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防长城

头一个入侵者

公元184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响起，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被强行炸开。一瞬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成了英国人的天下，他们在这里划定了势力范围，并霸占了香港，第一次把中国领土从清政府的版图中分割了出去。

但英法两国侵略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时隔二十年后，英国和法国又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不仅如此，英国军队得陇望蜀，在占领广州和香港的同时，也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毫无疑问，他们染指旅顺的最终目的是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侵占旅顺及其周边地区，是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实施对华侵略战争的一部分，是鸦片战争的延续。

旅顺有个4810工厂，这个老资格工厂的厂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1857年，英法两国舰队接连入侵旅顺口，并将该地称为阿沙港。

1858年，英国驻香港提督、海军司令何伯命令英国测量船沙琳号到辽东半岛，沿海岸寻找军舰驻泊港以及陆军驻扎营地。船长哈恩特在测量之后，建议将大连湾作为海军基地，并将大连湾命名为维多利亚湾。1860年出版了维多利亚海图。

1860年6月25日，何伯率领英国海军司令部和庞大的舰队来到旅顺口。这支舰队有战船一百二十二艘，载一万余名英军。东起骆马山，西至羊头洼，各个海口都被英国舰船占据。

这段记述，把英法军队侵略旅顺的事实和脉络说得非常清楚，而中国近代史也告诉人们一个铁的事实，英国和法国是最早侵入旅顺的侵略者。并且，在两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后二十年间，英国和法国军队曾三次侵入旅顺。

英国舰船第一次侵入旅顺，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中生成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七十多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海盗式殖民者、商人、冒险家们，早已纷纷来到中国，除了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之外，还大力倾销鸦片。这种“毁灭人种”的卑劣手段，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并且会使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都受到极大摧残，从而使整个社会蒙受危害。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12月，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并立即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然而，中国人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进行的一场禁烟运动，竟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公元1840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同年6月，特命英海军上将、侵华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由四千名英军、四十八艘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从印度和南非先后驶抵澳门海面，对广州珠江和珠海海口进行军事封锁。公元1840年7月5日下午，英国战舰公然向舟山定海的一个小渔村进行炮击，这意味着鸦片战争的正式爆发。一个月后的8月6日，英国军舰驶抵大沽，开始同清政府进行谈判。就在这个时期，英国军舰闯入旅顺海域，并在复州湾与旅顺之间往来游弋，实行侦探。

英国军舰的行动，立即引起警惕，时任盛京将军耆英、户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惟勤联合向朝廷奏报，8月21日，在复州城海口，发现两只船体较大的船只，在八岔沟（今长兴岛）的外海面游弋。因天色已晚，相去甚远，未能辨认真切，但肯定不是旅顺水师船只。待到22日清晨瞭望，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那是西方国家舰船，白色桅篷，船身较大。因我防守官兵戒备，夷船没能靠岸，在二三十里外海面游弋后，向旅顺方向驶去。

8月30日，耆英再次上奏朝廷，8月26日，复州湾海面又开来两艘夷船，与前两天所到旅顺折回之船停泊在一起。

9月4日，耆英与部将祥厚等专程赶到旅顺和复州城察看。当天，又有一艘英国船只到来，在八岔湾塔山以南外海停泊。从8月21日到9月4日，半个月内，共有五艘英国舰船闯入复州湾和旅顺海域来回穿梭。1840年9月18日，又有两艘英国军舰由渤海湾沿旅顺老铁山水道进入黄海，开往小平岛，最后在西口处停泊下来。第二天一早，这两艘船舰起航开往和尚岛、红土崖方向，转而驶向棒棰岛、三山岛等海域。这两艘形体更大的铁甲舰，明目张胆地到处游弋，或停泊，或观察，忽远忽近，行迹不定，终于在三山岛水域停泊下来。七八个英军官兵从大船下来，驾驶着小脚船，把线系的铅坠抛入海中，测试海水的深度。9月20日，这两艘英国船起锚直奔棒棰岛水域，并在离岛二十里的地方抛锚，对这一带的水域进行测量。

