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涛声》时期的“书生报国”言论（1931—1933年）
如前所述，曹聚仁在《涛声》期间的言论有两大主题。第一，带着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焦虑和怀疑，时常自我批评、自我否定，并深刻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第二，怀有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和“书生报国”的激情，故而针砭时弊，呼吁救亡图存。
一 知识分子的弱点与自觉
在曹聚仁眼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从古至今，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若干致命弱点，如知识分子只会鼓唇弄舌，却逊于行动；具有很强的游离意识；因无生存技能，只能卖身投靠。有鉴于此，他提出知识分子要自觉，克制游离意识，努力学习生存技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一）知识分子的弱点及其成因
曹聚仁常以“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自喻，自称“语言的长人，行为的侏儒”和“没有剑的美丽剑鞘”。[60]他为自己的虚无主义辩解道：
虚无主义是反映时代的黑暗的；政治愈混浊，统治阶级愈加高压，呼吸愈不自由，则“口的长人，手的侏儒”罗亭式的人物愈多。[61]
此外，他承认知识分子具有“游离性”，称：
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实在可怕，从前做贵族的奴才，现在做资本家的奴才，在黄金宝座下屈节，如家常便饭，不算什么一回事。[62]
1932年年初，曹聚仁在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儒家思想、阶级属性的关系时，分析道：
中国干政治运动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副遗产，儒家的遗产，他们以做官为“达”，不问研究什么的阿猫阿狗，都要和政治发生关系。（中略）本无主张，志在求达，一面固糟蹋了他们自己，一面也糟蹋了中华民国，可惜！可惜！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袭了小资产阶级的一副遗产；他们很容易同情于一般民众，亦很容易做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富有一种可上可下的游离性。[63]
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促使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游离性”这一弱点的根源。对个人而言，这种“游离性”是造成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的源头。对于民众和国家而言，这种“游离性”可能带来双面影响。
（二）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的路径
《涛声》创办之初，头版常现曹聚仁以笔名“陈思”对知识分子的呼告——“悔穿长衫，莫穿长衫”[64]。他指出，若知识分子不去卖身投靠，就需要自觉，重新做人，敢于改造自己。[65]
自1932年始，曹聚仁呼吁知识分子应尽量克服自身的“游离性”：“我们应该彼此努力，克除这一类意识，从污泥中向上”[66]。1933年9月，他再次指出，要想在新时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非克制这种游离的意识。所以他毅然决然表示“与政治绝缘”，又表示“与文人学者绝缘”；自己重新学习一种自食其力的技能，也想喊醒后来的青年不要走卖身投靠的死路。[67]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曹聚仁始终无法克服上述“游离性”。可以说，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游离性”的最好注脚。
二 “国难”时期的言论
结合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以及《涛声》的出刊情况，曹聚仁在《涛声》发表的言论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梳理：
（一）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时期的言论（1931年9月—1932年5月）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1931年“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决定性步骤。[68]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国联能“主持公理”，解决中日争端。9月22日，蒋介石在外交政策演说中明确宣示：“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次日，南京政府又正式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69]
“九·一八”事变后，曹聚仁并不认同国民政府对于事变的态度和政策，而且明确表达出“抗日救国”的立场。现将此阶段他在《涛声》上发表的主要论点进行归纳。
1.对国民政府的软弱外交不满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都一一遵照执行，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事变后，在参与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及其执行的过程中，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顾维钧始终以诉诸国联为外交上的权宜之计，认为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依靠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70]
