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曹聚仁研究的当今意义与路径
——从贺心颖《报人曹聚仁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说开去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第二届学员贺心颖博士经年累月的心血结晶——《报人曹聚仁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即将付梓，作为十年来见证她在这一领域从摸索、苦恼、碰撞到突破并出成果的成长全过程的笔者来说，内心是十分喜悦的。在祝贺此书问世并予以推荐的同时，也想谈谈个人对曹聚仁研究的一点感性认识及鼓励心颖研究此课题的缘由与契机。
一 既熟悉又陌生——南洋文教界眼中的“第三势力”文化人
提起曹聚仁（1900—1972），对于我们在新（新加坡）马（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指“马来半岛”或“马来亚”，之后指“马来西亚”）土生土长、接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华族知识分子来说，既熟悉，也很陌生。
说熟悉，因为曹聚仁所撰写的《文坛五十年》和《鲁迅评传》曾在新加坡两大华文报之一的《南洋商报》（另一华文大报为《星洲日报》，两报在1983年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的著名副刊“商余”版，自1954年至1956年连载了整整三年。在那华文读物十分匮乏、备受排斥的年代里，华文报几乎是我们唯一（至少是主要）的华文读物与精神粮食。因此，不管对文坛往事是否深感兴趣，读报者对每天连载于副刊上的著名作家“曹聚仁”三个字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何况他所写文字还涉及新马华文文化界景仰的文坛巨子鲁迅先生。
说陌生，我们除了知道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有一批流落于香港，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文人（曹聚仁也是其中的成员）之外，就只能从曹著《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中多少领略其思路倾向乃至“转向”的趋势。
针对“第三势力”，新马华文文化界一般上既不看好，也不认可。特别是对于参与战后东南亚各国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时代青年来说，“第三势力”几乎与“投机分子”画等号。这不仅因为在战后冷战初期，美国曾有过试图利用这些流落于香港的落魄文人“取代”逃亡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的构想与行动，也与此构想被放弃之后英美试图利用这批文人（与原本在东南亚各地的保守文化人汇流）在东南亚建立“反共堡垒”扮演各式各样的“御用文人”记录有关。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连载其对鲁迅诸多贬义的文章时，即遭到新马文教界，特别是年轻人的强烈不满与讥讽。曹的“鲁迅论”，一时成为当地文化人的谈资话题。
1956年，一份对青年学子颇有影响的刊物刊载了一首广为同学们传颂的打油诗《乌鸦，闭住你的嘴！》，署名为“曹聚不仁”。[1]不消说，此诗的作者并不认同曹的观点。而年轻人之所以对此“曹聚不仁”产生共鸣，无非是对“第三势力”文化人的不满与否定。当时的我们（至少是初中一年级的我）并不知道“乌鸦主义”系曹聚仁本身对自己“钟摆式立场”的自我解嘲或自我定论与自我标榜，只是觉得他的“杂音”令人感到厌烦。记得有一位中学的老师在阅读《鲁迅评传》后将书送给我，嘱咐要将之作为“反面教材”阅读，尽管当时的我还欠缺足够理解的能力。
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这份刊物较早时发表的另一篇题为《不许歪曲鲁迅——为导师逝世十九周年纪念而作》的文章上。[2]作者开门见山，指出鲁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一个坚定的方向，一条康庄大道”。
接着，将矛头指向曹著：“但是，今天有一种人却狡猾地应用一种偷天换日的手法，尽情歪曲着鲁迅的真正面貌，不断地奏着实质上是反鲁迅的调子。应用这种手法，唯一目的在于使我们的健壮的文艺行列脱离鲁迅的方向，引导我们的文艺行列走向十字路口。”[3]
同名作者还将曹著定位为“世纪末的怪论和自大狂”的作品。[4]
不仅如此，新加坡的马华新文学史学家、著名报人方修（原名吴之光，另一个常用的笔名为观止，1922—2010）更以《鲁迅为什么被称为圣人》为题（1956年8月14日）对曹著《鲁迅评传》予以猛烈抨击，指责他妄图“利用一个人的生活琐事来施展他的曲解诬蔑的技（伎）俩”，系“标新立异”“颠倒黑白的手法”。[5]
在新马乃至港台华文文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方修对曹著的如上看法，哪怕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也未改变。1972年，针对“乌鸦文人”在报纸发表的几十篇文章，方修的评语是：“多半还是从前那一套‘炒冷饭’”；他同时指出：“炒冷饭的时候加进一点砒霜去，这个老习惯也似乎始终未改，在涉及文学或思想问题时尤其如此，什么启明老人怎么说，尼采、杜威又怎么说，鲁迅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钱某的国史大纲怎样的精深高超等等，大都就属于这一类。”[6]1988年，在谈到曹聚仁的鲁迅观时，方修仍然保留其如下观点：“我也不认为由于曹聚仁晚年在某一方面‘好象表现还不错’就应该避开学术思想问题不谈。再说，纵使曹聚仁晚年在某一点上有了些少‘表现’，他在鲁迅研究这一方面却始终是一个死硬派，其谬托知己、歪曲鲁迅的作为是至死不变的，需要给予正视的。”[7]
