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昵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
“哎呀，忙着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谁做伴呢？”
“夜半突击队。”
“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是街头党，还是摇滚帮？”
“都不是。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1)去尽点义务。”
“一星期去几个晚上？”
“三个，”我说。
又不做声了，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离闹市区渐渐远了。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
“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该加班还是得加班。”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例如征兵问题），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2)。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
“啊，为教师辩护，那是好事，”菲利普说。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
“这倒不了解。”我耸耸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菲尔·卡维累里却站住了，盯着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乱跳？”
“事过未久，哪儿能啊，”我说。心里却想：伟大的哲人说过“时间可以愈合创伤”，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这时间到底需要多久。
“两年啦，”菲利普·卡维累里说道。
我马上纠正他：“才十八个月哪。”
“啊，对，不过……”他嘴上应着，可是嗓音沙哑了，渐渐低得听不见了。可见他也至今还感觉到那个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这可是才……才十八个月前的事啊。
到家还得过好几条马路，我不想让这凄凉的气氛再凄凉下去，于是就把我那新的住处大大吹嘘了一番。在上次他来过纽约以后，我搬了家，另租了一座公寓住。
到了：“这就是你的新家？”
菲尔扬起了半边的眉毛，四下一打量。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天早上我特地请了个打杂的女工来打扫过了。
“你这住处叫什么式啊？”他问我。“该叫时派破窝棚式吧？”
“什么话呢，”我说。“我反正简简单单的也就过得去了。”
“我看也是。在我们克兰斯顿连一般的耗子窝都有这样的水平。有的还要讲究多了。这些书都是干什么的？”
“都是法律参考书，菲尔。”
“得，得，”他说。“那你平日究竟做些什么消遣呢——就摸摸这些皮封面当作玩儿？”
我想，这要是作为一件干预隐私案提起诉讼的话，我一定可以庭辩胜诉。
“我说，菲利普，我一个人在家里做些什么，那可是我自己的事。”
“谁又说不是啦？可今儿晚上你不是一个人呀。你和我还得去交际场上露露面呢。”
“去什么？”
“我特地买了这么件花哨的上装，可不是穿着去看一场蹩脚电影的——啊，对了，你对我这件新衣服还没有夸过一句呢。我特地把头发理得这么精光滑溜的，也不是光为了要讨你赞一声漂亮。你我得去走动走动，快活快活。得去结识一些新朋友……”
“什么样的新朋友？”
“女的呗。来吧来吧，好好打扮打扮。”
“我可想去看电影，菲尔。”
“得了，看什么鬼电影！嗨，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不得个诺贝尔苦行奖决不罢休的，可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听见没有？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
他简直是放开了嗓门在申斥我了。
“奥利弗呀，”菲利普·卡维累里一下却又变成个耶稣会(3)的神父了，“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我是见你危险特来救你的命的。你要听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我听，菲利普神父。那么请明明白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该结婚哪，奥利弗。”
(1) 纽约的黑人聚居区。
(2) 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人权法案”。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3) 天主教的一个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