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弹子房记分员笔记

这是夜里两三点钟的事。老爷先生们正在打弹子[1]。在场的有：大客人（我们这样称呼他）、公爵、总是跟公爵同进同出的留小胡子的老爷、个儿矮小的骠骑兵、当过戏子的奥利维，还有潘[2]。人数相当多。

大客人正在跟公爵打弹子。我拿着记分器在弹子台周围走来走去，算着分数：九比四十八啦，十二比四十八啦。谁都知道干我们弹子房记分员这一行的有多苦哇：往往整天吃不上一口东西，一连两晚不睡觉，可是你还得拉开嗓子报分数，不断地把球从网兜里掏出来。我一边计分，一边向周围张望。忽然门里进来一位陌生的老爷，他看了看，就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好哇。

“这是谁呀？我是说，什么身份？”我心里琢磨着。

他衣着很干净，干净极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格子花呢的西装裤、时式的短上装、丝绒背心，外加一条金链子，链子上挂满各种小玩意儿。

衣着固然干净，人物更为清秀：瘦瘦高高的个儿，头发向前卷得很时髦，脸色白里透红。哦，一句话，是个漂亮的哥儿。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有最最体面的人物，也有不少废料。因此，你虽然做个记分员，可是得敷衍各种人，也就是说，遇事得机灵点儿。

我向那老爷打量了一下，但见他悄悄地坐在那儿，跟谁也不熟，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我心里想，要不是个外国人（就说英国人吧），准是个外地来的伯爵。尽管年纪轻轻，可是气派十足。奥利维坐在他旁边，甚至把身子闪开一些。

他们打完一盘。大客人输了，对我嚷道：“你呀，老是胡报，把分数都算错了，尽东张西望。”

他骂一通，把杆子一丢，走了。嘿，这人可真怪！通常一个晚上他跟公爵总是五十卢布进出，可是这会儿他输了一瓶布尔冈[3]红酒，心里就老大不高兴。就是这样的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玩到夜里两点钟，谁也不把钱放到网兜里去。我就知道两人都没有钱了，可他们还要摆阔气。

“来二十五卢布的行不行？”他说。

“行！”

你要是打个哈欠或者摆错了弹子（你又不是个石头人），他就会冲着你的脸把你臭骂一通。

“我们不用筹码，赌现钱。”他说。

哼，这家伙最叫我受不了。

嗯，好哇。等到大客人一走，公爵就对那陌生的老爷说：“您肯赏光跟我打一盘吗？”

“很高兴奉陪！”那人回答。

他坐着的那副神气，简直像个傻瓜！看上去仿佛满不在乎，可是一站起来，走到弹子台旁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胆怯起来。说胆怯也不是胆怯，但看得出来有点儿心神不宁。不知是穿着新衣服行动不便呢，还是大家的目光使他害怕。他原来那副镇定模样不见了。他侧着身子走过去，口袋在网兜上钩住了。他拿白粉擦杆子，失手把白粉掉了。他打进一只弹子，总要向四周瞧瞧，脸涨得通红。不像公爵那样。公爵早已打惯了：他拿白粉擦擦杆子，又擦擦手，卷起袖子，劲头十足地把弹子一个个打进网兜里，尽管他个儿长得小小的。

他们不知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可记不起来），公爵放下杆子说：“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那人回答。

“令尊是不是做过军长？”公爵问。

“是的。”

这会儿，他们用法语急促地交谈起来，我就听不懂了。多半是提到了双方的亲戚吧。

“再见，”[4]公爵说，“能跟您认识，太高兴啦。”

他洗好手，吃东西去了。那陌生人拿着杆子站在弹子台旁边，随便推着弹子。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对待新客人越粗暴越好。我就拿起弹子，收拾起来。他涨红了脸说：“还可以玩吗？”

“当然，”我说，“摆着弹子台，就是让人玩的。”我嘴里这么说，眼睛却不向他瞧，又把杆子摆好。

“你高兴跟我打吗？”

“当然，先生！”我说。

我把球摆好。

“钻桌子好吗？”

“钻桌子，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喏，就是这样，”我说，“您给我半卢布，我要是输了，就从弹子台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这很可笑，就笑了。

“来吧。”他说。

好哇。我说：“您先让我几分呢？”

“难道你打得比我差吗？”他说。

“当然啦，我们这儿打得过您的人很少。”我说。

我们就打了起来。他真的自以为是个好手，其实打得糟透了；那个潘坐在那儿，老是说：“嗐，瞧那个弹子！嗐，瞧这一下子！”