在这里，方修所说的曹聚仁晚年的“表现”，显然是指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充当“两岸密使”，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工作而获各方高度重视与评价这件事。
换句话说，方修主张将曹聚仁晚年的政治表现或评价与他的鲁迅观分开看待，论者不能因为曹聚仁晚年的政治“转向”就想当然地轻易认可其文学观或鲁迅观。
就事论事，不采取“一刀切”的手法定断历史人物或有争议性的“人”与“事”，方修先生倡议客观论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是正确的。笔者虽不治文学史，但也许是因为早年接触较多香港版中国新文学名家作品和深受师友影响的缘故，对于华文文学史及文艺界的动向还是十分关心的。特别是在1973年结束留学日本生活回返新加坡，加盟《星洲日报》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几乎每晚都与方修先生和另一位编辑部同事一起宵夜，倾听方先生论古说今，畅谈报坛掌故和文坛往事，得益匪浅！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以及郭沫若、郁达夫等有留日背景的作家，不消说，是方修先生十分熟悉和经常点评的人物；曹聚仁等旅港“第三势力”作家和报人的动向及其文学观、政局观，也常成为我们三人吃夜宵时热议的话题。
可以这么说，作为五四运动折射下的新马华文文化界，尽管我们对国家效忠的对象和身份认同感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即从落叶归根的“华侨意识”转为落地生根的“华人意识”，但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一举一动还是格外关注的。
之所以说新马文化界是五四运动折射下的产物，以笔者同年代的情况而言，我们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南来文化人”，他们或多或少都直接、间接参与或受到五四运动新精神的影响和冲击；加之20世纪50、60年代东南亚正处于民族主义兴起，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善于思考与行动的华族青年无不以“五四精神继承者”和“鲁迅的子弟兵”自居，参与各所在国争取民族自决的独立运动及其建国事业。换句话说，“五四精神”（1919）与“万隆精神”（1955）是当时东南亚时代青年的两面鲜明旗帜，国民意识与身份认同感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这两面旗帜的认同和坚守。
也许是与上述的时代背景有关，笔者虽对奉行“乌鸦主义”的曹聚仁并无太多的好感，但对于这位身处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平及其内心世界的变化与其诉诸各种言行的“表现”，是十分感兴趣的。曹聚仁的政局观、文学观与报刊活动，对我们来说，并非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二 交流与切磋——见证学员“问题意识”之发掘与学术成长过程
2010年春天，笔者提前从京都龍谷大学退休，转移至北京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时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的倡导与努力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已于2008年复会，并通过“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等学术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的积极参与。笔者在抵达北京之后，除了继续承担“特训班”的策划重责和学院的部分教学任务之外，更全面参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同样是由程曼丽教授主持）的会务活动，并以这两个团体为平台，定期举办“北大新闻学茶座”与“北大华文传媒读书会”等小型学术交流会，与青年学子展开坦诚与热烈的论议。
结合20年来在北京大学等各大学讲学与考察的经验，笔者深感中国青年学子之求知欲与对中国境外世界想要了解的热忱，远比日本大学生更为强烈。特别是2000年笔者首次利用学术年假在北京大学讲学的一年里，更有此感受。当时只要在三角地贴上讲座的海报，吸引三两百名学生出席并热烈讨论并非难事。尤其令笔者震撼的是，在讲座结束之后，经常还有不少同学围绕着主讲者继续长达半个小时乃至一小时的交流。这样热烈的讨论现象在当时的日本校园已不存在。与笔者留学日本的20世纪60、70年代大学生经常通宵达旦（日本人爱称之为“彻夜”）读书，爱谈哲学，激烈论争的情景相比较，90年代以后的日本大学生多沉迷于漫画、动漫，不爱说话，不善于与人交流。记得在一次研究生入学面试（东京大学）结束后，一名日本同事不禁发出如下感叹：“怎么近年来报考的学生（尤其是男同学）都是那么欠缺活力与生气？”
与日本同年代的学生相比较，中国的大学生是生龙活虎的，尽管不少学生在考研或考博时欠缺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在其脑子里其实存有不少想要了解或力图寻求其答案的动力（这其实就是问题意识之所在）。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不少中国青年学子尽管都很聪明，很好学，但似乎还不适应“讨论课”（Seminar），也不擅长撰写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
