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夜^[1]

入院窗口。填表要排队，签字要排队，预付款刷卡也排队。

弟弟来帮我壮胆。先生来签字。按照规矩，直系亲属签字，谁送进来的，到时由谁接回去。

思绪乱飞。

如果发现同屋人是“武疯子”，要不要立即出院？

一天二十四小时由一个陌生人监护。陪护公司的陪护员怎么筛选？有无做过精神鉴定？会不会有潜逃罪犯混在里面？

先生签了字。弟弟曾当过律师，很不放心，反复细看医院与病人直系亲属的协议书。

我挤到财务窗口刷卡。入院要预交三万元。

先生拿着手机喊，电话——叫你千万不要住院！

北京的李闺蜜来电话。她接到疑似业内人士爆料，说了一堆精神病院出的事故。闺蜜因此赶紧来叫停。

我动摇。撤吗？曾在网上看过种种爆料，事故、意外、伤害、官司。

弟弟说：姐，刷了卡可以退的。你表个态，说不住，就先回去。协议书和其他事交给我。我帮你处理。

五个多月，我实地侦察、点滴铺垫，就差一步迈进病房。于公于私，我迫切需要有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的第一手资料。必须住进去。

姐，我先去侦察。你等我电话。我说取消行动，你就别进去。

入住精神病院之前，家人的帮助特别重要。

事关生死。让理智、负责任的家人送进病房特别重要。这是关键环节。不可省略。不可大意。病人感受力强，判断力弱。一步走错，步步错下去，就是弯路或是死路。

关闭的手机里，我保存了一段微信信息：“下午入院。碗是塑料的摔不烂，勺子是木制的，安全。耳塞是必要的，不知病房里有多少人。旧布鞋比塑料鞋木板鞋轻，万一被误伤不容易脑震荡。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俺住院后不能与外界联系，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我进入幽暗深谷，用属灵的心寻找光明。”

许久，弟弟没来电话。不想干等。

住院大楼墙壁，贴了一张“温馨提示”。提醒住院患者和家属：不许带水果刀、剪刀、绳子、打火机，不许带玻璃瓶、铁勺、陶瓷碗碟，不许借手机给患者，病房里只能穿布鞋。探视一律在下午。

电梯门一侧，有标示牌写明，二楼，少儿区病房，三楼，早期干预科病房，还有四楼、五楼、六楼……

我住过肿瘤专科医院。那些病人，五官不齐破相的、开颅之后怪异的、放疗摧残虚弱的、化疗面有死色的、癌细胞扩散浮肿看不出人样的。面对这样的病人，心里涌起的是怜惜、叹息，没有特别害怕。而此时，我清晰地感觉到：李兰妮，你害怕。

入住精神病院，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深圳的住房钥匙多配了两把。存折、银行卡、户口簿、住房证……统统转移至广州。坚壁清野。

进电梯，上二楼。出电梯，迎面两块牌子：医生室、护士室。电梯左侧是病区大门。

大门正敞开。门前侧放着一把旧椅子。一个五十出头的女护工坐在那里，架起二郎腿。脸微微上仰，眼露精光。颇有点“姐在江湖多年”的气焰。

弟弟的木柄长伞放在椅边，猜得出，是被这护工缴了械。

疑惑间，见弟弟一路小跑，门口一照面，便笑：刚想下楼接你。来，认识一下，我姐。请多关照！嘿嘿。这是芬姐。

弟弟比我小六岁。智商情商比我高。开路闯关，他赢得了芬姐几分信任。

芬姐秒变友善。起身，把椅子向门里推了推，让开道，示意门外两人进来。道：李先生，你带你姐他们去看吧。中意就来说一声。

芬姐把椅子拖回原处，照原样坐守。

先生说：人家对你很客气哟，李先生。

弟弟笑，说：刚才我往里走，她指着我大吼：伞！你的伞！原来长伞不能带进去。我马上道歉认错。夸她像穆桂英，往这儿一坐，整个儿元帅升帐，谁人敢在此轻举妄动。

进门左转，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病房。有五人间、四人间。朝南一间病房门口，弟弟指着一张空床说：48床。住不住你自己定。

