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为何罗马能成为世界帝国
——地中海的统一与迦太基的灭亡

第一章 为何罗马人选择共和政体

“流氓”的性格——早期的罗马

建国神话不管发生在哪个国家，都会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作为一段佳话代代相传，在罗马也不例外。

传说中，罗马的建国发生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建国的国王是双子兄弟罗慕路斯与雷慕斯中的一位——罗慕路斯，据说这对双生子是喝着狼奶长大的。

相传，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母亲，是象征美与丰收的女神维纳斯的孩子，也是特洛伊战争^[1]中骁勇善战的武将埃涅阿斯^[2]的后裔，而双子兄弟的父亲，是为阿尔巴隆加部落的公主雷亚西尔维亚的美丽所倾倒的战神玛尔斯^[3]。因此，建立罗马帝国的罗慕路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神之血统，拥有非常高贵的出身。

双子兄弟看似生来就拥有阿尔巴隆加部落王位继承权，实际上却是生不逢时，因为他们刚出生就被卷入王室争权的尔虞我诈之中，被居心叵测的人盯上要取他们的性命。幸运的是，有一名士兵同情双子的身世，将装有兄弟两人的篮子放进台伯河，让双子随波漂流，远离王室的明争暗斗。河畔的母狼救下了双子兄弟，并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们。

不久后双子兄弟被一位牧人捡到，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好在善良的牧人悉心培育双子兄弟，使他们得以茁壮成长。长大成人的双子兄弟，终究还是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他们齐心协力打倒了抢走王位的人，把王位归还给了祖父，他们自己也建立了新的国度。

可惜世事难料，曾经关系亲密的两人逐渐反目成仇，最终兄弟二人对决，以罗慕路斯杀死了雷慕斯而告终。

取得王权的罗慕路斯，根据自己的名字，将国名改为“罗马”，并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举办了盛大的建国仪式。从此以后，这个日期就作为“罗马的建国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在罗马举办盛典。

初代国王罗慕路斯的统治长达37年，他在执政期间创立的元老院^[4]和市民集会，也被日后共和政体的罗马所沿袭，形成了罗马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一部分。

建国的国王身为天选之子继承了神之血统，说到底这只是为了加强王权而编造的神话罢了，其中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我们无从知晓。可有时在神话传说中也能反映真实的轶闻。本书将从“劫夺萨宾^[5]妇女”的史实开始讲述。

“劫夺萨宾妇女”在西方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许多画家以这个故事为原型进行过绘画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收藏在法国卢浮宫美术馆的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6]的画作——《萨宾的女人们》（1799年）。

建国后不久，罗慕路斯国王在统治方面又遇到了新的阻碍，那就是罗马境内女性人丁稀少，生育能力低下，罗马新生儿的数量增长缓慢。在人口呈现负增长的趋势下，罗马迟早会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机。罗慕路斯国王为了避免潜在的亡国隐患，断然下令让罗马人从邻国的萨宾人那里抢夺妇女过来。

罗马人的鲁莽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强行绑架，被夺走妻子的萨宾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任人宰割。妻离子散的萨宾人发誓要向罗马人复仇，两国之间的对峙拉开了序幕。

当然，这并不是一场双方单纯的较量，被劫夺到罗马的萨宾女人们，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也影响着局势的走向。她们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对于她们来讲，萨宾人中有她们的父亲与兄弟，罗马人则是自己的丈夫与孩子，任何一方的牺牲都会对她们造成深重的打击。于是她们哀求道：“不管哪一方流血牺牲我们都会痛彻心扉。求求你们不要打仗了！”

诚然，萨宾的女人们最初被粗暴地掠夺到罗马，内心一定十分抵触，甚至对罗马人怀恨在心。可随着时光推移，她们与罗马的男人们共同生活了一两年，甚至有了共同的孩子，她们的内心也会对罗马人产生一丝不一样的情愫吧。

萨宾女性对于和平的诉求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两国的战争消停了，最终罗马和萨宾还统一成了一个国家。

