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疫情与全球及区域形势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与亚洲[1]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蔓延已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及秩序变动的重要变量，疫情带来的全方位冲击使得原本就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更加充满变数，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如何辩证认识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和地区形势，准确把握未来发展前景，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当务之急。
一方面，疫情并未改变世界大势，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方位没有变化。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一直伴随着人类，人类社会正是在克服种种挑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生和发展。疫情的发生并未使世界脱离当今的时代主题，而是对全球化做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注脚。中国对总体形势的基本判断应予坚持，即“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2]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又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度，加速了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进程进行着阶段性重塑。作为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极易冲击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3]
一 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
首先，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但节奏将会调整、范式会有变化。短期来看，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的确陷入了阶段性暂停的窘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初，将近150个国家关闭了所有学校，强制取消了各种活动，80多个国家关闭了所有工作场所，目的是控制病毒扩散。旅行限制成为普遍现象。强制性封锁加上消费者和生产者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对全球经济活动和贸易造成了混乱。[4]全球贸易投资急剧收缩，WTO已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出现13%—32%的下滑。[5]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衰退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衰退。[6]
严峻形势催生了悲观论调，疫情冲击下，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对全球化前景看衰，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终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全球化会进一步消退，疫情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7]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疫情终结全球化”观点不过是这些浪潮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不公平、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反映了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疫情确实会对全球化形成“迟滞”效应，使全球化的节奏放缓，这意味着全球及区域供给链重塑，有关国家将陆续出台政策，促使制造业回归本土，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等等，整个世界进入到一种“慢全球化”的状态。
但从长周期看，全球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大势不可逆转。世界整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是人类生活、生产与发展的基本轨迹。而新冠肺炎疫情给了人类进一步思考完善全球化的机会，会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实现更公正、更平衡、更和谐的全球化。各国会更加重视参与全球化的步调与方式选择，更加注意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正视公私企业并存发展的世界经济微观形态。[8]疫情之后，以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全球远程同步视频等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或许会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其次，疫情考验各国的治理能力，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治理能力是国家运用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9]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和集中表现，更是对国家运用自身软硬实力能力的一种综合衡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对世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的治理能力远低于预期。截至2020年7月20日，美国累计确诊3760975人，累计死亡140471人，高居全球首位；在累计死亡人数排前10名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4个（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在累计确诊人数排前20名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6个（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德国、法国）。日本本土确认感染病例25425人，排在全球第58位，病死率3.87%，排在全球第53位，尽管扩散速度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疫情在总体可控范围内，但疫情暴发以来安倍政府领导的防疫工作没有达到国民的期待值。
相对于传统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公共卫生管理系统普遍基础薄弱，但中国等国却在这次测试中交出了值得称道的答卷。国家治理能力决定着一国的疫后经济恢复能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因疫情而缩小，而且正在形成趋势。根据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今年的经济活动将收缩7%，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EMDE）将收缩2.5%；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在年中、EMDE能在稍晚时候遏制住疫情，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在2021年回弹至4.2%，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3.9%，EMDE增长4.6%。从中国、美国、欧元区三大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看，世界银行预计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1%，2021年回弹至6.9%；美国经济2020年将收缩8%，2021年回弹至4.5%；欧元区经济2020年收缩10%，2021年回弹至6%。根据以上数据计算，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72.1%（中国约为14.22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9.72万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从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还是从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比较看，全球力量消长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10]