可不是！他打是在打，可是对分数一窍不通。嗯，照规矩，我输了第一盘：就从台子底下爬过去，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当儿，奥利维和潘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用杆子敲敲说：“爬得好！再来，再来！”

“再来”什么呀！特别是那个潘，为了半卢布，别说从弹子台底下爬过去，就是叫他从蓝桥[5]底下爬过去他都干。他却嚷道：“爬得好，可是你还没把灰尘擦干净呢。”

我记分员彼得鲁什卡，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从前叫玖林，可现在是记分员彼得鲁什卡了。

当然，我打的时候并没有拿出真本事来，于是我又输了一盘。

“先生，我可实在打不过您哪。”我说。

他笑了。后来我赢了三盘（本来他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把杆子往弹子台上一放，说：“老爷，要不要来加倍或者销账啊？”

“加倍或者销账，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或者您欠我三卢布，或者什么也不欠。”我说。

“什么！难道我跟你赌钱吗？傻瓜！”

他说着脸都红了。

好哇。他输了一盘。

“够了！”他说。

他掏出皮夹子——崭新的，从英国铺子里买的——打开来。

我看出他要摆阔了。皮夹子装得满满的，全是一百卢布的钞票。

“不，这里没有零钱。”他说。

他从小钱包里掏出三卢布来。

“给你，”他说，“两卢布销账，余下的你拿去喝酒吧。”

我恭恭敬敬地道了谢。我看，这可是位漂亮的老爷！为了这样的老爷爬爬地板，有什么不可以。可惜他不肯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有路了，嘿，我准能弄他二十卢布甚至四十卢布。

潘一看见年轻老爷手头的钱，就说：“您肯赏光跟我来一盘吗？您打得真出色啊。”这狐狸说着走了过来。“不，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的老爷说完就走了。

那个潘，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潘”，从此就叫上了。他往往成天坐在弹子房里观望。他被人家打过、骂过，谁也不请他一起玩，他总是自个儿坐着，带来烟斗抽着。可是弹子打得很利落……这魔鬼！

好哇。聂赫留朵夫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以后就常常来。早晨来，晚上也来。打三只弹子，打落袋，打三角，全会了。胆子也大了，跟所有的人都熟了，弹子打得老练起来了。当然啰，年轻人，出身好，有钱，谁不尊敬他。只有一次他跟大客人吵了嘴。

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

公爵、大客人、聂赫留朵夫、奥利维等人打落袋。聂赫留朵夫站在火炉边，在跟人家谈话，正好轮到大客人打。当时他已经酒意十足了。他的弹子正好在火炉旁边，地方很局促，而他却喜欢拉开架子宽宽敞敞地打。

嗐，不知道是他没看见聂赫留朵夫呢，还是故意寻衅，他摆开架式使劲打弹子，以致杆子柄啪地一下撞在聂赫留朵夫的胸口上。这可怜的人喔唷叫了一声。以后怎么样？那人甚至没有赔个不是——他就是那么粗！他自顾自走开去，对聂赫留朵夫瞧都不瞧一眼，嘴里还嘟囔着：“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人家弹子也打不中。别的地方不好去吗？”

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脸都白了，却装得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应该先道歉才是，是您把我撞了一下。”

“这会儿我可顾不上道歉，本来该我赢的，现在却被他打中我的弹子了。”

聂赫留朵夫又对他说：“您应该道歉。”

“您给我滚开，”大客人说，“干吗缠住我不放！”他眼睛一直盯住自己的弹子。

聂赫留朵夫走得更近些，抓住他的胳膊，说：“您太没礼貌啦，阁下！”

别瞧他身子瘦弱，年纪轻轻，像姑娘一样容易脸红，那副神情倒挺厉害：两只眼睛直冒火，真像要把人一口吞下去。但大客人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聂赫留朵夫哪里比得过他！

“什——么？我没礼貌！”他说。

他一边大声叫嚷，一边向他挥动胳膊。这当儿，在场的人都赶过来，捉住两人的胳膊，把他们拉开。

哇啦哇啦吵了好一阵，聂赫留朵夫就说：“他得让我满意，是他侮辱了我！”——这就是说，聂赫留朵夫要跟他决斗。当然啰，他们是老爷先生，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没办法！……唔，一句话，他们是老爷先生嘛！

