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王林聪^[1]

摘要：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的“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关键词：土耳其模式 新变化 独特性 局限性 影响

所谓“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态或使人们可以仿效的标准样式。政治发展学语境中的“模式”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实践有着相对确定的形态或内涵，并具有某种示范性。自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启动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改革以来，人们常常把这种既不同于其以往历史，又有别于伊斯兰世界各国发展路径的实践形式，称为“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l）。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学术界，对于“土耳其模式”争议颇多。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更迭或政治转型，“土耳其模式”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核心是“土耳其模式”能否适合于剧变中的阿拉伯诸国。由此而引发的思考是：土耳其的发展经验是否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如果可以称其为“模式”，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本身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变化中的“土耳其模式”对于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将产生何种影响？凡此种种，正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热切关注的议题。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 围绕“土耳其模式”的争议

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推动世俗化、民族化和西方化改革起，围绕着土耳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便形成了尖锐的分歧，其中，世俗化问题一直是争议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凯末尔实行共和、推动世俗化、建立世俗国家深受中东国家自由主义分子、世俗精英阶层的青睐，将其视为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象征，激发了改革旧制的共鸣，并且在当时的西亚地区出现了以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为代表的三大世俗化改革运动（其中，伊朗礼萨汗世俗化改革因宗教势力反抗而半途而废，阿富汗阿玛努拉世俗化改革也因传统势力强大而以失败告终），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阿拉伯国家，不乏追随者。但是，另一方面，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运动遭到了伊斯兰教界包括传统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对和抵制，土耳其境内传统宗教势力因世俗化改革其地位下降、利益受损，部分宗教势力发动武装反抗，出现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凯末尔世俗化改革可谓彻底而深远，奠定了国家世俗性质，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伊斯兰认同的逐渐复归成为一种发展模式。于是，以世俗化为焦点，教俗力量的分野与对垒一直贯穿于土耳其共和国发展进程。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则是土耳其军人的作用。伴随着土耳其多党制民主化进程，土耳其教俗之间的张力凸显，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加剧，并经历了以共和国卫士自居的军人集团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发动军事政变（1997年又发动了所谓“软政变”），取代民选文官政府，从而形成了“军人监国、文官执政”这一独特的政治治理方式。尽管军人集团干政之后又还政于民，但是，军人干政行动本身引发诸多争议。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眼中，军人干政现象被视为政治发展的倒退，与民主实践相背离。^[2]正因如此，在很长时期，“土耳其模式”并没有得到认可，更谈不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是被看作介于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s）。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中东国家而言，“土耳其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另类”。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际，就出现了关于“土耳其模式”的讨论。1992年6月，就在苏联解体不久，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凯瑟琳·拉鲁米埃尔应邀访问中亚国家时指出：土耳其为刚刚独立的许多中亚国家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发展模式”。^[3]这里所说的“发展模式”指土耳其共和国是一种世俗的、民主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实现西方标准为目标、推行市场经济政策的。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出于加强经济合作愿望，曾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土耳其热”。与此同时，土耳其学界也对“土耳其模式”作出了积极回应。土耳其政治经济学教授埃丁·亚塞恩认为土耳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系统性的、清晰的模式”，但是，“土耳其模式”在担当建立一个民主、多元社会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和不足，它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4]

进入21世纪，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简称“正发党”）刚刚成立（2001年8月），就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单独组阁。此后，随着土耳其综合国力的上升，正发党执政地位加强，“土耳其模式”真正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看好有着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执政，并将这种允许正发党上台执政，而该党又支持世俗主义的现象看作是重要而成功的“土耳其试验”，因此，土耳其的民主逐渐被视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土耳其伊斯兰运动支持世俗国家，土耳其的这种新试验对伊斯兰国家来说是一种模式。^[5]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为了推动中东政治整合步伐，致力于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美国不仅将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典范，还鼓动中东国家效仿土耳其推进民主化进程。于是，“土耳其模式”逐渐受到西方政要的“青睐”。例如，2004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出席伊斯坦布尔北约峰会期间，他对土耳其领导人说：“我非常赞赏贵国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支持民主、法治和自由的典范”，称赞土耳其的发展成就可以作为穆斯林世界的一种“模式”。^[6]显然，西方政要推崇“土耳其模式”，更多的是着眼于中东地区安全联盟以及推动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需要。

