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

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内部发生的意见分歧，是由这年5月重新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件事情引发出来的。因此，要回顾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就有必要首先回顾红四军是怎么成立的，以及红四军军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6日，在宁冈县的大仓村见到了袁文才。袁文才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也就是袁文才的驻地，建立工农革命军医院和留守处。10月27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的茨坪——王佐的驻地，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同志们一看这个时间就知道，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正式爆发的，而毛泽东真正上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10月27日。也就是说他是秋收起义爆发后的一个多月才正式上井冈山的。为什么这么久他才上井冈山？应该说，一开始按照秋收起义预定的计划，并没有想要上井冈山，而是要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一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敌强我弱。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11日到达长沙东面的平江县城东郊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从背后发起袭击，使师部和第一团受到了重大损失。第三团也是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失利。第二团一开始进展比较顺利，在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了醴陵和浏阳县城，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正规军集中兵力进行反攻，这个团几乎全部溃散。

在进攻长沙的过程当中，起义军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泽东看到这个情况，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的部署。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只有1500余人，受到了严重的挫折。9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组织召开了起义军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方针，当然这也是符合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当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样的情绪，赞同余洒度的意见，但毛泽东极力主张要放弃进攻长沙，要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也是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二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致，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是全军由党的全体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可以说三湾改编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历史上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0月13日，起义军到达了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他从前来联络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井冈山上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他们各有一百五六十号人、六十来支枪。王佐的部队驻扎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地方，袁文才的部队驻扎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我们有不少同志去过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其实，井冈山干部学院就设在茨坪，即原来王佐的驻地。

当时工农革命军当中，有人就提议，解除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干脆把他们解决，他们不就是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不就完了吗？毛泽东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就是大队伍，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毛泽东还得知袁文才和王佐特别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但枪不能少一支。袁文才的部队一百五六十号人当中只有60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出，准备一下子送给袁文才100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

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有的人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这一提议才得以被多数通过。这年年底中共湖南省委还向中央报告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润之指的就是毛泽东。什么大错误呢？指的就是这件事情——上井冈山的时候送了100条枪给袁文才。

10月6日，毛泽东和袁文才见面后，毛泽东当场宣布给袁文才送100支枪，这让袁文才感到很意外，也使袁文才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银元，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也答应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

但与此同时，袁文才又委婉地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酃县，今湖南炎陵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其实言语当中流露出了送客的意思。为了不使袁文才为难，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先到井冈山周围打游击。

10月27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到达了井冈山上的茨坪，送了70支枪给王佐的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工农革命军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了北麓的茅坪，也就是袁文才驻扎的地方。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后来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他就是这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出来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自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表述和概念，当时使用的是“工农武装割据”，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条新的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但当时党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城市中心论”，把革命的中心是要放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的。本来中央让他领导秋收起义的任务是要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实际上毛泽东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所以，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认为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而且“工农军所经区域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而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实际上是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2]。他本来是对的，结果呢，当时临时政治局开会，错误地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既然中央做了决定，湖南省委要派人去传达，当时湖南省委十分困难，居无定所，于是就委托自己的下级组织中共湘南特委去指导井冈山的斗争。湘南特委就派了周鲁去井冈山上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周鲁是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策略，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是枪杆子主义，并且把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一来，毛泽东一度就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已经被周鲁宣布不是党员了。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只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因为被宣布开除党籍了，毛泽东就不能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当然，随后不久，毛泽东得知中共中央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仅仅是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今天属于江西，而要湘南特委派代表到山上去传达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呢？这与当时特殊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当时同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江西省委双方都有联系，但秋收起义是由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是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情况。

我们讲朱毛红军，那么，朱德又是怎么上井冈山的呢？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占领南昌后，要南下广东，准备与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会合，然后占领广州，进而夺取整个广东，并取得出海口，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然而起义军来到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时，遭到重大失败，剩下的一部分部队转移到了广东的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人民起义军会合，另有部分剩余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移到了湘南地区。

1928年2月，朱德、陈毅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建立了湖南宜章、郴州、永兴、资兴等七个县的革命政权，一开始形势很好，整个湘南地区一片红旗招展。但不久，国民党纠集七个师的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起义军进行夹击；同时，在起义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湘南特委采取“烧杀政策”，造成一部分农民“反水”，起义军只得退出湘南，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

