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叙述偏见
误解：你通过理性思考来理解生活。
真相：你通过叙述来理解生活的意义。
地球上比较简单的生物，如蠕虫、变形虫和生活在水滴里的原生动物，它们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基本上，它们会奔向能够滋养它们的事物，规避对它们产生伤害的事物。它们的现实范围狭窄而简单。它们不会为未来担忧，也不会对过去夸夸其谈；它们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它们的这种系统非常有用，这让它们在没有书籍、没有神话、没有历史的年代里存活了几十亿年。它们的神经系统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们的大脑（如果能称其为大脑的话），除了以下两种能力，无须具备其他能力：一种是感知事物的能力，但这种感知事物的能力通常都很差；另一种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避开障碍的能力。
你的神经系统会复杂一些，因此你的能力不只是刺激和反应。蛔虫大约有300条神经，一只猫大约有10亿条神经，而你大约有850亿条神经。把这些神经元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在多个层次上进行运作，你就能比一般的小猫更好地驾驭宇宙中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混沌世界。当然，你仍然继承了那些古老的“刺激—反应”的常规习惯，它们是从很久以前遗传下来的——生日蛋糕和灰熊，在正常人的大脑中植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但是你有太多的东西可供选择，远远不只是趋利避害。为了匹配你复杂的意识经验，无意识的意识加工，以及应对不断轰击你感官的混乱和头脑中的各种嘈杂，你渐渐形成了一种能力：把一切东西都联系起来，造就一种更简单但不精确的东西，这些东西内容更丰富、更有趣，且可以在大多数场景下应用。你的大脑里有一团非常复杂、功能强大得惊人的神经组织，所以你在寻找其他动物不曾寻求的东西：意义。你清醒的精神生活的日常现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把事件变成故事，故事变成记忆，记忆又变成你生活故事中的章节。当你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会用同样的故事形式告诉你他们的现实，并且故事越好，你越有可能接受他们的解释。
笑话、电影、漫画书、职业摔跤、电视节目和新闻节目——它们都以叙述的形式对事实和现实进行戏剧化的解释，这与我们在汽车里安装椅子的道理是一样的。人体的形态非常适合座椅。形态造就了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就是臀部所在的地方。婴儿喜欢听从前到后的顺序演奏的古典音乐，不喜欢逆序演奏的。这促使维瓦尔第以第一种方式而不是后一种方式进行作曲。同样，婴儿们第一次聆听到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演奏的维瓦尔第的音乐时感到愉悦，而拒绝听逆序演奏。艺术是对那些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追求，而这些符号是不存在的。你所认为的美丽或丑陋，是沿着古老的、既定的、通向微笑和蹙眉的路径，进入到你的头脑中的。虽然这些感觉经过了文化观念、社会规范等因素的洗礼，随着时间的改变会发生改变，但是你所追寻或规避的事情，追其根源都始于原始动机，你的那些下意识的反应会表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你的大脑以故事的形式来理解它的输入和记忆，因此无论信息在哪里呈现，这种形式都会出现。你的思想形成了这种形式。无论在何处，只要信息在大脑间传递，都会以此种形式进行。
这就是你的叙述偏见——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更喜欢用叙述的方式来传达和接收信息。你更喜欢故事的结构，你已经明白这是讲好故事的基础。这个故事由三幕到五幕组成，在开幕时，故事的主角被迫面对逆境，要有一个转折点，主角打算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冒险，于是开始了一段旅程，主角在其中不断成长，这使他终于战胜了千难万险。根据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说法，除了悲剧，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撰写的。还有一些警世故事，主人公还没有成长，却因为做出了愚蠢的选择，屈服于软弱，结果败北。这两种版本的故事，你都会喜欢，因为你也是使用这种办法来了解生活的意义。你用这种方式，简化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完成了什么，你要去哪里。相比于书籍、电影、游戏、讲座等每一种传递信息的形式，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会显得更好。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只要被装进故事的框架内，就变得看似可信了。以下两句表述，哪种听起来像是真的呢？（1）一个赤身的和尚对着一群孩子大吼大叫，因为他发脾气了。（2）一个赤身的和尚对着一群孩子大吼大叫，因为他得知自己的村庄在一次政治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第二句话是不是比第一句话更容易理解？想象一个平和的僧人为何会做出如此轻率的事情，似乎有些疯狂。但是，当你了解了整个故事后，就可能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了。让你相信的原因并不是你有了更多的信息，而是因为你把这些已知的信息串成一个故事。只要能以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问题，你通常会毫不怀疑地继续前进。请思考如下两句话：（1）伊丽莎白在试穿新文胸时勃然大怒。（2）伊丽莎白在试穿新文胸时被一个愤怒的吉普赛人骂了一顿，因为她在去更衣室的路上不小心用购物车轧到了吉普赛人的脚。尽管第二种解释似乎更有可能，那个吉普赛人诅咒的东西可能对你不起作用，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可以用“合取谬误”来解释。当你面对大量的信息时，你的叙述偏见就会加强。你得到的信息越多，你就越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
