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贾让“三策”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淤积严重，决口频繁，据汉书记载，“四年……秋，桃李实，大水，河决东郡金堤。”（《汉书·成帝纪》）“后三岁（建始四年），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汉书·沟洫志》）
这时候出了一位治河理论家，他叫贾让，因为“治河三策”而名垂青史，但他的生平简历却鲜有记载，家族渊源更无从可考。“西汉、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贾让应诏上书。”绥和是西汉时期皇帝汉成帝刘骜的第七个年号，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7年，汉哀帝即位沿用至年末，次年改元建平。汉哀帝刘欣生于公元前25年，公元前7年登基。由此可知，汉哀帝上任第一年就接见了贾让，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黄河形势严峻，连他的皇帝年号都没来得及定夺，就把治理黄河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应了“欲治国，先治河”的道理；二是说明贾让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做皇帝可以不考虑年幼年长，做学问还是要有些阅历和资历的。由此推断，贾让年龄比汉哀帝长一些，公元前30年出生差不多，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汉书·沟洫志》记载，哀帝初年，河官有奏：“九河今皆置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报告说黄河问题迫在眉睫，需要皇帝选派专家协助治河，于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们举吏民能者，但没有人来应聘。只有“待诏”贾让对治河有见解，于是史无前例的“治河三策”火热出炉，这说明贾让当时虽然没有什么正式官衔，但已经是“待诏”身份了，相当于现在国家智库里的人才。这样推断，虽然还是没弄清贾让的身世，但至少知道贾让是一位学有所长、对黄河情有独钟的“专业知识分子”，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贾让的“治河三策”都有些什么内容。
所谓三策，并非平行的三个方案，而是解决黄河疑难杂症的上策、中策、下策。班固著《汉书·沟洫志》对此有详细记载。贾让奏言，先是将黄河现状、存在问题如实奏报，接着便提出三个治河方案以及可行性分析，供皇帝拍板，而且奏明此三个方案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说还是有轻重，属于上、中、下三种选择。
贾让的“治河三策”，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是针对两千多年以前西汉王朝以及天下百姓所面对的那条黄河，很有实操性，对黄河下游怎么治理、怎么修整、什么流路都有论述，而且对采用不同思路治河将取得的结果、优劣性都有明确说辞。现在所言“三策”，是后人将其理论化了的，概括为：上策是不与水争地。这是直到如今依然先进的治水理念，具体措施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这是针对当时黄河已成悬河不可挽回，提出人工改道，避高趋下。他认为，实行这一方案，虽要付出重大代价，“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但是可以使“河定民安，千载无患”。（以上引自《汉书·沟洫志》）
中策是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运等目的。他认为这一方案不能一劳永逸，但可兴利除害，造福于民，而且能维持数百年。
接下来就是下策了，他认为如果固守旧堤，年年修补，劳费无穷，属于三策中的最下策，可以勉强维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这便是贾让“治河三策”的核心内容。那到底汉哀帝采用了哪一策，终究无据可查。而在贾让之后约80年（公元69年），历史的车轮驶向东汉时代，王景登上了治理黄河的历史舞台，尽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治河理论，但他的治河实践却昭然于世，而且显然对贾让的“治河三策”很有研究，看其结果，大概用的是“中策”。贾让认为中策不能一劳永逸，但可兴利除害，能维持数百年黄河安澜。贾让幸而言中。
从贾让到王景的近80年，是大汉王朝一个动荡的年代，西汉末年出了个王莽，改朝换代，灭了西汉，然而天不佑王莽。接着南阳郡的“奉天命者”刘秀来了，东汉拉开了历史大幕。贾让与王景，刚好处在西汉末与东汉初之间。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23年，汉哀帝刘欣公元前7年登基，大司马王莽已经开始专权，传说在王莽专权的时代，黄河在魏郡元城（大名东）决口东流。皇帝要堵口，王莽不主张堵口，王莽认为黄河怎么走，是天意，要顺从天意，冠冕堂皇地干扰了治黄大政方针，其实他是害怕堵口后会淹了他家祖坟。这一决口就决了60年，后来人们把这段决口后的黄河河道称为“王莽河”。从这些历史纠葛来看，因为没有真正实施的史料记载，贾让“治河三策”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而王景则不同，他遇上了大汉王朝再度兴盛的时代，仅仅用了贾让的中策，就一举成名，至今传为美谈。
然而，贾让虽然生不逢时，但他的“治河三策”，经《汉书·沟洫志》详细记载而流传后世，对于后来的治黄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站在今天，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审视先贤的“治河三策”，会发现贾让从尊重自然、尊重黄河本性出发，追求人水和谐，其治河理念不仅不过时，而且依然闪耀着超越时代的光辉。但从可行性来看，或许还有磋商的空间。
1933年，民国时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依据我国人口分布图与人口密度图，划出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并撰文《论中国人口之分布》。这篇文章在同年《地理学报》第二期发表，文章称：“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这就是著名的胡氏“瑷珲—腾冲线”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而是一条具有丰富的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内涵的线。
这条线很有意思，从黑龙江瑷珲（现在为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为直线。首先，它是一条人口地理的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36%的东南部地区，约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64%的西北部地区，又称大西北。80多年后的今天，大西北的人口增加了，经济总量也大了许多，但这条虚拟的线仍然是中国东南、西北部的人口地理分布界线，东南多西北少的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条虚拟的线告诉我们，我国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土主要在东南地区，黄河下游正在这条线的东南区，也不难理解，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农耕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有足够的耕地。就是现在也有一个最通俗最实在的词依然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口粮田”。
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确保粮食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黄河下游25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正是耕地红线重点地区之一。如果按照贾让的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实行这一移民方案，虽要付出重大代价，“败坏城郭、田庐”，却可以使“河定民安，千载无患”。这基本就是“人工改道”说了，但实施起来一定是千难万难，因为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不仅当时难以解决，就是现在也困难重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河南、山东两省就开始尝试实施黄河滩区向外移民，2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有100多万居民在高滩和中滩区生活、生产。
我们拿“瑷珲—腾冲线”说事，是因为我们发现，贾让当年的中策，才是今天的上策。“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运”等目的，除了航运没实现，其他不仅实现了，而且早已超越了古人的想象力。
自1946年黄河回归1855年故道以来，人民治黄总结了历代治黄经验与教训，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调水调沙，综合治理，实现了70多年黄河安澜。在2020年黄河下游洪水实战演练中，5020立方米每秒的人造洪峰顺利汇入大海，而黄河下游河道全线没有出现出槽漫滩，说明通过多年连续利用水库汛前泄洪排沙，调水调沙，减淤刷槽，黄河河道过流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黄河下游悬河形势正在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