走进病房，光线还可以。重度抑郁病人不便在黑暗之地久留，容易诱发幻觉、幻听，有时还会骤发濒死感，心脏剧痛，飙冷汗。一束阳光有时比药物还见效。我们在黑暗中感受亮光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再看同屋病人。一个面向墙壁，闭眼睡觉。一个头发蓬乱，昏睡在床，打着吊针，一个女护工收拾她床头柜的果皮。另一张病床没人，床下有一双透明粉紫色拖鞋。

女护工四十岁左右，脸色红润，长发利索地在脑后绾成一个圆鬏。

姐，靓女小满给你换了干净的床单、枕头套。

这张病床看着很别扭。一头抵窗，床腰正对室内厕所。一头朝向门口，墙上悬挂的旧电视机黑压压对准床头，似乎要掉下来。

姐，我问过，没有其他床位。下星期五人房有人出院，可以调。我去看了，五人房背光。别急。你看看整个环境。

这是医院唯一的开放式病区。

病区当中是个大厅，厅里摆了一张乒乓球台。旁边散散地摆放了十几张小圆桌、圆凳。一头沿墙是一长溜低木柜，柜面扔着破旧的图书和杂志、涂鸦画作。走廊两边是病房，房门或开或闭，光线暗的居多。厅的一头连着护士室，开着宽阔的窗。里面护士可以看到整个大厅的动静。病人在病区内无法干扰护士室或医生室。厅里没见到医生。护士两三个，护工随处可见。

弟弟擅长调研。

姐，这里病人要么家人陪，要么陪护公司护工陪。病区自己的护工三个，芬姐、小满都是。她们一人陪两个病人。你住，就是芬姐陪。她地头熟，医生护士都很给面子。

先生谨慎提议：今天别住。等有合适床位再来。

很不想住。转念又想，好不容易“潜伏”进来，不可临阵逃脱。

我很想逃跑，嘴里却说：你们走。走吧。我可以。

左手腕戴着蓝色胶环，上面写着病区、姓名、年龄、床号。身穿一套绿底小碎花的病号服，头冲门口躺在被子上。心情晦暗。行李箱没有打开，水桶、脸盆等日用品没有收好。不想动弹。悬在头上的电视机，阴影幢幢。睁眼，感觉房顶是斜的歪的。闭眼，感觉头上一个黑怪物窥视我。

小满坐在一把旧木椅上打瞌睡。47床、46床、45床并排，头靠病房一面墙。这三张床既不面对房门，也不紧靠窗户。屋里有空调，床头有紧急按铃、插座。据说这座楼才启用几年。

各精神病院床位告紧，病区要加塞病床。48床位置原是陪护员夜晚加床睡觉之处，硬塞一张病床，当然别扭。

如厕洗浴一室两用。有抽水马桶、盥洗盆、淋浴喷头，而两扇掉漆的旧木门只可掩着，没有门闩，以防病人在里面自杀。木门的上半截不能全遮蔽，有一条一条木格，用以透光、监管。

我的病床离厕所木门仅一步距离。半掩不掩的门使人恍惚，以为自己同在浴室里，或者也坐在马桶上。

例行查房。五六个女护士进来，领头的护士长年龄较大、身形瘦硬，抬起下巴扫我两眼。

48床，箱子、柜子打开。检查。

护士们把旅行箱里的外衣裤、文件夹、睡衣、内衣、袜子、收纳袋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床铺上。再把收纳袋里的杂物统统倒出来。护士长一只手扒拉物品，捡起一个三寸左右的胭脂口红盒，又拾起半米长的一根细绳。立刻有护士接过这两件违禁品。

镜子一点点大……

你在这里不需要抹。这两件，我们帮你保管，出院时还你。你把洗衣液、浴液放进床头柜，锁上。

锁上很麻烦。

同屋病人拿它喝了，出事你负责？

烦。心乱。

这里供应开水限时。早六点到七点，午二点到三点，晚六点到七点。医院规定病人不许喝茶、喝咖啡。我胃寒，酷暑天都要喝热开水，不喝冷饮。抑郁多年，我每天至少要喝一杯浓咖啡，提振精神。