面对英国舰船的挑衅行为，耆英命令旅顺水师营舰船出海巡哨防守，不得让敌舰船靠岸、上岸。同时要求金州城、复州城、大连湾等各港口要隘增加防御兵力，随时准备应战。

从1840年8月21日到9月25日，一个月内先后有七八艘英国军舰闯入旅顺、复州湾、三山岛等水域，他们成群结队来这里干什么？

英军在他们的《作战记》里解释说，英舰到旅顺、复州湾、大连湾等水域主要是为补给、休整，别无他意，更无军事企图。但是这不符合军事常识。如果仅仅是为了休整、补给，为什么不在大沽，或者是离大沽很近的烟台、威海卫等处解决，而是舍近求远地跨过渤海，远道而来？倘若真的是为补给而来，为什么不行补给之事，而是对旅顺、复州湾、三山岛水域、航线进行反复测量，甚至画成海图，这与补给有何干系？更为主要的是，鸦片战争还在进行当中，绕海北上大沽口的英舰是要返回广州方向参战的。可是他们不顾南方战事，却远远地停泊在旅顺海域长达一个多月，这符合军事和战争逻辑吗？所谓补给、休整，显然是欲盖弥彰的谎言和掩耳盗铃的强盗逻辑。

然而，英国人胡诌八扯的理由，道光皇帝竟然采信了。他告诉手下大臣，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惊慌失措，对英国入侵旅顺、复州城、大连湾的行径，要采取妥协羁縻之策。公元1840年8月30日，清廷对盛京将军耆英发布上谕，“此次夷船驶至奉天，如情词恭顺，另派小船投递禀揭等件。该将军不必遽开枪炮，仍遵前旨派员接受。傥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道光担心耆英理解不到位，9月5日又在耆英的奏折中批复，“慎重防之，如不能操必胜之权，万不可与之接仗”。一再强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在海上与英军开战。道光之所以奉行对西方列强的妥协投降政策，真实的原因是恐惧。南方的战火已然从广州烧到了浙闽，这已足够令人焦头烂额。金銮殿上，道光早已坐立不安。北方的辽东沿海断不能再起战端，一定要让英国军舰赶紧退回南方去。洋人，就让他们在南方祸害罢，绝不能让他们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使大清国陷入腹背受敌之危。道光宁愿息事宁人，只能相信英国人的托词，也绝不愿意节外生枝，干戈再起。所以，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他主张“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相当昏聩的。

但真相是，英国人挟鸦片战争之威，侵入旅顺、复州湾、大连湾，是投石问路之举，有一石三鸟之企图。首先，英国舰船逼近大沽口，几乎等于开进了北京城，对大清皇帝而言，相当于兵临城下，此举显然是在威慑清政府，必须采取合作态度。同时，英国人旨在占据先机，将旅顺纳入势力范围，并迫使清政府确认这一点，不敢将那里的利益让与别国。其次，是对旅顺进行战争考察。已经扎根于中国南部的英国人，对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并不了解，他们借此机会进军旅顺，目的是对这一带进行全面考察，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最后，英国人也在试探俄国和日本的态度。他们虽然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但其对华贸易的重心在珠江、长江流域，侵略的重心也放在了那里。并且，他们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急于在北方开辟第二战场。

当然，时势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如果说英国舰船第一次侵入是投石问路，那么，当时光推进到咸丰时代，英法联军共同侵入旅顺、复州湾、大连湾一带，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摆开的作战架势，并始终在寻找有利的开战时机。

正当太平天国军队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及天津外围展开激烈争夺之时，英国和法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怂恿与支持下，利用中国内乱之机，又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和继续，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10月，英国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为由，突然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又一次点燃了侵略战火。一心要和英国联手的法国，也精心炮制了“马神甫事件”，于咸丰七年，即公元1857年12月26日，将军舰开进省河，向广州发炮轰击。三天后，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为了扩大战争，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即公元1858年4月，调集十六艘战舰由广州一路北上，最终穿越渤海海峡，直驱天津白河口（即大沽口，是天津和北京的门户），向天津大沽炮台发起进攻，逼迫清政府再签城下之盟。

在帝国主义列强像强盗一样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人民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旅顺，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意欲抢占对旅顺的控制权。