事实上，随着正发党的上台和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土耳其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有关“土耳其模式”的讨论迅速升温。在阿拉伯国家学术界，世俗主义往往被看作“不信教”的同义语。但是，土耳其正发党上台以来的执政经历，不仅说明伊斯兰教与民主是相容的，而且表明伊斯兰主义者可以被整合到既有制度框架中。^[7]特别是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对“土耳其模式”掀起了热议。2012年1月，“土耳其模式”甚至被列为“多哈辩论”（The Doha Debates）首期电视节目的主题，围绕的辩题是：“土耳其是否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种好的模式？”换言之，“土耳其模式”是否能为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所效仿？

许多人热衷于“土耳其模式”，称它不仅有益于阿拉伯世界，也有益于西方。土耳其因其世俗民主、经济繁荣和国际影响不断增强，被许多人视为伊斯兰世界令人鼓舞的事情；土耳其作为一种“模式”显示了对民主的渴求。^[8]一些处于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纷纷表示要效仿土耳其。2011年2月，突尼斯伊斯兰领袖拉希德·加努西接受土耳其《今日扎曼》采访时说，土耳其的民主实践是突尼斯的榜样，明确表示突尼斯应当仿效“土耳其模式”。^[9]2011年10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阿拉伯之春”研讨会上，拉希德·加努西再度称赞土耳其是展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10]同样，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主席阿卜杜拉·本·基兰在当选总理之后表示，该党赞赏“世俗伊斯兰”的土耳其模式，并希望未来十年在摩洛哥也能出现同样的模式。本·基兰表示摩洛哥正发党同样也能够取得成功。^[11]有趣的是，西方政要出于在中东地区推进西方民主的愿望，纷纷称赞“土耳其模式”，并把土耳其看作温和伊斯兰主义者推动的繁荣市场经济和亲西方民主的范例。

然而，针对人们热议的“土耳其模式”，许多学者指出其局限性。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模式“光鲜”的背后，存在着社会裂痕加深（因民族、宗教问题）、政府的独断专行，等等；而这一模式所描绘的看似美妙的图景，又增强了决策者的傲慢和自负，以及对异见者缺乏宽容。^[12]许多学者对于该模式在阿拉伯国家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并强调土耳其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在一篇《摈弃土耳其模式》中，作者认为：“即使阿拉伯国家对‘土耳其模式’满怀兴趣，它也很难适应于阿拉伯革命后的政权转型需要。”^[13]突尼斯学者布巴克里则认为土耳其的成功很难被突尼斯所复制，原因在于本·阿里被推翻以来，突尼斯伊斯兰激进势力增势明显。^[14]也门前驻联合国大使阿卜杜勒·阿萨迪（任职时间为2002—2011年3月）在接受《今日扎曼》采访时也表示凯末尔世俗主义模式不适合阿拉伯世界。当然，现行土耳其政治发展模式是可以效仿的，它是温和的、理性的。^[15]同样，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虽然赞赏土耳其在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国家经济、支援阿拉伯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但是对土耳其借助“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地区寻求主导地位表示了担忧。

显然，关于“土耳其模式”以及它是否适合于阿拉伯国家的争论仍在持续，且早已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反映了人们对土耳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路径的关注和思考。其中，对于“土耳其模式”的态度、取向及其偏好也反映了不同主体在价值观及其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审视和观察上述各种争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廓清“土耳其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

二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及其变化

“土耳其模式”是20世纪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最终赢得胜利，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共和国。土耳其经历从“瓦解”到“新生”的历史性嬗变，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脱亚入欧”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开始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活习俗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进程，其主旨就是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土耳其模式”，从而奠定了共和国世俗政权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路径。另外，历史的发展又重塑了“土耳其模式”，在不同程度地改变“土耳其模式”的内涵，进而引起“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形成了新、旧不同版本的“土耳其模式”，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一）“土耳其模式”的基本属性及内涵