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曹聚仁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不抵抗政策”表示强烈愤慨。他以笔名“陈思”在10月31日发表《卖国计划书》一文，讽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写道：“东三省终究是要亡的，献地图的张松很多，刘阿斗又保不住江山，早一点自己动手拍卖，倒还落得一些好处。”他指出，买主第一推荐英国；第二推荐美国；第三推荐国联；第四推荐日本和俄国。他在字里行间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英俄、美俄、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本篇末，他对政府坐视国土沦丧发出讥诮：“假使大家赞成的话，还有外蒙古、青海、西藏，都不妨这样办一下子，大家分钱的机会还多呢！”[71]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曹聚仁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外交部部长顾维钧。他写道：
帝国主义的走狗让它存在姑且不说，把买办阶级的坏蛋——顾维钧捧起来做外交部长，也算是国民革命吗？自顾维钧上台以后，中日居然直接交涉了！中立区居然承认了！天津居然请求共管了！他真能干，他居然会把中华民国断送了！[72]
1932年元旦，日本总理大臣犬养毅向日本国民发表致辞称：“现在之中国，因其国内之野心军阀、政治家、共产主义者，及其他不逞分子之扰乱，渐陷于无政府之状态，甚而且失却其国家之实质的形体。”针对这些充满嘲讽的话，曹聚仁再次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不宣战，不足以图存”的涕泣哀告，称：
号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该省察自己的能力究竟能否胜此重任；若竟不能，也应该和世界各国的政党一样，率身引退，把政权还之国人，让其他政党来做救国的工作的。[73]
2.痛陈军阀忙于内战，怯于抗战，必将亡国
曹聚仁以笔名“挺岫”和“陈思”撰文批评中国各派军阀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厮杀、发动内战，面对民族危亡，怯懦不堪，必将导致亡国。他愤然道：
国内大大小小的将领，不下百千个，平日内战一起，三五十个将军连署的通电雪片而来，现在外寇在东三省横行，找来找去只看见马占山，难道这些大大小小的将领都死绝了吗！（中略）在朝都是爱钱的文官，在营都是怕死的武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74]
你看当今的将军，谁个不勇于私斗，怯于公敌呢？（中略）自己杀自己，自己打自己，这是中华民国走向灭绝的大路。[75]
3.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的暴行
“九·一八”以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肆意践踏民众的言论自由。事变之后，当局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的抗日爱国运动。面对民众运动，当局以武力镇压的同时，加大对舆论的钳制力度。
1931年3月4日，上海群众书店被封。直到4月23日，书店才被启封，获准营业。启封以后，书店还经过三次审理，直到7月，才被判决无罪。从9月至12月，曹聚仁多次以笔名“陈思”和“韩泽”发表短评。他在9月5日发表的《我们的话：躲避环境》一文结尾用了曲笔暗示，“我以为‘躲避环境’应当有个躲避的去处，这样一个环境，叫我们从何去躲避呢？现在，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真缺少一些什么呢！’”[76]紧接着，在周刊另一期的“我们的话”专栏中，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中国做人，既没有法律的保障，更谈不到言论的自由。”[77]
9月底，曹聚仁在《向左转》一文中警告当局，如今的外患可能第三度促使青年“向左转”，正如当年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一样。[78]12月底，他再次警告当局注意民众运动的趋势。目前，政府应对民众运动的种种方法都将失效。外交上的失败必将导致政府倒台。[79]
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发表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职务，宣布下野。国民政府经过改组成立宁粤统一政府。新政府成立当天，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动用了机关枪，当场打伤30多人。上海的各大报纸在国民党各派的指挥和监督之下，自然掩蔽这种消息，不肯发表，反诬学生方面首先开枪，说学生打着红旗喊着反动口号。[80]曹聚仁为学生经历如此新政颇感悲哀，但并不以示威的幻灭而失望。他在12月26日的短评中感慨道：“爱国本不是浪漫的事，我们所感到幻灭的悲哀，但我们决不以幻灭而失望。严肃的剧场已经开幕了，我们应该有耐得住风寒的勇气！”[81]
4.主张国民自决，武装反抗列强瓜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天，曹聚仁回忆起从1915年的“五九事件”、1928年的“济南惨案”到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中国政府都采取“不战”的态度。如今“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担心当局依然奉行“不战”的政策，遂向国人发出了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呼吁。[82]
1931年12月，法军和安南军时有出没于云南边境和广西的情形，并修筑公路、布置飞机等。1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上海发表谈话称：“现粤已饬令严守边境。”鉴于一面是日寇攻锦州，一面是法军取昆明入桂林，曹聚仁大声疾呼：“请大家莫信鬼话，以为当局真已严守边境，其实不过一个‘饬令’而已。列强环来入寇瓜分之局已定，全国民众若再不武装起来自卫，亡国亡种就在眼前了！”[83]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曹聚仁指出，锦州是“由张学良奉送给日本帝国做新年的礼物”。面对东北三省的领土沦丧，曹聚仁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失望至极。他提醒民众“起来自觉”，不能再依靠军人、党国要人来捍卫国家、保守国土。[84]
针对1月底大量关于在华日人暴动的消息，曹聚仁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弱肉强食”的逻辑和侵略本质。他分析道：