两次鸦片战争的路线如出一辙，都是先在广东开辟势力范围，再绕海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开进大沽口，威逼京津，最后再把战舰开进旅顺。英法联军入侵旅顺始于公元1858年。从当时的盛京将军玉明和地方官员的多次奏报可知，英法军队对旅顺的入侵不是蜂拥而至，而是一批接一批逐次进入的。1858年4月底，英国的四艘战船由大沽口经渤海湾、旅顺老铁山水道，进入和尚岛外亮子冈海面停泊，这是他们先期到达的部队。咸丰皇帝听闻此事，预感到大祸临头，接踵而来的，一定还有更大规模的入侵，于是命盛京将军玉明节制旅顺水师，只可做巡哨状，不得与敌接仗，以避其锋芒。果不出所料，到了5月中旬，先后有九艘英法舰船开进旅顺海域，其中包括测量巡防舰“阿克泰翁号”。约翰·沃德舰长对其官兵说，我们冒着风险来到旅顺和大连湾，就是要在这里寻找一个理想的海军基地，为长期驻泊提供保障和依托。他命令舰上所有人员，要全面仔细地察看从旅顺到大连湾水域的海况、岸况，研究这里的海域特点，水流、暗流、海浪等细节都不可放过，不可有任何疏漏。在英国皇家海军“桑普森号”“阿尔及利亚号”和“白鸽号”三艘战舰护航下，英法军队用了七天时间，完成了对以旅顺为轴心的渤海湾以及从旅顺到大连湾的全部水域和岸线的绘图。

英法军队的第二次入侵比第一次入侵有显而易见的升级，不仅舰船由七八艘增加到了三十艘，人员也增加了数十倍，而且军事活动更加猖獗。而对于英国来说，想要得到旅顺的迫切心情与日俱增，国会的一些政客甚至叫嚣，在中国，得到了旅顺，就可以南通北联，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不再受制于人。

果然，公元1860年2月，英国舰队以更大的声势，实行了对旅顺的第三次入侵。海军司令何伯率领由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和运输船、一万一千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从中国的南海直接开进旅顺、大连湾和复州城。这些舰船分散停泊在西起旅顺羊头洼、骆驼山，东到和尚岛、登沙河、大孤山，北至复州湾、长兴岛迤连三百五十多公里的海面上，沿海的大小港湾都被英军舰船占据了。何伯平生第一次来到旅顺，他既惊讶又兴奋，伸出大拇指赞叹道，我考察过世界上的许多著名军港，旅顺港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简直就是东方的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最南端的海滨和非洲大陆之间，得名于直布罗陀港。直布罗陀海峡作为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唯一通道，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被誉为“西方的生命线”。公元1704年，英国攻占了直布罗陀，并在此建立了军事基地。英国海军司令将旅顺喻为直布罗陀，既是对旅顺重要战略地位的肯定，同时也暴露了英国人占有旅顺的野心。

那么，从1860年6月到11月，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英国军队在旅顺一带都做了些什么呢？

抢劫中国商船。英国舰队自六月初开始大规模入侵旅顺，肆无忌惮地抢劫，先后在黄、渤海海域劫掠了往来于旅顺、大连湾、营口、威海、烟台之间的中国商船三十三艘。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将抢来的商船上的桅杆全部砍断，再涂上白色油漆，然后将这些船混杂在他们的舰队中。1860年6月22日，四艘英舰驶入羊头洼，靠岸后蹿入附近村庄，挨家挨户抢劫食物，但很快就遭到了顽强抵抗。三里五村的近两千村民联合起来，手持铁锹、镐头和镰刀，在岸边列成阵势，与入侵的敌人对峙，最终令英军灰溜溜地退回船内，并很快开出口外。

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占据了旅顺至大连湾一带沿海的大小港湾之后，还肆意测量水位，绘制海图。何伯此行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按照战争要求，带来了英国海军司令部一部分班底。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分析旅顺的战略位置，测绘可作战争之用的海上航行、军舰泊港、陆岸营地等科目，从各个方面为以战争手段占领旅顺做准备。英国人还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和政治要求，将所到之处都重新取了英文名字，并将这些地方视同自己的地盘。因此，大连湾一度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称维多利亚湾。旅顺是以英女王的丈夫的名字命名的，称亚瑟港。依此类推，小孤山改名为贝尔湾，大鱼沟湾改为布斯塔特湾，大孤山改为奥甸湾，复州湾改为亚当湾等等，还于1860年出版发行了维多利亚湾海图。