依靠武力去劫夺邻国女性的罗马只能用野蛮二字来形容，或许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十分蛮荒、不可理喻，但在古代社会中，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国与国之间交流互通的积极作用。古代社会交通闭塞，大多数人的命运轨迹就是留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或城镇中，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地中海世界中还有数不清的小岛，岛上的人民自不用说更是井底之蛙了，一生都无法跳脱出他们狭小的生活圈子。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男性都几乎不可能离开他们的生活环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女性就更是如此了。

其实最初罗慕路斯国王有向周边各国派遣特使，表达了希望他们将本国女性嫁到罗马的愿望，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给予罗马正面的反馈，于是走投无路的罗马才不得已采取了强盗般的掠夺手段。

罗慕路斯国王的做法也无可厚非，那个时代的新兴国家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女性稀少的问题，他们对女性的迫切需求致使他们从邻国进行抢夺，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吧。

罗马的建国神话美则美矣，可美丽传说背后的真实情况是，建国时期罗马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被周边各国流放的人、被故乡驱逐的地痞流氓以及从主人的控制下逃离的奴隶，且男性居多。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只要面临女性不足的情况，发生掠夺一类的野蛮行径也就在所难免了。

“建国”往往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暴力，当我们追溯前朝的历史时，便会发现越是年代久远，这种倾向就越是强烈。

譬如在日本美丽的“让国神话”中，出云大国主神^[7]将国家让给了天孙^[8]，可实际上建国时期发生了多少流血牺牲的事件，历史是刻意将其隐去的。

冠冕堂皇的“神话”总是伴随着秘而不宣的野蛮暴力行径。或许换个说法更为贴切：正因为暴力是现实存在的，所以人们才不自觉地产生了粉饰太平的动机，从而编造出流传后世的完美的建国神话。因此，哲学家黑格尔^[9]这样批判道：“伟大的罗马，本质上也不过是个强盗国家罢了。”

“玷污卢克莱蒂亚事件”拉开罗马共和政的序幕

以罗慕路斯为首，罗马的国王统治持续了七代。按公历来算，从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的大约250年间，被称作“王政时代”。

罗马第二代国王努马·庞皮利乌斯是萨宾人，第三代国王托里斯·奥斯蒂吕斯是罗马人，第四代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又是萨宾人，就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有规律地交替着登上王位，但是到了王政时期的后半叶，从第五代国王开始一直是伊特鲁里亚^[10]人占据着王位。

伊特鲁里亚在罗马的北边，位于如今名叫托斯卡纳的地区，是意大利中部最好的地方。古代罗马人称呼伊特鲁里亚人为“托斯基/Tusci”，所以托斯卡纳的地名取自“伊特鲁里亚人的土地”。

拓荒者初次来到某片土地上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壤上。伊特鲁里亚人就是先于罗马人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扎根的民族。伊特鲁里亚人不仅是意大利的第一批原住民，还拥有着先进的思想文化，从伊特鲁里亚人接任罗马的王位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罗马在文化上不能与伊特鲁里亚同日而语。

罗马人承认自己的文化逊色一筹的同时，也对伊特鲁里亚的璀璨文化抱有为己所用的期待。因为当时的罗马街道，散发着恶臭的污水横流，罗马人治水无策，只能寄希望于伊特鲁里亚人用先进的技术来进行下水道的整改，以改善罗马市民的生活质量。

可惜事态没有按照罗马人的预想发展，第七代国王塔奎尼乌斯以建设工程的名义，动员全体民众参与建设，残酷地驱使民众出卖苦力，导致罗马人对伊特鲁里亚国王非但没有感激之意，反而怨声载道，也为日后罗马人揭竿而起推翻王位埋下了导火索。

触发这根导火索的，是国王的儿子赛克斯特斯强奸了美丽贤淑的人妻卢克莱蒂亚一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一场觥筹交错的宴席上，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们开始“炫耀”自己的妻子。每一个男子都在吹嘘自己的妻子是最贤惠的。可是终究口说无凭，于是男人们乘着酒兴，相约骑马回家看看自己的妻子们都在做什么。