带的是小号保温杯。小满告诉我，大厅西窗口，有几个自来水龙头，里面是温水。温水随便喝。三十度。很安全。

47床不知何时起来了。半步半步蹭啊蹭地往厕所方向走。小满忙去扶。46床、47床归小满陪护。

小满推开厕所门，扶她进去，大声问：你带纸没有？小便大便？

47床不回答。

这病人头发灰白。面部有些浮肿，没表情的“扑克脸”。站似一块木，躺似一块木。床头卡写着年龄：五十九岁。

住院病区有三个特殊病区分年龄段。六十岁以上，住老年病区。老年病区不在这幢楼。三岁至十二岁，住二楼儿童病区。十三岁至六十岁，病情较轻可控的，住三楼早期干预区。

芬姐拿着纸和圆珠笔进来，说：明天的菜单。ABCD，你想吃哪个就勾一下。今天没得挑了，有啥吃啥。你可以叫外卖。

吃在广州。精神病院里也能体现。A套餐：豉汁香芋蒸排骨。B套餐：青瓜炒肉片。C套餐：梅菜肉饼。D套餐：蒸水蛋，另配青菜、例汤。

勾了一个A套餐。心情好了一点点。

芬姐慢吞吞地掏出一部手机。

我的手机！

病人不能用手机。李先生再三拜托我，我就给你一个机会。紧急时用。手机藏好。平时不能开机。

接过手机。有了一丁点儿安全感。

芬姐斜我一眼，说：不要到处走动。不要问这问那。不要惹是生非。不守规矩的，就上楼。知道吧？封闭区。

她说“上楼”二字时，诡异笑容一闪。像触电，我立即狂点头。

我的头发剪得比任何时候都短。为的是两个月不剪发、不吹发。万一不慎卷入斗殴局面，不致被人揪住头发暴打。碗盆是低幼儿童用品，印着彩色维尼小熊。身份证、银行卡、现金怎么办？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便携包。结实、不起眼，能斜挎或吊在脖子上。轻软，内层有几道隔层，拉链拉上。

心理阴影笼罩我。不了解今天的精神病院流行什么疗法。看过书。身为哈佛大学教学医院的美国麦克林医院，有近二百年历史。^[2]环境优美像大学校园，不像精神病院。它流行过某些治疗方法，很恐怖。水疗时病人被冰水冲洗灌洗。低温疗法是让病人体温降到濒死状态。最令我害怕的是冰锄额叶切除术——先电击让病人昏迷，用冰锄敲进眼睛上方骨头，随意移去额叶组织，令精神病人从此安静。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种疗法才停止。^[3]

世界一流的精神病院，都曾用过惨无人道的治疗方法，国际上也曾流行过这样的治疗理念和方法，“精神病院”无异于希区柯克惊悚片的真实版。入院头一天，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恐怖联想如扑天海浪席卷而来。

是不是自投罗网？是不是疯了？

C医生步履轻盈走进病房，给我做入院病案记录。白大褂下摆露出一截亮眼的彩色裙边。

门诊时，就是这一条大花朵长裙，给了我一点信任感。

那是第N次门诊。打量C医生。她化了淡妆。年纪四十出头。白大褂下面露出几寸花长裙的裙边。半高跟黑皮鞋。长发染成栗色，烫的是大波浪卷。有这样的生活情趣，可见内心丰富，懂得享受生活。

C医生翻阅我的病历。皱起眉头，说：你怎么总是换医生？

我故意答非所问，道：请问住院可以换药吗？我吃赛乐特太痛苦。我住院换文拉法辛可以吗？

可以。

我吃阿普唑仑每晚吃3片，夜里还是要醒几次。

给你换成氯硝西泮。这都好办。

那……那我请求住院，现在就登记排队。

你确定要住院？

确定。

你工作是做什么的？

我……嗯，文化文案之类的。

冲着C医生的花长裙、大波浪长发，我判断，这医生心理健康，不会变态折磨病人。

入院要做病案记录。作为我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C医生来找我。她问得快，记得快，走得也快。我在她身后追着问：我今天可以换药吗？

