仁为研究对象，围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之间关系这一核心展开论证，对曹氏从20世纪20—50年代的报刊实践与思想进行历时性研究，并对与他同时代的“第三势力”予以共时观照。试图探索20世纪的国内外局势以及各界人士对曹聚仁的冲击，描述其心理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彷徨和行动上的变动，重点在于挖掘引起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摇摆与投机的深层动因，进而将研究拓展到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问题的探讨。总而言之，本研究的旨趣在于：一方面，对曹聚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语境以及新中国政权下的报刊活动进行立体、全景式的展示；另一方面，从上述活动透视曹聚仁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思想的产生机理，试图抽取和提炼出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并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对新材料的发掘与梳理。通过大陆、港台地区和大英图书馆、各类电子数据库和互联网，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关于曹聚仁的材料。各类材料包括：

1.曹聚仁不同时期著作（杂文集、战地通讯集、采访手记、回忆录、人物传记等）；

2.曹聚仁发表的报刊文章原件；

3.关于曹聚仁的研究专著、纪念文集、传记、学位论文；

4.关于曹聚仁的中外档案、研究文章、回忆录、书信、日记等。

通过对一手材料的收集和解读，修正曹聚仁传记（自传或他人撰写）中夸张矫饰的部分，并期待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有待商榷之处。

本书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九章，围绕曹氏一生中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思想展开论述。

第一章从曹聚仁的家世、家学、求学与初涉报界的经历入手，探寻其思想和行为的源头。

第二章通过回顾近代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了解曹聚仁在20世纪30年代初之处境，探究他创办《涛声》的动机以及所谓的“乌鸦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内涵，分析他在该刊上的言论倾向。

第三章由曹聚仁对小型报革新所作的贡献为切入点，关注他于1933—1937年间在《社会日报》发表的抗日言论，并分析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此时期初步形成的原因及表现。

第四章以曹聚仁的战地记者生涯为研究对象。首先以他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的战地报道为个案，管窥其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其次，探究他与国民党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的渊源，系统地分析他进入中央社后在战地新闻实践方面的变动，及其报刊言论在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所呈现的走向。

第五章聚焦于曹聚仁应国民党政治新人蒋经国之邀，于1942年主持“新赣南运动”宣传机构《正气日报》工作前后，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方面的作为。从曹接办《正气日报》到离开该报一年间的思想变化，洞悉他如何成为蒋经国的幕僚，逐渐卷入政治的风暴眼之中，又为何最终做出离开该报的抉择。

作为前述各章的延续，第六章试图探究曹在战后走向政治前线的原因，描摹其战后政治观点的形成过程，剖析他对战后中国重塑和国共内战所作的评论，以及所表达的自由主义政治诉求。

第七章首先考察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离沪赴港的动因；其次，描述他在香港《星岛日报》专栏中的涉华持论及其引发的论争，并归纳他所发表国际时评的特征；最后，分析造成他南下香港后自由主义政治观演化的原因，并阐明其政治观的具体表现。

第八章将重点探究曹聚仁为何将视线从香港移向新加坡，如何拥有自由报人和国共密使的双重身份，分析他如何在1956年以后凭借新加坡《南洋商报》对外宣传社会主义中国，以及所采取的对外宣传策略。另外，还对其晚年工作进行概览。

第九章通过对报刊原件的梳理，考察曹聚仁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起源与嬗变。

此外，将《1950年代曹聚仁“鲁迅观”引发的论争与影响——以曹著〈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为考察重点》一章补录于正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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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春翠：《一个虚无主义者》，载《竹叶集》，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版，第42页。

[2]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744—748页。

[3]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757页。

[4] 左行：《第三势力与民主运动》，《民众周报》（上海）1945年创刊号，第7—8页。

[5] 1945年12月16日，由施复亮与黄炎培、章乃器等在重庆参与发起成立。该会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

[6] 施复亮：《论中间派》，《国讯旬刊》1945年第405期，第12—13页。

[7] 施复亮：《论中间派》，《国讯旬刊》1945年第405期，第12页；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载卓兆恒等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08页。

