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命建军港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有时候，成事也在人。世界上就是存在这样一些人，能够按照上天的意志，顺应社会潮流，遵守自然规律，真诚、踏实地去做好一件事。袁保龄就是这样能做事、能成事的人。

袁保龄身材不高，更不魁伟，但他既有傲然的硬气，也有内心的谋划，具有攻坚克难的决心与方法。到任旅顺以后，他调集所有资源，把繁杂的事务按轻重缓急，精心规划为建船坞、扩建港、做配套等三期工程。

首先是全力攻克大船坞工程。旅顺海军基地的核心设施，就是为北洋海军建造一个可供战舰维修、保养、停泊的大船坞。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大船坞，就很难真正形成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因此，在排兵布阵上，袁保龄把修建船坞列在建港最为重要的一期工程当中。

光绪五年，即公元1879年，李鸿章从德国购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定远”和“镇远”两艘一级铁甲舰，并把它们放在了旅顺。但旅顺有港无坞，两艘铁甲舰迟迟不能入坞维护。处于同一时期，福州、上海、广州、大沽虽然建有四座船坞，但规模都不大，并且是泥土夯筑，不够坚实，也难为“定远”和“镇远”所用。因此，在旅顺建一座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船坞已成为当务之急。袁保龄深知大坞对旅顺军港、对北洋海军、对李鸿章个人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意义，他曾对刘含芳表达了“旅顺大坞是为北洋海军而建，为的是应对未来战争之用，于公于私我们都要建出个奇迹”的意见。可以看出，袁保龄虽然只是一个候补的三品道员，但却有着非凡的格局和情怀，是堪当守疆重任的大才。他要用自己的责任和全部智慧，尽早把建造旅顺大坞由梦想变为现实。

在当时的条件下，建造世界先进的大船坞，中国既缺少技术和人才，又缺乏资金和材料，还稀缺相应的管理经验。袁保龄决定，大量聘请洋人。于是，英国、法国、德国的承包商纷纷拥进旅顺城，都想得到这个利润丰厚的大订单。这样，自然就把西方工程建设先进的招标方法引了进来，中方可以挑挑拣拣，货比三家。最后，德国人中标，承揽了建筑大船坞工程，所有的不足，都由德国人打包负责解决。

工程问题解决了，选址又成了一大要务。在袁保龄的整体规划中，要先造船坞后建港。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顺序被颠倒了过来，是先建港，后造坞。原因是，袁保龄一直为选择理想的坞址举棋不定。虽然李鸿章做出了在旅顺修建一座规模大、功能全、质量好的船坞的决定，但是具体的建设地址，他并没有给出明确意见，只能由工程总办自己定夺，这令袁保龄的压力陡增。而对于建造船坞来说，选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选择一处理想的坞址等于项目成功了一半。为了把这座前所未有的坞址选好，袁保龄慎之又慎，足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跋山涉水亲自考察，先后四易其址。

他先期曾经看好旅顺北部，旧水师营曾经使用过的两个小型船坞所在地，可是经过勘探，发现该地地质复杂，工程量和工期将远远高于预算量，可谓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第二次、第三次选址也都因各种各样的难题而放弃了。但苍天不负有心人，第四次，袁保龄把目光停留在水师营官厅东南的山洼里，这里的山势、水域都非常理想。他在和几名外国专家反复研究商讨后做出了决定，只要做一个抛物线试验，排除安全隐患即可修建。他们马上组织，由海上多个角度不同距离发射数发炮弹，让这些炮弹飞越黄金山山顶后，再越过山洼。结果非常理想，没有一发炮弹落在预选的坞址上，说明这里不会受到海上攻击的威胁，安全得到了保障。

袁保龄关于船坞选址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批示，建造工程旋即启动。

为了加快船坞的建设速度，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袁保龄和刘含芳、周馥一起，身先士卒，冲在施工第一线。袁保龄为人正直厚道，又善于与人打交道，深得周围人的敬重。当他请求驻军提督宋庆的帮助时，宋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先后调来四千多名清军协助建港。聂士成就是在这个阶段被调来旅顺，参加军港建设的。经过八年的苦心努力，旅顺港大坞于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11月全部完工。这意味着，北洋海军任何型号、规格的战舰，如遇坏损，即可进坞维修，保证了战舰随时出航，从而大大提高了北洋海军的战斗保障。工程验收之后，李鸿章喜不自胜，立即向朝廷上报了一道篇幅很长的报喜奏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嗣后北洋海军战船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靡费巨资。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於海防大局。

字里行间看得出，李鸿章的得意溢于言表，特别是他使用了“深固不摇”四个字，来评价大坞对旅顺海军基地乃至国家海上防务的地位和作用，可见其对大坞的厚爱和重视程度。

李鸿章满以为，主政的慈禧太后也会像自己一样兴奋，谁知却“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慈禧看了奏折之后表情淡漠，没有半点喜悦赞美之意，只在奏折上批了“知道了”三个字。这让李鸿章异常不安，导致他很长时间食不甘味，寝不安眠，苦心揣摩着老佛爷的胸膛里会装有怎样的杀机。