“什么满意不满意，我才不理他呢！”大客人回答，“他不过是个毛孩子罢了。我真想扯他的耳朵呢。”

“您要是不愿意决斗，那您就不是个上等人。”聂赫留朵夫说着差点儿哭了。

“可你是个毛孩子，我不能生你的气。”大客人回答。

于是，大家照例把他们分开拉到两个屋子里。聂赫留朵夫跟公爵很要好。他说：“看在上帝分上，你去劝劝他，叫他同意跟我决斗。他当时喝醉了，但此刻也许醒了。事情总不能就这么了哇。”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我跟人决斗过，我也打过仗。我可不愿意跟毛孩子决斗。我不干，就是这样。”

就这样，他们谈呀谈的谈了好久，终于住口了；可是从此以后大客人就不再到我们这里来了。

这个人哪，情绪激动的时候，简直像只好斗的小公鸡，气势汹汹……我说的是聂赫留朵夫……但在别的时候，头脑可实在单纯。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事。

“你家里还有谁呀？”公爵问聂赫留朵夫。

“谁也没有。”他回答。

“怎么，谁也没有？”

“不可以吗？”

“怎么可以呢？”

“我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哈哈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大笑。大家都尽情取笑他。

“那你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吧？”

“从来没有。”

大家都笑得要死。当然，我立刻懂得他们取笑他什么。我就在旁边瞧着，看他们拿他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说什么也不去！”聂赫留朵夫回答。

“嘿，行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喝点儿酒壮壮胆再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漂亮的哥儿带走了。

他们过了午夜才回来。大家坐下来吃晚饭。人很多，都是些顶好的老爷：阿塔诺夫、拉靖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卓夫。大家都向聂赫留朵夫道喜，嘲笑他。他们把我叫去了。我看他们全都挺高兴。

“你快来给老爷道喜！”他们说。

“道什么喜呀？”我问。

他当时怎么说的？什么“发蒙”还是“启蒙”，我可记不清楚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傻笑着。大家都拼命笑。

好哇。后来大家来到弹子房里，个个兴致勃勃，只有聂赫留朵夫跟平时不一样：眼睛浑浊无光，嘴唇抖动，老是打嗝儿，话也说不清楚。显然，没有见过世面，这下子可把他打倒了。他走到弹子台旁边，臂肘支在台子上，说道：“你们觉得开心，我却觉得伤心。为什么要我干这种事啊！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公爵，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他说着放声大哭。显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公爵笑嘻嘻地走到他跟前。

“够啦，”他说，“小事情嘛！咱们回家去吧，阿纳托里。”

“我哪儿也不去。”他回答，“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啊？”

他还是哭个不停。他不肯离开弹子房，就是这样。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

从此他就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有一次他跟公爵和那个老是跟着公爵的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那个留小胡子的先生是个文官还是个退伍军官，只有天知道。先生们都叫他费陀特。他颧骨很高，相貌难看，但衣着讲究，进出马车。老爷先生们为什么这样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陀特！费陀特！”——瞧吧，他们给他吃，给他喝，还替他付账。真是个十足的骗子！输钱，他不付账；赢钱，那是另一回事！大家都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打过他，还要跟他决斗……可他还是挽着公爵的胳膊进进出出。

“你没有我就完蛋。我是费陀特，可不是别的什么人！”他说。

真是个小丑！哼，没啥了不起的。他们走过来说：“我们三个人来打落袋。”

“来吧。”

他们开始下三卢布赌注。聂赫留朵夫跟公爵聊着天。

“你瞧，她的脚多美！”

“不，脚算得了什么！她那条辫子才好看呢！”

显然，他们并不在看打弹子，只是一个劲儿谈个没完。但费陀特很在行，擅长打跟球，而那两个不是打不中，就是自己落袋。费陀特就赢了他们每人六卢布。他跟公爵之间怎样算账，那只有天知道，因为他们彼此从来不付钱，但聂赫留朵夫却掏出两张绿票子交给他。

“不，”费陀特说，“我不拿你的钱。让我们打常规吧，就是说，加倍或者销账。”

我摆好球。费陀特先打，他们就打了起来。聂赫留朵夫想显显身手。他又一次错过机会没打中，就说：“不，我不想干，这太容易啦！”但费陀特很认真，抓住机会痛击。不用说，他又赢了一盘，仿佛完全是碰运气。

“我们再来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算不了什么，”他说，“我不愿意从你手里赢得太多。还是加倍或者销账吧。”