她已在门外走廊，答：今天不行。过几天。我会安排。

晚饭餐车出现在大厅。没等厨工叫号，芬姐已把我的饭菜领了出来。一次性长方形饭盒，里面间隔开米饭、荤菜和青菜。一次性圆形汤盒装了半碗例汤。

所谓例汤，味道寡淡。不是老火例汤，也不是刷锅水。排骨不是鲜肉排，是冰冻大排，不可能滑嫩鲜香。咸。青菜倒是一条一条的绿叶菜，硬。

饭后回到病房，见木姐躺着不动，饭菜搁在床头柜上。

46床吊针打完，坐了起来。五十岁左右，高颧骨，薄嘴唇，眼神亢奋。头发蓬乱得像电影里的野人。她突然跳到45床被子上，趴在那里做伸展运动。

小满拽她起来。“蓬蓬头”看见我，伸直双手，跌跌撞撞冲我扑来。我嗖地缩到靠窗角落里。小满抱住她。她挣开。一转身，抄起木姐的饭盒，打开就吃。小满夺过饭盒，呵斥：再闹就绑你！

木姐视而不见，躺在床上，盖着厚被子。她的“扑克脸”，令我联想到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中旅店男主的老母亲侧影。男主病情发作时，就以老母亲的人格、声音、动作行事。精神分裂成男女两个人。僵尸老妇杀手。玛丽亚在旅店浴室被杀。影评人津津乐道，那是经典画面。

阴风慢慢吹起。病房变冷。

走廊传来芬姐的声音：朱莉亚——回来了。护士长刚才问起你。

进来一女孩。二十来岁，身高有一米七三。北方人长相，双眼皮，直鼻梁。T恤，七分裤，运动鞋。长手长脚，短发齐耳。

朱莉亚是45床的英文名。听说已住了两个多月，病情再稳定些就可以出院了。今天请了假，跟妈妈去广州亲戚家吃饭。

朱妈妈进来，看见来了新病人。朝我客气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46床蓬蓬头两只脚在床外肆意乱蹬。朱妈妈急忙坐在两床之间木椅上，保护女儿不受打扰。

芬姐道：Wu太，Wu太。坐起来。

听不清是吴太还是胡太。听称呼，她先生八成是生意场老板。

朱妈顺口安抚吴太：你清醒多了。今天不用喂饭了。

朱妈五十多岁，眉清目秀，似有一半南方人血统。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淡雅的连衣裙，背着小巧的黑色双肩包，这款式大概国外才有。身高估摸一米六〇左右，坡跟鞋，微鬈的头发做了酒红颜色，打扮时尚而不张扬。母女俩五官不太像，母亲比女儿漂亮。

48床，打针。

小护士额头两颗大青春痘鼓起，像添了两粒红眼珠。她推着点滴杆和器具车，拿起一袋250cc的粉白色药水，叫我躺下。

我不打针！医生没说我要打针。

医嘱写了。今天打得少。明天起，500cc。

今晚我不打。明天再说。我要知道这是什么针。

好多警匪片有这种场面，一个查案的警察，或者追踪真相的记者，让黑帮分子假装医护人员，一针下去，就昏迷失忆。

粉白色药水，颜色可疑。我不经吓。这叫什么疗法！我不该住下来。

叫你打你就打。躺下。

病人有知情权。你们不能强迫我打针。

若往门外跑，跑不出去；反抗，会被护士绑起来；呼救，会被当作疯子，关到封闭式病区。可以向谁求救？

芬姐、小满与护士一伙，木姐、吴太不能指望，朱妈会向着护士，朱莉亚可能中立。微信段子说：你越是高喊“我不是精神病”，越证明你绝对是精神病；护士抓住你，你越是挣扎，越证明你是危险病人。几秒钟内，大脑如电脑完成运算：文斗武斗，取胜概率是零。不。概率是负数！

