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坚说服马云做阿里云OS

阿里云OS与王坚的平台梦

王坚在阿里内部说服马云做阿里云OS，主要靠“平台概念”这4个字。

为了推行阿里在移动领域的平台战略，王坚和很多业内巨头交流，有人曾对王坚称：“在我看来，你们（阿里）这么大的公司，不要只想做Killer App（杀手级应用）。如果你们能把第三方应用放进你们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就是你们的Killer App。”

高人们的意思是，阿里靠一两款杀手级应用是靠不住的，应该有开放平台接入更多的第三方应用。但客观说来，王坚当时坚持做阿里云OS，还有深层次的对“独立”和“安全”的考量。

王坚认为，在智能手机时代，用户每天通过手机上传和下载的数据是功能手机的几何级倍数，这使得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不会放弃在手机端对用户数据的挖掘和积累。他认为在未来的“云管端”时代，手机操作系统将成为无可替代的“管道”而存在。

从表面上看，安卓系统的安全和支付问题当时在国内颇受诟病，这使得阿里不得不考虑操作系统的独立性问题。但从深层次讲，长期服务于微软的王坚的竞争者告诉他，“中间件”做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受到它所依附的系统平台方的威胁，平台方是不会眼见一个第三方“中间件”力量无穷大而坐视不管的。

当然，做云OS和云计算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对后者，王坚力主的云计算业务能在阿里内上马并得到马云的力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坚帮马云算清楚了阿里到达足够体量所需的算力和对存储端的投入。但云OS不然，移动互联网虽然是看得见的趋势，但它何时真正成为大浪，是否会被后浪“拍死”，都不可知，这让云OS得到的支持一直不够多。直到与宏碁分手的2012年下半年，马云才再度力挺云OS，可惜大势已去，时已晚矣。

但云计算的势能一直存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方向也没有什么争议，于是王坚决定以云OS的名义做操作系统业务。

尽管戴着云OS的帽子，但当时阿里云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王坚要做阿里云OS，并没有多余的人手，所以王坚推动了对猛犸科技的收购。同时，王坚说服了他在微软亚研的学生，也是他与东北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曾在世界机器人比赛中拿过冠军的张春晖，加入阿里云OS团队并担任带头人。张春晖向《沸腾新十年》表示，他第一天喜滋滋地来阿里报到，就被王坚要求去猛犸科技，这是一个诡异的安排。一方面，猛犸科技虽然被阿里全资收购，但它仍然是独立的体外公司，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刨除技术水平的高低，其为阿里云OS做贡献的意愿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张春晖虽然被王坚钦点为阿里云OS的负责人，但他的职位是猛犸科技CTO，向猛犸科技的CEO祝铭明（后来创办了机器人公司Rokid）汇报，他要招人、做事情都得经过祝铭明的同意，虽然不能说处处受限，但也确实无法施展拳脚。

外界对猛犸科技团队的价值有不同的说法。斯凯的多名技术高管都认为猛犸科技的东西太低级，甚至感慨阿里其实应该收购斯凯，但以斯凯当时与腾讯捆绑在一起的态势来看，这无疑是痴人说梦。比起同行相轻，另一种观点是猛犸科技团队的技术还凑合，但离真正能工业化还有距离，“后来费了多少工夫才修补到能用的程度”。一位跟着张春晖从微软亚研加入阿里云OS团队的技术大牛，则对猛犸科技团队在阿里云OS里负责虚拟机技术的说法不置可否。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阿里云上马之时几乎没有什么同行竞争，而阿里云OS上马之时强敌环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小米。