“行。”

不论怎么说，输掉五十卢布到底有点儿舍不得。聂赫留朵夫就要求道：“让我们来加倍或者销账吧！”就这样打下去，越打越输，总共输掉了两百八十卢布。费陀特懂得策略：打常规输，打加倍就赢。公爵坐在旁边，看见他们玩得很紧张。

“够啦！够啦！”他说。

有什么用！他们的赌注不断加码。

最后聂赫留朵夫欠他五百多卢布了。费陀特放下杆子说：“玩够了吗？我累了。”他说。

其实他准备一直打到天亮，只要能把钱赢到手就行……这当然是一种手法。聂赫留朵夫却越发起劲了：“来吧！来吧！”

“不，”费陀特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吧，你到那边去翻本好了。”

在我们楼上，老爷先生们都在打牌。先是打朴烈费兰斯，接着就赌起大数目来了。

喏，就从那一天起，费陀特把他的头都搅昏了，他开始天天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总是打上一两盘弹子之后，就上楼去。

至于他们在楼上干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聂赫留朵夫可完全换了一个人，总是跟费陀特一吹一唱。原先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头发卷得整整齐齐，如今哪，早晨还像个样子，可是一上楼，就变得蓬头散发，衣服上沾满绒毛和白粉，两只手也弄得很脏。

有一次，就是这样跟公爵一起从楼上下来，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们正在争论什么。

“我不愿意他说我（他怎么说的呀？）……说我不大方，他也不该压我的牌。”他说，“我付了他一万卢布了，他在别人面前该小心点儿才是。”

“嗯，够啦，”公爵说，“犯得着生费陀特的气吗？”

“不，”他回答道，“这个我不能忍受。”

“住口！”公爵说，“你怎么能降低身份去跟费陀特之流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旁人在场有什么关系？”公爵道，“你要不要我叫他马上来向你道歉？”

“不要。”他说。

他们又讲了一阵法国话，我可听不懂。后来怎么样？当天晚上他们就同费陀特一起进晚餐，又言归于好了。

好哇。有一次，他单独一人走来。

“嗯，你说我打得好吗？”他问我。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得讨好每一个人。我就说“好”。其实啊，好什么呀！他打得很糟，毫无算计。自从他跟费陀特搞在一起之后，打弹子就一直赌钱。原先打弹子，什么也不赌——连吃的东西或者香槟酒都不赌。有时候公爵对他说：“我们赌一瓶香槟吧！”

“不，”他说，“我还是叫他们送一瓶来吧……喂！来一瓶香槟。”

如今他每次都要赌钱。往往整天待在我们这里，不是打弹子就是上楼。我心里想：为什么好处总是别人得，就是轮不到我呢？我就对他说：“先生，您怎么好久不跟我打了？”

于是他就跟我打了起来。

我赢了他五卢布，就对他说：“先生，把这些钱少数下注好吗？”

他不作声。不再像以前那样说“傻瓜”了。我们就一直这样赌下去。我大约赢了他八十卢布。以后怎么样？他天天跟我玩，但总要等没有人才动手。当然啰，他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跟记分员打弹子。有一次他发火了，当时他大约已经欠了我六十卢布。

“你肯全部下注吗？”他说。

“行！”我回答。

我赢了。

“一百二十对一百二十，怎么样？”

“行！”我说。

我又赢了。

“二百四十对二百四十，怎么样？”

“不太多吗？”我说。

他不作声。我们打了起来。又是我赢。

“四百八十对四百八十，怎么样？”

我说：“先生，我怎么好意思冒犯您呢？赌百把卢布就行了，或者干脆就算了。”

他听了暴跳如雷。可他平时是个多文静的人哪！

“我要把你揍个稀烂。”他说，“你要么打下去，要么不打。”

哦，我一看，毫无办法。

“那就下三百八十卢布吧。”我说。

当然，我这是想输给他一盘。

我让了他四十分。他五十二分，我三十六分。他削黄弹，一下子得了十八分，但没有碰着我的弹子。

我使劲一击，想使弹子反跳。没有成功，弹子连撞两弹，进了袋。又是我赢了。

“听我说，”他说道，“彼得（他不叫我彼得鲁什卡[6]），我此刻不能全数给你，但再过两个月，就是三千卢布我也付得出。”

他满脸通红，连声音都发抖了。

“好的，先生。”我说。

我就放下杆子。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满头大汗。

“彼得，”他说，“全部下注，来一盘。”