“合取谬误”的经典例子出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著作。他们是研究认知偏差的先驱，他们于1982年提出了一个难题，我在此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展示出来：琳达在旧金山长大，她在其他女孩玩洋娃娃的年纪，就开始阅读哲学书了。她是那种不听话就会跺脚、哼哼唧唧的孩子，她的父母花了很大力气才教会她不要顶嘴。她提前一年从高中毕业，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了哲学学位。在进入职场之前，琳达曾在和平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帮助非洲大陆的刚果及周边地区的妇女获得医疗保健。她未婚，没有子女，现在回到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以下哪一种叙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琳达在银行工作。（2）琳达在银行工作，同时也在撰写女权主义的博客。这个问题也许会让你出乎意料，但答案是：琳达更有可能只是在银行工作。所有这些额外的信息构成了琳达的个性，使得很多人以为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这并不改变原始统计数据，即在数不胜数的个性中，一个人更有可能只具备一种个性，而不是两种个性。如果我问：“琳达是女权主义者还是纳斯卡（NASCAR，全美汽车比赛协会）赛车手？”你根据已知信息，琳达更喜欢研究平等，而不是齿轮传动比。但我问的并不是这个。简言之，世界上在银行工作的人比在银行工作并为女权主义博客撰稿的人多得多。事实上，与单一个性相比，可能性越大，它们便越不可能和其他个性结合。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琳达在银行工作，撰写女权主义博客，投票支持民主党，住在加州，向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捐款，同时又喜欢托里·阿莫斯（Tori Amos）。当你回顾琳达的故事时，这些事实中任何一个是正确的概率都很高，但是其中任何两个事实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性就小得多了。如果其中任何三个事实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可能性就更小了，以此类推。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不是吗？这就是你的“叙述偏见”在作怪，又得到了“合取谬误”和“代表性法则”的支持，换句话说，你倾向于忽略概率，根据一个事例与想象中的原型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它的真实性。
为了让你保持活力和成长力，大脑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让你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有些原因会导致你所看到和感觉到的结果，而因为结果出现在原因之后，有些原因是能被追溯并强调出来的。你相信在嘈杂的生活中有信号，混乱的时间轴中存在一种模式，有一些可以预测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和模式就可以操纵现实社会。结果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假设中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
多年来，美国空军一直使用一种名为霍洛曼离心机的巨型装置来训练飞行员。离心机基本上是一个仿造的座舱，连接在一个巨大的金属轴上，轴中央装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发动机。中心的转子转动，带动金属轴，驱动座舱不停旋转，飞行员只需坐在座舱里。想象一根绳子绑在一块石头上，再想象用套索绕着石头旋转，然后想象你就在石头里面。这样做，飞行员可以感受到重力的作用。一架高性能的喷气式战斗机向上拉离地面或以疯狂的速度旋转会给飞行员身体施加重力。这就如当你朝一个方向加速时，你会感受到牛顿定律下的另一个方向的拉力。例如，当你在车里加速时，你的头被迫向后仰。在喷气式飞机上，这种力量要大得多，你的动脉中的血液无法到达你的大脑。这种效果就像掐住了喉咙，飞行员经常昏倒或变成意识模糊的行尸。不管怎样，正如人们常常所说的，过大的重力会造成灾难。