应该说，当时在湘南暴动的过程当中，湘南特委负责人在执行政策的问题上，一度发生了偏差，下令各县要搞所谓“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的商店都要烧掉，而且曾提出把湖南耒阳至广东坪石公路两侧15华里内的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无房可住，想用这样的办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当然，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敌人固然没有地方可住了，但把房子都烧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可住。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这个政策是比较反感的，这也是导致农民“反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也就是今天井冈山市的砻市（即原来的宁冈县城）会师了。朱毛会师的时候，毛部有1000余人，朱部有2000余人，与朱部同时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余人，全军有10000余人。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应该说，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支规模比较大的成建制的革命武装。按照今天的理解，应该把它称为红一军，怎么一开始就编为红四军呢？因为北伐那时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作战非常勇敢，一路所向披靡，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群众称之为“铁军”。我们在创建这支革命武装的时候，也希望自己的革命武装能像当年的北伐军第四军一样成为一支铁军，所以把它称为第四军。毛泽东的部队被编为第十师，朱德的部队被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农军被编为第十二师，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党史上著名的朱毛红军，就是由此而来的。

朱毛会师之初，全军编成三师九团，不久又缩编为二师六团，也就是第十师、第十一师，下辖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三团。其中，第二十八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第二十九团是宜章农军，第三十一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三十二团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是原湘南郴州、永兴等地的农军。也就是说，在红四军当中，真正的主力部队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即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

当时，井冈山地区人口不满2000人，产谷不满万担，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的情况。大家想想，这么一点人，这么一点粮食产量，忽然之间，上万人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部队的给养自然十分困难。5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决定撤销师的番号，由军直辖团，也就是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而由湘南农军组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5000余人，由各县干部率领返回湘南，后来大部分散失了。

事后看，不应该让这两个团的部队回到湘南的，如果把他们留在井冈山上，虽然部队的给养可能一时有点困难，但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而且这5000人的农军，是我们红四军很好的补充力量。但是，让他们回去就这么散掉，有点可惜了。当时作为农军干部的黄克诚（黄克诚1955年在新中国第一次授军衔的时候，被授予大将军衔），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这个情况。他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当然也和我们这一批县一级干部缺乏经验、缺少能力有关。但我始终认为，当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之后，上级作出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3]

应该说，当时毛泽东是不太赞同这5000人的农军回到湘南去的，但是随同上山的湘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要求回去。朱老总当时主张精兵主义，也同意了各级负责人的意见。

朱毛会师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为委员的红四军军委，这是红四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军委。这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选举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既是红四军的军委书记，又是湘赣边界的特委书记，所以随后不久，红四军军委进行了改选，毛泽东不再继续担任军委书记，而由陈毅继任红四军军委书记。

1928年6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外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湖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此前他所担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则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继任。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从湖南省委的指示当中可以看出，前委不但可以领导军队，而且还可以领导地方，所以前委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1928年7月中旬，为了阻止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合于井冈山，红四军决定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进入湖南境内，攻进湘军的后方基地酃县、茶陵，而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进攻宁冈，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夹击湘军。

当时，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进行民主化管理，但有的士兵委员会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也要讲集中，不能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当然也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那样的话，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在井冈山及以后一段时间，红军队伍当中，曾经出现过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对部队的发展并不是有利的。当时井冈山的老同志李志民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讲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的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4]这样一来，连长、排长领导部队，自然会出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朱德率领部队进入炎陵以后，由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官兵，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思乡心切，他们想回到湘南，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据后来杨开明给中共中央的一个综合报告，突然于12日晚上，士兵纷纷开士委会（士委会就是士兵委员会会议），也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日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得信后，召集军委扩大会议、士兵代表会，多方面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与此同时，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红四军的代表杜修经，也支持红四军去湘南活动。于是，红四军于7月15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成前委，因为当时毛泽东在永新，就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议允许第二十九团也就是宜章农军组成的这个团回到湘南，同时为了避免第二十九团回到湘南孤军作战，又命令二十八团也前往湘南，实际上就等于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都要回到湘南去。

7月下旬，前往湘南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因为第二十九团的官兵都来自湘南的宜章，当时，第二十九团占领了郴州，郴州是国民党军队后方补给基地，这里有国民党军的仓库，缴获不少，而郴州紧靠宜章，所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得到缴获之后，纷纷想回家看看，这一回去部队彻底散了，后来被国民党各个击破，只有萧克率领一个连回到了井冈山。同时，由于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8月，国民党军占领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这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县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另外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到这个时候，红四军既没有军委，也没有前委，只有一个行委，行委书记是毛泽东。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和毛泽东，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全体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以及前委组织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中共中央的指示非常清楚，既要组织前委，也要组织军委，由前委领导军委，前委书记为毛泽东，军委书记为朱德。中共中央在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以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这也很清楚，前委是我们根据地最高的党的领导机关，既可以领导红四军，也可以领导地方工作。