各位读者会问，小米不是基于安卓做MIUI吗？两者路径完全不同，为什么小米会是阿里云OS的直接竞争对手？从长期来看，阿里和小米都认定智能手机时代数据是关键，这是当时对移动互联网认知水平最高的两家公司对对方的提防；而从短期来看，阿里和小米在人才上有很强的竞争关系。当时有两个人才仓库，一个是微软亚研，代表人物是阿里的张春晖和小米的黄江吉，另一个是摩托罗拉中国的手机部门。2010年下半年，摩托罗拉中国的手机部门正在裁员，阿里由此捞了一批Linux开发工程师；而小米正是从摩托罗拉中国的手机部门里请来了负责手机业务的合伙人周光平（周光平当时离开摩托罗拉去戴尔不到一年）。在周光平之前，小米花了很大力气邀请比周光平更为资深的钱晨加入，几乎临门一脚，到了钱晨和林斌坐下来面对面谈分工和权益的地步，但因为各种巧合双方擦肩而过。

阿里云OS团队也认真讨论过自己做手机的事情，还找了摩托罗拉在上海的设计公司，也认真看过当时最大的应用商店91助手。恰逢当时网龙把91无线拆出来准备单独融资，IDG资本和经纬创投正在进行尽职调查，而此时熊俊离开网龙自行创办同步推，让经纬创投有些犹豫。阿里很快给出了3000万美元的投后价格，并提出全资收购91无线。这个时候恰巧搜狐请当时91无线的CFO胡泽民一干人去南非看世界杯，胡泽民多少有些担心阿里放自己鸽子，专门给阿里的合伙人之一谢世煌打了电话，得到谢世煌一定会投的肯定答复后，才乐滋滋地去南非看球。但等看完球回来，胡泽民等来的消息是阿里不投了。3年后，阿里和百度竞购91无线，最后关头91无线选择了百度，与这段阿里放鸽子的往事略有关联。

最终还是王坚一锤定音：不做手机，而是谋求与手机厂商合作，让他们用阿里云OS。不做手机，自然也不做应用商店，这主要是因为手机厂商当时主要的盈利手段就是出厂前的预装，如果阿里做了应用商店，手机厂商可以选择的空间就会少很多。

但2010年下半年，安卓已经起来了，一部分动作快的手机厂商选择与安卓合作，而另一部分动作略慢的手机厂商则在观望，谁的系统也不看。阿里云OS可以争取的手机厂商其实不多，它后来预装大量白牌手机，是不得已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国产手机渠道的第一品牌天宇朗通出现后，马云和王坚都大喜过望，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天宇朗通的荣秀丽之前选择和Windows Phone合作。有意思的是，荣秀丽当年与Windows Phone的合作伙伴，正是当时在微软亚研、后来加入小米的黄江吉一干人。因为合作没有达到预期，双方的关系并不融洽，本着“对手的对手就是朋友”的原则，荣秀丽和王坚走到了一起。

阿里也想过投资天宇朗通，以使双方的合作关系更紧密一些。根据阿里资本前董事总经理张鸿平的描述，他加入阿里资本后执行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投资天宇朗通。但随着天宇朗通在与阿里云OS合作发布“大黄蜂”等两款产品两个月后重回安卓阵营，双方一拍两散。

天宇朗通当时的销售能力很强，是国产手机渠道的第一大势力，但为了更好地卖手机，荣秀丽向王坚提出一个条件：用阿里云OS可以，但能不能兼容安卓？

此时没有选择的王坚只能点头，这也成为王坚的反对者攻击他最多的地方。

就这样，阿里云OS虽然想做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它并不独立。它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和大生态兼容，用主流安卓生态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还要结合阿里云当时的云服务概念。所以，阿里云OS的目标为使用云端的应用+兼容安卓生态。这在3G网络刚开始普及的2010年，是何其不易啊！

就当时的国内环境而言，HTML5和WebOS的概念比较新潮，加上阿里云又是搞云计算的，所以就加了“云服务”的概念，开机先登录云端。不过由于HTML5通过浏览器引擎跑的性能比原生应用差太远，所以阿里云就做了虚拟机。