等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几乎所有人的妻子都正准备出门玩乐，只有柯拉迪努斯的妻子卢克莱蒂亚坐在家中娴静地织布，并且这位卢克莱蒂亚的美貌也是远近闻名的。

国王的儿子赛克斯特斯听说这场无来由的比赛后，产生了一个想法：“竟然有如此卓尔不群的女人，我好想去测试一下她的忠贞程度啊。”于是他挑了一个丈夫不在家的夜晚，悄悄潜入了卢克莱蒂亚的卧室。

面对陌生男子突如其来的凌辱，卢克莱蒂亚当然拼死反抗，但是恶毒的赛克斯特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了一番话逼她就范：“如果你再反抗，我就会把你奸杀，然后把你的尸体扔进奴隶的尸体中，伪造成你在通奸过程中被抓现行随即被处死的场景。你要选择这种下场吗？”听了这番话的卢克莱蒂亚，只得强忍内心的悲愤任凭赛克斯特斯处置。

赛克斯特斯前脚刚离开，她就派使者去找自己的丈夫和父亲，让他们带着各自信赖的朋友一起回来。当大家都到齐的时候，卢克莱蒂亚当着众人的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盘托出。虽然丈夫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度与谅解，但是卢克莱蒂亚却说：“罪可免，罚不可恕。”她用悄悄带来的匕首刺穿了自己的胸膛，结束了生命。

目睹了整个事件始末的友人布鲁图斯（？—前509），拔出卢克莱蒂亚胸口沾满鲜血的匕首，举在手中呼喊道：“不能再容忍王室暴虐胡来的行为了，我们把王室驱逐出去吧！”

原本对王室的不满情绪就在民众之间蔓延，卢克莱蒂亚事件又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加之布鲁图斯的振臂一呼将众人的反动情绪推向了高潮，于是在公民的集会上通过了驱逐王室的决议。

公元前509年，罗马将王室家族驱逐出境。从此以后，再无以国王之名施行独裁的专制统治者，取而代之的是两位执政官^[11]（Consul）来担任领导者，任期为一年，这也是罗马共和政的伊始。

在罗马王政的末期，民众对国王的反感已经积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没有卢克莱蒂亚事件，王政颠覆也是迟早的事。卢克莱蒂亚事件有如一颗打破表面平静的石子，在罗马引起轩然大波，顺理成章地将王政的前浪沉入历史的湖底，让共和政的后浪浮出水面。

为何独裁不受待见？

罗马将独裁者的化身——国王塔奎尼乌斯流放，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国王”不复存在，罗马步入了公民大会^[12]（Comitia）、元老院^[13]（Senatus）、政务官^[14]（Magistratus）三足鼎立的共和政时期。

在共和政时期的罗马，负责国政的是由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政务官。政务官的任期仅有一年，且禁止同一个人连任。执政官是最高级别的政务官，战争时期可以兼任军队的最高司令员，执政官设有两名，他们互相牵制，防止独裁。

顺便一提，在共和政开始之际，公民大会最先选出的两名执政官是卢克莱蒂亚的丈夫柯拉迪努斯，和在王族流放事件中立功的重要人物布鲁图斯。

罗马市民驱逐伊特鲁里亚一族的王室时，诚然心怀受到异民族国王统治的不满，然而如果仅仅针对塔奎尼乌斯个人的暴政，那么罗马市民完全可以重新选择一名罗马人来当国王，没有必要颠覆整个王政。由此可见，罗马人选择共和政体的真正目的在于想让市民当家做主，摒弃任凭“国王”一人作威作福的王政。

政务官和罗马的最高权力者执政官的任期都只有一年之短，充分体现了这是一个“反独裁的体制”。

罗马人为什么对独裁深恶痛绝呢？笔者认为这些都源于罗马人内心强烈的“自己是自由人”的意识。换言之，他们对于受到他人支配非常反感，会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受到了侵犯。这是在充分理解古代罗马人心理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现代人视“自由”为天赋人权，然而古代社会是一个金字塔构造的世界，国王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往下的顺位依次是贵族和平民，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共和政时期的古罗马当然也有这样的等级制度存在，罗马人把自己的国家写成“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直译为“罗马的元老院和民众”。在罗马，两种身份的人拥有国家的主权，他们是元老院贵族（patricii）和民众/平民（pleb）。