凯末尔时代的革命和改革实践不仅确立了“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性质，而且规定了它的基本内涵，即以共和、民族、世俗、国家、平民和改革为内容的“六大主义”——又称凯末尔主义。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模式”亦即凯末尔模式，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推行“激进世俗主义”（assertive secularism，或laicism）。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世俗化方式有两种：消极世俗主义和激进世俗主义。^[16]前者主要是强调宗教与政权相分离，后者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土耳其采取的是激进世俗主义，即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不仅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将宗教置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下，通过设立“宗教事务局”（Diyanet，土耳其语迪亚奈特），使宗教人士转变成国家公务员，使其职能发生改变，进而达到从政体、国体、社会及习俗诸层面的彻底的世俗化。许多学者强调土耳其世俗化的核心乃是国家控制宗教。^[17]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埃斯波西托则将这种类似于法国式的土耳其世俗化（也包括突尼斯）称为“战斗的世俗原教旨主义”（militant secular fundamentalism），认为这类国家“就其历史和现阶段情况看，世俗主义不是简单的政教分离，而是一种反宗教和反宗教学者的信仰”。^[18]与此同时，凯末尔政权运用国家力量、依托军队和世俗精英巩固世俗化成就，捍卫国家政权的世俗性质。可以说，凯末尔将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推向了巅峰。

第二，确立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凯末尔时代将民族主义理念塑造成国家的主体意识，从而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取代了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及其宗教认同。应该说，现代土耳其区别于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之处就是前者强调民族国家认同，而后者强调宗教认同。民族主义为世俗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是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理念具有颠覆性的关键所在。其中，重构土耳其历史则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凯末尔时期通过编写史书著作、挖掘土耳其历史来强化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土耳其史观”的建立则是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进而为民族国家认同奠定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土耳其民族主义取代伊斯兰教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意识形态之时，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公民宗教，即共和国的新“宗教”。^[19]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和激进世俗主义相互依托，就构成了“土耳其模式”的两大核心要素。

第三，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凯末尔时代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干预，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发展国有经济，推动工业化，实行国有化，并将全部对外贸易收归国家管理，因而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点。这一时期，土耳其运用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第四，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凯末尔的“土耳其模式”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现代文明的典范，推进全方位的欧化改革，以便达到欧洲式“现代”文明程度，最终融入欧洲文明圈。凯末尔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视为落后的象征，为此，大张旗鼓地改革旧传统和习俗，试图割断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除了文字、度量衡以及社会习俗、服饰改革外，清真寺宣礼语改用土耳其语，以适应民族化的需要。1934年还提出将穆斯林星期五聚礼日改为星期日，改变礼拜仪式等（后因穆斯林不接受而作罢）。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模式”具有权威政治的属性。一方面，世俗化、民族化改革的实行借助于凯末尔“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崇高威望和强力部门的推动；另一方面，这种世俗化、民族化改革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即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取代宗教认同，以彻底的世俗化削弱宗教集团的优势地位，从而完成了民族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巩固世俗共和政体。从历史发展视野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是以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强化其合法性，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政治权威，而凯末尔改革则是以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从统治类型上看，凯末尔改革意义在于其完成了由传统权威主义向现代权威主义的转变。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就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土耳其政治由权威政权向半权威政权再向民主政权过渡的过程，“土耳其模式”也随之而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则归因于土耳其历史的演进。

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土耳其逐渐进入了半权威政治统治时期，“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出现变化，突出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土耳其共和国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随即启动了竞争性选举，^[20]开始为“土耳其模式”注入了民主政治的新理念。接着，8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又为“土耳其模式”增添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等要素。与此同时，土耳其社会内部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冲突不断，土耳其先后发生三次军事政变，经历了军人集团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1997年，土耳其军人又以“软政变”的方式，结束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的执政（该党随后被解散）。于是，军队作为土耳其世俗政体的守护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也构成了“土耳其模式”一个十分独特的特点：“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政治治理格局以及有限民主和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尽管“土耳其模式”的内涵有所变化，但是，以激进世俗主义为特点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