朱德、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14日到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二十三人组成军委，由朱德担任军委书记。那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红四军既有前委，也有军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军委书记是朱德。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了井冈山。红四军和红五军加在一起，总人数达五六千人，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与此同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约30000人开始向井冈山发动新的“会剿”。为了打破敌人这次“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白露村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即白露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的主力也就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出击赣南，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一开始不是太顺利的。在大余一战伤亡二三百人，在寻乌县项山圳下村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军部被冲散。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随后牺牲于赣州。

伍若兰是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文武双全，听说还能同时使用双枪，被俘之后非常坚强，坚贞不屈。国民党方面不但把她杀了，还把她脑袋割下来，挂在赣州的城楼上，非常地残酷。朱老总一生都喜爱兰花，1962年3月，他重上井冈山，临下山的时候别的什么也没有带，只带走了一盆井冈兰花，以示对伍若兰的怀念。

1929年2月初，红四军到达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这时，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各级党委。这样一来，因为军委临时停止办公了，所以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也就暂时被停止了。

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与宁都间的大柏地设伏，歼灭了一直尾追自己的敌军刘士毅两个团大部，歼敌800余，取得了自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2月14日，又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接管了郭部的军需工厂，全军每人发了一套军装，红四军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着装，并且每人还发了四块钱的津贴费。现在一些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视作品，井冈山的红军都是穿着整齐的红军服装，这恐怕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因为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是1929年占领闽西的长汀之后才实现的，其实在井冈山上部队是有什么穿什么。

在长汀，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团编为三个纵队，即原第二十八团大部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原第二十八团一部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不久，又将闽西地方红军编为第四纵队，傅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这其中的胡少海、伍中豪和蔡协民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因为中共中央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朱毛红军的消息了，他们来到闽西、赣南，也是从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当中才得知的。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这封信就是我们党史上的“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到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以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应尽可能散在人民中间发动人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也就是说要红四军分散行动，不要集中在一块了。另一个内容就是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信中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5]

4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瑞金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的来信。4月5日，红四军前委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回信，认为2月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在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信中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6]信里面讲得比较清楚，自己不愿意离开红四军。当然啦，如果中央需要我们离开，那也是可以离开的。请你们一定要派两个能力比我们更强的同志来，刘伯承军事上比朱德强，恽代英政治上比毛泽东强。如果你们能把这两个人派来，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离开红四军。

为什么当时中央一定要红四军分散活动，又要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呢？1928年6月，在党的六大上，当时指导六大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在会上说，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农村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分散活动，以后再集中起来。周恩来后来在回顾党的六大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7]这就是中共中央2月的来信为什么要红四军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红军的缘由。

随后，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叫蒋桂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所改变，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够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后来确实来到了中央苏区，但时间是1932年1月，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恽代英直到他牺牲，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后来是把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给派来了。

刘安恭是个什么人呢？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人（永川现在已经划给重庆了），1918年他赴德国留学，1922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派往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的混战中被打败了，移驻川东的万县，于是刘安恭也就随之去了万县。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队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一次相遇。同年9月，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队一个团起义没有成功，遭到了杨森的通缉，只好跑到武汉。不久，朱德在杨森部队的处境也比较困难，同样离开了杨森的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担任团长，刘安恭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刘安恭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年初，刘安恭从苏联学习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同年5月，抵达红四军驻地江西宁都。

现在刘安恭来了，应当说毛泽东和朱德对于刘安恭的到来非常重视，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经停止办公的军委，便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一时间，刘安恭成了红四军内部仅次于朱德、毛泽东的第三号人物，当了个三把手。不过，客观地讲，刘安恭这个三把手没有当得很好。

为什么要给刘安恭这么一个重要职务呢？1929年6月1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当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今年1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8]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什么要恢复军委，主要是“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实际上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1000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我个人觉得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主要理由。更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大——中共中央直接派来，而且又有国际背景——在苏联学习过，自红四军创立以来，有此身份和经历者还未曾有过，所以朱德、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到来十分重视，先让刘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原本是毛泽东兼的），后又于5月23日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