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尖锐化，愈助长兽性的势焰；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筑在个人的利己主义上面，帝国主义者不恤撕破和平的假面具，以暴动侵侮弱者，其心理的根底是相同的。日本帝国主义再加上一点武士道的顽意，那就完全变成一只野兽了！中国和日本决没有和平可以说的，除非我们也伸出我们的铁腕来。[85]
5.论述异党存在必要性，并哀恳“解除党禁”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局派驻上海的负责人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86]11月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死刑的消息震惊世界。11月7日，曹聚仁以“陈思”为笔名撰文质疑政府的行为，并论述了在野党存在的必要性。他写道：
我是赞成一党专政的，但一党所专的是政权，除政党外，在朝党应该容许在野党的存在及活动。共产党的主张，不妨说是比洪流猛兽还要危险，但他们的确不是争个人的权利，而是在谋社群的福利，大家都该承认的。[87]
此外，邓演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党”的活动也因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而为蒋介石所不容。1931年8月，蒋介石下令逮捕邓演达，并于南京将其杀害。曹聚仁对国民党判处邓演达死刑一事郑重地提出抗议，同时还希望国民政府从速废止不合约法的《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当得知邓演达被枪决的消息时，曹聚仁不禁愕然。他指出，“血的债是要取偿的，见得愈多，还得愈利害”[88]。
11月中旬，曹聚仁谈到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具有同样的目标，只是实现步骤不同，但应彼此兼容，相互提携。[89]
1932年元旦，出于“爱护青年”，“保存国家之元气”的目的，曹聚仁在《涛声》上哀恳国民党当局“解除党禁”。[90]他以此大逆不道的提议算作“给国民党的最后忠告”。他写道：“请求当局把国家主义派、第三党、共产党一律解除党禁，让大家公开地诉之于民众！”他指出党禁的弊端，即除了扫除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别无成绩。而解除党禁的好处在于：请各党派的人士来做大学教授，各大学不会像目前这样空虚，且社会上、政治上有人才可用。此外，他指出“让敌党公开，这是己党显出力量免于堕落的唯一途径”[91]！
1932年元旦及中华民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曹聚仁反思了中国政治、社会在过去20年间没有进步的原因。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纯粹在野党的工作”。他在新年寄语中称：“希望中国的在朝党要能容忍，容忍一个健全的在野党的产生；也希望所有干政治生活的人大家觉悟，把投机做官的迷梦醒醒，先来死心塌地做在野的工作！”[92]
1932年1月3日，中央红军占领赣州。由此，曹聚仁判断中国共产党这种新势力正在中国社会内部崛起。他以笔名“陈思”发表评论道：
中国社会只要有新势力起来，旧势力便如摧枯拉朽，一蹶不振，共产党将继起为新时代的中心势力是不容否认了。现在的人心都有让共产党试一试看的倾向，下层农民也到处在活动，新时代将近揭开幕子了，请问大家将怎样来安排你自己！[93]
纵观曹聚仁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可知，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大胆表达支持“抗日救亡”的观点，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观点相呼应；又善于揣摩当局的圣意，以对外交官顾维钧的批判代替对蒋介石的批判；哀叹“国之将亡”，主张国民自决，而不直接敦促政府对日宣战。曹聚仁多以讽刺手法，对着一个空洞的大目标下笔，对时局巧妙地予以批判。因当局抓不到把柄，《涛声》在官方查禁的威压下，得以幸免。
（二）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期的言论（1932年6月—1934年9月）
如前所述，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范围时，国民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地继续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一时期，围绕“安内”与“攘外”的问题，曹聚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对国民政府钳制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表示不满
1932年10月15日，停刊8个月的《涛声》终于复刊。面对国民政府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钳制，《涛声》的编辑人员逐渐收起了针砭时弊的锋芒。曹聚仁坦言，被政府奉为金科玉律的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以此表达对当局钳制言论的不满。[94]
1933年1月21日，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被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宣传“共产”为借口，非法逮捕并枪决，引起了公愤。2月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证明顾祝同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95]。曹聚仁对此种钳制新闻自由并蹂躏人权的行为极其愤慨。但因涉及政府官员，他选择以隐晦的方式对顾祝同的暴行予以抨击。[96]
作为上述事件的延续，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非法组织，请军政机关不准其成立。曹聚仁又以反讽的口吻称，民国政府有《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军法》，但这几种法律里都没有“民权保障”字样，那么这种同盟自然是非法组织，理应从严取缔。[97]
