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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了大半天的蒙凇小雨，垂暮时分意犹未尽地收住了。湿答答的空气未及晾干，玄青的天幕已被残日撕开了一道罅口，撑出几条猩红绀紫的云幡。

城西区的一条老街，惯常的纷乱杂沓，阴雨天愈显得污浊晦暗。路灯虽已点亮，在湿重的雾霭里只影影绰绰残花一般。忽有几抹艳丽的夕霞飘落下来，便把整条街装点得光怪陆离，似是而非了。

正是下班时刻，马路拥堵挤轧，脚踏车如倾巢黄蜂呼啸而过。好在不落雨了，骈肩累迹的行人纷纷收拢伞，马路稍微舒朗了些，便愈是加紧了脚步，只想早点回到家。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藏青人民装，敞开的领口露出半高领的粗绒线衫，也是灰不落脱讲不清颜色的。下身的旧军裤皱巴巴，脚上的军用胶鞋污糟糟，唯有斜挎着的军用书包还看得出八成新的草绿色，特别是书包盖上缝着的五角星，红得有点触目惊心。

像他这般落拓的行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前两年，下放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联名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都想返城回家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部分知青组团进京请愿。邓小平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最后拍板：“让孩子们回来吧！”自此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风暴。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便出现了许多面容黝黑、神情亢奋的回城知青。

他的神情却是阴郁的，高岸峡谷般的国字脸上乌云密布。他的步履也与周边行人格格不入，迟缓而滞重，好像陷在沼泽中，每抬脚都要竭尽全身的气力。

他颀长的身影壁虎般贴着墙壁，小心翼翼躲开了路灯的光照。若遇到沿街的店铺，他便缩起脖子，将面孔藏进肩胛。

就这般，他艰难地挪移了大半条街，在某个弄堂口收住脚，隐在屋檐下的暗影里，无声无息，好像是旧砖墙上的一片污损。

这是条陈旧的石库门弄堂，窄窄的，对门人家相距不过三五步路，水泥石板路面斑驳残缺，泥泞潮湿。像这样的老弄堂，单这条马路上就有好几条，整座城里又何止千条万条。

有一位中年妇女挎着鼓囊囊的软草包急煎煎往弄堂里冲，差点撞到他背脊，便狠狠骂了句：“寻死呀，闷声不响盘在暗角落里！”

他不回应，愈是收拢四肢，像要将自己砌进砖墙缝里。待那女人一阵风般消失在某扇门洞里，他方才挪移了两步，探身朝暮霭沉沉的弄堂张望。

老弄深深，疏疏落落的灯火明灭不定。

他的目光巡移至某一处便定住了，他用力掀起了眼帘。他的目珠竟是那样的漆黑锃亮，带动了他整张面孔，一扫他许久以来的委靡颓废。

他们踏进她家所在的这条弄堂的时候，五彩斑斓的夕霞正裹着晚风絮絮地飘落下来，陈旧的砖墙和水泥格刹那间辉煌起来，仿佛就是为他和她搭起的一座宫殿。

那是去年的小年夜，也正当临暮时分。

他们从大山里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回上海过年。他左肩挎着的旅行袋里沉甸甸塞满了笋干茶叶香菇木耳等珍稀野山货，右手拎着的帆布袋中则是两条飞马牌香烟和两瓶古井酒。他耗尽进厂一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钞票，为未来的丈人丈母娘备下重礼。

他特意在火车站的厕所里换上了新做的蓝卡其人民装，并且用手蘸着水把横七竖八的头发捋得光溜溜的。他原本就高挑匀称，面容俊朗，加上满心欢喜形于辞色，愈显得风骨秀爽、神采奕奕。而他心爱的姑娘就像蒲苇缠绕磐石般依偎一旁，时不时将妩媚的面庞凑至他耳畔，呢呢女儿软语撩拨得他合不拢嘴。

他们原是同班同学。三年中学的日子混沌而过，轮到他们那一届毕业分配的时候，上头的政策是“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虽说都是务农，却也有高下之分，比如地域的远近、地区经济状况的好坏等等。她的哥哥先于她一年分配在市郊农场，每月有固定工资。因此，她便毫无争议地分至又穷又远的西南山区插队。而他，祖父母即是上海远郊的农户，他完全可以就近投亲插队。可他出人意料地贴出了大红决心书，坚决要求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改造自己。于是，他成了学校的楷模，他的大头照片登上了青年报头版。

