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交国共师友
以在《觉悟》副刊撰稿为契机，曹聚仁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本节将对曹聚仁通过《觉悟》所结交的师友做简要介绍，并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前后政党政治对曹聚仁的影响。
一 结识《觉悟》作者群
到上海不久，曹聚仁就和上海《民国日报》一群师友结了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和报界几乎是同一群人的两个阵地。尤其是曹聚仁与《觉悟》的撰稿人群体广为交游，这就使他与后来的进步力量有了或深或浅的关系。
在《民国日报》的小圈子中，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曾是曹聚仁在杭州一师求学时的老师。除了邵力子，他又结识了早一辈的南社诗人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沈玄庐和吴稚晖诸先生，同一辈的有张闻天、瞿秋白、严慎予、陈德征、许绍棣诸兄，同时也结识了陈独秀、戴季陶和孙中山先生。这是曹聚仁在上海生根初期的人世因缘。曹聚仁晚年回忆时说：
这些师友，后来多成为国共二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因此若干政海中的悲欢离合，多少和我有点关联；我是站在边上看世事变化的人，可喜固在此，可悲也在此。[45]
曹聚仁称，他在为《民国日报》撰稿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是他决心入党还是受到其精神导师、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影响最大。吴氏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沸腾了他心头未冷的血。[46]不过，曹后来很少提及自己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而更愿意以“自由人士”的角色出现。这与中国当时的国共党争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聚仁由一名师范生逐渐成长为大学教授、作家和报人，这显然与他初入社会的个人努力、结交师友是分不开的。日后，这个人际圈子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二 《民国日报》的分裂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两次大会，国共两党各自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政策。而国共关系自始就存在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就是既要“容共”又要“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47]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主要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权力继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国民党中央的部分右派委员于11月下旬集会北京西山，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当时“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与共产派实行分离，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12月14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央党部机关。这一另立中央的举动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第一次正式分裂。[48]
据曹聚仁回忆，当时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裂痕立即投射到《民国日报》上，报社内部也分成左右两派。叶楚伧的政治主张和“西山会议派”一致。[49]邵力子则是促成国共合作的桥梁人物。《民国日报》的新闻倾向于“西山会议派”，而副刊《觉悟》则属于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坚持革命的方针。[50]
曹聚仁自称，从那一刻起，他这个非国非共的旁观者就在夹击中，体会到了政治斗争的黑暗面。1924年以后，他看到了国共婚变的悲剧，所以对于政治舞台有了戒心，对党争表示十分冷淡。[51]
三 对“清党”大为失望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于1926年7月合作组建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进行了北伐战争。受国民党中央委任，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黄河流域，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然而，北伐所获的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窃取。[52]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到4月份，他已为“清党”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取缔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市临时政府，代之以反动的上海政治委员会；第二，做好了取缔工人纠察队的准备，但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给上海工人纠察队赠送锦旗，另一方面又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第三，把同情革命的武装力量调出上海，把反动部队调入上海；第四，取缔封禁了革命的宣传机关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第五，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政客聚集在一起多次密谋反共，并一致决定镇压革命势力。至此，蒋介石一伙人已做好一切反共镇压的准备。[53]
4月初，蒋介石东南反共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4月2日的信函《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吴稚晖在“四·一二”政变前夕的这一反共呼吁中所举共产党“罪状”主要有两点：一是说陈独秀曾预言中国在“二十年”内即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二是说共产党起初是利用“新军阀”，现在是操纵国民党打击新军阀，最终将“打倒想做新军阀的国民党”。因此吴稚晖判断情势十万火急，必须立即清党。[54]据此，蒋介石作出了反共镇压的决定。
当时最令曹聚仁失望的是，曾经的精神导师吴稚晖竟是“首议清共”的发明者，并将此称为“护党救国”。四年多以后，曹聚仁在所创办的《涛声》杂志上描述了当时的心境：
1927年，从初夏到深秋，这百八十天中，真是使释迦大彻大悟的大千世界！多少人从最高层跌入血污池，多少人从贫民窟爬上三十六天（指“道教中的天界”），多少人把自己的亲友当作牺牲品，多少人把仇敌当作亲滴滴的同志，所谓友谊，所谓政见，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那时，熟人的死讯，一起一起传来，几乎流眼泪的余欲都没有了。可是“死”予我以启示，并不予人以威慑；我并不想活下去，但也并不想死。我问我自己：“害怕不害怕？”我的回答，是“我不害怕，我没有恐怖，我只有淡漠！”于是，我揩干我的眼泪，在这淡漠上活了下来。[55]
换句话说，当时在曹聚仁眼中，尽管国共两党因“清党”反目，只有保持“淡漠”才能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清党”之后，曹聚仁彷徨、苦闷、沉默多年，才开始声称信奉并公开宣扬所谓的“虚无主义”，显然是基于上述对政治环境的判断。
据曹聚仁的观察，国民党当权以后，《民国日报》黯然失色，只能算是苟延残喘，在望平街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的宣传中心已经移到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56]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在《民国日报》的朋友大多成为国民政府的新贵，《觉悟》圈子的朋友也多是中国共产党内有所作为的高级干部。[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