（二）“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正发党的上台揭开了土耳其历史发展进程的新一页。正发党及其代表人物埃尔多安的执政理念^[21]在不同程度上塑造并修正着“土耳其模式”，从而使得“土耳其模式”深深地打上了埃尔多安本人的烙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以及正发党执政理念的、新版本的“土耳其模式”。^[22]所谓的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是指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注重以道德观念、准则作为社会的规范，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发展公民社会，等等。具体而言，“土耳其模式”的这种新变化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从激进的世俗主义走向消极世俗主义（passive secularism）的转变。^[23]埃尔多安总理指出：“世俗主义就其概念而言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国家的构建不应当根据宗教法律来实施，另一方面是国家应当保持中立，予以所有信仰者同等待遇，并保证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24]2011年9月，“阿拉伯之春”之际，埃尔多安出访北非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诸国，多次表达对世俗主义的看法。他在访问埃及开罗时说：“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就是作为治理国家的穆斯林——能够与所有信教者（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等）保持同等距离。我自己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同时又是世俗国家的总理。世俗主义并不是宗教的敌人。”^[25]随后，埃尔多安访问利比亚时，针对许多媒体关于世俗主义的误解，特意指出：“世俗主义（secularism）一词被翻译成‘无宗教信仰的’（irreligiousness），这是对该术语的曲解，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宗教”，并强调，土耳其选择的世俗主义类型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或西方式的世俗主义。土耳其国家是世俗的，但作为个体则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能够成功地治理一个世俗国家。^[26]姑且不论埃尔多安世俗主义思想是不是严谨和周密的，这一事实显示的重要变化是土耳其当政者的一种“新世俗主义”态度：坚持国家的世俗性质，摒弃了激进世俗主义，转变为消极世俗主义。

第二，发展民主政治，限制军人的权力，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正发党是借助民主选举高票胜选才上台执政的，又通过选举继续执掌政权，从而创造了土耳其的正发党时代。可以说，民主既为正发党的上台执政提供了舞台，又成为正发党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基石。因此，正发党自我标榜为“保守民主党”，发展民主政治，从而使民主政治作为“土耳其模式”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正发党执政下，通过修宪公投等步骤，逐步使得文官政府形成对军人的强势，引起了军人与文官政权的关系上的重大变化——军人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对军界高官的审判显示了对军人的控制力。由于正发党政府社会经济成就突出，在多次选举中赢得民众的支持，民意基础雄厚，土耳其社会相对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军人发动政变的企图，也初步改变了“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政治治理格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土耳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发展时期，2002年以前是军人监管下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政治发展模式，而2002年以来是自下而上解构军人监国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模式。^[27]

第三，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历经20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伴随着这一进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受到削弱，私人资本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个新的群体——有着深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该集团不仅支持自由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而且要求更大程度上的宗教自由。20世纪90年代，该阶层曾是繁荣党的支持者，今天则是正义与发展党的铁杆支持者之一。^[28]因此，正发党执政后，继续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强调市场经济，重视外国投资，支持私有化进程，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既迎合了新崛起群体的要求，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了土耳其经济发展。

第四，在东西方关系上，从追随西方到“向东看”（looking East）的平衡外交，突出自主性。正发党着眼于土耳其多重属性和社会现实，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从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加快“向东看”步伐。它反映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国家发展定位，意欲凭借土耳其地缘优势和多重属性，构筑“战略纵深”，实现强国之梦。在对外关系上，一方面，推动加入欧盟谈判进程；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有着相同文化价值观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融入欧洲频频受挫之后，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口，渐渐偏离了面向欧洲的凯末尔主义，从而开启了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的新外交路线，^[29]即具有“东向”倾向外交路径。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平衡外交，它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重心从西方完全转向东方，也不意味着背离西方国家，而是一种“东、西并进”的战略选择。凸显其自主性。