船坞修建的同时，还要突破改扩建港口的难关。从地理环境上看，旅顺虽为不淤不冻的天然良港，但从时代上看，晚清政府已成强弩之末，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无力更无心拿出资金对陈旧的港口进行全面维护、维修，致使旅顺港的功能大大减弱。袁保龄主持建港后，按照先难后易、先急后缓的原则，先是拓宽港口、疏浚港湾航道，让所有进出港的舰船畅通无阻。由于常年失修，旅顺港内及其港口淤积了大量泥沙，必须把这些泥沙全部清除掉。当时，没有大型挖掘设备，全靠人力挖掘。为了加快疏浚速度，袁保龄在旅顺、大连地区和山东半岛的临沂、烟台等地雇用了一万两千多名民工，靠人海战术推进工程。在那些日子里，白天港口人山人海，二三百只装载着从海底挖出泥沙的运输船只穿梭往来，其场面和气势都非常壮观。到了夜晚，港口灯火闪烁，点着松明渔火的运输船，把海面装点得煞是斑斓。

挖掘疏浚完港口，还要在港口外围筑起一道拦潮大坝，将东港与入海口分开，防止外海浪涌形成对港口的冲击。这是军港建设的重大工程，早在黄瑞兰的主持下已近完工。但是黄瑞兰为了截留、贪污工程款，在组织施工时一直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虚报工程质量，致使大坝底部的海泥没有挖干净。并且坝深收坡过小，造成坝体渗漏向下坍塌，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袁保龄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隐患，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想方设法予以补救。先是增高加厚堤坝，同时又加修了备用大坝作为应急之用。光绪九年，即公元1883年10月，因为连日暴雨，潮水大涨，狂风巨浪之下，大坝南段突然塌陷五尺，坝体几乎与海面持平。更为严重的是，大坝中段也出现了大的横裂。在危急时刻，袁保龄不顾病体，顶风冒雨地率领宋庆所部的三营毅军和五百民工冲到一线，他们采用传统河工办法奋力抢险，加固坝体。到了11月中旬，天气更加恶劣，狂风不分昼夜地呼啸，震天撼地，拔木破屋。袁保龄依然故我，镇定自若地指挥抢修，赶在时间之前，成功将坝体修复完成，所有塌陷部位全部封闭合拢。至此，袁保龄仍然放心不下，又在大坝上坚守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仔细观察，严防死守。在成功解决大坝塌陷的问题之后，袁保龄又采用石块垒叠的方法，进一步巩固坝体，终于使拦潮大坝稳固地挺立在浪涛之中。

拦潮大坝工程如期完工，而在风浪中搏斗了五十二天的袁保龄却病倒了，最后请来给慈禧看过病的名医汪守正诊治，才得以渐渐恢复。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保龄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未提到前任黄瑞兰一个字的坏处，以力避世俗诿卸之习，可见人品之高尚，胸怀之坦荡。

加固完拦潮大坝，紧接着就要对东港、西港和船坞岸壁进行修建。这是个讲面子的形象工程，军港的质量和气势，都能从这里直接体现出来。这时，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袁保龄和聘请来的德国专家善威意见不一致。善威主张用烧制的泥砖作为船坞和岸壁用材，袁保龄则认为，旅顺军港是百年大计，不是应景工程，烧制泥砖的质量再好，也没有花岗岩的质地坚硬、耐用。为此，二人互不相让，争执了四个多月。由于袁保龄的意见得到了其他西方专家的一致支持，李鸿章也在电报中表示，选用何种材料由袁保龄酌定，因此，军港船坞和岸壁，最终是按照袁保龄的意见选材的。如今的旅顺港船坞，因为材质的精良，历经一百三十多年的风蚀海浸，仍然性能良好，坚固如初。

旅顺建港工程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做好庞杂的配套工程，这是袁保龄呕心沥血建港规划的最后一个环节。俗话说，才郎配红颜，好马配好鞍。还说，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大船坞、拦潮大坝、疏浚港湾、岸体修建等几个主体工程完工以后，还要做好大小两个配套。就整个旅顺海军基地工程的大配套来说，要先后建筑电报局、船械局、军械局大楼，还有鱼雷营、水师养病院等等，紧接着要上马自来水、引河入海、入海口拦截、海上灯塔、碎石码头、弹药库等项工程。还要修建旅顺海军公所以及相应的办公大楼。小配套工程主要是围绕着为大船坞服务展开的，包括铁甲舰工厂设备、各种厂房和营房、港内铁道、起重码头、电力设施等等。当这些工程一项一项完工，旅顺海军基地宣布大功告成，竣工落幕。

在旅顺海军基地建设即将竣工落幕之际，袁保龄的人生却要提前谢幕了。八九年来，袁保龄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他的身体被彻底拖垮了。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年仅四十八岁的袁保龄病逝于旅顺，他没能看到建港工程的最后成果。李鸿章对袁保龄的功绩感怀不已，也为他的英年早逝倍感惋惜。他上奏朝廷，为袁保龄请功：

已故后补道袁保龄，办理海防，以死勤事，恳请优恤。

清廷很快批复准奏：

袁保龄著照军营立功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

比照军营积劳故例，格外加以优抚，授袁保龄资政大夫，晋封光禄大夫，赠内阁学士，列入国史列传。

这位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建港功臣，虽然没能等到港口竣工的那一天，但他的名字和功绩，则永远地写在了旅顺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