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使用离心机在受控环境中产生巨大的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教授飞行员学会如何在大脑中保存血液的技术。这种技术会造成大量的抱怨和紧张情绪，否则，如果他们不是战斗机飞行员，换作别人那就令人慌乱了。在某一时刻，飞行员就会失去知觉。他们在这种时候，常常报告说产生了幻觉和日常幻想，如同做梦一般。空军医生詹姆斯·惠尼利（James Whinnery）在过去30年里研究了数百例昏厥现象，并把它们录下来，然后比较它们的细微差别，采访飞行员，并记录下他们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与那些在手术台上失去意识的病人、在车祸中失去知觉的病人以及从其他窒息状态中恢复过来的病人所报告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隧道，白光，以及前来迎接你的朋友和家人，记忆在周围快速移动——飞行员体验到了这一切。此外，离心机还能很好地创造出体外体验。飞行员会觉得飘在自己的上方，或在自己周围盘旋，看着他们自己在摇头晃脑。正如惠尼利和其他研究人员推测的那样，濒死和体外体验实际上都是大脑主人的主观体验，因为他的大脑在竭力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在缺氧导致的系统失控中调整自己，找到方向。大脑没有能力划定自身的边界，经常把意识放在脑外，放在田野里，在湖里游泳，或与恶龙搏斗——由于大脑的围墙崩塌了，大脑便会把意识放在其能连接到的地方。缺氧的飞行员所没有体验到的是混乱的随机图像和想法。即使大脑正在濒临死亡，但也不会停止产生叙述，这些叙述是编织因果、记忆和经验、感觉和认知的脚手架。叙述对生存是如此重要，它是你成为一副皮囊之前最后放弃的东西。叙述是意识经验的框架。没有它，世上就只剩下了噪声。更妙的是，在飞行员恢复意识后，他们会像急诊室里那些死而复生的病人一样来解释过程。在经历了长时间缺氧的迷幻经历之后，许多人把那道光和隧道视为通往来世的通道。每个故事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人们不同的信仰体系，但是总有一个故事。
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当飞行员恢复了意识后，他们就彻底清醒了。他们的大脑恢复了正常，他们重新聚合成了以前的自己。神经科学尚未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如何重新聚合形成自我意识的。但是你的叙述，一定与你的自我意识有很大关系。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其作品《因一顶帽子而误解妻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中，描述了他的脑损伤患者的疯狂虚构的表现，指出他们似乎受到某种东西的驱动，极力用虚构替代正在不断被遗忘和迷失的东西，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叙述就是一个传记，一个故事。根据萨克斯的说法，要做你自己，你就必须觉得你拥有自己。你一旦发现你的故事与你自身不符，就会收集你内心的戏剧，因为你的身份取决于你的感觉，就好像你已经牢牢抓住了你的故事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那些叙述与周围人所看到的相去甚远的人，因为这样会带来启发。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脑科学领域早期时代的成果。
1870年，朱尔斯·科塔尔（Jules Cotard）在成为一名军医后，加入了一家诊所，他掌握了当时最新的外科知识。科塔尔和诊所里的其他人一起医治那些被某讲师称为“疯病全症状”的患者。科塔尔是神经科学的先驱之一，主要研究行为与大脑特定区域之间的联系。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对表现出失语症或语言障碍的患者产生了特别兴趣。他会常常跟踪那些患者，从死亡跟进到尸体解剖，以探索他们的病因，并鼓励其他医生也这样做。1880年，科塔尔向世界介绍了一种新发现的疾病。他把它称为“否定妄想”。
他在巴黎告诉一名听众：当一个人大脑的某个部位受伤时，这个人可能会坚信他已经死了，再多的理由或花言巧语也无法使他摆脱幻想。此外，这种症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是源于大脑的一种生理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的头部受到足够强大的打击，你也会产生同样的幻觉。
在医学文献中，大约有100份报告，均描述了所说的“科塔尔综合征”。令人不安的是，它有时也被称为“行尸走肉综合征”。如果你患上了“科塔尔综合征”，你可能会在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倒影很可疑，或者你可能不再觉得自己的心跳是自己的，或者你可能会认为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正在腐烂。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变成了鬼，并坚称自己不再需要食物。科塔尔的一名患者就是被活活饿死的。
“科塔尔综合征”以及它所产生的妄想是一组综合征的一部分，这些症状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丧失了与他人情感联系的能力。你的头脑中可能出现了大问题，以至于你的大脑再也不能感觉到陌生人和爱人之间的区别。你不再为你的狗，你的母亲，或者你自己的声音而心动不已。如果你看到一个你爱的人却感觉不到爱，你会慌乱地去弄清楚情况。没有情感，所爱的人会变成冒名顶替者、机器人或幽灵。如果你与自己形象的联系被切断了，你就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幻觉。面对这种可怕的感觉，你会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它。