笔者刚才提到了罗马人深入骨髓的自由意识，这种意识即使在日后罗马从共和政过渡到帝政的时期也一直保留着。直到帝政时期，罗马的标签也依旧是“SPQR”，其中并没有加入代表“皇帝”含义的字母“I（Imperator的首字母）”。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共和政时期的罗马，在身份的区分上还是等级森严的，决不允许僭越身份的通婚，并且，即使贵族和平民同属于罗马的市民阶层，但是他们各自拥有的投票数量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共和政的构造

既然在身份等级上泾渭分明，那罗马的贵族与平民又是缘何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呢？

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源自罗马的兵团组织形式。罗马人效仿伊特鲁里亚人组成了名叫“法兰克斯”的作战方阵，这是一种以集团形式作战的密集队形，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配合，并肩作战无形中会催生士兵们的集体归属感，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这种作战方式，使得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集体利益的考量，达到了微妙的平衡，自由意识也在两种价值取向博弈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当然，光凭“法兰克斯”兵阵来解释罗马人根深蒂固的自由意识的成因，还是略显单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人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在他们的认知里，祖国荣誉与个人名誉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罗马人原本就是农民出身，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执念，祖国的土地于他们而言就是无价之宝。其实，共和政时期的罗马历史，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罗马人民为了捍卫国土、扩大疆域，从而拼命使祖国强大起来的历史。

在家国情怀的影响下，“为国效忠者”会被称颂，这就导致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人物们层出不穷。勇敢战斗的英雄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罗马人决不允许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被统治者一人享有，因此独裁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被时代抛弃了。

由此可见，共和政时期罗马人的自由意识，便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掺杂了集体主义与家国情怀的产物吧。

罗马以国家姿态问世之初，社会中还不存在等级分明的身份差异，当时只要是功勋卓著的人，或在战争中表现骁勇的家族，都会得到相应的嘉奖，被封为“贵族”或“氏族”。

当时的罗马史料虽有记载，可其中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从传说中鉴真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人们普遍认为，当时的平民虽然对身份差异颇有微词，可内心仍然会对保卫祖国、稳定政权的贵族们保有一份崇高的敬意。

共和政罗马的最高权力者，从政体的构造上看似乎是两位执政官，但实际上最有权威的是贵族云集的“元老院”。元老院的历史悠久，其创始或许要追溯到初代国王罗慕路斯的在位期间。它原本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元老院议员是从30个氏族首领中择优选用的，议员人数在创立初期约为100人左右，到了共和政时期增加到了约300人。

元老院议员的任期是终身制的，他们原本的职责是向政务官和公民大会建言献策，可由于公民大会是罗马市民的代表，市民阶层中的贵族相较于平民又处处占尽优势，加之政务官的任期极短，于是客观上形成了元老院大权在握的局面。换句话说，罗马共和政的本质就是贵族的政治。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这是在自由意识蔚然成风的罗马，平民不可能面对贵族的压迫统治一直忍气吞声。罗马的共和政体的确是由少数贵族掌握着主导权，可本质上它是以包含集团主义的自由意识为立足点的。因此平民面对贵族统治若心生不满，也会诉诸行动表达自己的欲求。

在自由意识的渗透之下，平民们极力为自己的地位争取，共和政初期平民与贵族之间的身份斗争就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约200年。一连串斗争的结果就是，罗马创设了保民官的职位以维护平民的利益（前494年），编纂了罗马法的基础——《十二铜表法》^[15]

（前450年），制定了允许贵族与平民进行婚配的《卡努利乌斯法》^[16]（前445年）……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果表明，罗马正在向着尊重个体自由的法治国家大步前进着。