对这样多少有些别扭的设计，阿里的解释是，同一款手机，在使用阿里云OS的同时，也可以将安卓系统当成副系统使用。也就是说，这款手机能用安卓的应用，还能用安卓没有的功能——如专属的虚拟助理和专属的在线支付处理器等。当然不得不说，阿里云OS绑定了诸多阿里的应用，这和其他厂商系统借助操作系统打开预装市场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种折中而且古怪的设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这既不是一款出色的安卓手机，也不是一款出色的非安卓手机。特别是所谓的独立云应用，完全不能形成差异化优势，更像概念产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里云OS最大的创举是把安卓的核心——谷歌的Dalvik虚拟机，替换成了阿里云自己的虚拟机。这个虚拟机能够运行为Dalvik编写的程序。这也是基于阿里云OS的硬件被发烧友刷上安卓2.2后，依旧能够流畅运行的原因所在。

2011年7月28日，阿里云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阿里云OS，同时联手天宇朗通发布首款基于阿里云OS的智能手机天语K-Touch W700。该手机采用NVIDIA Tegra 2硬件平台，这标志着阿里云OS正式出场。

但从2010年4月到2011年7月的这15个月时间里，因为不断地折中、不断地调整、不断地迁就、不断地腾挪、不断地委曲求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扯皮、不断地内耗，最后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各方都不满意、纯粹为了发布会而生的产品。也就在这个发布会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大黄蜂”销售惨淡，天宇朗通宣布基于安卓推出后续手机。对此，雷军还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这条天宇朗通“弃暗投明”的微博。至此，阿里云OS与天宇朗通的合作告一段落，又有了来年（2012年）与宏碁的合作和与谷歌的口水仗，这是后话。

MIUI和点心OS的“准操作系统”路径选择

我们回过头来讲当时中国国内的安卓生态。

安卓本身是开源的，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其系统的优化比苹果差远了。所以早期无论是谷歌自研的手机还是HTC、摩托罗拉等第三方开发的安卓手机，系统本身的易用性和功能开发都有很大的不足。

用户最大的痛点是，很少有专门为中国市场优化的安卓系统。当时市场上的安卓手机是在没有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的特点深度结合的情况下推出的，各方面的体验都不尽如人意。

围绕如何解决用户的这些需求，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希望基于安卓带来的灵感，重新自研一个基础操作系统，如阿里做的阿里云OS和盛大潘爱民推动做的VisionOS。

另一派则认为重写操作系统意义不大，因为安卓本身就是开源的，只要用户能够用上更漂亮、更好用的系统就行。这一派中做“重”的出现了MIUI，做“轻”的最后延伸出了桌面这种应用形态——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给安卓套上一个更好的壳并预装一套基础应用“全家桶”。

小米的选择源于雷军当年在金山的经历。雷军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做操作系统属于逆潮流而动。在他的推动下，2010年8月16日MIUI上线。它以周为单位更新版本，并广开言路让用户深度参与。

MIUI一开始是基于AOSP（Android开源项目）来做的。负责MIUI开发工作的主要是孙鹏、李伟星和刘新宇。其中，孙鹏负责技术方向及AOSP与上层对接的工作，李伟星负责桌面，刘新宇负责联系人等应用。

MIUI当时是一周一个版本。在孙鹏看来，这个开发节奏虽然快，但更可控，所以反而更简单。如果半年一排期，则一定会有问题，因为预测不准，但是一周的量是很容易预测的。对应地，在开发上就是尽量干最重要的活，不重要的往后拖。

孙鹏这几个人本身就是目标用户，而安卓可以改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最早还是从联系人着手，当时还没有微信，重点就是打电话、发短信这些基础服务，后来才是一些App，如日历、天气等。而做拍照功能是很晚的事，因为拍照的优先级并不高，当时人们用手机拍的照片很差，拍完之后也没有社交需求。孙鹏在去小米之前，在微软做的反而是一款以拍照为主的社交手机，拍完之后发到Facebook上。

MIUI进入了刷机这个市场，刷机市场的参与者都是个人，团队很少，他们就是改改这个，改改那个。像小米这种成体系的、从底层往UI去改的，根本就没有。

后来，小米又搞了一个利益分配的机制——你帮我刷，我一台给你补贴多少钱。当时全年的投入也就100多万元，通过广告就能赚回来。孙鹏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社区，有人帮着做ROM，有人帮着刷机，大家都有钱赚，其乐融融。