“科塔尔妄想”等病症的患者会编造出一系列怪异、荒谬的解释，解释他们感受到的现实，因为他们接受到了怪异、荒谬的输入。这些病人的解释和你自己的解释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两者明显的、可证实的错误程度不同。你在任何时候编造的反映你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的解释同样都是混乱的，但没有一位心理健康的核查者关心你的健康。不管你的大脑是否受到了损伤，你的大脑总是试图向自己解释，而且准确的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心理学家把这些虚假的叙述称为“虚构”——无心的谎言。虚构是不真实的，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神经科学现在发现，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患者，虚构都是常见的、持续不断的。但是在科塔尔妄想中，虚构被放大到了荒唐怪诞的程度。驱动你做出解释的叙述偏见是那些大脑受到严重物理损伤的人产生虚构的原因。
著名神经学家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在讨论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a，医学术语，指一种表示否认自身的疾病）时，经常提到虚构。在他的医疗实践中，他遇到过许多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疾病的解释却与现实毫无关系。他的一位患者一只手臂瘫痪，但是她却始终否认自己瘫痪了。当被要求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移动她的手臂时，她说因为那不是她的。她说那是她妈妈的胳膊，她妈妈躲在桌子底下玩恶作剧。拉玛钱德朗还治疗过“顺行性遗忘症”患者，这些患者不能形成新的记忆。每隔十分钟左右，此种患者就重新启动他们的记忆。对患者来说，好像他（她）突然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却不记得是怎么到医院的。患有这种健忘症的病人通常会告诉看护者他们在医院工作，或者他们来医院是拜访某个人。患有“安东尼-巴宾斯基综合征”的人会否认自己失明，即使中风或事故已经使他失明了。医生们有时会震惊地发现病人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因为病人在检查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护士是发现患者不经意地撞在墙壁上，或者在描述周围环境时，提及了不存在的人和物体后，才知道患者失明了的。
混乱的头脑很快就会变得清醒。当事情看起来奇怪和荒谬的时候，大脑会立刻让它们变得有意义。无方向会变成有方向，这就意味着你会暂时相信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事情。一个纠结的、令人不舒服的情况被叙述成一个故事，这样生物体（也就是你）就可以恢复常态，开始思考晚餐吃什么。大脑会把混乱变成有序，这样你就不会撞到墙壁上，也不会把鞋子当作宠物，而是一见到麻烦的征兆，或者一种令人困惑的迹象，你的神经元开始编造虚假的解释，以保持清醒。伊普西兰蒂市的三位基督，否认自己右胳膊的人，以及声称自己没有失明的人——他们都在用创造故事来保持清醒。没有这种倾向，你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对你很有帮助，然而你却很少注意到它。只有当事情出错时，虚构才会变得明显并造成问题，甚至危及生命。不过，它总是藏在幕后。所有的头脑都是诗人，所有的自我都是故事的听众。
拉玛钱德朗告诉我说：“我想把它比作是一位将军，他在准备战斗时收到了不同来源的信息，所以他准备在早上6点发动战争。在5点55分，他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和侦察兵，要他们报告敌情，然后准备在早上6点整发起进攻。突然，一个人走过来说，情况不对。我们看到的敌人实际上是600人，不是500人。我们得到了错误的情报。你会说，闭嘴。你绝不会修改全部作战计划，因为那样一来代价太大了。即使那个人所说的是真的，其他人都错了，那会怎样？我还是先不要理会他在说什么为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否认，即倾向于不接受与你的叙述相反的信息。可是，如果那人跑来说的是，敌人有核武器。我刚刚用望远镜看到他们有核武器。那么，你发动战争就是蠢举。这时，你不得不说，不，我要改变我的作战方案，我要改变作战方式。”
根据拉玛钱德朗的说法，作为一个有机体，你渴望“行为的稳定性”。你大脑的各个机构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整个系统全盘崩溃，失去方向。当你的大脑感觉到了麻烦，感觉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你的第一反应是创造一个故事，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对抗混乱和危险的行为。
“你怎么做都不过分。”拉玛钱德朗说，“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否认机制，这些弗洛伊德式的否认——合理化、虚构、否认、压抑，所有这些——主要发生在大脑的左半球。大脑的右半球是你的魔鬼代言人。如果否认得过分，右脑会踢你的屁股，说：‘当心，你做得太过分了；你最好面对现实。’”
拉玛钱德朗解释说，有些人的右脑无法抗拒左脑编织出来的看似荒谬的叙述。右脑系统严重损坏会使得它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左脑半球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而右脑半球则随之任之。
“你看见手臂瘫痪了，左脑便修补它，还说‘别担心’。右脑半球会纠正它，说，‘别傻了，你是瘫痪了’。这种机制就是弄乱头脑，因此那个人才会否认瘫痪，否则就是否认那只胳膊是他的。不过，我们随时可见的、日常的否认行为，却不只是患者身上才有，只是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否认行为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的右顶叶受到了损害。”