选择民主政体的希腊人的国民性

希腊历史较之于罗马历史，各方面都更为先进，于罗马而言，它们在文化上是没资格与希腊各国同日而语的。然而历史似乎喜欢制造反转的情节，在向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罗马悄无声息地赶超了希腊。

公元前509年，罗马确立了共和政体。几乎是同时期，在希腊的雅典城内克里斯提尼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雅典也于公元前508年确立了民主政体。虽然相隔仅一年，但罗马毕竟以微弱优势领先希腊，率先进入了民主政治时期。

文化上明显逊色几分的罗马，却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希腊在几乎同一时期摆脱了独裁统治，甚至还稍稍领先，如此长足的进步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罗马选择了共和政的未来，希腊（此处特指雅典城）则径直走上了民主政的道路。

雅典的民主政理论上规定，只要是拥有市民权的人都可以直接参与政治，可实际上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还远不能称得上是完全过渡到了民主政的阶段，重要的职位仍然仅限于对贵族和富裕阶层的人开放。好在随着平等意识向人们观念的渗透，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逐渐得到改善，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了。能达到这个水准可以算得上是非常高阶的民主政治了。

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决议机关是市民参加的集会，简称“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当然它也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让全体市民都参与决议显然是天方夜谭，所以除了重要事项外，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市民中选取500人组成“议事会”来进行决议。

或许有人会认为，希腊将决策权赋予议事会的做法同罗马的元老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可实际上二者还是存在区别的。雅典议事会的议员任期只有一年，一生中只能就任两次，且禁止连任，雅典设置这种规定对议事会议员施加制约，防患独裁于未然。

甚至雅典为了杜绝独裁统治，还采取了罗马不曾有的办法，即“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当专横跋扈的人跳出来对政治指手画脚时，就将那些人的名字写在“ðστρακον”（陶片〈陶器的碎片〉）上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就被认定为“成为独裁者的危险性极高的人物”，他的下场就是流放国外10年。

陶片放逐制度是为了避免雅典走上独裁的老路，可是它发展到后面就渐渐背离了初衷，成为雅典的政客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家们利用这个制度来对付对他们有威胁的政敌，将对手驱逐出境。可在实际操作上，由于敌对阵营都会使用同样的策略，所以陶片放逐法最终只会导致双方两败俱伤。即使设立制度的本意是好的，可是若在运行过程中偏离了轨道，被曲解以及恶意利用，那么想让陶片放逐法发挥积极作用也是枉然吧。

雅典人还意识到，如果对于公务人员的任用仅仅采取候选人制度的话，那么政坛迟早会变成贵族的天下，于是基本的公职人员由抽签产生的体制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实际操作上，抽签要做到何种程度的周密还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不过雅典人对民主政进行着锲而不舍的修正与润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试，一以贯之地进行着民主政治。

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也驱逐了独裁者，步入了民主政治的行列。然而两国的区别就在于分别选择了“共和政”与“民主政”这两条不同的道路。

希腊为什么对民主政情有独钟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希腊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强烈的自由意识。

刚才提到罗马人集团主义的自由意识时，说到这种意识的形成得益于一种名为“法兰克斯”的兵团组织形式，而实际上开创这种作战方阵的鼻祖是希腊军队。也就是说，希腊和罗马采用了同一种阵型，也孕育出了同样的自由意识，只不过罗马的自由意识很重视“公”的观念，而希腊的自由意识则掺杂了“私”的因素，因此这也导致两国在政体的选择上分道扬镳。

两者民族性格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国的存在方式上。罗马和希腊诸城邦一样，都是起源于小小的都市国家，为何罗马走上共和政的阳关道，而希腊步入了民主政的独木桥呢？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城邦形成过程中，人类群体在聚居方式上的差异。可希腊和罗马最初都是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存在，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的构造

考古学家的真知灼见为我们打开了研究视角，希腊人的部落集团里成员间身份差异的观念很稀薄，他们的聚居方式就好像是“村落社会”，因此，希腊市民的观念里形成了非常清晰的平等意识。譬如斯巴达就是平等社会的典型。诚然，希腊人的社会中也有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但这种差别不至于发展成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落差。