1933年3月报载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禁止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在杭州发行特刊。曹聚仁对政府这种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行为极为不满，他希望政府能顾全大局，以维护统治。他指出：“报纸增设地方版，乃是进步的现状；不促进社会进步，反而依仗权力来阻碍进步，又不知根据什么主义？为邦百年，从政宜得大体。”[98]
6月，曹聚仁发现上海大陆商场设有党政军会办的新闻检查处。上海当地各大报纸一经官方审查，常有“开天窗”的情况。然而上海当地报纸上“开天窗”或不许登载的内容，在上海的外报或外埠报纸上依然可以读到全文。而且有些官方辟谣的消息，不久又一一见诸事实，在上海各大报上刊载出来。曹聚仁调侃地称自己的读报口诀是：“先看‘洋文’，再看‘中文’；谣言须信，凡假必真。”[99]
2.暗讽国民党在“反帝”“废约”中的“不作为”，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本质
1932年10月《涛声》复刊后，曹聚仁撰文将国父孙中山在“反帝”“废约”中的“作为”与现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中的“不作为”相对比。他以暗讽的方式，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面对日军扩大侵略之时，依然固守“依赖国联，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100]1933年2月25日，他在评论中指出，国民政府所依赖的国联实际和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相同，都想在中国谋取利益。他希望国人能认清国联的“灵魂”。[101]
1932年10月下旬，在《米、麦、与鸦片》一文中，曹聚仁揭露当年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倾销，政府当局压价坑农的罪行，并把这种现象和当局提倡种植鸦片和鸦片公卖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曹聚仁这篇多用“反语”的文章如下：
今年的米真便宜，（中略）不过要使米价，永远便宜下去，惟一的办法是奖励洋米进口；要奖励洋米源源进口，惟一的办法是加重内地的米捐。（中略）所以我们拥护加重米捐。（中略）今年麦价便宜，明年麦价还要便宜；从此黎民不必稼穑，得以温饱，非大同之世，能得这样吗？（中略）中国以农立国，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可惜以往农人不甚明达事理，连种米种麦，不如多种鸦片的浅近道理都不懂得。这几年，在上的爱民如命，恳切劝导多种鸦片，如四川、福建诸省，成绩斐然可观。鸦片公卖制度，法子非常之好，已实行的也显出极好的成绩来。[102]
3.抨击学术界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敌入侵，内乱频仍，处于国共之间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如何救亡御侮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胡适等人在蒋介石的拉拢下逐渐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抗日问题上“主和”；而张君劢、王造时、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则坚持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03]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胡适联合老友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1932年5月22日在北平创建了独立评论社，社刊便是政治评论性刊物《独立评论》。[104]该刊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北方学人议政的中心”。[105]从1932年5月《独立评论》创刊起，被国民党不断拉拢的胡适在该刊上发表数篇政治时事评论，表明他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的立场。他漠视中国民众的力量，支持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唱的都是依赖国联调处、对日“不抵抗”的论调。[106]
1933年1月9日，曹聚仁从北平发来的电讯上得知，平津局势吃紧，北平的大学生不听校方劝阻，离校者颇多。而且1月1日至3日的榆关事变后，北平的中学生还有爱国的激烈表示，但大学生却寂然无声。曹聚仁分析，大学生的“寂然”是“学有渊源”的，由此间接地表达了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主义学人提倡“不抵抗主义”言论的不满。[107]
1933年1—3月，已经加入蒋介石阵线的胡适继续在《独立评论》上阐释他的“不抵抗主义”，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一唱一和。[108]3月25日，《涛声》编辑部刊出了《胡适批判专号征文启事》。原文如下：
胡适，他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奴才典型；中国思想界有此败类，必且流毒百年；我们为下一代人着想，应该做一次廓清运动，把这个九尾狐狸精赶出去！（中略）敬请全国学术界参加廓清思想运动，把五四运动时代的批判精神复兴起来！[109]
其后曹聚仁、周木斋和杨霁云等人先后在《涛声》第2卷第16期和第18期的“胡适批判专号”上展开对胡适的批判。在专号发表的8篇批判文章中就有一半出自曹聚仁的手笔。[110]
1932年12月上旬，胡适应邀到长沙作了几场学术演讲，其中就包括宣扬“学术救国”的《我们所应走的路》。[111]作为报酬，他获得了五千大洋。由此，曹聚仁把胡适比作应召到私家堂会上应酬的妓女、艺人。[112]另外，曹聚仁还以古讽今，把胡适比作北宋时期的卖身贼秦桧。[113]
曹聚仁自称，和许多人一样，他年轻时也曾信仰过胡适，但现在宁可做他的叛徒，对他加以质问和批判。曹聚仁直截了当地质问胡适道：“‘投机主义’成为青年的唯一信仰，‘解决生活’‘应付环境’成为自解自辩的理由，胡博士不该负相当的责任吗？”曹认为胡适对青年陷入“投机”迷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从胡适的言论和行为中找到了确证。他直言不讳地说，胡适在其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多次表明要“依赖国联”，主张“不抵抗”“良心不主张宣战”，“皆与某方面一鼻孔出气”。[114]