如果你的大脑未受损，你就会经历拉玛钱德朗所说的两个脑半球之间的“推挽对抗作用”。情况越新奇，左脑就越努力地对情景做出圆满的解释，并产生一种“叙述的内在感”，而右脑就会仔细地审视这种解释的可疑性。
以下是我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崭新情景：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德文·莱尔德（Devon Laird）正在刷牙，突然瞥见一个硕大的成年裸体男人从客厅天花板上掉下来。在倾盆大雨中，这名男子头朝下掉在了一把蒲团藤椅上。在一片混乱中，莱尔德目瞪口呆地站了一会儿。他的女友朝那个缩成一团的男人大喊大叫，要求他马上离开。那人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把椅子摆好，打开前门，跳了出去。然后他转过身，问莱尔德和他的女朋友是否愿意借给他一条短裤。接下来是有史以来最尴尬的沉默时刻，但很快被更多的指指点点和尖叫打破。意识到没人会去给他拿衣服，那个从天花板上从天而降的裸体男人，在晨光中，从门内的衣架上抓了一件夹克就逃开了。
我的朋友和他的女朋友面面相觑，迷惑不解，天花板上隔水层的碎片依然在往地板上飘落，两个人在等待着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开始做起它最擅长的事情：编故事。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和一群朋友站在那里听莱尔德讲这个故事。后来，我开始把他的故事讲给别人听，那些人又开始讲给另外一些人听。而每传播一次，那个杜撰的故事就会演化一次。这个故事最终在当地媒体上传开，然后在录音棚里从一个大市场传播到另一个更大的市场，最后在全国有线电视上作为一个怪异新闻片段而广为流传。直到那个故事不再有人关注，也没有等到官方解释。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谜题的答案了，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们现在先花费一点时间，像以前一样，暂且做个推断。
我记得，事情一发生，我就和莱尔德聊过。他说，当时他站在房间里，嘴里含着牙膏，面对一个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裸男时，他最初的想法是，这个家伙想要盗窃他的公寓。后来，他们看到外面停着的警车，才知道那个不速之客因为违反假释条例而被通缉。这样一来，这个故事似乎更加可信了。我们都提出了十几种可能的情节。也许这个家伙采用的是《碟中谍》的抢劫方式，入室盗窃但又不承想自己的衣服被钉子钩住。也许他已经在墙壁夹缝中躲藏了好几个星期，靠雨水和从没有上锁的食物间偷来东西续命。他赤身裸体，因为里面可能很热。也许他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脱下了囚犯的衣服，溜进了一个通风口，而他掉下来，只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在动作片中学到的技能。这篇文章一经上传到网上，你就可以看到其他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在编造故事，想要得到一个解释。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结果，它让我们为之疯狂，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知道那个男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男人从一幢陌生人家的二层公寓的二楼跌落下来，扶起家具，身体赤裸，上面还沾满了天花板隔水层的碎片。我们都说，“这个故事一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情节”，但我们的意思是：必须有一个能叙述出来的故事，某种解释。否则，世界将不再有意义。
想想你编造出的那个故事吧，它旨在解释为什么一个男人会赤身裸体，从天花板裂缝中跌落下来。这自然是一个崭新的情景，你也会和我们一样，左脑半球开始运作，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没有假定那家伙是一个正在监视我朋友的间谍，因为我们的右脑告诉我们：那的确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那么，对于从上面掉下来的裸体男人，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揭晓：当警察敲门时，他正在和他的女朋友（莱尔德的隔壁邻居）做爱。他们的交媾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光着身子慌忙逃走，慌张地寻找出路，碰巧看到她女朋友家厕所的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他扒开裂缝，爬进那个小阁楼，撞破了他女友公寓和隔壁公寓之间的那层薄薄的隔板。通缉犯沿着木支架从一间阁楼爬到另一间阁楼时，他脚下一滑，摔在了两根梁之间的隔水层上，结果他的重量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超出了石灰板的最大承重限度，于是最终掉了下来。
当这个谜底揭晓时，想弄清楚此事的每个人都做了一件事情，而这些都不出拉玛钱德朗所料。我们又开始竭力使自己的右脑运作起来：我愿意接受这个故事吗？这种对现实的描述符合我们对逻辑和连续性的最低要求吗？是的，我们说。是的，确实如此。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安心地继续吃瓜了。
