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笔耕《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20世纪20年代，曹聚仁初涉上海报界，成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撰稿人。下面对曹聚仁如何涉足报界，《觉悟》副刊的社会影响，以及曹聚仁在此时期的文风和稿件内容予以分析。
一 初涉上海报界
据曹聚仁回忆，1920—1921年间，他对上海《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上海小市民每天捧读周瘦鹃的《申报·自由谈》和严独鹤的《新闻报·快活林》时，他和其他年轻人已经为《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所疯魔，天天高谈社会问题，说要进行社会革命、家庭革命和思想革命。[24]
1921年夏天，曹聚仁从杭州一师毕业。他先投考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失败，本要踏上归程，但又抱着希望投考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谁知一场疟疾让他的愿望再次落空。返乡途中，他到上海时发现盘缠用尽。此时举目无亲的曹聚仁想到了杭州一师的国文老师陈望道。于是，他在法租界三益里的陈师家暂住下来。一进上海，他一脚踏到的是文坛，又一脚踏到的是报界。[25]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曹聚仁在困境中的这次选择竟成为他青年时期重要的转折点。
那时，曹聚仁是个满怀壮志的年轻人，好似对天下兴亡，依旧颇有信心。可是，他觉得自己的浮萍前途渺茫得很。在上海，他只认识陈望道，不可能指望老师照顾他的生活。在他心头，有一个光明的去处，那便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他初以为可以在“学联”日报做编辑工作。哪知“学联”会所早已在5月间被封闭，日报也被当局禁止出版了。
当时，陈望道任《新青年》编辑和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在时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的邵力子家借宿，并协助《觉悟》编辑工作。[26]曹聚仁自然而然结识了邵氏。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民国日报》从国民党立场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学生时代的曹聚仁对该报的印象十分深刻。邵氏主编的副刊《觉悟》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灯塔。[27]1920年3月至4月间杭州一师闹学潮时，曹聚仁关于学潮的长篇通讯在上海发表，曾引起邵氏的注意。[28]据曹聚仁之妻回忆，邵氏还专门撰文支援杭州的学生运动。[29]这次两人见面后，邵力子非常赏识这位年轻人。时值9月初，各地中小学都已开学，曹聚仁想去教书也没有机会了。偏巧1921年情形特殊，上海正在闹交易所狂热，把附近的小学教师都吸引到了交易所，各地闹起了“教师荒”。9月中旬，邵力子介绍曹聚仁到浦东川沙县立小学任高小一年级的主任。1921年冬，曹聚仁在邵力子主编的《觉悟》连载了长篇记叙文《失望的旅行》，颇有转向新闻界的意念。[30]
曹聚仁回忆称，1922年年初他由川沙返回上海市区，长期住留下来。邵力子又介绍他到一位陕西盐商家去做了三年家庭教师。这给了他读书写稿的自学机会。[31]三年间，曹聚仁迅速而顺利地在上海学界和报界站稳脚跟。自从在川沙教书开始，他便成为《觉悟》的长期兼职撰稿人。
二 笔耕《觉悟》园地
曹聚仁刚到上海时，作为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民国日报》报馆开在上海河南路口。1923年，该报报馆才移到山东路，即望平街的东首，与研究系[32]的机关报《时事新报》相邻。
据曹聚仁的记述，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政治上一直是冤家对头。《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也就针锋相对。《民国日报》代表“当时最急进的社会文化思想路向”（指“革命趋向”），呼吁“反帝”“反封建”“反宗教”。《时事新报》则属于北京《晨报》的系统，“以梁启超中心的社会改良思想为准则”，其言论主张“缓进的改良主义”。《民国日报》的叶楚伧、邵力子与《时事新报》的梁启超、张东荪不时展开激烈论战。邵氏把曹聚仁带进革命旋风的“风眼”。曹聚仁用笔为新文化推波助澜，也观察政局的风云变幻。曹聚仁自认为，他的思想“一部分可以说是《觉悟》的儿子”，邵氏乃是他所“终身师事”的一人。[33]
上海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可谓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报界一贯重评论而轻新闻，相比之下有“报屁股”[34]之称的副刊则显得无足轻重。然而，据曹聚仁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并驾齐驱，成为指导东南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柱石，对于青年影响之大，只有后来《申报》副刊《自由谈》[35]可与之比肩。[36]
由于《觉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营垒，因而受到北洋军阀当局的压迫干涉，经济上也十分困难。有时，新闻都已排好版，却没有印报所需的纸张。邵力子等人艰难支撑，有时甚至典当皮袍才能买纸印报。包括曹聚仁在内的许多撰稿人都不曾拿过该报一文稿费，却不辞劳苦地写作。[37]这是曹聚仁一生从事写作和治学的真正起点。曹聚仁曾经说过：“邵先生是提携我的人，他把《觉悟》园地给我一个发表的机会，虽说没有稿费，在当时，正满足了我的发表欲。”[38]
曹聚仁初期的文字大多在《觉悟》上发表，其文风和内容还是沿着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文艺路子发展，重社会而轻个人，宣传意味非常浓重。据曹聚仁回忆，他在1923年至1926年的四年中差不多为该副刊写了150万字。[39]
三 关注国内外政局
1922年2月，曹聚仁在《觉悟》的谈话栏目中发文指出，人的思想随环境变迁而变化。他认为，思想变迁原本有“好的”或“坏的”两种倾向。而“思想”有变迁，总站在“好”的方面。只有固定不变的思想才会阻碍人类的进化。[40]
此时曹聚仁的思想因外界环境刺激已有很大变动。他对于教育的兴趣日渐淡薄，而研究“政治”的兴味愈加浓起来了。他引述曾于20世纪20年代初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41]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政治目的，当在力谋个人生活之良好”；第二句是“政治问题，是要调节人类的关系，使得人人于他生存时间中，皆有充量的好”。曹聚仁自称以前很怀疑这话，因为他认为政治上产生的现象，只有摧残个人的生命，离间人类的爱情，减少人生生存的乐趣。此时，他又表示绝对承认这话很合理。在他看来，“‘坏’的使用政治，可以扰乱社会；‘好’的使用政治，也可以增进社会底幸福的”。他在表达对政治的兴趣时说：“政治现象，虽是坏到这地步；我仍认改造社会底第一步，是从政治着手。”[42]
20世纪20年代，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各自支持一派中国军阀互相争夺，引发连年内战，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在华投资，开办工厂，搜刮财富。上海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日本在上海开设了十几家纱厂。英国巡捕镇压示威学生，打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
面对全国的反帝声浪，曹聚仁于6月30日和7月1日在《觉悟》的“评论”栏目中连载了题为《读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的书评。他在开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并提及撰写此文的缘起：
南京路的枪弹，已经揭穿西方文明国的假面具；猩红的鲜血，已经点点洒在全民众的心头，唤起全民众的自觉。在我们的意识线里浮出狰狞丑恶的帝国主义，人人都在切齿痛心。可是在中国贫乏的学术界很难找到一册解释帝国主义的书籍。所以一般人对于帝国主义的观念是笼统模糊的。[43]
由此，曹聚仁自称突然想起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于1901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赵必振译），并介绍了幸德氏批判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幸德不但揭破所谓“爱国心”的面目，并且从渊泉上寻出它的来路。从幸德氏所举例证，曹聚仁看到了帝国主义除了残酷、强暴而外，全无一点人类同情心。他反问道，“若不根本扫荡它，人类如何能自存于世界上”？他指出，幸德在该书最后指引“有志改革社会的健儿”为消灭帝国主义“开始世界大革命运动”。[44]
由此可见，曹聚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国内外政局，他对政治的认识受到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