由上观之，比较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与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模式”，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土耳其国家及其政权的世俗性质。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权威政治属性，后者具有民主政治属性；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和修补。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反映，又是土耳其社会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显示了正义与发展党寻求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平衡、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之间的平衡、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平衡，兼顾传统历史文化元素和价值观，迎合了社会下层虔诚穆斯林的诉求，回归伊斯兰传统价值。如果说“土耳其模式”是自上而下统治精英以革命的方式加以确立的话，那么，“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则是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教俗力量较量的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多元化进程为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提供了机遇，并为其崛起开辟了道路。在教俗力量较量与制衡过程中，一方面，伊斯兰势力通过民主、合法选举等渠道表达其诉求；另一方面，伊斯兰势力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从封闭保守向务实开放以及温和化的转化。反过来，伊斯兰势力支持民主，认同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因如此，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力量。许多人认为，恰恰是世俗精英（特别是军人集团）现在阻碍着民主化进程。在以前，凯末尔主义者是西方化的改革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抵制这种变化，而现在“具有宗教倾向的民主力量则是按照欧洲的准则推进政治改革，凯末尔主义者则抵制这种变化”^[30]。

三 “土耳其模式”新变化的影响及其局限

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其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1）伊斯兰与民主的相容趋势；（2）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趋势；（3）土耳其国家发展定位的自主性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中东国家，“土耳其模式”之所以受到许多人青睐，原因在于“土耳其模式”本身的变化。换言之，许多中东国家青睐的是正发党埃尔多安“民主模式”，并非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凯末尔模式。正是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才彰显其吸引力和影响力。

近十年中，土耳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并积极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中东国家。当前，中东的很多国家正面临政权不稳、政治动荡的危机局面，土耳其这边却风景独好。

首先，土耳其通过较为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民主逐渐成为土耳其政权合法性基础和政治理念，民主理念得到土耳其民众广泛认同，这是土耳其在整个中东地区引以为豪的，构成了土耳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于是，在目前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面前，土耳其的民主制度显现其优势而为许多国家民众所青睐。

其次，正发党的执政路径所产生的某种示范效应。正发党吸取其前身是被取缔的繁荣党的教训，选择温和、务实的政策，在执政理念上自我标榜为“保守民主党”，强调宗教价值观的重要性，推进民主，并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走上权坛的埃尔多安本人的转变具有典型性。他放弃了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主张，接受世俗主义。正发党选择温和、务实的政策以及非凡的经济成就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2002年11月，正发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赢得了34.2%的选票和66.4%的议席（占全部550席中的365席）；^[31]2007年该党又在选举中夺得46.5%的选票和61.5%的议席。^[32]2011年6月，该党获得了49.8%的选票，继2002年和2007年之后第三次单独组阁。选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民意倾向的风向标。正义与发展党的高票胜选，连选连任，所获选票比例稳步上升，这一态势表明该党的民众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埃尔多安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他已成为中东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而正义与发展党也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当下阿拉伯众多国家民众谋求政治改革的模板。

最后，正发党执政仅10年就取得了重要成就，土耳其社会经济面貌有了飞跃性发展。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455.7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722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仅有2100美元，2008年就达到10160美元。2011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8%。土耳其由此从世界第26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并跻身G20成员国集团。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显示了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相容、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相容性。此前关于中东例外论、穆斯林例外论的基本观点是伊斯兰教与民主是截然对立的，那么，土耳其的长期实践则用事实解答了这一争议；“土耳其模式”取得的成就——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土耳其模式”就是成功的，成为在伊斯兰世界走向现代化繁荣富强的典范。特别是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肆虐，美欧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之际，土耳其的强劲发展势头，不仅提升其影响力，而且也显示了这种模式的前景。土耳其的“向东看”战略选择以及阿拉伯国家政治变局，阿拉伯国家政治变局向何处去？这一特殊时期，土耳其模式似乎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选择。^[33]

正因如此，许多中东国家领导人对“土耳其模式”表示兴趣。普通民众则是向往土耳其的民主和发展水平。不难看出，新的“土耳其模式”对于政治变局中的埃及产生了吸引力。但是，“土耳其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阿拉伯国家却是值得疑问的。

