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史文化转向的缘起和趋向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我们就能以澄清西方技术史的文化转向的缘起和趋向为导向，而从整体上去把握西方技术史的整个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以跨学科为背景，我们也就能够充分辨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推动力；它也能引导我们关注STS的整体发展趋向，特别是STS的文化转向和整合趋向。以下笔者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西方技术史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此我们大致梳理西方技术史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而在此历史语境中追踪其文化转向的渊源和滥觞。考虑到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在技术史领域的地位，下面我们以SHOT及其刊物《技术与文化》所提供的资料为中心，来考察技术史智力组织与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它们既反映了西方技术史自身学理的内在逻辑进程，也呈现了技术史共同体的结构以及整个学术语境和宏观历史背景的变迁。笔者将把技术史的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描述。

第一阶段，技术史的早期形态时期。在技术史学科化之前，技术史研究处于分散的无中心状态，就像库恩描述的前科学状态。为此，笔者只能把散见于各个研究传统中对技术史的关注和考察离析出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呈现出以下内容。对史学史的追根溯源表明，自希罗多德以来就有不少关于各种技艺和工匠的叙述；自文艺复兴以来，工程教育视域中的工程史传统为技术内史范式奠定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自德国经济史学派以来，经济史视域中的技术发明、开发与创新研究为外史和与境史奠定了基石；科学史视域中的技术史为内史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纲领即技术思想史纲领，也为科学/技术关系论题注入了持久的活力；自汤因比、乌舍尔和芒福德以来的文明史传统为与境论提供了持续想象力；发明社会学视域中的技术变迁研究也为与境论提供了重要纲领。

第二阶段是技术史的学科化，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史确立范式与开拓研究题材的时期。该过程以克龙兹伯格等人策划技术史独立、确立学科体制、创建SHOT和创刊T&C为历史主线，在技术史学问题、研究题材与论题的聚焦以及学科体制的确立方面展开磋商。对于技术史家来说，这一时期激动人心。一批与境论史家对“技术”“文化”和“社会”等重新概念化，并以辛格的《技术史》为靶子，与内史论者就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在历史中的地位展开论战。不过尽管争论看上去一边倒，但对具体研究的统计还是表明，这一时段采取内史视角并研究古代技术的文章在T&C上仍占18%，通史研究占24%；Isis和Osiris中涉及技术史的，则几乎都倾向于技术思想史。^[8]这表明内史论者、外史论者与与境论者已达成基本共识，即共同致力于“打开黑箱”、确立技术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这正是技术史共同体得以形成，技术史领域得以从科学史的婢女地位独立出来，SHOT和ICOHTEC得以成立，技术史最终得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的原因。而从外部看，技术史正随着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而动，力图为与境论开发合适的解释纲领而汲取资源。

第三阶段为技术史在20世纪70年代面向美国通史的融合时期。在技术史学层面，SHOT聚焦于技术史在通史中的地位问题并讨论如何有效解释技术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情况，分析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对技术史的意义。在论题方面，关注时段从现代早期逐渐聚焦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时期；研究场点也逐步聚焦于美国历史中的技术，特别是美国制造系统、电力系统等。在社会建制方面，SHOT着力于与美国历史学界的合作与联合。这是一段继往开来的时期。其变化体现为：第一，承续前一阶段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技术史的关注时段明显从宽泛地、通史性地关注从古到今的技术史转向了集中关注现代时期，从现代早期逐渐聚焦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时段。第二，史学理论层面的思考不再像上一时段那样仅仅宽泛地探讨技术史的定位、“技术”与“文化”等范畴及其关系的宽泛界定，而是聚焦于技术史在通史中的地位并讨论如何有效解释技术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情况，并逐步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主题来展开理论、纲领和方法论的探讨。^[9]这反映了技术史在美国史的社会科学化带动下，其经济史和社会学视角的竞争性纲领更丰富多样，尽管也带来了解释纲领与研究题材的匹配性问题，但这种多个焦点并置发展的状态，又恰为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第三，与此相应，国别史、领域史和论题史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加。比如T&C1970年第一期组织了“美国技术史学”的讨论，随后组织了大量各种形式的会议集中讨论美国技术史问题；ICOHTEC的会议也组织了欧洲国家的技术史专题。从社会活动层面，各国技术史家都在致力于与通史学界的对话与合作，力图融入这一更大且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学术共同体；而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的明显增加，则表明这种合作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在体制化。