他说着差点儿哭出来。

我说：“什么？先生，还要打！”

“嗯，来吧！”

他亲自把杆子递给我。我拿起杆子，猛然把弹子往弹子台上一扔，弄得弹子都跳到地板上：我当然不能不装装样子。我说：“来吧，先生！”

他心里很焦急，亲自去捡弹子。我想：“七百卢布我是拿不到手的，反正我要输。”我就故意乱打。你瞧怎么着？

“干吗故意打得这么糟？”他说。

可他自己双手发抖。等到弹子滚到网兜，他就张开手指，扭歪嘴，把脑袋和双手直往网兜那儿伸。我就说：“这可没有用，先生。”

好哇。等他赢了这一盘，我就说：“您欠我一百八十卢布和一百五十盘弹子，我要吃晚饭去了。”

我放下杆子走了。

我在门边一张小桌旁坐下，看他怎么办？你瞧怎么着？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满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便拼命扯着头发，接着又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什么，接着又扯头发。

这以后我们有七八天没有看见他。有一次，他来到餐厅，脸色阴沉，却没有走进弹子房来。

公爵看见他。

“咱们去打一盘吧！”公爵说。

“不，”他答道，“我再也不打了。”

“得了吧！去吧。”

“不，”他说，“我不去。我去，对您没好处，我自己也要倒霉。”

这样他又有十天光景没有来。有一天过节，他穿着燕尾服来了（显然是刚做过客），而且待了一整天，一直玩着。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还是老样子。我很想再跟他打上几盘，他却说：“不，我不跟你打了。至于我欠你的那一百八十卢布，你过一个月来，就可以拿到了。”

好哇。过了一个月，我去找他。

“说实话，没有，”他说，“你星期四来吧。”

星期四我又去了。他租了一套挺漂亮的房子。

“喂，老爷在家吗？”我问。

“他在睡觉呢。”仆人回答。

好吧，我就等一下。

他的侍仆是他老家的农奴，一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儿，挺老实，一点儿都不滑头。这会儿我就跟他聊了起来。

“我们跟老爷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把人都快给折磨死了，可是在彼得堡这个地方啊，什么名利也搞不到。刚从乡下来的时候我满以为，我们将像先老太爷（愿他在天上平安）那样拜访拜访公爵啰，伯爵啰，将军啰；还以为会在伯爵小姐当中挑个美人儿，有陪嫁的，过上贵族老爷的生活。哪里知道天天就是跑跑酒馆饭店，真是糟透了！要知道尔基晓娃公爵夫人是我家老爷的亲姑妈，还有伏罗丁采夫公爵是我家老爷的干爹。你以为怎么样？我家老爷只在圣诞节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上过他们家的门了。就连他们家那些仆人都当着我的面取笑说：‘你家老爷看来不像他爸爸。’我有一次就对他说：‘老爷，您怎么不上姑奶奶家走走哇？她老人家好久没有见到您，可惦着哪！’他回答道：‘那边太无聊啦，杰米扬内奇！’”

“算了吧！只有在酒馆饭店里才能寻欢作乐。要是当个什么差倒也罢了，可他根本不想干，就知道打牌什么的。这些事啊，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唉！我们把自己给毁啦，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给毁啦！我们从先老太太（愿她在天上平安）手里继承到一大笔产业，一千多名农奴，价值三十万卢布的林地。如今全押掉了，树林卖了，庄稼汉破产了，什么也不剩了。东家不在，谁都知道总管比东家还神气……他剥掉庄稼汉身上最后一层皮，就是这么回事。他关心什么呢？就知道塞饱口袋，别人饿死他也不管。前不久来了两个庄稼汉，带来了整个领地上全体庄稼汉的控诉信。他们说：‘他把庄稼人搞得精光啦。’你说怎么着？我家老爷看完那控诉信，给了庄稼汉每人十卢布。他说：‘我快回去了。等我一收到钱，还清账，就回去。’”

“可是我们老是欠债，哪里还得清！要知道，总共在这儿过了一个冬天，就花掉了八万卢布，如今家里可连一卢布都没有了！这都是他心肠太好的缘故。哦，这样老实的老爷，真是没话说的。他倒霉就倒在这上头，倒霉得没有一点儿名堂啊！”

