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中国经济在1979—2011年，以年平均9.9%的高增长速度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自2012年起，放缓的7%～8%增长速度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特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消失；二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规律性地向中高速收敛。识别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目前和未来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一大逻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环境、前提条件、未来目标、人民需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必须以转变发展方式驱动发展质量改善和经济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路领航。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尤其是为了避免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挖掘新常态下提升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探索动力转化规律，科学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各地区可持续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亟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国家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随后10月又走访东南亚国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二者合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紧接着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计65个，涉及总人口44亿人，它们的经济总量高达21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约占世界的63%和29%。自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应当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将自身形成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特色优势和经验优势转化为世界市场融合与合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改革经验和教训，实现经济全方位开放。为了更好落实中央政府关于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要求，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的开放力度，将西部地区打造成我国内陆型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断探索内陆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开发人文交流新途径，我国于2016年8月31日批准设立了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陕西自贸区）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胡家勇（2014）指出，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经济优势，丰裕的土地和充足的人力资本降低了要素价格、潜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还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这些都构成了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后发优势成功转换为其竞争优势，西部地区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功能，是自贸区建设的基本经济条件，是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陕西自贸区的建设同样离不开金融功能的强大支撑。因此，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有效地服务于自贸区内经济实体，是陕西自贸区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内容。陕西自贸区自2017年3月成立以来，从其建设实践看，在金融体制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如融资租赁业集聚在西安国际港务区发展并积极推进，新金融产业快速形成并得以集中；西安高新区首先建立了信用与金融服务平台，并与陕西股交中心、深交所信息公司共同搭建了陕西科技企业投融资常态化网上路演平台，扩充了投资渠道，实现了“7+24”永不落幕的项目对接平台；西安经济开发区注重军民融合企业的培育，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PPP项目等融资模式为企业提供融资。
然而，从陕西自贸区成立两年来的金融服务创新现状看，仍需突破的空间还比较大，现有的融资方式、融资产品类型非常有限，融资渠道较狭窄，融资空间受局限，已经很难适应自贸区内企业发展多样化业务的融资需求，这也是影响自贸区内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之一。从区域金融发展条件来看，陕西自贸区与国内外自贸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还相距甚远，要完成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地制宜地借鉴其他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成功经验，厘清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的路径，做好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定位，落实金融服务实体化，全面推进自贸区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实施发挥重要承接启示作用，这些内容构成陕西自贸区建设中金融创新研究的重要改革范畴。本书基于陕西自贸区的定位、建设目标和要求，在分析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建设已经取得的成绩、发展面临约束条件的基础上，研究通过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如何加快自贸区建设步伐，提出全面、有效地推进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体系建设的措施和手段，对于拉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书通过对金融服务创新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构筑起符合陕西自贸区金融业发展实际的金融服务创新产品和体系，这是撰写本书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看，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企业在市场中尚未成为创新主体，服务创新的意识和主动性显得相对不足，通过梳理金融创新的理论和现实案例，可以为金融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服务创新水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二是指导金融企业构建金融服务创新的管理体系。陕西金融企业提供的服务传导方式相对单一，服务产品的原创性不足，服务创新过程科学性不足，因此，需要建立一种适合陕西自贸区的金融服务创新管理体系。三是为金融服务创新理论添砖加瓦，推进创新理论的发展。自熊彼特开始研究创新理论以来，现有的内容大部分是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而对于金融服务创新的研究尚未深入，还只停留在开发“金融产品”的阶段，业界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服务创新的重要性和价值。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希望本书能够从理论层面发掘自贸区平台上金融服务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拓展创新理论研究的范畴，发现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书制定了以下研究目标：基于创新理论和相关开放理论，建立金融服务创新的理论体系，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自贸区构建的平台上陕西金融企业服务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和对策。