护士和芬姐逼到跟前了。

等等！这种粉白色药水，治什么的？

脑蛋白粉。

脑……我请求，我要跟医生通电话。

朱莉亚走过来，说：是帮助睡眠的。住院的人都打。

闪光灯记忆。自动脑补希区柯克的影像。黑白色精神病人的亢奋眼神，鬼火般闪烁。秒变色盲，眼前看什么都是黑白色，像早期黑白默片。褪色，特别敏感类型，易感人群。

渺小。飘零。空中有细声尖叫：粉白色、粉白色……

九点半是熄灯时间。朱妈走了。芬姐、小满各自搬来一张行军床。小满的床铺在朱莉亚和吴太之间。芬姐的床隔在木姐和我之间。

关灯了。那三个病人头朝墙壁躺卧。黑暗中，人脸会不会狰狞？

我紧贴墙壁，恨不得变成墙上一幅涂鸦。打了粉白色的针，没有安眠作用，反而激发了强迫性联想。夜半，疯子聚集。屋里屋外，气氛诡异。

朱莉亚不会作案。“蓬蓬头”吴太起身动静大。“扑克脸”木姐白昼木僵，黑夜某个时辰一到，巫魔苏醒，切西瓜——摸一个脑瓜，一刀；再摸一个脑瓜，一刀……

医学选摘

我国第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是一八九八年由传教士Kerr（即嘉约翰）在广州建立的广州惠爱医院，此后陆续在北平、哈尔滨、苏州、上海、大连、南京等地区建立了类似医院。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不足十所，精神科床位一千一百张，精神科医生五十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不断提高……截至二〇一〇年底，全国共有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一千六百五十家，精神科实际开放床位二十二万八千余张，精神科医生两万名，精神科护士三万五千名……（选自《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以下简称《精神病学》。）

历史闪回

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二年，嘉约翰医生（Dr.J.G.Kerr）连年呼吁要建医癫院。多年来，他在广州街头、博济医院，频频见到疯癫病人被亲人遗弃，被差役殴打拘禁。博济医院有个病人几次用腰带悬梁自尽，都被嘉约翰及时用刀砍断腰带救下。他向医学会提交报告：“中国的疯癫病人长年被锁在家中，几乎不见天日。他们因亲人的粗暴对待而短命。他们常常自杀。疯癫病人往往被族人有意除掉”。

他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部，希望教会能帮助募款建院。差会部秘书回信，建疯人院是不务正业。秘书写信通知美国、广州教会人员，不许为嘉约翰募款。

嘉约翰两头不讨好，甚至讨嫌。

清政府地方官烦他：堂堂博济医院院长，他应该埋头多做外科手术，让广州博济扬名天下。衙门里的人都清楚，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对美国著名记者说过，嘉约翰可与当今世界上任何活着的外科医生媲美。他要是在纽约执业，每年收入可达五万元至七万五千元，而不是拿目前那一点点工资。他常用微薄工资救济贫穷患者。

差会部秘书很恼火：一个医学传教士，本末倒置，每天忙于给病人诊病、做手术、管理医院行政事务，居然还想把时间、金钱花在疯子身上。简直是犯罪，堕入歧途。

有历史学者指出：事实证明，嘉约翰的惠爱疯人医院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教会之外的事业。

一八九二年，嘉约翰在广州芳村买下十七亩荒地，花掉了个人的所有积蓄。只剩下二百元作今后的开销。因资金不够，他继续等待。一八九七年，一位与嘉约翰素不相识的传教士赠款三千元，这才解决了建院经费。嘉约翰亲自设计，一栋简陋的两层砖木小楼，在荒芜的土地上建成。这是中国精神专科历史上的第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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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保护精神病人隐私，书中患者均为化名。

[2] 身为哈佛大学教学医院的麦克林医院（MacLean Hospital），是美国最古老、最有威望的精神病院之一。建于十九世纪初。住院患者多是上流社会家族成员、名门巨富、文化精英。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洛威尔、安·塞克顿斯，以及由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治疗而未愈的著名病患霍勒斯·佛林克、卡尔·李博曼等等。西尔维娅·普拉斯二十一岁时在麦克林住院期间，接受了五次电休克疗法。她将住院和电休克经历写入自传体小说《钟罩》。普拉斯三十岁时死于自杀。

[3] 额叶切除术始于一九三五年。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艾格斯莫尼兹首次进行“前额叶白质切除术”，获得成功。因此而获一九四九年诺贝尔奖。国际上出现“额叶切除术”风潮，将此视为精神治疗学最新神奇成果。《纽约时报》头条写道：治疗忧郁症的手术“已协助百分之六十五把它当成最后手段的精神病患者恢复正常”。
一九三六年美国医生沃尔特·福里曼开始在华盛顿特区进行“额叶切除术”。他参与了千余次这种手术，并在美国各地倡导“冰锄额叶切除术”。
有媒体称它为“灵魂手术”。“在一九四九年前，医生每年为五千名病人施行这种手术。”但是，世界上一些顶尖而杰出的神经学科专家却对此保持高度怀疑。不到二十年时间，“额叶切除术”变得声名狼藉，以逐渐退出该领域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