第四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技术史遭遇困惑与挑战从而开始重新定向的探索时期。这既表明技术史家对与境论困境有了更强的自觉，也表明史学界对历史学的过度社会科学化的批判反应已得到SHOT的响应；但另一方面，技术史界的犹豫和困惑也较明显。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第一，技术史学理论专题的讨论增加，理论批判意识增强了。比如，1978年的罗诺克会议明确提出了技术史中的批判性论题的问题（发表于T&C，1980年第21卷）；1978年T&C第一期“the state of art”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思技术史的状态和未来发展的问题；1984年的“SHOT二十五周年纪念专题”明确反思SHOT的目标，反映了自1978年技术史论题的拓展与多样化以后，技术史家对如何界定技术史表现出的焦虑和坚持技术史的开放性的决心，但也对社会学和STS领域的建构论、历史领域的文化转向浮出水面表现出犹豫。第二，视角开始多元化，并开辟了新论题。从1977到1986年间，SHOT召开了15次“人文与技术的界面”的专题会议，力图拓展理论视角；“女性主义”“劳工与技术”等主题也浮现出来，“美国技术两百年”专题讨论也出现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系统论等多种视角；从回顾视角看，特别重要的是麦肯齐、约翰·劳等的建构论研究成果也发表了；而且大量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领域的建构论著作得到T&C书评栏目的关注。这表明技术史家对长期未能在历史解释中充分融合技术与文化要素有了更清晰的批判意识，而开始借助建构论来开展经验探索。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就是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的技术史经验研究开始大量涌现。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合作计划更加频繁，并向稳定的体制化方向发展。第三，但与下一阶段不同的是，尚未对SCOT进行技术史学的讨论、聚焦与认同，所以笔者认为这只是转折期。

第五阶段为文化转向时期，即以1991为新起点，技术史共同体开始明确接纳建构论作为技术史的解释纲领。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研究，自1991年开始，SHOT共同体开始从史学理论层面探索建构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技术史解释方案的意义，逐步实现对SCOT的聚焦与认同。比如1991年在T&C组织了关于建构论的“对话”，还召开了麦迪逊会议^[10]；进入新世纪，在2000年与2002年，T&C又组织了关于建构论的技术史学讨论。多数技术史家认为，建构论已解决了长期困扰与境论的难题，终于实现了内史与外史的融通。系统论与建构论已居于技术史理论的核心。受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启发的各种文化研究方法和主题，迅速促成了技术史研究路径与论题的多元化。第二，技术史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和所评述的著作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建构论视角，所考察的主题和涉及的题材则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与多样性。正如斯托登迈尔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技术史的叙事中心已发生了巨大转换，由原来的工程师、企业家等转向使用者、少数民族、劳工阶层、身体、话语与环境等。^[11]在建构论指引下开拓技术表象、技术使用、非西方技术、跨文化比较和性别分析等技术史论域的成果。第三，一批建构论旗手，如约翰·劳、比克·平齐、麦肯齐，被技术史共同体接纳；而以开创技术系统论著称的技术史权威休斯，则被比克·平齐“打造”为建构论者。这种互动与融合表明，建构论已从边缘成为主流。另一个社会层面的变化是丰富的跨学科活动及其体制化。20世纪80年代持续开展的“技术与人文”论坛与合作到这时已促成了大量跨学科的技术史研究与教学组织的成立。

从上述历史脉络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史文化转向的真正滥觞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阶段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技术史的文化转向才真正得到充分响应与发展。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动向，即内在传统的变化和外部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史的推动。不过这种区分主要是分析性的，其实际情况则是二者相互交叉、相互推进并最终融通整合。