后来，他们在大山里恋爱了，山崖上，溪泉边，临清风，对朗月，细诉衷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他们眼中倒成了琪花瑶草的蓬莱仙境。他方才告诉她，他就是为了她才执意报名到山区来的。姑娘秋波摇曳，惊讶道：“你好鬼哦，我们在班上从来没有单独说过话呀！”

他们虽然爱得热烈，女儿家却固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有几次，高山密林中，男子汉难抑激情，欲强行求欢，每每被姑娘狠命推开。望着他沮丧的样子，她也心疼，可她只能用温存的依偎和信誓旦旦的言语宽慰他。原来，她的父母给她立下了死规矩：坚决不能在大山里安家落户，不能跟农村户口的人谈恋爱，起码，也得找个捧铁饭碗的工人阶级。并且，她的父母还动员了方方面面的亲戚朋友为她物色合适的对象，年龄相貌都在其次，关键要是城市户口，要有固定工资收入。她并没有将父母的动作告诉他，他却从各种渠道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愈发地悒郁愤懑起来。

也许是上苍见怜他的真情，不久就有国家大三线军工厂到他们插队的县里招工了。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招工标准，仍不放心，家里人为他凑了一笔钱，他将生产队、大队、公社方方面面的要紧人物都打点到了。终于，他被大三线军工厂录取，成为一名让许多知青眼红的全民所有制大企业的员工，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

军工厂离他们插队的山村尚有好几百里地，离别那一晚，他们一夜无眠，却并不伤感，相拥着憧憬着以后的团聚。他斩钉截铁向她保证：不出一年半载，他一定能将她调进军工厂。姑娘也不再矜持，全身心投入他的怀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他们相约，年底一同回上海探亲，跟双方父母坦承他们的爱情。

小年夜，他们手挽手踏进晚霞辉映的弄堂。宋家的毛脚女婿是国家保密军工厂的员工，这条消息早就传遍左邻右舍，几乎每只窗口每扇门洞都有人探出头来点点戳戳。目光的列阵送他们跨进她家的大门。

她的母亲是一位五官精致而神态冷峭的妇人，在她一对吊梢眼解剖刀般的注视下，他冷汗漉漉，手足僵硬。

这女人待客不冷不热，礼数周到。她笃悠悠问长问短，军工厂的生活环境啦，工资待遇啦，人际关系啦，衣食住行纤细无遗。最后，她石雕般的面孔终于活络起来，露出浅浅的笑纹。她允诺了他和她女儿的交往，只是一定要待她女儿调进军工厂后方可论及婚事。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泽了——他相信自己一定有能力将心爱的姑娘调进工厂的。

有谁能够预测命运的波谲云诡呢？

他回到单位勤勉工作，为人又本分规矩，屡屡得到领导的表扬，并且提前转为正式技工。他觉得时机已成熟，便递交了一封情真词切的申请书，请求厂领导将他的未婚妻调进工厂。

正当他满怀期望等待领导批复之际，形势却急转直下，中央政策允许插队知青返回城市，心爱的姑娘也在她父母的催促下匆匆离开山村回转上海去了。

对他最致命的一击是，她在离开山村返城之际竟没有通知他！大山里信件走得慢，到县城发个加急电报总可以吧？

他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中，仍是在倾诉绵绵的思念，并殷殷期望她的调令早日下来。所以，当领导通知他，厂里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下一批的招工名单中就有他未婚妻的名字了。他欣喜若狂，利用厂休日，再请了一天事假，搭长途汽车赶回他们插队的小山村报喜。

他见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知青屋，屋内尘垢狼藉，四壁萧然。村支书摇着脑袋喟叹道：“上面政策一下，一星期内都走光了，跟龙卷风卷过似的……”

他在知青屋里独坐了大半天，仿佛是千年古墓中的一具干尸。待暮色四合，屋内混沌一片，他突然就立了起来，像豹子一般腾跃出门。他全然不顾他只有两天假期，必须搭乘当晚的长途汽车回厂。他径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他不相信他的姑娘会这样绝情，他必须见到她追根究底，否则，他将窒息而殁。

那是个阴霾密布的早晨，他一下火车就直奔她家。她母亲正巧拎了一篮子小菜回来，见了他倒还客气，请坐，倒茶，说出的话却如利刃一般：“我们嘉卉去上班了呀，她们服装厂虽然比不上你国有大企业，毕竟是在上海嘛。”她的吊梢眼斜了他一眼，又道，“可惜啊，你们三线厂的户口调不回来了，所以嘛，嘉卉已经跟厂长的儿子……”

