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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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化,提炼社会治理创新的多样化

受制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区位因素、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并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族性特点和民族文化、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还将继续存在。2005年5月,胡锦涛在《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制定并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措施”[13]。习近平同志在指示“精准扶贫”工作时,特别强调“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精准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科学确定民族地区的发展思路和阶段目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走各具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意义重大,指向明确。

按照经济发展状况的划分及各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基本符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内联系和区际联系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规律。就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学者据此把民族地区划分为四类:不发展阶段、过渡性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在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利用等都有较大差异性。每一个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社会主要矛盾都不同,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也有较大差异性。就区域特征看,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存在诸多跨界民族,其社会治理既具有边疆性,也具有跨国性,同时还具有党政军警地协同特征,某些地方甚至具有“飞地管理”特征。就文化特征看,55个少数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社会治理经验和独特的社会资本,在现代化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要素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

(二)民族地区的各类问题与矛盾的发生机制复杂多样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各类矛盾的发生机制,是指这类矛盾和问题生成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综合。从矛盾主体看,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与矛盾既可能是民族间的问题,也可能是民族与国家间的问题或者民族自身发展的问题;从涉及领域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矛盾生发机制不尽相同,可能围绕权利、资源、文化碰撞分别展开;从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前遗留下来的,也可能出自发展过程之中或发展之后,前者体现自然环境与民族地区落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后者体现民族之间的或者民族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由于这些矛盾的发生机制截然不同,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从思路、原则、策略、对策等方面进行创新。

(三)民族地区的各类矛盾的化解模式存在一定差异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各类矛盾的化解模式源自当前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矛盾的化解模式既包括处理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和指导原则,又包括值得推广和效仿的具体做法。此类矛盾的化解模式可以作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来源。目前,在广大的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涌现出了一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创新案例,例如武陵山成片贫困区的建设创新,新疆的“兵地”协作模式、贵州的风险评估、凭祥的党政军警地协同等,都是深刻把握民族问题与民族因素、地域文化特点,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发展破解困局的成功典范。因此科学总结经验,提炼创新模式,研究如何发挥民族因素的正面功能,正是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和支点。

(四)研究结论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水平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尤其要突出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具体来讲,民族地区政府要提高公共政策的供给质量和需求导向,在社会治理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风险和矛盾。当前,如何化解民族地区矛盾,解决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有效利用民族地区内生资源,而不致变成治理压力和负担,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一个考验。另外,民族地区政府要深入挖掘民族地区丰厚的社会资本,引导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成长、成熟,在政府主导的合作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梳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不同社会治理理论流派和中国实践,对于政府提升宏观政策引导、微观政策执行,增加透明度和强化责任,明确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和公民达成新型合作共治关系,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缺乏社会治理理论的现状,使得相当数量的社会治理研究议题停留在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当然,这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成长、成熟的必经阶段。当下,有关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学界尚无定论。本研究整合了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冲突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信息化理论和法治化理论等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中亟待深化的理论,讨论了这些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价值所在,为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