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2.2.1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讨论始于EKC，它是用来描述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其含义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与中期，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日趋严重，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随收入增加而逐渐得到改善。近年来，许多文献用各种污染物（CO、SO₂、NO_X、CO₂）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Panayotou, 1993；Dasputa et al.，2002；Copeland and Taylor, 2004；吴玉萍等，2002；Dinda, 2004；彭水军和包群，2006；宋涛等，2007；刘金全等，2009）。一些学者用工业化发展水平代替EKC中的收入，专门研究了污染排放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Jenkins, 1998；Ryan, 2012；张赞，2006），认为工业化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发展态势符合EKC曲线特征。这些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污染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到达某点后又随经济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环境能够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自我调节，而这个调节过程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调整（Bruyn et al.，1998）。还有部分学者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研究了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涂正革，2008；涂正革和肖耿，2009），认为现阶段中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总体上增长缓慢，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污染减少的核心动力。

2.2.2　经济增长与治污减排

一些文献比较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降低污染排放中发挥的作用，这类研究多采用因素分解法，将污染排放总量或排放强度分解为包含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在内的诸多因素，比较这些因素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大小。Zhang（2000）分解了1980—1997年中国CO₂排放量，发现能源消耗强度提高是CO₂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Hamilton和Turton（2002）分解了1982—1997年OECD国家的CO₂排放量，发现能源消耗强度降低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李荔等（2010）分解了1997—2007年中国各地区的SO₂排放强度，发现能源强度变化对SO₂排放强度变化起到了最为显著的作用。成艾华（2011）分解了1998—2008年中国工业SO₂排放强度，发现技术效应对工业SO₂减排的贡献最大，而结构调整效应的贡献并不大。张平淡等（2012）利用对数平均的迪式分解法（LMDI）分解了1998—2009年中国SO₂排放强度，认为SO₂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源于污染处理技术的提高，其次是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同时利用1985—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结构及其调整与三类主要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结构调整有助于污染治理。张平淡等（2013）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中国工业COD排放强度降低的技术效应进一步分解为水资源消耗强度效应、水资源重复利用效应和污水处理效应，计算后发现2001—2010年中国工业COD排放强度降低的技术效应主要归于水资源消耗强度效应，其次是污水处理效应，水资源重复利用效应几乎不存在。Zhang（2013）从全过程管理的角度，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2001—2010年中国工业SO₂排放强度降低分解为源头防治、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三个部分，发现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中国开始了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管理的转型，但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扭转或转变，即治污富有成效，减排才开始。另外，环境规制和环境技术能有效促进末端治理和过程控制的效果，对源头防治的作用仍未完全显现，而且，强环境规制是环境技术作用发挥的前提。

上述文献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治污减排的作用，还有一些文献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治污减排对工业化、工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的影响，认为治污减排能够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升级产业结构。朱松等（2012）检验我国30个地区2005—2009年治污减排手段对需求结构的影响，认为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恶化了需求结构，而结构减排有利于需求结构的改善。杜雯翠等（2013）借鉴朱松等（2012）对治污减排手段的衡量方法，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2005—2010年我国30个地区治污减排政策的就业效应，发现工程减排对失业率没有明显影响，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能够有效降低失业率。张平淡等（2012）利用两阶段GMM估计方法，检验了2003—2010年我国30个地区环保投资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环保投资对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张平淡（2013）对环保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不论是生产性环保投资，还是技术性环保投资，都应该对就业产生带动作用。不过，实证研究表明生产性环保投资的确带动了当地就业，技术性环保投资则挤出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