相比之下，罗马人的原始部落集团中，就已经形成了以富裕阶层的贵族为中心、其他普通民众依附有权有势者的“氏族社会”。从建国传说就可以窥见一斑，双子兄弟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是集团的核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建国大业。因此罗马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包含身份差异的社会啊。

可以这么讲，希腊人的民主政缘起于平等的村落社会，而罗马人存在阶级落差的氏族社会的土壤上，结出了共和政之果。这不仅仅是希腊历史与罗马历史的比较，也为我们回顾解读更宏大的世界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视点。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开疆辟域，最终成长为庞大帝国。而希腊的城邦，从诞生到衰亡一直固守在原本的土地上，没能伸出扩张领域的触角就夭折了。

诚然，希腊诸城邦在面临劲敌波斯帝国时，也曾同仇敌忾，联手御敌。可它们终究只是战争当前一时的盟友，城邦之间并没有形成永久的、紧密的羁绊。

此外，像雅典那样实力雄厚的城邦，为了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也曾经建立过殖民地，可是与罗马的做法不同的是，希腊设立的殖民地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城邦自我治理，并没有和希腊的任何城邦形成主从关系。

民主政体真的具有优越性吗？

古代雅典的民主政在当时也算相当先进的民主政治了，为何仅仅持续了50年左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相比之下，罗马的共和政还存续了将近500年之久。

过去会用“众愚政”“众愚政治”等词语来描述民主政苟延残喘的状态，在现代的历史学上，用“民粹主义”^[17]（Populism）这样的表达会更加贴切。

众愚政治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Mobocracy”，“Mob”表示群众，“～cracy”指处于某事物的支配下，所以“众愚政治”直译过来就是群众支配下的政治。但是“Mob”在英文里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无秩序的群众”，隐含了对民众的轻蔑之意，因此在研究的领域会有意识地规避这种带有歧视倾向的词语。以前日本的教科书也使用了“众愚政”（众愚政治）这一表达，好在近年来也不再使用了。

“民粹主义”传递出一种在民众的支持下与体制对抗的政治态度，貌似它与民主政没有任何关系，可实际上民粹主义以保护民众的权益、消解民众的不安为目标，客观上促使了政治家们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而奔走拉票。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为何如此短命？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探讨为何“理想中的民主政”会变成民粹主义，可笔者认为这个论述角度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古代的民主政，还是今天的民主主义，只要名称里带有“民主”一词，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其本质不就和民粹主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吗？

在日本也有人慨叹什么“民主主义落入了民粹主义的窠臼”，可是如果从民主政治的本质去考量，向民粹主义过渡不就是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的结果吗？

那么如何克服民粹主义的弊端，发挥出民主政治的优势呢？其实古希腊已经给出了答案。要想正确发挥出民主政的机能，就必须有“优秀的政治家不懈的努力”。具体来说，就是领导人要说服民众，接受自己的政治思想，带领国家与人民一起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古代雅典的民主政良性运转的时期，就是优秀的政治家们顺利地说服民众接受自己领导的时期。

说服民众（者）在希腊文中叫做“Demagogos”^[18]。由Demagogos衍生出来的英文单词“Demagogy”和日语单词“デマ（流言）”，都带有“谎言”的负面含义，因此今天的人们提到Demagogos一词，就会联想到“口若悬河煽动民众的政治家”的形象。不过，原本Demagogos的含义只是“说服民众的领导者”。

让民众相信自己也是要凭本事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政治家们都是用何种方法来收获人心的呢？

刚才笔者也提到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不久，雅典虽然也提出了民主政治的设想，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民主政治没能完全发挥功效的最大原因在于，社会底层群众的民主意识淡薄。

在市民的心中虽然平等意识初具雏形，可是没有当过兵参加过战争的人是没资格对政治发表见解的。因此，当时在政治上具有发言权的仅限于肩负国防重任的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市民。广大群众也并不是不愿意参与战争，只是当时参与战争的基本门槛是自己负担必要的经费，而普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自己武装从军。