[8] 施复亮：《今后的第三方面》，《民讯》1946年第2期，第1、4页。

[9]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301页。

[10] [日]菊池贵晴：《中国革命时期第三势力的成立与展开》，张惠才、韩凤琴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原载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七卷。

[11] 详见[日]平野正《评菊池贵晴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2期，第45页。

[12] 参见江抗美、曾支农《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沙健孙《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田武恩《试述我国民主党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13] 参见廖大伟《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48页；田武恩《试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第61—67页；顾关林《论中间派的历史性转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232页。

[14] 胡绳：《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6页。

[15]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16] 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67—378页。

[17]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8] 详见陈正茂《曾琦与民国政治》，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65—112页。

[19] 陈正茂围绕“第三势力”，先后编撰《曾琦先生文集》（1993）、《左舜先生晚期言论集》（1996）、《曾琦先生年谱》（1996）、《醒狮精神》（2008）、《台湾早期政党史略（1900—1960）》（2009）、《敝帚自珍陈正茂教授论文自选集》（2009）、《新路周刊合订本》（2010）、《逝去的虹影——现代人物述评》（2011）、《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2011）等多部著作。

[20] 参见陈正茂编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代序第i页。

[21] 参见陈正茂编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4—15页。

[22] 参见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02年，第211页。

[23] 详见叶兴艺《现代中国第三势力宪政设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第1—6页。

[24] 参见俞祖华、赵慧峰《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25] 例如，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方汉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载《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载《首届中国人物传播家大会暨第二届中国人物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陕西省传播学会2010年版；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一个学术史的回顾》，载《新闻学论集》编辑部《新闻学论集》（第25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6] 详见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载《方汉奇先生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475页；唐志宏《成舍我先生年谱简编》，载《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台北：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暨新闻史研究中心2007年版，第567—580页；李磊《成舍我“二元化”办报思想初探——对上海〈立报〉发刊辞的解读》，《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蒋晓丽《成舍我报刊社会责任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14年。

[27] 例如，韩戍《储安平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8] 详见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页。

[29] 详见卫春回《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与“中间道路”研究（194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30] 详见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XX—XXI页。

[31] 详见张忠《民国自由报人的社会角色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52—156页。

[32] 详见陈正茂编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搜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33] 详见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载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463页。

[34] 李微尘（1902—1977），字惟诚，广东香山人，康有为“拜门弟子”。20世纪30年代曾任陈友仁秘书。20世纪3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寓居香港，担任《中国晚报》主笔。20世纪50年代初，曾先后主编“第三势力”刊物《中国之声》，主持香港创垦出版社，主编《热风》半月刊。1956年赴新加坡，先后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及电视广播新闻部门。1966年，出任李光耀总理公署新闻秘书，至1975年退休为止。参见高伯雨《李微尘在香港的一段日子》，《大成》（香港）1978年第50期，第36—38页；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08页。

[35] 刘宪阁对民国报人张季鸾的研究对本文极具启发意义。参见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载《首届中国人物传播家大会暨第二届中国人物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陕西省传播学会2010年版，第6—16页；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一个学术史的回顾》，载《新闻学论集》编辑部编《新闻学论集》第25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305页。

[36] 阿秦：《文坛画虎录：曹聚仁》，《十日谈》1934年第23期，第9页。

[37] 柬阳：《由文人打入记者圈，适然史观曹聚仁》，《飘》1946年第5期，第6页。

[38] 斗：《曹聚仁重振旗鼓》，《社会新闻》1934年第6卷第10期，第139页。

[39] 汉黎：《曹聚仁在历史前面站住了》，《新垒》1934年第4卷第3、4期，第157页。

[40] 吴紫金：《记曹聚仁先生（下）》，《申报·自由谈》1939年3月16日。

[41] 聂绀弩：《论乌鸦》，《野草》1947年第3期，第20—24页。

[42] 孟超：《谈奴才渣子的伎俩》，《野草文丛》（香港）1948年第11期，第5—8页。

[43] [新加坡]方修：《鲁迅为什么被称为新中国的圣人？》，载《评论五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9页。