再次，疫情暴露了美国全球维稳能力的不足，国际秩序在失序风险中积聚重构动力。面对疫情，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秩序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下降，国际秩序面临失序风险。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政策不但使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逐步失去制度基础，加剧了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使美国自身的领导力和权威大为削弱。疫情则导致美国全球领导能力进一步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将国内矛盾如居民收入不平等、地区发展失衡、制造业衰落等归咎于全球化，进而采取鼓励制造业回流、阻止跨国公司全球配置产业链、保护本国产业等措施，这些措施因疫情而得到强化和固化，其结果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可能趋于恶化，[11]美国的全球维稳能力也会因此进一步削弱。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舍克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原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使各国政府有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把资源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疫情的全球冲击原本可以得到极大的控制，然而，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所作为，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12]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各国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秩序重构的动力在积聚。受美国单边主义、对华“脱钩”、退群解约等政策性因素影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呈现碎片化特征，世界主要力量如中美之间、美西方内部、美日之间围绕秩序重构的价值理念存在分歧，在体现权力分配的国际机制的运行上，各方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不过，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国际秩序并不一定因美国的衰落而坍塌。[13]在中国学界看来，当前的国际秩序状态更像是一个过渡期，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多方博弈中逐渐酝酿。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出现了一个多元、多样、多极力量共同参与，甚至是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内部多元化的初步体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包含着美、英、法、中、苏各大文明的多元共存。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治理体系的重心从G7向G20转变，尽管没有终结冷战后美国称霸的局面，但凸显出多元多极并进的强劲势头。在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力量变化所触发的危机，几乎推动着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以不同程度走向多元化，而不是霸权化，当年如此，今后也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态势。[14]
二 区域化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向东转移”的趋势一直在持续，亚太、东亚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5年德国东亚问题专家卡尔·皮尔宁提出，一个新的多中心化的世界正在悄然成型，亚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毫无疑问正在从北大西洋向亚洲转移，即从西北部向东南部转移。[15]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题为《亚洲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认为亚洲世纪已经开始，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体，随着其经济进一步融合，有可能推动并塑造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全球跨境流动正从贸易、资本、人员、知识、运输、文化、资源七个方面向亚洲持续转移。在包括GDP和消费在内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中，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0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占全球GDP的32%，该份额在2017年增加到42%，并且到2040年有望达到约52%。相比之下，2000—2017年欧洲的份额从26%下降到22%，北美从25%下降到18%。按消费量计算，2000年亚洲占全球总量的23%，到2017年升至28%，到2040年，亚洲可能占到39%。[16]但从中近期看，亚洲经济正在经历各种叠加效应的冲击，区域化发展的外部风险提升，内部困难增多。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把双刃剑，亚洲经济既可能因其冲击而获得区域化加速发展的新机遇，也可能因美西方的战略打压而削弱继续发展的活力。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对促进亚洲经济增长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意义。[17]
当前，大国在亚洲的战略集结度进一步上升，地区经济—安全二元化结构副作用日益突出。亚洲的可观未来提升了美欧等域外力量对本地区的战略关注度，中国应对疫情的相对从容与富有成效强化了美西方对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战略警觉。在此背景下，区域内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地缘竞争进一步加剧，中国与周边关系将增添更多变量，面临更大挑战。中美关系是影响亚洲地缘政治前景的最大变量，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进而借疫情向中国发难，使得原本就已不睦的中美关系更加紧绷。西方政治家们对意识形态过度着迷，担忧中国对西方的医疗援助会影响受援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而这种状态只会妨碍西方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并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甚至会加速西方的衰落。[18]
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促使美国更积极地利用多边杠杆实施对华压制，其中，亚洲域内同盟体系最可资利用。美国强化运用现有双边同盟，推动“同盟+”网络化发展趋势，提高盟国及友邦地位和作用，拓展“长臂管辖”触及范围。在美国迫使盟国对华同步施压乃至“脱钩”的问题上，日本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从日本过去两年里修改的外商投资法、对政府采购产品对象国的限制等，都可以窥见美国“长臂管辖”的影子。疫情暴发后，关键医药及医疗设备产品被加入外商投资限制的范围之内。日本推动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身是美方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是当初美国打下的底子；2019年日美两国在签订货物贸易协定的同时还签订了数字贸易协定，重新确定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以及禁止数据本地化的规则。由此，美国在日实施数据治理的长臂管辖既有了国内法基础，也有了双边协议保障。2019年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分析认为，这是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在海外投资的日企回撤国内或实现多元化，宣布向把生产转移回日本的公司提供贷款2200亿日元，向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235亿日元。这些都与美国提出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如出一辙。今后，日本将加强经济安全作为修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19]
随着美国及其亚洲盟国收紧经济安全政策，亚太特别是中国周边区域的经济—安全二元化结构更为突出，地区体系内“撕裂”现象更为明显。中国周边国家多以中国为头号贸易伙伴，同时又是美国军售、收紧同盟之网的重点对象。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时期，上述二元结构尚能基本保持功能性稳定，背离现象并不十分突出，中国周边国家拥有一定的战略空间，在依靠中国发展经济和依靠美国维护安全二者之间维系平衡。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周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二者间保持平衡的空间缩小，亚洲经济发展面临失去活力的风险，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在本地区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也同步增加。