小米在优化MIUI的同时，也注重带来颠覆性的体验。

比如，当时整个安卓桌面的动画帧数一般是30帧，但MIUI优化到了60帧，这使得用户感觉操作系统变快了，有一种“指尖在屏幕上如丝般滑动的触感”。又如，优化产品流程，让发短信从原本的5个动作完成变成只需要2个步骤就能完成……这些都让用户觉得用了MIUI后有很大的效率提升。再如，原生安卓的另一个短板是界面难看，尤其和苹果iOS这种极度重视设计感的系统没法比，显得粗糙、低档。所以，MIUI花了很大力气优化桌面主题，甚至把可编程理念融合了进去。这些功能为小米找到了大批的拥趸。

对MIUI和CM的关系，一种说法是：在“看得见的地方”，小米都进行了深度定制，如锁屏、桌面、通知、音乐、相机、图库、设置等，并增加了丰富的主题支持、方便的网盘、强大的在线系统更新，以及本地和在线备份等；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也就是一般用户接触不到的内核层面，MIUI还是充分利用了CM的核心。

MIUI的这些做法让它在当时赢得了众多发烧友的喜爱，也为小米日后的手机发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点心则先后经历了重度和轻度两个阶段。

点心的诞生，和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与夏普交往多年关系颇大。一方面，李开复很早就认识夏普的一位副总裁，认识的时间要追溯到苹果当年推出第一款不成功的PDA（掌上电脑）产品“牛顿”的时候；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郭台铭对夏普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也向夏普推荐了李开复。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夏普也看到，其安卓手机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之一的确是缺乏一个“相对低价、容易使用、适合年轻人、娱乐性强且汉化得好、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智能手机系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尽管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点心OS其实还没有开发完成。

所以，点心一开始是因为有夏普的订单才产生的。恰逢此时，创新工场也开始从纯自己内部孵化向投资机构演进，于是为点心找一个合适的CEO就成了关键。那时创新工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周六请外部的大咖来做讲座。有一次，张亮推荐了当时的百度移动搜索负责人、在华为工作多年的张磊，而张磊引起了李开复的高度关注。

2010年春节后，张磊成为创新工场引入的第一个外部CEO，负责点心的战略、技术和核心团队管理。

点心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是游敏丽，她是腾讯手机QQ的核心人物。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是，李开复为了挖游敏丽，借参加一个高层次IT峰会的机会去了深圳，并和游敏丽约好在会议举办地五洲宾馆的大堂见面。没想到，李开复一到大堂就遇到了马化腾，后者并不知道李开复是为了挖自己的手下干将而来的，还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这下，心里“有鬼”的李开复十分尴尬，只好选择在大堂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和游敏丽沟通，还要时刻警惕马化腾突然杀回来，导致场面尴尬。

不久之后，游敏丽来到北京，和创新工场创始团队的其他人见面，并敲定了加盟这件事。当然，最后马化腾还是恍然大悟，很不高兴地给李开复发了一条“请开复老师手下留情”的短信，成为著名的段子。不久之后，马化腾选择成为创新工场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 LP），加入的条件中就有一条——创新工场不能再挖腾讯的人。

不久，在戴尔工作多年、负责市场的黄庄和在天极网工作多年、负责商务拓展的张伟华也加入点心，这个团队一时间被誉为移动互联网的“黄金组合”。

点心的技术团队也同样豪华。前文提到的史岩、彭鹏等人虽然离开，但由崔海斌、梁泉和张延东组成的技术班底同样堪称“梦之队”。崔海斌是资深的安卓开发者，梁泉精通手机底层驱动，而张延东来自百度，是公认的数据大牛。

应该说，点心的定位比较独特，其特点也比较突出。它虽然基于安卓系统，但是与原生安卓及其他基于安卓的定制操作系统相比，点心对操作系统的底层进行了深入的优化。这些优化主要是为了兼容中低端市场，让中低端的1GHz以下处理器的智能手机也能够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和更快的速度。