就像所有人类一样，你最终将生活中所有令人困惑的元素归结为两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整个文明的核心。各种文化都提出了一些关于作为整体的宇宙，关于民族和国家，关于企业和女童子军等的问题。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说，有些人找到了以上问题的答案，并对答案始终不渝；而有些人满足于他们各自的生活，从不寻求任何解释。
新兴的叙述心理学领域增加了第三个基本问题：你为什么想知道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叙述心理学问：你为什么要寻找意义？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认为，当你尝试叙述失败时，你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陷入到萎靡、倦怠、社会反常和停滞之中。他认为，这就是人们在退休后迷失自我的原因。没有叙事的维系，他们的欲望、需求和目标就会分崩离析。麦克亚当斯是叙述心理学的先驱之一，他在几本书中描述了个人神话形成的可预见过程和神话的普遍性。他写道，讲故事出现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麦克亚当斯认为，意义比幸福更重要，“创造意义就是创造动态的故事，使人类存在的表面混乱变得合理和连贯”。
叙述心理学的中心论点是：你不是运用逻辑和仔细的分析来解开“你是谁”和“你需要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你既不做假设，也不做检验。你不会去研究、记录、思考生活中的各种变数，也不会去思考一路上遇到的人。客观和理性很难在你的智力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你认为时间是一条从过去到现在的道路，你生命中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其中。你认为生命从一个地方开始，在另一个地方结束，一路上有很多障碍和高光时刻。你的大脑里需要一位叙述者，使你的巨大的神经元网络产生的嗡嗡声变得有意义。你探求原因和结果，有利于你以自我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在人类血统的漫长的演变历史中，叙述逐渐演变成把意义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最佳方法，并保持着语句的真实性。
叙述是意义的传递者，也是保存历史的工具。他们创造并保留着文化，他们从对生活事件的可塑的、不完美的记忆中形成身份。因此，人类关注意义、因果的方方面面都将大大依赖于叙述，这才能显得意义尤为重要。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书籍和电影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述成了一个有明确开头和结尾的故事。事实上，没有什么是有明确的始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无数个原因和结果构成的一个巨大而模糊的迷宫，一个有着无数初始条件和影响因子的汇合点，这些条件和影响因子至今仍在地球上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回响。一个好的叙述能够在混乱中开辟出一条路，在这条路的范围内，事情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你的叙述偏见的基础。当你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生活的时候，你更喜欢用故事的形式来讲述和倾听细节。你把自己作为主角放在一切的中心。你把你的人生视为一个个的阶段，就像一个个章节，而你的过去则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胜败构成的。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把它编辑成一个故事。在叙述的帮助下，过去似乎变得很简单，你认为它是可以预测未来的。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后知之明偏见”。在研究中，那些写下自己对重大新闻事件结果预测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们自己的预测非常准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很少把你的预测记录下来，你也很少注意到它们有多不靠谱。因此，你往往对自己的预测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心。
你的叙述偏见使你如果不把外部世界的信息整理成一系列因果关系，就几乎不可能真正地吸收信息。大多数动物只是做它们该做的事。海参和土豚不会考虑它们的行为；它们不会感到羞耻、骄傲或遗憾。即使没有理由，你也会这么做。如果你回顾某一行为、思想或情感，感到困惑时，你会产生强烈的解释欲望，而这种解释会影响你未来的行为、思想和感觉。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所谓的“事后合理化”来解决。事后合理化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它对你来说足够有意义，你可以继续前进，而不会在第二次猜测自己的动机时停滞不前。如果你顶着夏日正午的烈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帮你最好的朋友搬家，在他的新居通电之前，你会很想喝一杯清爽的冷冻啤酒。当你回想起这个场景时，会发现它容易解释你的欲望、选择、活动、行为和情绪的来源。