希波战争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群众带来了转机。在希波战争中船只被投入使用，这时候“舵手”就必不可少了。而担当舵手一职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就是底层市民们。成为舵手不需要花费大价钱武装自己，参与战争变得简单直接，民众（底层市民）的心中也开始萌生拥有政治发言权的想法。

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到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大约30年间，民众想要参政议政的欲望渐渐高涨，可是由于此前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的经验，故而欠缺一种看待事物的整体大局观。好在这时候有两名政治家——特米斯托克利和伯利克里，他们能够很好地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灌输给民众，引导他们不要盲目摸瞎，于是希腊的民主政也得以发挥出积极作用。

譬如，在第二次希波战争打响的三四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希腊从马其顿引入了工人开采劳里昂银矿，由于此前缺乏技术一直没能实现的银矿开采，如今终于得以实现。关于开采出来的银矿如何使用，雅典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目光短浅的民众主张将银矿分配给大家，如果就此项表决进行投票的话，结果一定是人数占优势的民众获胜，按他们的意见进行金银分配。

此时，特米斯托克利^[19]很清楚地知道，银矿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希波战争作准备，用来建造船舶才是物尽其用。可他不直接说是为了战争所用，而是发挥了他政治家的卓越演说口才。他明白第一次希波战争发生在10年之前，当时参与战争的只有富裕阶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波斯依旧是很遥远的国度，即使劝说他们把银矿用作希波战争的预备金，也一定不会在民众间产生共鸣的。

因此特米斯托克利不挑明要为希波战争作准备，而是以目力所及的爱基那岛上的城邦为借口，说服民众为了近旁的战争威胁而将金银备作不时之需。

特米斯托克利隐瞒了真实情况，某种程度上他是以谎言换取了民众的信任，或许有时候“谎言更加有效”。拜他善意的谎言所赐，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特米斯托克利和其后的伯利克里都有能力引导民众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雅典的民主政一直顺利运行着。可是他们去世后，出现了口若悬河、虚张声势却无勇无谋的政治家之流，民主政在他们的引领下最终滑向了民粹主义的深渊。原本单纯表示“说服民众的领导者”含义的Demagogos，也顺应时代潮流被赋予了贬义，成了“煽动民众的政治家”之代名词。

由此可见，Demagogos一词本身无关褒贬，只是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由于领导人的自身素质良莠不齐，目光短浅的民众也只能被动地在政治家们掀起的历史浪潮中或沉或浮。

主张独裁政治的柏拉图与推崇贵族政治的亚里士多德

我们学习希腊民主政治时需要知道，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后世哲学家们，对民主主义完全不抱期待。在他们的认知中，民主政并不是最佳选择。

那么他们理想中的完美制度是什么呢？柏拉图主张的是独裁政治，亚里士多德则推崇贵族政治。

人们倾向于为独裁贴上负面形象的标签，可柏拉图所说的“独裁”不是昏君的独断专政，而是明君领导下的独裁政治。柏拉图认为贤者领导下的独裁，将会成为最具优越性的政体。或许有人会觉得贤者独裁理论过于理想主义了，笔者倒是觉得它并非遥不可及，本书第III部分的罗马五贤帝时代，就是历史上最接近这种理想的例证。

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政体是贵族政，他认为贵族共和制^[20]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贵族可以引领国家发展？因为贵族不仅拥有符合身份的教养和气质，也是财富所有者。生活上的优渥赋予了贵族非同一般的眼界，滥用公款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不太可能发生，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贵族集团是领导民众的最佳人选。并不是说穷人就一定会行为不端，亚里士多德仅仅旨在表明贵族政是最好的政体。

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罢，他们都不太看好民主政，因为他们目睹了民主政衰落的全过程。

时代在发展，诚然他们的想法也有片面武断之处，不过对于将民主主义奉为圣经，将平等视为理想的现代人来说，他们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宝贵的反思机会，重新审视当下的政体是否就是最优解。实际上，又有多少人敢自信满满地说今天的民主主义就是最好的政体呢？