老头儿说着差点儿哭出来。这老头儿真可笑。

聂赫留朵夫将近十一点钟醒来，把我叫了去。

“钱还没有给我送来，这可不能怪我。”他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了门。

“喏，”他说，“你把表或者钻石别针拿去抵押。这些东西可以当到一百八十卢布以上，等我收到钱，再去赎回来。”

“行啊，”我说，“先生，既然您没有钱，那也没有办法。把表给我吧，我可以为您效劳。”

我看那只表总值三百卢布。

好哇。我把表当了一百卢布，把当票给了他。

“您只欠我八十卢布了，”我说，“那表就请您自己去赎吧。”

就这样，至今他还欠我八十卢布呢。

从此他又天天上我们这里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账是怎么算的，只看到他老是跟公爵同进同出。有时跟费陀特一起上楼打牌。他们三人之间也有一本莫名其妙的账：这个付钱给那个，那个付钱给另外一个，究竟谁欠谁，别人怎么也闹不清。

他这样几乎天天上我们这里来，前后有两年光景，而他的样子可变了：他变得大胆了。有时他甚至向我借一卢布付给马车夫，可是跟公爵还是下一百卢布的赌注。

他变得面黄肌瘦，神情忧郁。往往一来就先要一杯苦艾酒，吃一客快餐，喝一点儿葡萄酒，这才变得高兴一点儿。

有一次过谢肉节[7]，他在饭前跑来，跟一个骠骑兵打弹子。

“您要不要赌点儿什么呀？”骠骑兵问他说。

“当然，”他答道，“赌什么呢？”

“一瓶红葡萄酒怎么样？”

“行。”

好哇。骠骑兵赢了，他们就去吃饭。他们在桌旁坐下，聂赫留朵夫说：“西蒙！来一瓶红葡萄酒，要好好烫一烫！”

西蒙走了，随即拿来下酒菜，却没有酒。

“怎么搞的，”他说，“酒呢？”

西蒙跑掉了，接着端来热菜。

“拿酒来呀！”他说。

西蒙没作声。

“你怎么，疯了吗！我们饭都快吃完了，酒还不拿来。有谁拿酒来下甜食的？”

西蒙跑掉了，接着又跑了回来。

他说：“老板有请。”

聂赫留朵夫满脸通红，从桌旁跳起来。

“他要干什么？”他说。

老板正好站在门口。

“既然您不把账还清，我就不能再赊账给您了。”老板说。

“我不是对您说过，月初还您吗？”聂赫留朵夫说。

“随便您怎么说好了，”老板说，“我可不能老是赊给您。我已经丢掉几万卢布的欠账了。”

“哦，别说啦，老兄，”聂赫留朵夫说道，“您可以相信我。快叫人送一瓶酒来，我尽快还您钱就是了。”

说着他跑回饭厅。

“他们请您去有什么事啊？”骠骑兵问道。

“没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他有件事求我。”

“现在来一杯暖酒多好哇！”骠骑兵说。

“西蒙，怎么啦？！”

可怜的西蒙跑了出来。还是没有酒，什么也没有。真糟糕。聂赫留朵夫离开餐桌，跑到我跟前。

“看在上帝分上，彼得鲁什卡，借我六卢布。”他说。

他气得脸无人色。

“没有，先生，”我说，“老实说，您已经欠了我不少了。”

“你现在借我六卢布，”他说，“过一个星期我还您四十卢布。”

“要是我手头有钱，”我说，“我也不会不答应您。说实话，没有。”

你以为怎么样？他奔出去，咬咬牙，握紧拳头，像疯子一样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敲着脑门。

“哦，上帝呀！”他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再回餐厅，跳上马车跑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那个骠骑兵说：“咦，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位老爷在哪儿啊？”

“他跑了。”他们回答道。

“怎么跑了？他吩咐了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吩咐，坐上马车跑了。”

“真是个骗子！”

嗯，我心里想，他这样丢脸，要好久不来了。不料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他走进弹子房，随身带来一只箱子，他脱掉大衣。

“我们来打一盘。”他说。

他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瞪着人。

我们打了一盘。

“够啦，”他说，“你去给我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信。”

我不假思索地拿来一些纸，放在小房间的桌上。

“拿来了，”我说，“先生。”

好哇。他在桌旁坐下。他一边写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然后愁眉不展地站起来。

“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事情出在谢肉节的星期五。我们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老爷先生们全赴舞会去了。