不过，从长周期、积极方面看，亚洲经济发展的韧性依然全球领先。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虽因疫情冲击而急剧衰退，但较其他地区情况尚好，仍将牵引全球增长。中国依然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龙头，同时，疫情还催生了区域化加速发展的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地区经济的预测，202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GDP增速将降至0.5%，欧洲中亚地区将收缩4.7%，拉美加勒比地区增速将下降7.2%，中东北非地区将收缩4.2%，南亚地区将收缩2.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收缩2.8%。[20]尽管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将创下1967年以来的最低值，但对比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萎缩程度看，亚洲地区在疫情冲击下依然保持一定增速实属不易。如果再对照一下世界银行对各地区2021年经济恢复程度的预测，我们对亚洲发展的韧性将更加充满信心。数据显示，2021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将恢复至6.6%，而欧洲中亚地区、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地区、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分别为3.6%、2.8%、2.3%、2.8%和3.1%。[21]数据还显示，2020年中国仍可以保持1%的增速，此外本地区还有老挝、缅甸和越南可以保持正增长；2021年中国将恢复至6.9%的增速，本地区还有马来西亚与中国增速持平，其他国家则低于中国速度，可见疫后中国依然是亚洲经济增长的总引擎。还有一组数据的对比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速度是超预期的：世界银行2020年1月的预测数据曾显示，中国经济2020年将收缩4.9%，2021年增速为1.1%，但到了6月，其预测调整为增长1%和6.9%。[22]
表1 2020年6月世界银行对部分东亚太平洋国家2020—2021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引发全球化调整、生产链重塑需求的同时，在东亚还催生出深化区域合作的需求。换言之，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反而因疫情更加凸显。病毒攻击不分国界，但带有地域性特点。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就意味着风险越大。因此，国际合作可能会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各国海外投资的企业将会把经营重点放在本土或更靠近本土而不是更远的地方。对那些国土面积狭小、战略纵深有限的国家来说，本土化实际就意味着“本地区内”。这将促进地缘经济思维的上升。[23]正如2020年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所体现的那样，合作抗疫、促进区域一体化、加强政策协调和畅通产业链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呼声。各国将加大区域内投入，区域合作成为优先选项，呈现深化发展的势头。[24]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欧盟、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北美国家，各个地区政府及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都有明显不同。疫情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个地区内在的文化共性，相对于欧美的“工具理性”思维，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体现出“人本化”价值观念。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25]以东北亚地区为例，中日韩长期机制化合作成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得到检验，三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三国合作被赋予新动能，这也意味着东北亚区域治理迎来重要机遇期。下一步，中日韩需要利用好与欧美成功防疫之间的“时间差”，主动优化分工合作、携手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同时，三国应超越抗击疫情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推动区域治理取得进展，以区域治理为切入点推动实现东北亚秩序转型。
三 中国外部环境与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副催化剂，触发了全球范围的综合性危机，全球化出现“慢”化及回归“经济主权”趋势，[26]美国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中国所处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出现重大改变。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27]面对外部环境中显著增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中国最需要守住自信，保持定力，冷静分析，智慧应对；针对形势变动中蕴藏的潜在发展机遇，要善于抢抓先机，科学研判，扬长补短，提质增效。
综合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依然是“危”“机”并存，关键在如何化“危”为“机”。短期内，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两个层面上要面对较多的风险和挑战，但放眼中长期，现在恰恰是利用外部压力进行倒逼式改革、挖掘自身潜力的战略机遇期。
从发展角度看，短期内，由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会受到一定迟滞。一是外部需求大幅萎缩，贸易增长持续下降，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甚至消失，所以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二是疫情暴发后，全球生产链、物流链和价值链处于恢复、调整、重建之中，美欧日等的部分企业或产能可能迁出中国，从而给中国带来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从长期看，中国有望从“受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是美欧日企业或产能不可能全部撤离，部分企业即使回迁，也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二是美欧日企业撤出后，会腾出一定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本土企业可以迅速占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空间广阔。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受限的全球化”不仅可以使其占领外企离开后留下的产业链和市场空间，而且可以对那些外企进行补充替代，进而向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快实现产业升级。[28]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还凸显和强化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疫情下还是疫情后，中国都有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意愿。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29]
从安全角度看，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国际影响力、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美国不会想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权力，尤其是与一个同自己文化、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那么不相同的国家共享权力，[30]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从传统地缘政治安全领域向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扩散和蔓延。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激化，不排除美国尝试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2019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2020年3月又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所谓“台北法案”。美国特朗普总统于3月27日签署了这项法案。这些都会激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刻矛盾，甚至成为未来冲突的导火索。美西方在借疫情散播“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日渐上升，更多地把经济、科技问题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考虑。面对美西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国际舆论等方面的多重打压，中国需要反思自查在参与全球治理、掌握国际话语权、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诸方面的漏洞和短板，同时着眼自身独有的战略优势，不断增强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31]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幻，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和优势都是中国战胜挑战、赢得未来的根本依靠。