当今世界的政客们都如履薄冰，因为只要稍有失言，就会被政敌们当作头号打击目标，甚至被逼到辞职的地步，即使那个人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定律。当然，很难说判断政治家优秀与否的基准是什么，笔者只是对如今仅凭个人丑闻和不当言论就全盘否定某个政治家的风气感到不解。以他人的不当言论为把柄、趁势打击的行为，使笔者联想到古代的陶片放逐，这种联想为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又添一例证。

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相通的，认清这一点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以此为前提，现代人就不会哀叹民主主义滑入了民粹主义的轨道，也不会盲目认为民主主义就是最优越的政体了。既然终究摆脱不了民粹主义，倒不如超前思考如何建设更好的民粹主义，以带给民众更多的福祉。

罗马能够成为大国而希腊不能成为大国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推崇的贵族共和制合适与否姑且不论，反正选择了共和政体的罗马发展成了大国是不争的事实，而选择民主政体的希腊却没落了。

自从公元前509年成为共和政国家之后，罗马吞并了附近的国家，逐渐统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最终其势力范围覆盖了地中海世界的全部领域。

相比之下希腊的民主政治平稳运行了半个世纪左右，随后就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混乱时期，政治动荡导致希腊没能扩张疆域成为大国。

前文只是对罗马和希腊（特别是雅典）进行了比较，要知道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少说也有成百上千个城邦（都市国家）存在，换言之，罗马不仅仅超越了希腊，还碾压了数以千计的城邦，在地中海世界中独领风骚。

为什么只有罗马能够成为大国呢？

这是研究那个时代所无法回避的诘问，对于后世的研究者如此，对于见证事件始末的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亦然。

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以“政体循环论”为视角进行考察，给出了他的答案。

波利比乌斯是出身于希腊城邦麦加拉^[21]的贵族，第三次马其顿战役中，他作为一名政治犯被带到罗马，从此在罗马生活了二十多年。虽说是人质，但波利比乌斯毕竟曾经拥有贵族身份，因此他在罗马并没有被当做奴隶驱使。于当时的罗马而言，希腊诸城邦属于发达国家，故而来自希腊的波利比乌斯受到了相应的尊重，得以在罗马贵族的保护下自由活动，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各处进行考察。因为实地调查过，所以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风土人情了若指掌，他认为罗马版图得以扩大的秘诀，在于它选择的政治体制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力量达到了平衡状态。

希腊和罗马最初都起源于“王政”，可是希腊在之后的发展中选择了“贵族政”。贵族政治引发了社会动荡，僭主（Tyrant）的出现也使得局面更加混乱。意识到这一点的希腊开始驱逐名为僭主的独裁者，向“民主政”转型，不过好景不长，半个世纪以后希腊又陷入了民粹主义制造的混乱局面中，“独裁者”的势力再度抬头，这一次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22]掌握了国家权力。以上也是政体循环论的表现，即国家内部政治斗争频发，政权组织形式也来来回回地变化，新的政体取代旧的政体，而旧的政体又随时保持着复辟的可能性。

波利比乌斯认为，希腊政体频繁变动的原因在于，它不能将“独裁”“贵族政”“民主政”这三个要素一碗水端平。不管政体偏向于哪一种形态，国家内部都会出现权力之争导致政治停摆，从而使希腊不能够集中国力对外扩张。毕竟对于内忧都已经应接不暇了，何谈有余力去侵略他国、平添外患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的内政却非常稳定。当然，罗马社会也会出现内讧，比如身份斗争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不过这种小打小闹式的内部纠纷不会发展成动摇国家政治的阶级对立。

为什么罗马社会的内部纠纷就不会引发权力之争呢？波利比乌斯也说了，因为在罗马共和政的政体之下，具备了刚才所说的三个要素，即“两名执政官（独裁）”“元老院（贵族政）”和“公民大会（民主政）”，虽然元老院很强大，可它也起到了保证这三个要素之间平衡关系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是波利比乌斯在深刻了解希腊和罗马国情的基础上，准确捕捉到了它们各自的特性，才谨慎得出的考察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