他听不见那个妇人后面又絮聒了些什么，梦游般迷迷糊糊离开了她的家。他走进弄堂对面的一爿面馆，挑了靠橱窗的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倘若她下班回家，他是一眼能望见她的。

系着白饭单的女服务员殷勤地问他要点些什么，他摇了摇头，虽然一天一夜未进食了，可胃里面堵着满满的愤懑与悲酸，没有一丝空隙了。服务员立马拉长了脸道：“同志，我们这里不能让人闲坐的！”他便胡乱点了份咸菜冬笋肉丝面。

他用筷子挑起面条往嘴巴里塞，眼睛却死死地盯住对马路的弄堂。他就这么从早晨一直坐到傍晚，其间也不晓得点了多少碗面条。

天空阴云低重，时而洒落疏雨。

终于，他看见街灯一盏盏绽放开来，应是下班的时候了。他打起精神，目珠仿佛要弹出眼眶。影影绰绰，他瞥到弄堂口晃过一个女子的身姿，很像是她。他急忙追出去，已不见踪影。

他再次摁响了她家的门铃，可她母亲从后窗口探了下脑袋，就再也没有响动了。他横下一条心，对着她家的窗户大声喊叫：“嘉卉——宋嘉卉——你出来呀——我的申请批准啦——我来接你啦——”

他的声音像一条愤怒的长龙在幽暗的弄堂里左冲右突，撞在青砖墙上铿铿地溅出火花。弄堂里所有的窗户都洞开了，唯有她家的门窗紧闭着，岩石般的冷酷和坚硬。

许久，居委会干部出面干预了，派出所的民警也出动了。又许久，他的父母闻讯赶来，方才将他拖拽回家。他们原是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的人家，父母亲苦口婆心劝了他两日，父亲便买了火车票，亲自送他回工厂。

他因无故旷工而受了处分，更因他整天神思恍惚，屡出差错，在工厂里的处境也是每况愈下。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嘉卉写一封信，滚烫的倾诉，悲泣的哀告，都是鱼雁一去从无消息。他就像在地狱里煎熬，挨到年底，他拿定了主意，此番探亲回上海，无论如何要跟她做个了断。

他的目光锐利地刺破愈来愈稠重的暮霭，准确无误地落在她家的门户上，他甚至看清了，她家大门上贴着的一团火红是一个“囍”字，这个囍字轰地将他点着了，他双颊的肌肉拧成了两团铁疙瘩。

略思忖，他不再隐藏自己，噔噔噔跨大步朝弄堂口的传呼电话间走去。正是一天里电话间最忙的时候，两部电话机都有人占用着，旁边还候着几个人。管电话间的大爷见他直僵僵地杵在跟前，便道：“同志，你要打电话是吧？稍等，排队哦。”

他跨前一步，目光灼灼，道：“大爷，麻烦你喊一下59号里的宋嘉卉好吧？”

大爷双手一摊道：“可是并没有人给宋嘉卉打电话呀。”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往窗台上一搁，声音闷沉沉像天边的滚雷：“大爷，帮个忙吧，就喊她出来接电话。我……我有事找她。”

旁边一位妇女忽然就叫起来：“哦——你就是宋嘉卉先头的男朋友对吧？哦哟，小兄弟，你就不要痴心了，人家宋嘉卉过几天就要出嫁了呢……”

大爷一把将这位妇人推开，拽着他的臂膀道：“同志，你先到我电话间歇一会，我帮你去59号看看，可人家肯不肯出来就讲不定了……”

他再无言语，狠狠地甩开大爷的手，转身朝弄堂里冲去。

可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居委会主任和当班民警挡在了他面前。其实，当他出现在这条街上的时候，便有人认出了他。

居委会主任姚秀琴挥手驱散围观的群众，笑容可亲地道：“小蔡同志，我们对你是了解的，你在单位表现也不错。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协商解决对吧？来来来，到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去坐一会好吧？”

到这一刻，他是什么话都听不进了，他奋力挣脱着要往弄堂里去，姚大姐与民警竭力阻止，互相牵扯推搡中，他肩上的半新军用挎包滑脱了，啪地落在地上——缀着鲜红五角星的书包盖掀开了，露出扎得紧紧的一包雷管！

周围的人群刹那间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