如前所述，“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由此而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很难效仿或复制“土耳其模式”。其独特性表现在：第一，就历史发展背景而言，奥斯曼帝国一直雄踞西亚，并未丧失独立，而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有着沦为殖民地的惨痛经历；奥斯曼帝国的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由来已久，而土耳其伊斯兰受苏菲学说影响甚大，有较强的适应性，这些是阿拉伯国家难以相比的。第二，凯末尔启动激进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改革是基于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中，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被废除的根本原因是民族独立战争时期倒向了对立面，成为土耳其革命打击的对象，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否则就很难设想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而凯末尔作为革命英雄，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当时是空前的。这些构成了凯末尔革命和改革的逻辑起点。第三，受冷战的影响，土耳其长期与西方保持特殊的关系，既是对抗苏联、维护其自身安全的需要，反过来，也接受了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模式的影响。第四，土耳其军人干政又还政于民的经历是极其独特的，“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政权格局反映了军人并不直接掌管政权，且还政于民的过程本身也说明军人集团与极权独裁是有区别的。这种情况与阿拉伯国家差异甚大。第五，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势力走向温和化的关键是有着合法参政的渠道。通过民主的方式满足其诉求，于是，土耳其伊斯兰教力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反对民主，相反，从民主化过程中受益，支持民主就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势力越来越明显的意图，可以借此实现其政治抱负。

“土耳其模式”的独特性表明，阿拉伯国家难以复制该模式。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借鉴，关键在于人们的选择。从中东变局看，绝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看好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的路径与方式。伊斯兰势力对“土耳其模式”的兴趣集中于通过选举上台取得合法性，因此民主途径是取得合法性的最有效手段。同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加强合法性的根本保证。而从各国对“土耳其模式”的态度看，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尤其是对待世俗化问题上。例如，突尼斯伊斯兰领袖Rashid Al-Ghannushi，在许多场合表示突尼斯要仿效“土耳其模式”，但他最近则表示突尼斯不需要世俗主义。^[34]显然，阿拉伯国家对于“土耳其模式”的借鉴更多地将集中于如何逐步推进民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上，而不是世俗化。

另外，“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着局限性，尚未定型，处在过渡之中。首先，两大变量势必成为塑造“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及其变化方向的关键因素：一是教俗之间的斗争以及教俗微妙平衡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军人对政权影响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变量。伊斯兰政治势力的转型和军方的角色是决定“土耳其模式”性质的最重要的变量，两大变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它们在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关系着土耳其的走向。其次，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全球经济衰退趋势并未好转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发展也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旦经济发展受阻，经济问题凸显，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必将对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带来考验。再次，正发党的强势地位已经形成了“一党独大”局面，正发党执政下对自由的限制引发了诸多批评，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着民主政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强势的正发党究竟将土耳其引向何方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土耳其国内一直充斥着正发党有一个所谓“秘密议程”，即最终改变国家的世俗性质的计划。最后，在对外政策上，土耳其回归中东，强调伊斯兰属性，逐渐介入中东风暴的中心，使其近年来推行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发生改变，土耳其如何运用其影响力也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土耳其模式”的走向。凡此种种，它表明“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着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这恰恰说明土耳其民主实践仍然是不成熟的，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的“土耳其模式”仅仅是个起点。未来，新宪法的制定将是判断“土耳其模式”走向定型的重要标志。

四 结语

现代土耳其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到共和国新生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进入21世纪的土耳其可以说是真正迈入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标志是在世俗共和国框架下改造凯末尔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版的“土耳其模式”，这既是对以往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超越，也是对21世纪土耳其发展定位的重新审视。这种模式不仅对于土耳其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也引发了人们对世俗主义、西方化、现代化的反思。目前，土耳其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上升时期，土耳其的发展和繁荣为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前景。21世纪土耳其的发展必将验证新版的“土耳其模式”能否成为现代化探索的成功范例。

（本文原刊发于《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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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部长、研究员。

[2] C.H.Dodd，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The Eothen Press，1963.