内在传统的变化

从史学理论层面看，20世纪50年代逐步独立出来的技术史，主要发展了与境论，如上文所述，与境论及其经济史、系统论纲领都根植于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传统和社会史传统中。其实质是社会科学化史学范式，包括技术史的经济史、社会建制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视角，以及技术—社会结构关系分析（比如技术系统视角、设计—环境视角）。^[12]但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学者（如Staudenmair，1981；Post，1995）都指出，上述技术史与境论范式，充其量只是把“建制、社会变迁、智识源流、经济趋势等阐述为[技术的]周边要素”。正如EDGERTON后来深入批评的，由于技术史家的研究焦点是技术的起始阶段即发明（创新），所以与境论的那种技术/社会二元论使得技术史家实际上无法真正把技术放回到历史语境中。所以一种“后与境论”成为需要。于是技术史家超越与境论的努力促使上述内部传统发生转变：从理论与视角的总体层面看，逐步转向建构论和文化解释；从研究场点和主题看，则是从精英转向大众、从生产转向使用。而随着建构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技术史中就发展出一种广义的建构论取向，包括系统论、SSK、SCOT、ANT、女性主义等，它们主要围绕技术认识论问题（技术创新、工程理论创新、大技术系统）展开。代表人物包括休斯、柯文（Cowan，R.）、奈伊（Nye，D.）、马克斯（Marcus，A.）、拉金（Luckin，B）等的系统论，以及设计-环境（design-ambient）的（广义）社会建构论者，如比克·平齐、科林斯、Ronald Kline，Paul Rosen，^[13]拉图尔、阿克里奇、约翰·劳等人的建立在戈夫曼表演理论基础上的稿本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此外还有大批技术史家和技术社会学家在修正和融通泛建构论，如埃尔德和埃珀森（Epperson，B.）等。社会建构论在技术史解释程序中的地位至今仍是个讨论热点。^[14]在技术史中的发展主要开辟了这样几个前沿主题，由原来强调预先精确定义目标导向的战略实现转而强调对情境的开发和拼接、情境性知识和技能研究、精密测量和标准化问题研究、大技术系统研究。^[15]

这种发展主要可以区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整体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维度上从与境论转向建构论，这一维度常常从技术史学层面思考技术认识论。技术史家和技术社会学家等联手，采取社会认识论视角，对技术创新、技术智识、工程理论的建构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对称地研究技术失败等问题展开理论探索，也包括基于此理论视角引导的大量经验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技术系统方法从社会建构论转向文化分析（Hughes，2003；TC，2002）；设计—环境（design-ambient）视角拓展为建构论（Staudenmair，1985），包括SCOT、ANT、批判视角的建构论（如性别分析、温纳、斯图尔特·罗素、芬伯格），它们都特别关注技术认识论（Staudenmair，2002）。第二，一些传统学科视角的转变和论题领域的拓展。技术思想史转向技术文化史，涉及意识形态、小群体文化、个人观念；技术文学史和美国史拓展为技术观念与文化叙事研究（Leo Marx）；关于“技术与价值”的持续探索，推动了技术史反思技术决定论、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极大拓展了技术史的论题领域，从1978年开始，技术史的核心论题有了极大拓展。第三，原有的“技术与文化”问题领域的方法论转变。技术转移论题发展出文化摩擦、文化比较等文化解释方法；对技术决定论的讨论由原来的编史学探讨转变为技术文化批判，与技术决定论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关系论题由关注二者本身的关系转向人们对二者关系的建构过程的话语分析（R.Kline）；与此相关的“技术惯性”解释模型也从决定论转向文化分析。对于这种转变，比克·平齐也作过类似的评论。

外部推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始，西方新文化史（历史学文化转向）迅速发展。通过广泛吸收文化理论，新文化史家终于彻底动摇了社会科学化史学根基而把历史学引向文化解释。如今新文化史已有了广阔视野和多元视角。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视野已广泛涉及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还包括性态史、性别史）、表象史、梦的历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文化史、旅行（景观）史等各种研究场点；而研究取向与视角则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文化研究也同样丰富多彩。

这些研究本身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技术的历史意义的理解，也启发了技术史家的思路，从根本上推动了技术史新的研究场点和论题的出现，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解释框架与研究方法，从而促成了技术史论题领域的极大拓展。新文化史家的技术史研究，包括物质文化研究、身体对技术体验的研究、阅读史视角的技术史研究（技术表象史、社会记忆史）等。技术史受此促动而拓展的视角和主题则包括：大众文化视角的技术与工人、种族、阶层、殖民主义问题研究，女性主义技术史，技术表象史（涉及艺术、文学叙事、博物馆、工业遗产、景观等表象与技术观念的历史）、技术文化与社会记忆等等。

随着上述文化理论的拓展，可以说西方整个学术氛围都有一种实践转向。同样，在技术史中也体现出这一整体学术旨趣，表现为技术的“使用”转向，即随着新文化史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以及创新用户研究和技术建构论对技术创新视野的拓展，技术史出现一个从技术“生产”向技术“使用”的研究转向。技术叙事的重心从生产者转向使用者，表现为研究场点转向创新用户、消费联结和创新联结，聚焦于工人、女性、家庭、小群体的技术使用过程对技术的建构。