1933年4月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4期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提出依靠国联制裁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可以等待五十年，继续唱出对日不抵抗的低调，为蒋介石政府辩护。[115]5月27日，曹聚仁在《中国必死》一文中，抨击并嘲讽了胡适所谓“等待五十年”的谬论。他称，国民政府的“长期抵抗”加上胡适的“等待五十年”等于十全十美，所以中国才不会亡国，也不会被瓜分。中国终将如世界闻名古国一样“死国”。曹聚仁愤愤然地说：“此固‘上头’之大愿，而胡适博士所馨香祷祝者也！”[116]
4.慨叹依靠国民政府、军队及国际力量均无望，主张国民自决，做好战备
1932年1月，日本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把魔手伸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门户——上海。1933年1月的“榆关战役”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华北的序幕。2月下旬，日军开始大规模进犯热河，仅十几天，热河就落入敌手。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与国际进步舆论的谴责和反对。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依然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却作出抗日的姿态。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大片国土沦陷。
日军开始大举进犯热河之时，曹聚仁不禁为平津的安危担忧。他呼吁，全体国民要下定决心，做好与日军展开持久战的准备。他提出的战事准备包括三项。一是人才集中。他建议政府针对军火的短缺，集中全国的科学人才、教授、学生、专业人士，将全国的铁厂改成战时兵工厂，研究和制造武器。二是财力集中。他指出，政府应该集中全国的财力，作复兴农村经济的准备，因为农村是持久战的唯一靠山。三是粮食集中。他建议政府应于战前集中全国的粮食，由政府统一储藏和分配。他吁请国人认清战争的实质，称：“战争并不是英雄的事业，战争是集团的事业；战争并不是浪漫的故事，战争乃是写实的故事，战争并不需要热情，战争需要整个的计划！”他大声疾呼：“为民族生存而抗争，全民众准备起来罢！”[117]
热河失守后，曹聚仁表示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汤玉麟等高级将领的“对日妥协”大为失望。他号召国民觉醒，不要再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和军队身上，而是“起来自觉”。[118]
面对宋哲元率领的第29路军在喜峰口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曹聚仁提醒国人切莫盲目乐观。他在4月8日和15日的评论中指出，世界各国都在准备空袭和防空的先进军事武器，但中国的报纸却在夸张宋哲元大刀队的神威。国人只有赤手空拳，而大人先生还是说战事可乐观。[119]由此可见，曹聚仁表达了“亡国无日”的悲观情绪。
7月中旬，有消息称“世界反帝代表大会”将于8月初在上海召开，预计有英、日、法、朝、加等国代表与会。[120]曹聚仁提醒国人“自觉”的重要性：“要中华民国得救，决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也不需要别人更多量的同情；国民自觉运动，方是中华民国自救唯一的出路。”[121]
5.担忧政府对日妥协的行径可能引起政局动荡
日本侵华期间，天津日本特务秘密机关豢养了李际春、郝鹏等地痞流氓、土匪、恶棍，为其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服务。这些民族败类在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下，多次在天津发动暴乱，不仅造成天津政局和社会秩序的动荡与混乱，严重骚扰市民生活，而且直接配合了日本的侵略活动。[122]1933年6月，郝鹏被捕。在日本人的斡旋下，郝鹏被释放。[123]曹聚仁于7月22日指出，郝鹏被释开了汉奸“性命必有保障”的先例。他担忧国民政府对内镇压爱国行动，对日妥协可能引起政局动荡。他写道：“对爱国志士加重徒刑，汉奸则特电大赦，欲天下之不太平，其可得乎！”[124]
6.剖析各党派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为国民党维护统治出谋划策
1933年6月，曹聚仁根据当时的事实，断定共产党的势力在逐渐壮大，而助共产党成功者并非他人，就是号称有百十万的国民党。他认为，既然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三民主义的目标完全相同，那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可以此消彼长。[125]
9月初，曹聚仁撰文提请国民党当局要深刻反思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原因。虽说他并不赞成或欢迎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到来，但他提示国民党，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脱离民众，共产党统治时代会更快地到来。与此同时，曹聚仁仍对当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寄予希望：
从此以后，党与政府若真对全国国民表示十分诚意，把总理的主义实行起来；讲民族至少不要勾结帝国主义签卖国条约，讲民权至少不要钳制舆论秘密逮捕，讲民生至少不要苛捐杂税迫农民上死路，那总还有三分希望。[126]
综上所述，曹聚仁在事关国家安危的问题上，极力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揭穿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展开经济侵略的阴谋，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随着国民政府言论的收紧，曹聚仁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日渐隐晦并逐次消失。在此时期，鼓吹“不抵抗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成为曹聚仁痛批的对象。此外，眼见共产党崛起的不争事实，曹聚仁虽不愿与之为伍，但为国民党稳定政权着想，建议其妥善处理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