而在系统的中间层，点心有自己的UI架构和SDK；在应用层还预留了云服务的空间。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点心OS在当时创新工场的布局中，被认为要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旗舰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要成为搭载创新工场其他安卓应用的“航母”。

点心最初的发展势头和融资情况还是不错的。和夏普确定了合作后，夏普就推出了搭载点心OS 1.0版本系统的两款手机，获得了超过20万个用户，点心也因此很快拿到了金沙江创投的A轮千万美元融资。这在当时是同类创业公司拿到的最大的一笔投资之一，之所以说“之一”，是因为当时小米的融资额也超过千万美元。这一年的移动互联网投资领域，嗅觉灵敏的VC们闻风而来。

有了投资，张磊开始在媒体上放言希望点心能成为国产手机的安卓。

但这个愿景很快落空了，原因也不太复杂——点心的整体实力有限，因此愿意与点心从底层捆绑合作的大厂很少。而由于安卓市场的巨大潜力，大型手机公司如华为、小米都选择或逐渐选择自己深度定制操作系统。那么，点心就只能和当时一些第三方设计机构合作，这些机构主要为中小厂商提供包括系统在内的整机方案。而在这个赛道上，上海的设计公司、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链都在快速进入，类似乐蛙这样的对手层出不穷。乐蛙由赵力、袁潜龙这两位圈内老人在2011年4月创办，定位是为千元机提供ROM解决方案。比起点心，乐蛙的行业积累更深厚，定位更准也更坚决。2012年年中，腾讯投资了乐蛙。

就这样，在整个手机供应链的上端和中下端都没有找到一个自己专属环节的点心OS，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产物。

另外，对于当时的刷机市场来说，点心OS的口碑也不太好。其中颇多人抱怨的就是搭载了太多创新工场自产的App，这无可非议，但确实落人话柄。

纵观点心OS的历史，除了夏普和海尔这两个名气虽大但基本不是智能手机圈内核心公司的合作伙伴，它很少得到重量级手机厂商的预装。点心一直缺乏核心的合作伙伴来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品牌溢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创新工场的品牌势能不够高也有关系。

张磊是一个干脆利落、很有主意的人。当点心OS开发到3.0版本后，他意识到点心可能无缘大厂，也不可能自建手机公司，于是迅速从底层跳到应用层，开始开发点心桌面、点心省电等非操作系统级的产品。其中比较漂亮的一笔是从蔡文胜手里买来由蔡文胜投资、由苏光升创办的安卓优化大师，这个外来的产品后来反而成为点心被百度收购时的核心资产之一。所以，虽然点心没有成就一番伟业，但是就应用层来说，当时点心系的这些产品还是很受用户青睐的。它一度拥有过亿人的用户规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

另外，点心内部谈不上和睦。张磊为人比较严厉，内部人评价其“有军事化管理的风格”，加之他也是技术出身，所以和另一位腾讯背景的产品负责人游敏丽难免有冲撞，直到游敏丽最终黯然离去。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黄庄由于负责市场推广，因此与张磊的矛盾不算突出。但至少，这个团队已不是人们当初期许的“黄金组合”。

2012年年底，点心最终被百度收归旗下，张磊也一并回归百度，成为百度安全的负责人，安卓优化大师变成了百度手机卫士。

张磊认为，点心需要一个多、快、轻、成本低的产品线，因此点心OS中的核心应用（如打电话、发短信等）全部被拆解，相继推出点心桌面、点心省电、点心通讯录、点心盒同步、点心闹钟等产品。点心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把原来的手机操作系统变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底下的支撑层，另一个是上面的应用层。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证明，百度收购点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点心的应用层产品，而并非和操作系统有关的部分。

关于手机操作系统，“核高基”项目的相关负责人也找过李彦宏，提出为国家有偿做一个类似安卓的系统。李彦宏问当时百度的技术大牛齐玉杰，但齐玉杰回答说做不了，之后齐玉杰与张鹤一同创办了多盟，于是这件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