[44] 曹聚仁：《知堂老人的晚年》，《文教资料》1999年第3期，第16页。

[45] 参见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46] 公刘：《论曹聚仁》，《华商报增刊》（香港）1949年2月20日。

[47] 金辰：《曹聚仁，你可以休了！》，《真善美》（广州）1949年第16期，第3—4页。

[48] 参见冯英子《我所知道的曹聚仁先生》，《艺谭》1983年第3期，第84页；冯英子《复曹聚仁》，《周末报》（香港）1951年1月6日。

[49] 详见寒梅《大时代的烙印——〈与曹聚仁论战〉序文》，载马儿等《与曹聚仁论战》，香港：自由世界书局1952年版，第3—4页。

[50] 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

[51] 参见江南《念聚公》，《新晚报》（香港）1980年8月12日。

[52] 参见秦似《回忆〈野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174页。

[53] 曹景滇：《拂去历史的烟尘——让真实的曹聚仁从后台走出来》，《传记文学》（香港）2000年第8期，第23页。

[54] 详见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选载一）》，《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选载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选载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选载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选载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55] 详见任嘉尧《曹聚仁先生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第190—192页；任嘉尧《曹聚仁在港时及其他（上）》，《新晚报》（香港）1980年6月5日；任嘉尧《曹聚仁在港时及其他（下）》，《新晚报》（香港）1980年6月6日。

[56] 详见任嘉尧《曹聚仁》，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0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8页。

[57] 将曹聚仁主编的《涛声》杂志创刊时间1931年8月错记为1932年8月。又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曹聚仁撰稿的报纸《大晚报》误记为《申报》。

[58] 嘉尧：《我所知道的曹聚仁——纪念曹老逝世十三周年》，《华人月刊》（香港）1985年第9期，第61—62页。

[59] 详见任嘉尧《曹聚仁》，载李新、孙思白、朱信泉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9—113页。

[60] 曹雷：《深深的怀念——回忆父亲曹聚仁》，《新晚报》（香港）1980年7月22日。

[61] 曹艺：《无限绮思忆不真——哥哥曹聚仁八十周岁纪念》，《新晚报》（香港）1980年7月23日。

[62] 曹艺：《无限绮思忆不真——哥哥曹聚仁八十周岁纪念》，《新晚报》（香港）1980年7月24日。

[63] 详见邓珂云《他与他的世界——〈我与我的世界〉后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64] 胡风：《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79页。

[65] 冯英子：《我所知道的曹聚仁先生》，《艺谭》1983年第3期，第78—84页。

[66] 冯英子：《我所知道的曹聚仁先生》，《艺谭》1983年第3期，第78—84页。

[67]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3页。

[68]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69] 详见黄曼君《对鲁迅精神应作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评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56—69页；唐弢《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载《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李何林《清除鲁迅研究中普及与提高的思想障碍》，载《李何林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7页；刘家鸣《评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0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410页；姜德明《周作人晚年书信》，载《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279页。

[70] 唐弢：《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载《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71] 李勇：《曹聚仁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30—139页。

[72] 方汉奇：《序》，载李勇《曹聚仁研究》，序第1—2页。

[73] 详见李伟《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李伟《首本〈曹聚仁传〉问世始末》，《钟山风雨》2012年第6期；李伟《曹聚仁研究的回顾》，《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6年第4期；李伟《曹聚仁的最后岁月》，《传记文学》（香港）1997年第11期；李伟《曹聚仁身后余波》，《传记文学》（香港）2005年第2期。

[74] 详见李伟《曹聚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371页。

[75] 详见叶永烈《毛泽东和金门炮战》，《南风窗》1993年第11期；叶永烈《穿梭海峡两岸的国共秘使》，《法苑》1993年第12期；叶永烈《跨过海峡查档案》，《同舟共进》2015年第6期。