你当时感到很热，并和朋友们在一起时，啤酒便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然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追溯一下导致你想喝冰镇啤酒，在大脑中产生的数百万种影响，你可能会注意到：前一天晚上你一直在看一个特别蠢的啤酒广告；或者你曾经经过了一个讨厌的啤酒广告牌；或者你上次去杂货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由啤酒瓶组成的金字塔；或者当你最后一次去看你妈妈的时候，她非让你坐下来陪她观看《猫鼬庄园》的全套DVD光盘，但不知怎么的，“猫鼬庄园”让你联想到还没有发明出来的啤酒浴，在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一天后，你会喜欢漂浮在其中。Post hoc ergo proter hoc，这句拉丁语的意思是“在这之后，所以因此”。由于你的叙述偏见，你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编造出一些故事来帮助解释那些平凡的事情（例如想要喝一杯凉啤酒），而且还可以解释荒诞的事情（用处女献祭，以求得谷类生长旺盛）。你用最纯粹的“事后合理化”，解释为什么一个事件会跟随另一个事件发生。如果你吃了鱿鱼卷后病得很厉害，那就几乎自动写成了一个故事：Post hoc lolligo，ergo quia de taco（在那之后，我再谈谈沉默）。然而，这种对现实的假设是不准确的。你无法确切知道是什么让你生病，但由于事后合理化和叙述偏见，你可能再也不会吃鱿鱼了。故事是线性的，这种线性有助于你理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更喜欢清晰的因果关系，然而每年足球锦标赛和斩首祭祀仪式之后玉米长得高，却并不意味着这两者是有联系的。
由于你的叙述偏见，除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看作是故事里的角色，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伟大的人物本质上必须充满人性，否则就没有意义。所以，当你构思你的故事时，你倾向于将其中的动物、厨房用具或风景拟人化。
当你思考故事的中心人物的那些瞬间时，真的会出现叙述偏见，而那个核心人物就是你。你会感觉你就是你，而不是地铁里那个用靶袋当背心穿的人。“个人边界”是你的自我结束、外部世界开启之处，在这里，你可以控制住你的行动而不是被外星人控制的寄生虫，你的故事只属于你自己。这些“个人边界”汇集起来，构成了一团黏土般的假设，这通常被称为“自我”。
在过去20年里，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联合起来，合力得出了一个奇怪而令人不安的结论：自我不是真实的。和其他的故事一样，自我也只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由你的叙述偏见创造的故事。毕竟，你只是一堆原子罢了。当你吃香草布丁时，它也是一堆原子，你实际上只是把这些原子放在你的原子旁边，等待它们中的一些原子交换位置。如果你妈妈喝了第二杯酒之后，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那么构成你的骨骼、皮肤、舌头和大脑的原子就会被重新组合成其他的东西。碳原子、氧原子、氢原子——构成你身体的所有元素，甚至包括钒、钼、砷，都可以从你体内分离出来，被收集起来，再重新利用，制成其他东西——如果有这样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技术存在的话。
构成物质的材料就像一个由乐高积木组成的宇宙盒子，能够变成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形式，从山脉到猴子不等。如果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足够长，你可能会遇到哲学家德里克·帕夫特（Derek Parft）提出的同样奇怪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台原子交换机，一次用爱德华·詹姆斯·奥尔莫斯身上的一个原子与你身上的一个原子做交换，那么，你从哪一刻开始不再是你，而是奥尔莫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失去你自己的理智而得到他的理智吗？在这期间，你和奥尔莫斯会同时存在吗？在某个时刻，你们的思想、梦想和记忆会互换吗？这个思维实验产生的怪异感，揭示了你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你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觉得别人身上有着特殊的东西，其中最为特殊的是你自己。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拥护者，也无法阻止你内心的小小牵引力，它让你觉得肉体之外可能存在着某种东西，某种不是由原子构成的东西。对你来说，人的本质不仅仅是身体各部分的总和。然而，这种感觉在出生时并不存在。
正如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在他的《自我幻觉》（The Self Illusion>）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你有一个古老故事，你有一种原始感觉，你从年轻到现在沿着一条线性的道路旅行，经历了起起落落，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你。婴儿没有这种能力。这种感觉是建立在你能回忆起的事件和时间上的。婴儿和幼儿具有胡德所说的“无意识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识别模式并与刺激产生联系。没有情景记忆，就没有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自我。根据胡德的说法，在二岁到三岁期间，自我意识开始出现，而这种觉醒与基于记忆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是相对应的。