首先回顾金融创新嬗变的轨迹、模式演变、创新动力以及演变过程，界定金融服务创新的基本内涵，归纳金融服务创新的基本特征，然后借鉴中国（上海）自贸区和其他自贸区金融体系成功改革的经验，依托陕西要素禀赋，从“一带一路”倡议下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的历史定位着手，以陕西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基础，结合“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从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交叉性金融服务创新、融资租赁服务创新、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创新等角度展开研究，构建一种契合陕西自贸区蓬勃发展的新型金融服务系统。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从自贸区设立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制度创新的形式，作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或地区间自由贸易区，对国内的自由贸易区关注较少。对于自贸区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设立自贸区的缘由、目标，例如，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吸收当地过剩的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通过自贸区窗口将更多的工业产品出口到国外，增加外汇收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随着自由贸易区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更多的研究方向聚集在自贸区制度建设、金融服务功能创新的视角。
国内学者对于自贸区金融服务的研究起源于保税区的设立和发展，如刘克崮、王刚（1998）认为，要明确保税区设立的目的、性质、作用和功能，强调保税区的功能定位、分类规划和管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简化批复手续、加强海关监督监管。林汉川（2000）认为保税区的功能定位应当放在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出口商品加工区。郭昌（2000）重点探讨了制定保税区基本法、组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构、调整保税区企业管理模式和优化保税区建设布局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理论界和社会实践活动将研究的重点从保税区转移到自贸区的构建和发展上。成思危等（2003）就我国的具体现实，提出应该转向自贸区构建的思路，提出了试点的建议，并分析了自贸区的建设目标、发展模式、具体实施步骤等重要问题。张世坤（2005）提出我国自贸区与国外的自贸区在政策法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并未实现自贸区的功能，应当在自贸区的体制建设上强化其功能和作用。顾益民（2013）认为应该加强自贸区金融服务改革的步伐，充分利用跨境投资，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四、研究内容
围绕研究目的，本书从十个方面展开研究，总体思路和框架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分析研究背景，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概括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
第二章为金融服务创新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金融服务创新的内涵和外延、分类、发展阶段，揭示其特征和发展演变轨迹，从而确立金融服务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为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的历史定位。包括陕西在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要义和在“一带一路”中的地缘优势、陕西自贸区的建设框架和阐释、陕西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发展。
第四章为陕西自贸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分析。包括对自贸区现有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陕西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梳理，发现金融创新的有利条件。
第五章为陕西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研究。包括我国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现状，借鉴国内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的成功经验，创新陕西自贸区的人民币跨境业务。
第六章为陕西自贸区交叉性金融业务创新研究。这一章从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内涵和特征开始研究，分析了自贸区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开展概况，交叉性金融风险的表现、特征以及防范，最后从陕西自贸区自身探索交叉性金融业务创新的形式。
第七章为陕西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务创新研究。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概况、陕西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提出发展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务的创新模式。
第八章为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分析。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含义和特征入手，以金融服务外包的理论为基础，研究金融服务外包的意义，分析其竞争力和发展现状，提出陕西自贸区创新金融服务外包的对策。
第九章为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创新政策的建议。分别从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规划、企业发展需求、战略合作框架、金融人才培养、金融风险防范等层次推出一系列创新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第十章为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基于前面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本书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将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五、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法
运用典型调查与文献归纳法，系统考察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发展的现状，寻找其短板和约束，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
2．比较研究法
对比借鉴各自贸区金融服务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汲取优秀经验，构建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发展的路径。
3．归纳和演绎分析法
运用归纳分析方法，借鉴国内主要自贸区的建设经验，构建陕西自贸区金融服务发展的体系；运用演绎分析法，拓展自贸区金融服务范围，为自贸区发挥投资效应和示范效应提供实现渠道。
六、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系统创新。本书在基于自贸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研究内陆自贸区金融服务创新的整体方案。第二，研究视角创新。从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视角推敲自贸区构建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是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体现。第三，研究内容拓展创新。本书研究自贸区作为重要的开放窗口和平台功能的发挥，剖析自贸区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制度供给职能，对陕西自贸区金融体系构建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