[76] 详见李立《台海风云：20多位部长级领导口述海峡两岸重大事件纪实》，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59页。

[77] 详见杨天石《蒋介石日记中的“两岸密使”》，《同舟共进》2018年第9期。

[78] 详见曹雷《女儿忆“国共密使”曹聚仁》，《世纪》1998年第4期。

[79] 详见柳哲《回忆曹聚仁——纪念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27周年》，《华文文学》1999年第4期。

[80] 详见柳哲《回忆曹聚仁——纪念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27周年》，第62页。

[81] 丁言昭：《曹聚仁：微生有笔月如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82] 古远清：《在左右夹攻中的曹聚仁——香港五十年代发生的一场论战》，《黄石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30—33页；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83] 详见曹景滇《拂去历史的烟尘——让真实的曹聚仁从后台走出来》，《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84] 详见陈振平《曹聚仁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报业活动》，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第135—151页。

[85] 详见卢敦基、周静《自由报人——曹聚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340页。

[86] 详见夏庶琪《〈涛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14年，第12—23页。

[87] 详见王龙志《赣南〈正气日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0年，第16—22页。

[88] 详见黄志辉《战地记者曹聚仁探微》，《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89] 详见王丽《曹聚仁报刊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2年，第46—53页。

[90] 详见奚萌萌《抗战时期曹聚仁战地通讯史传风格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3年，第36—44页。

[91] 详见艾华《曹聚仁〈大江南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6年，第52页。

[92] 详见陈建云《向左走 向右走：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48页。

[93] 徐：《悼曹聚仁先生》，载璧华编著《曹聚仁作品评论集》，香港：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子春：《纪念曹聚仁兄》，《南北极》（香港）1972年第8期，第43—44页；李雨生：《哀曹聚仁》，《新闻天地》（香港）1972年第8期，第15页；圆慧：《我与曹聚仁》，《大人》（香港）1972年第29期，第14—15页；王方：《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第6期，第34页；赵家欣：《记曹聚仁先生》，《新晚报》（香港）1981年7月22日；吴其敏：《曹聚仁故事琐忆》，《大公报》（香港）1982年1月4日；刘季伯：《曹聚仁在香港当记者的日子——感旧录》，《争鸣》（香港）1983年第9期，第71页；罗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读书》1986年第12期，第145页；汀雨：《曹聚仁与香港报纸》（上），《新晚报》（香港）1996年3月4日；汀雨：《曹聚仁与香港报纸》（下），《新晚报》（香港）1996年3月5日；余力文：《事业宗奉儒家，生活力行墨家——书生老报人曹聚仁》，载邓珂云、曹雷编《香港文丛·曹聚仁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71—274页；郑子瑜：《我和曹聚仁的交往》，《文教资料》1999年第3期，第9页；司马璐：《曹聚仁，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前哨月刊》（香港）2001年第2期，第128页；姚士彦：《曹聚仁印象》，《观察与思考》2000年第3期，第16页；张耀杰：《曹聚仁的“南来”与“北行”》，《传记文学》（香港）2007年第7期，第35页；彦火：《我们的老师——曹聚仁先生》，《香江文坛》2003年第7期，第7页。

[94] Peking-Taipei Contacts：The Question of a Possible “Chinese Solution”. CIA Intelligence Report，RSS No. 0055/71，December 1971，p.3.

[95] [马来西亚]温梓川著；钦鸿编：《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337页。

[96] 江南：《念聚公》，《新晚报》（香港）1980年8月12日。

[97] 详见鲍耀明《“有人视他为圣人（如鲍耀明）”吗？》，《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3期；鲍耀明《曹聚仁早年来信五封》，《香港文学》（香港）1999年第7期；鲍耀明《曹聚仁给我的第一封信及一篇未发表的序文》，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第65—69页。

[98] 鲍耀明：《曹聚仁与我》，《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第86页。

[99] 刘子政：《敬悼曹聚仁先生》，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聚仁先生纪念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版，第5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