在欧美和日本，“讨论课”是十分受到重视的。以笔者在日本各大学的教学经验而言，不少大学在大一就设有必修的“基础讨论课”，目的无非是让学生从单方面接受老师授课的“高中生”，转为师生、同学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的“大学生”思维模式。到了大三和大四，学生更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在诸多讨论课老师当中选择报考其指导老师，并在后者的接纳与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这个指导毕业论文的讨论课可以说是本科课程里的重中之重。至于硕士班或博士班，讨论课更是课程的核心内容。不少学生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都是在讨论课上通过不断发表与讨论定调和完成的。
有鉴于此，笔者在参与设置“北大新闻学茶座”和“北大华媒读书会”的小型交流活动时，正如师资特训班一般，十分重视互动环节。在笔者看来，茶座主讲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向与会者提供一个有意义、有助于大家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学术话题。主讲者与其说是高高在上的“嘉宾”，不如说是能和大家坦率交流、激发大家论议，乃至“思想碰撞”的引导者和参与者。
换句话说，茶座的成功与否，除了前半部主讲者的内容是否充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后半部的互动，即能否引起与会者的共鸣或热议。笔者倾向于鼓励年轻人，特别是让不爱发言者多思考并提出其成熟或未成熟的意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热烈和坦诚的对话，才能达到彼此之间“知识的刺激”的作用。至于相关的新闻稿，除了对主讲者内容予以重点简介之外，也要重视对话的部分。论资排辈、礼貌式发言的部分则大可删去。
至于“读书会”的读物选择，个人倾向于先从既有话题性且有争议性和开拓性的入门书籍着手，作为大家共同阅读的“试点”。
在一个聚会上，我向几位“茶座”的常客介绍了在旅游时偶然买到的一本曹聚仁写的《中国近百年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这是一本五六万字的近代史普及读物，由于文笔流畅，简洁生动，观点明确，颇有可读性。
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文化界正在掀起民国史研究热，各种重新审视民国的“人”与“事”的文章常见诸报刊与新媒体，其中不乏发人深见的佳文，但也有不少远离史实乃至杜撰的“一家之言”。与市面上流传的一些欠缺依据的“新发现”“新见解”“新思维”相比较，笔者深感自称为“钟摆式”文人曹聚仁的这部普及读物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征得大家同意之后，我们决定先精读这本小册子，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深读当时颇被部分文人高度评价，但同时具有争议性的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乃至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撰写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名著。
结合上述名家的史观与当时不少媒体抛出的标新立异的新论断，不少读书会成员发现原本不被大家看好的“第三势力”报人曹聚仁的近代史观，比起上述主张“近代化一切论”“复线历史观”等的海内外专家的论著更有激情和底线。报人曹聚仁的近代史观是怎样形成的？他在不同时期的政局观有何特色？他的一生办了多少报刊？他在报界、文学界乃至政界曾扮演什么角色……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三 告别“民国热”炒作与“一刀切”思维——脚踏实地地回归历史现场
当时，已考进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师贺心颖对此课题尤为热心。从其认真发表的报告中，及在读书会上迅速记录并归纳各方面看法投射于教室的银幕供大家参考的认真态度中，可以感受到她对读书会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多次的交流中，我察觉到她对此课题颇感兴趣，但对能否发展为博士论文存有不少疑虑。我的基本看法是：曹聚仁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身为报人、学人，并与政界和文学界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梳理和研究他一生不同阶段不同角色及其基本思维的变化与不变，是十分有意义的事，这个题目完全可以发展为博士论文。但要写好曹聚仁研究并非易事，这得有心理准备。首先，得对他的一生有个总体的把握，详细占有并仔细阅读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和了解他参与的报刊等言论活动。其次，对他所处的时代得有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这等于要恶补并厘清时下众说纷纭的“民国史”，任务不轻。换句话说，先从曹的一生整理其年谱着手及对其时代背景有个相对清晰的鸟瞰图，再结合其作品、报刊活动（尽可能找到原件或准原件并消化其内容与倾向），是人物研究无法绕开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还得对他不同时期的不同主张与理念，交往人物予以追踪与探究，颇费周章。至于要如何盖棺定论，得出相对有说服力的结论，显然不是三五年的工夫就能达成。
