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鼓而攻之：经营关系也要有原则，不能结党营私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我们讲过颜回、子路、子贡，此时登场的人是冉有，就是冉求。

这次孔子很生气。

孔子对“季氏富于周公”这件事看不惯。周天子统御各诸侯国，虽然当时周天子对下边各个国家的控制力严重下降，但是大义名分仍然在。虽然没指出周公是谁，但季氏只是鲁国的一个贵族，其不但比鲁公富，还比周公富，就已经是僭越得不像样了。

季氏请了冉求做他们的宰，请他做宰的目的是管好自己家族的事，比如收税、征兵等事情。冉求是一个能干的人，具有很高的管理才能，孔子给过他很高的评价。他还特别善于挣钱，“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帮季氏收更多的税，让他更富裕。对此，孔子非常生气。

孔子说：“这个家伙不是我的学生，大家可以敲锣打鼓地去找他算账。”甚至有人讲，孔子让大家去揍他，把他赶出师门，再也不要理他了。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想法肯定不对。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越有钱的地方越能聚集财富。没钱的人连本钱都没有，还怎么挣钱。

从今天现实来看，也是这个情况，有钱的人资产更稳定。比如一个人有了大量资产以后，可以购入很多反脆弱的配置，比如黄金、五星级酒店、游轮、地产、石油等。这样一来，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都不用担心。油价跌了，还有运输产业支持；房价跌了，自己还有黄金。反脆弱的配置能力很强，所以他的资产越来越稳定，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必然会有不菲的投资回报。这就是马太效应成立的重要原因，有资产者可调用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以规避风险、获取收益。

当然，看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出发，要考虑得更加全面一些。孔子可能认为，冉求使得季氏的野心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不能明辨是非，不够正直。冉求也许有点无奈，他被聘为季氏之宰，肯定要在不作奸犯科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体现自我价值。

按理说，冉求是孔子最有出息的学生之一，能够做到这么大的官，在任表现也非常优异，孔子应该高兴。但是我们能看到，孔子对冉求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甚至说这样的冉求不配做自己的弟子。这是因为孔子遵循自己的原则：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如果孔子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则，他不高兴的时候最起码可以做到不说话，也不应该跟冉求撕破脸。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虽然在孔门是一家人，都在努力地学习，但是做错了事，该骂就要骂，该把谁赶出去就要赶出去。这就是孔子做人的原则。

实际上，孔子与冉求的师徒关系很不错。孔子并没有与冉求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不断地引导冉求改正自己的问题。冉求也没有因为孔子的批评而怀恨在心。孔子晚年时，在冉求的斡旋之下被请回鲁国，之后冉求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孔子。孔子也问过冉求上朝都听了些什么，从冉求那里获得了高层的很多信息。可见师徒二人都是正人君子，这个故事能从侧面反映出二人的良好品行。

我国社会历来忌讳结党营私。宋朝的时候，皇帝一听说谁跟谁是一党就非常生气。有人举报欧阳修跟范仲淹是一党，两个人都在互相写信议事，关系搞得很近。范仲淹出什么事，欧阳修就保他；范仲淹当了大官，就要提拔欧阳修。皇帝问欧阳修，到底是不是这样。欧阳修说是，他们是一党。这多吓人！

欧阳修说他们结成的是君子党，党也分君子党和小人党。小人党在一起沆瀣一气，谋的是私利，最后分赃不均，一定会闹起来，为了一己之私利，可以牺牲天下人。君子党基于彼此认同的价值观，愿意为国家做事。君子团结起来在一起做事，如果对方违背了君子之道，就立刻跟他划清界限。因为君子之党，不为私利，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欧阳修跟皇帝解释这件事，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皇帝也接纳了，并没有对他治罪。

团结在一起，本身没有错。一个组织、一家公司，如果高层规定不要结党，大家互相不见面、互相不聚餐，完全没有任何私交，那怎么可能把一件艰难困苦的事干起来？

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把握原则。正如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如果只是为了谋取私利找个靠山，那就变成了小人党。孔子如果在晚年把冉求当作靠山，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孔子能够义正词严地批评冉求，代表了他人生的底线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