整合趋向

当前西方学术界力图对STS进行整合的趋向已非常明显。^[16]这其中充分展现了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文化转向。Hess（1995）、Cutcliff（2001）、Sismondo（2004）、Resstivo（2005）、Hachett（2007）等人考察了强纲领对科技文化的关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文化语境的扩展以及常人方法论对ANT的改进，实验室文化和权力关系的考察，争论、地方性文化和政治研究，性别及种族文化分析，修辞与隐喻中的意识形态探究等。国内从总体上考察STS的也大有人在，并深入涉及文化转向问题（赵万里，2001；郭贵春，魏屹东，2006；蔡仲，邢冬梅等，2001；安维复，2008），不过思考其整合问题的还非常少。

更有一些学者尝试通过“文化”概念来整合STS。Don Ihde（2003）、Hibbert（2005）、Banchspies（Banchspies et al.，2006）等人深入探讨了STS的基本信条，即采用互动和范式论视角考察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建构；虽然STS一直不得不面对“社会”（the social）的纠缠，但已解构了社会的实体性而采用了文化解释方案。富勒（Fuller，2004）从社会认识论视角指出，STS实现从“追问者”到“下手”（underlaborer）的哲学角色转换，其根本旨趣在于确立“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体制，即把知识和社会的建构作为公共协商事务。技术史家Philip Scranton、Rosalind Williams、Staudenmair等人呼吁整合与境论、社会建构论与人类学、民族志、组织社会学视角。

为此笔者要在这里对建构论和文化研究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作一初步界定，以此对本书讨论的技术史文化转向进行初步的说明。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建构论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讨论，主要是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笔者在概括讨论建构论和文化研究的基本思想及二者关系时，就不必穷究它们深远而复杂的渊源，也不必过分纠缠于它们因此而发展出的广泛而歧异多样的纲领，笔者主要是就其核心思想与方法来进行界定。

其次，根据一些建构论的综合性著作看来，学界对建构论已达成以下基本共识。（1）建构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哲学方面包括后实证主义、批评理论、解释学传统；社会学方面则主要是伯格和卢克曼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确立的分析视角及其在新闻、科学、越轨与社会问题等社会学领域中的拓展。^[17]（2）建构论对关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论视角是对原来被视为永恒或超出社会影响范围的关于社会事物的表述进行解构，并指出它们实际上乃是特定社会历史过程或/和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这也就同时解构了客观真理的观念及其将事物实体化的意图；建构论的认识论视角是反说明性，即反对实证社会学对社会因素间因果关系的普遍性说明。（3）方法论视角主要可分为客观社会建构论（objective social constructionism，简称OSC）和解释社会建构论（interpretive social constructionism，简称ISC），前者指把事物的创造当作一个真实的状态与过程来加以考察的立场，后者则指把事物的创造当作表征及其意义的制造来研究的立场。具体研究视角和方法则是多元的。

至于文化研究，阿雷恩·鲍尔德温等在《文化研究导论》中这样界定，“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这意味着它既不同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文学艺术史的传统，也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那么，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下面笔者就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来讨论其基本特征，并与建构论进行比较。第一，文化转向也有深厚而广泛的渊源。^[18]其中就哲学渊源而言，我们可以发现它与建构论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比如说，温伯格对建构论的哲学渊源的追溯表明，建构论与文化研究在哲学理论渊源上有很大部分的重叠；贝斯特认为文化研究是建构论的一个分支。另外，也有学者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概括为“以社会理论融合并混合了通俗文化中的文本分析”，是“将文本与社会理论合二为一”。^[19]不过我们认为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文化理论家把文化研究理论视角追溯得较为久远，但事实上从不同学科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所概括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文化的方法的文化研究是具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因此，从哲学源流看，它的主要哲学理论基础是语言学（包括叙事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其人类学的理论来源则是以互动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的功能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人类学理论及其文化解释取向；社会学给予文化研究的理论启发也许可以追溯到韦伯甚至维柯，但真正的理论养料还是来自于社会学中建构论取向的那些部分；而且从上述各领域看，其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重叠的。^[20]总体看来，文化研究的理论预设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第二，文化研究的本体论视角是把文化作为建构一切社会事物的实践过程。它力图通过对表征及其意义的建构与解释过程的分析，来探讨人类主体如何形成及如何体验文化和社会空间，从而批判性地揭示权力的运作机制与模式。尤其“关注权力的边缘，而非对业已建立的力量和权威进行再生产”，“文化研究的持续性源自一些共同的关注点和方法：这一关注点是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通过主体与其自身机构间对抗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产生的”。^[21]因此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采取的是建构论的过程论视角，但不如建构论那样广泛地理解建构过程，而是聚焦于文化范畴，把表征（语言、符号、叙事）作为建构一切人类事物的基础，因此实际上文化研究者有明确的以文化再造社会科学的学术政治抱负。（3）在方法论方面，它既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也发扬了批判论和解释学传统，换言之是把“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分析”与“经由文化研究所开展的表征分析”这两种有些相互排斥的方法结合了起来。米勒认为，“理想的方式是，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在一种原则性的接近文化民主的符号之下，弥合事实与阐释之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分割”。^[22]这正是其实现再造社会科学抱负的方法论基础。（4）文化研究在其研究旨趣上公开表明其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一方面是针对社会政治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自身的，即反身性。