我去问马车来了没有，刚走到门外。

“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嚷起来。

我转过身去。一看，他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眼睛直瞪着我。

“您叫我吗，先生？”我说。

他不作声。

“您要什么呀？”我问。

他不作声。

“哦，对啦！”他说，“我们再打一盘吧。”

好哇。他赢了一盘。

“怎么样，我打得不错吧？”他说。

“是啊。”我说。

“可不是。你去看看马车来了没有？”他说。

说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假思索地走到门口。一看，连马车的影子也没有，就回到屋里。

我刚走回去，忽然听见仿佛有人拿杆子重重地敲了一下。我走进弹子房，闻到一种古怪的味儿。

我一看，他躺在地板上，浑身是血，一支手枪落在旁边。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一条腿不断地抽搐，终于伸直了。接着，他呼噜呼噜地喘了一阵子，就这样断气了。

至于他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把自己的灵魂给毁掉，那只有天知道了。他只留下一张纸，可是我一点儿也看不懂。

这些老爷先生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唉，老爷先生们……总之是老爷先生们。

上帝赐给我做一个人所希望的一切：财富、名声、智慧、高尚的志向。我却贪图享受，糟蹋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遭遇不幸，也没有干下什么罪行，但我做了比这些更坏的事：我戕害了我的感情，糟蹋了我的智慧和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罩住，脱不了身，又无法习惯于这样的处境。我不断地堕落，堕落。我感到自己的堕落，却无法自拔。

要是我败坏了名誉，遭遇到不幸，犯下了罪行，那我倒会好受一些，这样我在绝望中还可拿超凡脱俗聊以自慰。要是我败坏了名誉，我可以超脱于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而蔑视它。要是我遭遇到不幸，我可以发发牢骚。要是我犯了罪，我可以用忏悔或者惩罚自己来赎罪。可我只是卑鄙无耻罢了。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自拔。

是什么把我给毁了？我身上是不是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使我能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网兜里的黄弹子、擦弹子杆的白粉、灰色钞票、彩虹色钞票、纸烟、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回忆中只有这些东西！

我终生不会忘记那迷醉无耻的可怕的一刻，它使我猛醒过来。当我看到在我同我原来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沟时，我大吃一惊。我的头脑里又出现了青年时期的憧憬和理想。

原来那么鲜明、那么强烈地充满我灵魂的关于生命、永恒和上帝的光辉思想在哪里呀？那种温暖着我的心灵、使我快乐的爱的力量在哪里呀？我对前途的憧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共鸣，对亲戚朋友、对劳动、对荣誉的爱在哪里呀？我的责任心又在哪里呀？

人家侮辱我，我提出决斗，满以为这是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的。我需要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放荡和虚荣，我就毁了上帝付托给我的上千个家庭，还恬不知耻。可我原来是十分懂得这种神圣的责任的。一个无耻之徒说我没有良心，说我想偷窃，我却仍旧跟他做朋友，就因为他是个无耻之徒，并且说他不想侮辱我。人家对我说，过清教徒生活太可笑了，于是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灵魂的花朵——童贞交给一个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心灵中，再没有比摧残爱情更使我惋惜的了。要知道，我原来是多么善于爱呀！老天爷！在我没有跟女人发生关系之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爱得像我那样热烈！

要是在开始生活的时候，我能踏上那条由我清醒的理智和天真纯洁的感情所开辟的道路，我会变得多么高尚幸福啊！我几次三番想脱离我这肮脏的生活，走上光明大道。我对自己说，拿出我全部的意志来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只剩下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感到手足无措，我害怕孤独。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掌握不住自己，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我又堕落了。

我终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存这样的念头，而只希望忘记一切，可是无法摆脱的悔恨越来越使我坐立不安。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对别人来说可怕、对自己来说可喜的念头：自杀。

但在这方面我也是卑鄙无耻的。直到昨天跟骠骑兵闹了那件丑事之后，我才下定决心来实行这个意图。我身上高尚的东西已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虚荣，而出于虚荣，我干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好事。

我原以为临死前我的灵魂会高尚一些。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不在人间了，可是我的眼光丝毫没有改变。我还是那样看，还是那样听，还是那样想；头脑里的逻辑还是混乱得出奇，各种思想还是迟疑不决和轻率马虎，这跟人们所能想象的（天知道是什么缘故）思想单一和头脑清楚是多么矛盾哪。棺材外面将是怎样的情景，明天在尔基晓娃姑妈家里将怎样议论我的死讯，这些念头同样强烈地萦回在我的头脑里。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一八五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