在充分认识这些困难并决心予以克服，且确认有充分的一手资料可资研究的情况下，我建议心颖学员和其指导教授何兰老师好好商榷，并听取其意见。
经过一番思考并对基本资料搜索、接触、梳理且获指导教授同意和支持之后，我知道心颖开始了她大量阅读（“大翻书”、“乱翻书”）、并做笔记的艰苦作业。
在往后几年的日子里，从心颖学员逐篇发表的书稿中，以及她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每年年会和青年论坛诸多虽未完全成型的论文和研究心得（包括苦恼）的发表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她正朝着我们期待的如下学术路子走：
其一是，广泛搜集并详细占有相关资料，丝毫不采取投机取巧的“拿来主义”的态度。搜集资料，特别是不易获得的原始资料或者尚未被他人充分使用或发掘的资料，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同时也是最能考验学者是否能够沉得住气专注学术研究的起步式。
其二是，在觅得和占有相关资料之后，就全力以赴予以仔细的阅读和分析。这是不少“聪明”的青年学子视为畏途的，但心颖学员面对现实并不绕道而行。
其三是，鉴于报人曹聚仁的政局观、文学观牵涉到不少不易了解的“人”与“事”，心颖学员显然花了不少心血予以恶补。
换句话说，在选定这一课题之后，心颖学员基本上是沿着方汉奇先生倡议的“挖深井”的路子走。她并不跟着时髦的“框架论”公式或虚张声势、虎头蛇尾的“概念论”创作“论文”，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克服挡在她面前的诸多困难。
在心颖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我有幸得以先睹为快。正如更早时预料一般，鉴于曹聚仁牵涉的“人”与“事”甚多且广，尽管心颖已经倾其全力完成了学业，但要相对完整地展现曹聚仁的诸多面貌，论文还有进一步润色和提升的空间。我建议她在出版之前，再花一些精力予以修改和补充。在当今中国的学界，要年轻老师延后出版专著，无异于要他（她）们延迟职称的评定，不少青年老师都婉转表达不做此“傻事”，心颖学员则欣然同意并决心付出其代价和努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折腾、查证和修饰的心血作品。
与此同时，我也向她透露了笔者在本文开头部分叙述的有关曹聚仁研究的感性认识，表示如感兴趣，不妨补写一章专论曹聚仁1954年至1956年先后在《南洋商报》连载的《文坛五十年》和《鲁迅评传》及其反响。要专题另写一章探讨此二书，当然得费更多的时日，还得掌握两书出版时期的社会背景并深入调查各界（包括中国学界不熟悉的东南亚华文文化界）的反响。
对此，心颖倒是愿意接受此挑战。于是乎，从细读两书、整理其论点及各界对曹著“新论”赞否的观点并予以总体的评价，心颖不减当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热情。
不过，在完成初稿之后，心颖学员也有其沮丧时刻。事缘她曾将其雏形论文在一两个研讨会上发表，似乎未获得好评与认可。但对我而言，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的关键是，这篇初稿未获评价是因为论文本身研究之不足或表达尚欠缺说服力，还是由于论文的核心内容与时下论坛“民国热”的“常识”不吻合，或者是受人物论“一刀切”公式的影响。如果是前者，作者确有加强论据，回答评者质疑之处，这其实也正是出席研讨会，相互交流、切磋之意义所在，学无止境，不足为惧；如果是后者，大可不必为之心烦。因为针对时下某些过热的“民国人物”炒作乃至言过其实的“新定论”发出不同声音，或者纠正学界人物论“一刀切”的传统与偏差，回归历史现场，原本就是治史者的基本任务和使命。观点可以不同，也可以争议，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有据，而非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正是在虚心听取各方的反馈、加强论据和反复思考与细心修饰下，补章堪称作者辛勤劳作的另一收获。
从模糊到清晰、从困惑到逐步掌握新闻史论研究的基本信条与路径，心颖学员的努力及其治学“苦”与“乐”的经验，显然可供年轻同道者分享与借鉴。
是为序。
卓南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2019年秋脱稿于京都
[1] 全文为：“乌鸦，你从南飞到北/从北飞到南/你颈上戴着一个白圈/在为谁戴孝？/你从早到晚喳喳叫/歪曲了真理的发展/否定了青年的力量/闭住你的嘴吧/让你的叫声去送你自己的丧！”刊于新加坡《时代报》半月刊1956年第2卷第8期，第14页。
[2] 作者为麦野。见新加坡《时代报》半月刊1955年第2期，第15页。
[3] 作者为麦野。见新加坡《时代报》半月刊1955年第2期，第15页。
[4] 作者为麦野。见新加坡《时代报》半月刊1955年第2期，第15页。
[5] 详见[新加坡]方修《避席集》，新加坡：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77—79页。
[6] [新加坡]方修：《沉沦集》，新加坡：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5年版，第18—19页。
[7] 详见[新加坡]方修《方修自选集（1955—1977）》，新加坡新天书局、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