因此总结来说，对建构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大致可作如下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可以认为，二者是包含或交叉重叠的。换言之，如果把建构论视为当今西方学术的整体理论视角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则是其中比较激进和具有批判性的一脉。这体现在广泛的社会理论的讨论中；而且新文化史家和文化研究者也认可他们采取的视角就是建构论的。^[23]另一方面，由于建构论面临一些问题，而文化研究则因其重塑社会科学的能力，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将成为拓展和整合建构论的最具潜力的发展趋向。^[24]因此可以这样来概括本书所涉概念的关系：我们用“建构论”来概称本书所有研究路径共同的理论视角，而“文化转向”则意味着采取“文化研究”方法来实现建构论的分析。

基于上述学术背景，对科学技术建构论进行综合性讨论的著述也很丰富。综合这些论著的看法，我们将它界定为利用社会理论和/或文本分析，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对科学技术的事实、理论、技术标准和社会规范、实验、工作、技术制品等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以说明智力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展现其中的结构化（社会与权力）关系。可以说它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即并没有一种标准的科学和或技术方法来把自然转译为科学知识，也没有一套普遍适用的技术方法来确保知识转译为技术制品；对科学内容和技术物品的解释也是复杂多样的。本书将集中讨论技术系统论、狭义的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及其文化转向问题。

至于什么是科学或技术的文化研究，国内外学界对此都尚未达成广泛共识。^[25]不过，综合一些学者的思考，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可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式概括。第一，一般认为目前科学技术建构论正在向文化研究方向拓展，以期通过文化研究来解决建构论面临的困境，并利用文化范畴来整合STS。第二，科学技术的文化研究意味着实践转向，第三，综合上述“文化”和“实践”两个核心范畴并与科学技术建构论相对照，我们将科学技术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转向界定为，利用社会理论和或文本分析，把科学技术视为更广泛文化情境（context）中的一种文化活动，对科学技术的事实、理论、技术标准和社会规范、实验、工作、技术制品等的实践过程进行意义和文化规则建构的分析，以说明行动者在建构科学技术的同时如何创造一种文化，展现其中的结构化（如意识形态、社会地位、身份、性别、种族、民族、东西方等与社会结构与权力相关的）关系。因此，当我们采用科学技术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转向）的说法时，实际上旨在强调某项科学技术成就是被其文化情境和具体的文化实践所塑造的并同时塑造着文化情境，换言之，科学技术与其文化情境是无法作二元论区分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都需要采用文化范畴来作对称的建构论处理。^[26]第二，基于以上对建构论、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建构论与文化研究的讨论，本书将既讨论上述广义的技术社会建构论向文化研究发展的态势，主要包括技术系统论、SCOT和ANT；也广泛考察采用新文化史和文化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状况，主要涉及技术表象史、物质文化史、技术景观研究和技术—身体史等研究路径。

至此我们初步探讨了建构论和文化研究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态势，对技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了初步界定，对其范围进行了廓清。本书将在后面各章中深入探讨SCOT、ANT和技术系统论等建构论纲领向文化研究的拓展，技术表象史等文化研究纲领的状态，在最后一章中则讨论技术史文化研究范式的确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