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涛声》的办刊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分裂。据曹聚仁称，由于在国共分家那场大屠杀当中，知识青年牺牲的最多。因此大部分知识青年都陷于彷徨苦闷之地，他当时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13]

据曹聚仁本人的叙述，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辞去暨南大学教职，到浙江省省立图书馆任馆员。他一心想远离政治漩涡，躲到杭州文澜阁去钻古书堆。因工作之故，他在杭州与曹礼吾相识。^[14]正因曹礼吾介绍，他才结交了其他师友。^[15]半年后，他离开杭州，继续回到暨南大学教书，不再过问社会问题。从1927年夏到1931年夏，他差不多沉默了五年。1931年8月15日^[16]，他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想“写点文章叫喊一番”，遂在上海创办了文学性刊物《涛声》。^[17]他原打算依着上海群众书局之名，将刊物定名为《新群众》，但曹礼吾建议取名《涛声》。所谓《涛声》，不过是一种微弱的叹息。英语译为Sea's Sigh（海之叹息）。^[18]

根据《涛声》原件和曹聚仁自述，该刊由上海听涛社编，他亲自担任主编，由上海群众书局刊行。除曹聚仁之外，较为固定的撰稿人还有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岗等人，其中大部分人各有各的职业，写稿只是业余遣兴。除撰稿外，他们还要亲自完成编辑、校对和推销工作。^[19]据曹聚仁的第一任妻子王春翠回忆，《涛声》名义上由听涛社负责编辑，其实头几期都是曹在唱独角戏。除本名外，曹还用陈思、挺岫、韩泽等笔名撰文。^[20]据《涛声》原件统计，该刊从创刊到停刊，共刊文836篇。其中曹聚仁共发表229篇，占总数的27.4%，可见曹聚仁是本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涛声》诞生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在全国的抗日热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另据曹聚仁的记述，《涛声》草创之时，某机关的一位中年小职员因不堪生活重压自缢身亡，这件事对他和朋友是个莫大的刺激。这群知识分子慨然道：“脱下长衫，莫作奴才！”他们深感这个小职员的命运就是他们自己命运的写照，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曹聚仁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深表忧虑：

在以前，知识分子无往而非卖身投靠，到将来，知识分子且如街头垃圾之被扫除。^[21]

在上述语境下，曹聚仁在主办《涛声》时，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情绪交织共存：其一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焦虑和怀疑；其二是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和“书生报国”的激情。前一种情绪时常令他陷入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并让他主动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并寻求克服方法。而后一种情绪则促使他审时度势、针砭时弊，一面谴责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一面呼吁民众抵御外辱。

1932年1月30日，《涛声》出至第1卷第25期，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暂时停刊；同年10月15日复刊，卷期号续前。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逐渐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在新闻领域，国民党推行严格的新闻统制制度：建立国民党党营或控制的报业系统；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限制民营和其他党派新闻事业的发展；设立新闻控制机构，推行新闻检查制度。^[22]

在上述传媒生态中，国民党报业体系之外的诸多报刊难逃停刊的厄运。1933年11月25日，《涛声》周刊出版第2卷第46期后“奉令缴还登记证”，其“罪状”据称是“袒护左翼，诽谤中央”，于是被迫终刊。^[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