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江弱水
那接骨木，那花楸树
中国人形容苦日子是黄连，俄国人则比喻为艾蒿。茨维塔耶娃说：“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阿赫玛托娃也写道：“旅人啊，你的旅途黑暗茫茫，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读白银时代俄罗斯诗人的传记和作品，深为那非人所能承受的苦难震撼，我常常掩卷太息，不能自已。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无不如此，而茨维塔耶娃尤甚。
茨维塔耶娃189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很早就写诗，十八岁出版了处女作诗集《黄昏纪念册》，由此广受瞩目。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参加白军而流亡西方。1922年茨维塔伊娃离开俄罗斯，辗转于德国、捷克与法国十七年之久，过着非常贫困的侨民生活。1939年6月她带着儿子穆尔回到了苏联。两个月后，先期回国的女儿阿莉娅被逮捕。四个月后，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被逮捕，然后被枪决。茨维塔耶娃生计无着，寄人篱下，为获得住处她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却连一个平方米都得不到。想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却被斥为思想幼稚，形式扭曲，是来自“那个世界”的病态产物。好像这样苦难还不够似的，苏德战争爆发，她和儿子从莫斯科疏散到外地，终于，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伊娃在绝望中自杀。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苏文学，似乎为了验证“诗穷而后工”“穷苦之言易好”等文学铁律，催生那惊人美丽的诗歌与艺术之花，而施与土地以格外肥沃的养料，这就是痛苦的血泪。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好像为了诗歌之幸，特地要造成国之不幸，人之不幸。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中国儒家的养欲、道家的厚生、佛家的灭苦不同，俄罗斯人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怜悯神学，似乎认为幸福中一定存在苦难，否则幸福就不圆满。托尔斯泰在《论生命》中说：“肉体痛苦是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必要条件。”“真正的爱是永远建立在抛弃个人幸福之上，总是在对所有人怀有善意时产生的。”这个观点隐含着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公式，即只有通过苦难才能抵达彼岸。在俄罗斯人眼里，不幸的人，罪人，才真正能接近上帝。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会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美得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日瓦戈医生》）
生命向茨维塔耶娃展现了炫目的美。上天给予她的是如此贫薄，简直吝啬，甚至狂暴，但她却将这一切化为精妙绝伦的诗章。她付出的爱如此之多、之广、之深，但收获回来的却少得可怜。祖国待她如晚娘，她待祖国如圣母。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在柏林，布拉格，巴黎，心心念念都只是俄罗斯。她说：“祖国并非通常所说的领土，而是割不断的记忆，切不断的血脉。只有那些不把俄罗斯放在心上的人，离开俄罗斯，才怕忘记她。谁把俄罗斯铭刻在心，只有丧失生命才会失去她。”她魂牵梦萦的，是莫斯科一千六百座教堂的争鸣的钟声，是血红的花楸树，是接骨木。她1916年的小诗《红色花楸果》，单纯，素朴，然而余韵不尽：
红色花楸果，
簇簇红似火。
树叶落纷纷，
母亲生了我。
教堂钟百口，
争鸣声不绝。
时当礼拜六，
使徒约翰节。
一直到今天，
爱好永不歇——
常嚼花楸果，
不怕味苦涩。
1931年写，到1935年还一改再改的《接骨木》一诗，细节精准，色彩浓烈，想象狂放，意味深邃而强烈。布满了整个庭院的接骨木的翠绿，标志着夏令已开始，绿得胜过诗人自己的眼睛。但是突然有一夜，树身气泡般颤音不停，浑身上下都是红色斑疹。在大地上所有的浆果之中，接骨木结出的果有毒，谁也不敢食用。诗的最后一节是：
接骨木，血样红！血样红！
整个家乡在你的魔爪中！
接骨木，我的童年被你掌控！
接骨木，在你跟我之间，
似乎有种犯罪般的激情……
我真想以接骨木来命名——
世纪病……
血一样红的接骨木啊，整个家乡在你的魔爪中，童年也被你掌控。这是诗人悲剧性存在的隐喻，但受着酷刑、结出有毒的浆果、有着犯罪般的激情的接骨木，与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神秘的对应。这首诗，也是由如焚的乡愁刺激而成。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让我想到中西都有的“蚌病成珠”一说。茨维塔耶娃诗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最为圆融光润而深沉的，恰好就是《珠贝》，其中写道：
她拥有珠贝的隐秘穹隆……
睡吧！我忧伤的秘密欢情，
睡吧！遮蔽了海洋和陆地，
像珠贝一样我拥抱着你：
从左右两边，从头顶到脚跟——
珠贝像摇篮把你裹得紧紧。
心灵疼爱你白天不亚于夜晚——
尽力舒缓、消解你的忧烦……
伸出一只手，手掌焕然一新，
潜在的雷霆既寒冷又温馨，
温存而娇纵……好啊！快看！
珍珠一般你从深渊里涌现！
“你要出去！”第一句话：“好吧！”
珠贝承受苦难，乳房膨胀增大。
哦，敞开门吧，敞开门！
母亲的每次尝试都有分寸……
既然你已经解除了囚禁，
那就把整个海洋尽情畅饮！
珠贝的隐秘穹隆，乳房膨胀增大，吐露珠子时的微微翕张……一般写蚌蛤结疴而衔珠都注重外形，注重写贝的精致、珠的圆润，而茨维塔耶娃用心疼的爱，写出了孕育的动态过程中那份呵护与滋养，那份温存与娇纵，真令人称绝。她是用痛苦与不幸结晶升华出她的诗。