何伯对旅顺、大连湾、复州城水域、岸线等作了全方位考察后，放弃了原来把大连湾作为英国海军基地的打算。军事家独有的战略眼光最终落向了旅顺港，尽管这里还不够完善，但何伯有他的考虑——旅顺水深港阔，隐蔽性尤其好，各种类型的船舰都可以入港驻泊，拥有不可多得的要塞地貌。而且，旅顺到大连湾沿岸，地理条件优越，非常有利于陆军驻扎营地。因此，无论平时与战时，都能够实现海陆联动和相互照应——按照何伯的要求，英军一方面以旅顺为轴心对周边海域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绘图，另一方面就是广泛地开辟岸线。从旅顺到大连湾、复州湾，三百五十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英军陈兵近四千人，还备有六百多匹战马。他们在离距海面一两百米的地方搭建起近五百架帐篷宿营，每个帐篷都紧连着一个或多个海上登陆口，可以进退有度地登陆和撤离。他们还在帐篷营地周围开设了简易的操演场，进行登陆与反登陆的对抗演习。

从公元1840年7月，英国舰船第一次侵入旅顺开始，到1860年11月，英国舰队离开旅顺的二十年间，整个旅顺及周边地区一直笼罩在战云之下，战火硝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点燃。但富有戏剧性的是，英法两国最终没有在旅顺区域发射一枪一炮。是什么力量化解了战争呢？回溯到当时扑朔迷离的世界局势，我们能够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真面目。他们的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在周边耀武扬威，并且置建了大量陆上营地，就像豺狼瞄准了猎物，无时无刻不想把旅顺吞噬下去，并且，看起来，他们也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最终令他们不愿打、不敢打的真实原因，既不是害怕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也不是因为他们国内的政治动荡，而是怕早已对旅顺垂涎三尺的俄国和日本。新旧两个远东列强的横眉冷对，才是让英法两国投鼠忌器的真正根由。

1860年8月，当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几十艘舰船刚刚开进旅顺，俄国和日本两国几乎同时做出了反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反对其向北扩张的态度，并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在珠江、长江流域发展势力，也允许分享俄日在中国东北地区获得的各种利益。俄国和日本把不愿英法插足旅顺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

其实，俄日两国早已把旅顺视为囊中之物，并且双方也非常清楚，为争夺旅顺的控制权，双方在此必有一战。对此，英国人和法国人心领神会，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算计。首先，他们不愿与俄日两国搅和在一起。在他们眼中，俄国是一头野性十足的熊，日本则是一只不讲信义的猴，他们都不会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只能将自己拖入泥潭。其次，俄国是老牌列强国家，而日本则是新的霸主，为了排斥英法，他们一旦联起手来，势力不可低估，与其反目，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英法两国在反复权衡了二十年之后，放弃了嘴边的这块“肥肉”，把战舰开出了旅顺。当然，英法在旅顺所做的二十年的努力并未打水漂。他们苦心孤诣地在此地几进几出，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宣示，向俄日宣示，英法帝国的触手可以伸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只看他们想不想。

列强之间的博弈，其实与烂泥窝里的螃蟹有几分相似。面对食物，它们既横行霸道，又会尽量避免相互缠斗，以维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旅顺的宿命就在于，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她的战略价值早已为一系列霸权国家所发现，并在风雨飘摇的清朝下半叶，成为若干强国军事扩张的焦点之一。事实上，早在明清交替之际，旅顺已经饱受战争创伤，但那时的战争性质和规模都与清朝后期的列强瓜分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英法两国出于利害考虑，没有为旅顺带来更大的伤害，但是，他们开启了列强侵占、欺凌旅顺的罪恶先河。可以说，命运的颤音已经在大海的惊涛中回响，它预示了更大灾难的来临。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岁月里，英法两国并未忘记旅顺，他们对她如圣地一样膜拜。而来自英国海军司令的评价和赞美，以及“东方直布罗陀”的美誉，更是让旅顺的盛名在整个欧洲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