[3] Andrew Mango，“The Turkish model”，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29，No.4，October 1993，pp.726-757.

[4] Aydin Yalcin，The Concept of the Turkish Mode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key’s Economic Development，Forum，Ankara，1993，p.22.

[5] Meliha Benli Altunisik，“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Arab Studies Quarterly，January 1，2005，pp.57-58.

[6] Meliha Benli Altunisik，“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p.45.

[7] BarÇin YinanÇ，“Turkish model’ for Arab societies triggers debate”，May 23，2010，Hürriyet Daily News.

[8] Francis Ghilès，“A New Deal for Arab People”，Insight Turkey，Vol.14，No.1，2012，p.21.

[9] “Al-Ghannushi says Turkey’s democracy a model for Tunisia”，February 23，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10] “Ghannushi：Turkey is a model that merges Islam and democracy”，October 7，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11] 2011年11月25日，摩洛哥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众议院395席位的107个席位，首次组建联合政府。“Morocco’s new PM looks to ‘Turkish model’ for new government”，December 1，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12] Karabekir Akkoyunlu，“The ‘Turkish model’ isn’t good for Turkey”，February 8，2012，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

[13] Sinan Ciddi，“Dispensing with the Turkish model”，February 8，2012，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

[14] Michel Sailhan，“Moderate Islam，modern state：Is Turkey a rule or an exception？”，2012-02-05，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

[15] Yemen’s Alsaidi：“We cannot follow Atatürk’s secular model”，December 11，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16] 有的学者比较了美国、法国和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根据国家对宗教的政策的差异而认为美国实行的是消极世俗主义（passive secularism），而法国和土耳其则实行的是激进世俗主义（assertive secularism）。参见 Ahmet T.Kuru，Secularism and State Policies toward Religion：The United States，France，and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04。

[17] 参见毕健康《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47—350页。

[18] John L.Esposito，“Introduction：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Azzam Tamimi and John L.Esposito，eds.，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9.

[19] 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4—335、351—353页。

[20] See Feroz Ahmad，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Routledge，1993.

[21] 参见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西亚非洲》2009年第 8期。

[22] 欧莱根认为“土耳其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世俗主义、民主、政治伊斯兰；军人与文官政府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西方的联系；国家传统等。See Sinan Ülgen，“From Inspiration to Aspiration：Turkey in the New Middle East”，The Carnegie Papers，December 2011，p.5。

[23] 有研究者认为，当今土耳其社会存在着三种世俗主义主张：彻底的世俗主义，保守的土耳其穆斯林所理解的世俗主义，以伊斯坦布尔商业精英、一些政治家以及阿拉维社团所倡导的世俗主义。第一种主张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否认伊斯兰教在民族认同和公共道德构建中的建设性作用。第二种主张则是将伊斯兰教看作土耳其认同和道德构建的最重要资源，国家应鼓励并推动宗教教育，加强宗教道德建设。第三种主张则着重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正义与发展党所倡导的世俗主义不排斥宗教，相反，它赋人们以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和组织生活。参见M.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3-158。

[24] M.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p.159.

[25] “ tell Arabs his secularism remarks mistranslated”，September 16，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26] “ tell Arabs his secularism remarks mistranslated”，September 16，2011，http://www.todayszaman.com.

[27] Seymen Atasoy，“The Turkish Example：A Model for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Middle East Policy，Fall，Vol.ⅩⅧ，No.3，2011，p.86.

[28] Angel Rabasa，F.Stephen Larrabee，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The Rand Corporation，2008，pp.38-39.

[29] Nora Fisher Onar，Neo-Ottomanism，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Bahçesehir University，2009.

[30] Seymen Atasoy，“The Turkish Example：A Model for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p.91.

[31] M.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p.254.

[32] M.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p.254.

[33] 参见王林聪《新版“土耳其模式”初现中东》，《半月谈》2011年第16期；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给动荡中东的启示》，《人民论坛》2011年7月下半期。

[34] ipek Yezdani，“No need for secularism in Tunisia：Ghannouchi”，December 24，2011，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