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所奠定的。同样，中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前提也在于稳住和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应抓紧利用好与欧美在疫情控制上的“时间差”，力争率先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积极调整、主动作为。在经济产业上，一方面全力推动产业转型与提质升级，通过科技研发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大力开发欠发达地区，通过投资改善发展环境，释放发展潜力，带动内需规模性发展以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对外政策上，中国应借疫情防控合作契机，主动推动区域融合与经济一体化，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期签署，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同时，以东北亚为重点，推进区域治理合作。此次疫情暴发及各国的应对，不仅给出了区域化加速的前景，而且为东北亚区域化发展的路径、方式提供了启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欧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体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一体化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东北亚区域应当以治理为导向、而非以权力为导向构建地区秩序。东北亚通过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地区秩序转型，更适合采用东盟模式，重大决策在国家而非地区组织的层面上作出，不照搬强行“大一统”的欧盟模式。其关键是：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操路径。[32]
[1]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10-30]。
[3] 杨伯江：《疫情影响评估及“后新冠”阶段国际形势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4月27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004/t20200427_5119035.shtml[2020-07-07]。
[4] Dana Vorisek，“COVID-19 will Leave Lasting Economic Scars around the World”，https：//blogs.worldbank.org/zh-hans/voices/covid-19-will-leave-lasting-economic-scars-around-world[2020-06-08].
[5] 杨伯江：《疫情影响评估及“后新冠”阶段国际形势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4月27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004/t20200427_5119035.shtml[2020-07-07]。
[6] Justin-Damien Guénette，“Global Economy Hit by Deepest Recession in 80 Years Despite Massive Stimulus Measures”，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global-economy-hit-deepest-recession-80-years-despite-massive-stimulus-measures[2020-06-10].
[7]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Foreign Policy，2020.
[8] 傅梦孜：《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9]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317.html[2020-07-08]。
[10] The World Bank Group，“Pandemic，Recession：The Global Economy in Crisis”，2020，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20-10-30].
[11] 姚枝仲：《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12]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Foreign Policy，2020.
[13] 郑永年：《国际秩序倒坍了》，《联合早报》2020年6月2日。
[14] 冯绍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秩序过渡期的一场综合性全面危机》，观察者网，2020年6月28日，https：//www.guancha.cn/FengShaoLei/2020_06_28_555551.shtml[2020-07-08]。
[15] 卡尔·皮尔宁：《人民日报国际论坛：当世界重心东移》，《人民日报》2015年8月19日。
[16] Oliver Tonby，Jonathan Woetzel，Wonsik Choi，Karel Eloot，Rajat Dhawan，Jeongmin Seong，and Patti Wang，“The Future of Asia：Asian Flows and Networks are Defining the next Phase of Globalization”，2019，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sia-pacific/the-future-of-asia-asian-flows-and-networks-are-defining-the-next-phase-of-globalization[2020-07-08].
[17] 张宇燕、徐秀军：《亚洲经济运行的现状、挑战与展望》，《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4期。
[18] 张驰、郑永年：《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19] 「安保戦略、多角的に改定 日米安保発効60年 ミサイル防衛や技術保護、年内に」、『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6月26日。
[20] The World Bank Group，“Pandemic，Recession：The Global Economy in Crisis”，2020，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20-11-10].
[21] The World Bank Group，“Pandemic，Recession：The Global Economy in Crisis”，2020，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20-10-30].
[22] The World Bank Group，“Pandemic，Recession：The Global Economy in Crisis”，2020，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20-10-30].
[23] 杨伯江：《“后新冠”时期的世界将会怎样》，《世界知识》2020年第9期。
[24] 傅梦孜：《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25] 杨伯江：《中日韩合作战“疫”与东北亚区域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26] 张驰、郑永年：《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27] 习近平：《坚持底线思维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新华网，2020年4月1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04/20200402954380.shtml[2020-07-08]。
[28] 张驰、郑永年：《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29]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0年5月18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2020-07-08]。
[30] 郑永年：《国际秩序倒坍了》，《联合早报》2020年6月2日。
[31]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擘画中国经济新发展》，人民网—理论频道，2020年5月2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524/c40531-31720982.html[2020-07-07]。
[32] 杨伯江：《疫情影响评估及“后新冠”阶段国际形势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4月27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004/t20200427_5119035.shtml[20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