中文读者都很熟悉《三诗人书简》。两位伟大诗人，里尔克与帕斯捷尔纳克，跟茨维塔耶娃曾经有过爱情的对话。1926年，五十一岁的里尔克临死的那年，三十四岁的茨维塔耶娃经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转介，跟里尔克通信，以狂热的崇拜与爱。里尔克也喜欢她，但一直到死也未曾谋面。而在此之前，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热爱茨维塔耶娃了，而且维系了一生。那种精神之爱一直为人们所珍视。
茨维塔耶娃一生恋爱无数，这属于非常特殊、非常强烈的精神现象。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情感方程式，我觉得没有比爱伦堡在1956年为她的诗选所写的序中说得更准确了：
“在她一生中醒悟和错误交织在一起。她写道：‘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
她很多东西都爱，恰恰因为‘不允许’。她不是同她的邻座一起鼓掌，而是一个人看着徐徐下落的帷幕，在戏进行时离开观众厅，在空寂的走廊里哭泣。她的所有爱好和迷恋的逸事是一张长长的决裂的清单。”
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也对茨维塔耶娃的性格进行过无情的透析：“玛丽娜是极易动情的人……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至于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情人一经虚构出来，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个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现出原形，玛丽娜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劈柴、劈柴、劈柴。无用的灰烬抛掉，而劈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劈柴坏，烧完得快，劈柴好，烧得长久……”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绝望的风暴，但艾伏隆说得好：“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这就涉及茨维塔耶娃诗学的核心了。茨维塔耶娃讲过：任何一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流亡者，异乡人，因为诗人总是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词干一些最陌生的活。这活儿是什么呢？手工艺活。茨维塔耶娃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手艺集》，她说：“我知道维纳斯心灵手巧/作为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是的，写诗本身首先是一种手艺活儿。“诗，不管说得多崇高，多神秘，多玄，最后还是一件技术活，是怎么锯、刨、削、凿、钉的功夫。”“如今有许多诗人真好比拙劣的木匠，连做一只凳子都四脚摆不平，如何写得了有机的诗？”几年前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读了茨维塔耶娃，更坚信诗是手艺活乃是诗中老斫轮手的经验之谈。
手艺的结果就是一个个静态的文本，哪怕其中包含着白炽的情感。阿赫玛托娃这样说茨维塔耶娃：“玛丽娜的诗常常是从高音C开始的。”但是，一般都处在高音区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永远不会失去平衡而垮掉，相反，她的稠密的字句、饱满的意象、斩绝的口吻，总是被精心组织在别致的形式中。爱伦堡还是说得到位：“她为俄罗斯诗歌增添了很多新的东西：犹如水面上抛掷一块小石子而泛起的一圈又一圈涟漪，一个词产生的坚实的一系列形象；对遣词造句的异常敏锐的感受；传达心脏加速跳动的急骤的韵律；宛如螺旋一般的诗歌的结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节奏感和结构感，T.S.艾略特不是这样说的么？茨维塔耶娃这两种感觉都极其出色。
当然，由不懂俄语的我来谈论这样具体的诗艺问题，是过于大胆了，但是谷羽先生值得信赖的翻译使我有了几分把握说这些话。谷羽先生多年来坚持以诗译诗，而且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尽力接近原作风格，再现原作神采。他的这个译本，是在翻译了三卷八十多万字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之后，精心挑选并重加润色而成的。其中曲折甘苦，译者曾一一道来：
“译茨维塔耶娃的诗难度很大，难在诗人的语言独特，诗人喜爱跳跃、省略、断续、撕裂的抒情方式，还特别爱用破折号，前面是‘他’，后面是‘她’，中间一个破折号，省略的是动词，可以理解为他亲吻她，他拥抱她，他欺负她，处理起来很难，必须依据上下文进行判断，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诗人还爱用谐音词押韵，她说：‘诗歌：词语的谐音。’比如一首诗的标题为：Мука и мука，两个俄文词字母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重音，重音在后意为‘面粉’，重音在前意为‘痛苦’，若直译为‘面粉与痛苦’，则不能反映原作两词谐音的特点，几经推敲翻译成‘磨面与磨难’，略微接近原作的音韵特色。”
这是2012年在杭州运河拱宸桥边举行的“致一百年以后的你——纪念茨维塔耶娃诞生120周年”晚会上，谷羽先生说的一番话。白发萧然而步履健如的他，与我这个后生晚辈言谈甚欢。相处的几天里，我们讨论了一些将西方格律诗翻译成中文的技术性问题。有两点最为关键：以中文的“顿”对应西语“音步”的方法，可以再现原作诗行的节奏感；韵脚安排力求接近原作的韵式，可以再现原作诗式的结构感。有了这两点，再加上翻译时冥搜苦求与原文最为对应的中文字眼，甚至连谐音都尽可能复制过来，这个译本，当然可以视为茨维塔耶娃在中文里的转生。
2013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