他提到了1988年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和詹妮特·阿斯廷顿（Janet Astington）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给三岁的孩子一盒糖果，但是孩子们惊讶地发现里面是铅笔而不是糖果。对每个孩子做了同样的实验后，研究人员问孩子们：旁边的孩子收到的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得到的答案通常是铅笔。孩子们还不知道其他人有思想，所以他们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一旦你获得了一种能力，假定别人也有思想，“他人头脑”的概念就会随之变得很强大，以至于使你把它投射到万物之中：植物、计算机、有名号的船只，一切你能想到的有意义的事物，连那些开玩笑所做的假设，无一不具有“自我”。这种使命感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人类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太阳、月亮、风和海洋的舵手。“自我”和“他人自我”，这种意识造就了整个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叙述。古代和现代的伟大神话故事都是为了从宏观上理解事物而编造出来的。叙述偏见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为这样的故事而生，为它而死，为它奉献一生（也为它们舍生忘死）。
如果你对叙述没有偏见，你就会迷失。请记住，你的思维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化学的和电子的暴风雨，传入到那些蛋奶沙司般的细胞，而细胞连接血管，然后连接着其他一些你吃饭时不想接触的蜂窝状的东西。那就解释了你是谁，那是产生思想的东西，但那不是你内省时所觉察到的。你的内心，看到的是一出戏。你会看到爱情剧和悲剧，冒险和命运的转折，而你是一切的中心。在旧金山举行的名为“成为人类”（Being Human）的会议上，神经学家大卫·伊格尔曼（David Eagleman）告诉听众，经过一生的冥想之后，佛教僧侣们也只是涉足了一片“潜意识的海洋”。用他的话说，再深入一点，就像是为了弄懂YouTube视频里的一个笑话而去测量一个晶体管。随着人类祖先的不断进化，神经节输出的冗长费解之言越来越复杂。它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叙述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伊格尔曼在其专著《匿名者》中说道：大脑的有意识部分只是大脑的一小部分，当意识到达大脑时，大脑的有意识部分往往倾向于相信无意识海洋中的某种东西，而这些东西，大脑的有意识部分在很多年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你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但这并不妨碍你编出一个故事来解释它。在那个故事里，你把意识错当成了创造。事实上，你意识到的那一部分并不是你大脑的唯一所有者。用心理学家乔治·米勒的话来说，你体验到的不是思考本身，而是思考的结果。
也请大家记住，那些把你结为一个整体的叙述，几乎不会受到直接攻击的影响。个人叙述不会轻易改变，人不会因为一个论证就放弃其地位。思想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那些故事却改变得非常慢。正如作家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在其《远离大街》（Off Main Street>）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如同淤泥般附在真理上，真理则像风吹砂岩一样，不断地磨砺我们”。
对于所有的存在，你都赋予了一种内在叙述，你每时每刻都在构建故事以让自己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你更喜欢以叙述为框架的信息。你倾向于无意识地构造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而当你需要解释你的思想、感情、行为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时，当你停下来思索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等此类的问题时，你就会不断地重复那个故事。即使是现在，坐在这里，阅读这篇文章，如果你被问到为何如此做，你也会编出一个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故事里有因有果，有叙述者，有主人公，如此等等。此外，当事情以故事的形式向你呈现时，你会更容易相信和接受它们。原始数据可能更准确，但你宁愿简化事情，继续你的生活，而不是钻研图表和数据可视化。情感诉求比统计分析更容易进入你的大脑。一场穿插着笑话和意想不到的转折的演讲，比通过幻灯片发表的演讲更能打动你。当与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相对时，真相和准确性往往会败北——即使这个叙述来自你的脑袋里，也无济于事。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你会注意到，在你努力不那么笨的每个场景里，你的做法中都能见到叙述偏见的影子。每当事情开始变得有一点难以理解时，你都会以对故事的误解来取代你的焦虑。
你不只是寻找食物和躲避危险，你不只是对刺激做出反应。你回忆过去，并把它的更好的版本告诉你的新朋友。你解释和编排，你突出某些情节，模糊另一些情节，你重构故事，将故事合理化。当你直面自我时，你会发现自我也不过是一个故事。这是对你自己的记忆的解释，其他任何人都是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