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问责制

知识分子可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其声名显赫还是不为人所知时。因此这一点就显得非常关键：尽力去理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以及尽力理解对他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的那些激励和限制因素。

观念当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财富。观念的复杂度、难度和质量水平，也并非决定观念生产者是否可以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关键因素。工程师、金融专家同样也在处理复杂的观念，与社会学家或者英语教授是一样的。然而谈及知识分子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这些人。再有，最能展现出跟知识分子相关联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的人，正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

可验证性

对工程师和金融家进行评判的标准，是一种外部标准，这种标准存在于理念王国和这些职业共同体的控制之外。因此，工程师所建造的桥梁或建筑物的倒塌，意味着一位工程师的事业被摧毁；金融家一经破产，其事业也同样被摧毁。无论当初他们的观念在其伙伴眼中看来是多么合理或多么令人钦佩，但事实才能决定一切——布丁好不好吃的证据，最终要在品尝时才能得出。对于工程师和金融家来说，他们的失败可能会被牢牢记入他们各自的业绩记录中，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中的声誉也会下降；但那只是他们失败的效应，而不是他们失败的原因。相反，在工程师和金融家的领域，有一些人持有在其同事们看来没有多大前途的观念，但如果这一观念在实践中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功，它就能被这一领域的人普遍接受。这一点在科学家那里以及在体育教练那里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与工程师和金融家所在的领域极为不同的是，对于一位解构主义者观念的最终检验，却是其他解构主义者是否认为这些观念有意思、有原创性、有说服力，以及是否论证很精致或很巧妙。对类似解构主义这样的观念，并不存在任何来自外部的检验。

简单说来，在所有从事有相当脑力要求的职业的人中，有一个明显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最可能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另一类是往往不倾向于成为其观念最终受内外部标准检验的人，而是选择成为在其中加以折中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关于推崇或拒斥的那些特别的言辞，反映出在那些推崇或拒斥之中并不包含什么经验的标准。那些“复杂的”、“激动人心的”、“创新的”、“精微细致的”或者“进步的”观念容易受到推崇；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观念则被拒斥为“过分简单化的”、“过时的”或者“反动的”。但与知识分子圈中的这些评判标准完全不同的是，在橄榄球领域，没有人会依据其貌似有理的先验原则，来评判文斯·隆巴迪关于怎样从事橄榄球运动的观念；或者也没有人依据隆巴迪的观念，通过对比其他橄榄球教练的相似观念更加复杂还是更加简化，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更不会有人依据他对于这项运动应当如何进行的概念是新颖还是陈旧，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对文斯·隆巴迪的评判，是根据其观念运用到球场上后所发生的一切效果来进行的。

在大相径庭的物理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能因其看似合理、精致、复杂或新奇而赢得赞许。不仅其他物理学家一开始对爱因斯坦持有怀疑态度，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极力主张：这一理论在被经验证实之前，不应当为科学界所接受。对相对论的关键性检验终于到来：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观测了一次日食，并且发现光的运行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前所预测的情形完全一致；尽管之前这个理论和它的预测看起来是那么不合理。

评判标准上的纯粹内部原则最大也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在于：以这种标准进行的检验，很容易变成与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信息反馈完全隔绝的检验，而成为在自己的验证方法中进行循环论证的检验。一个新的观念看上去是否正确，要取决于某人已经信奉的理念。如果对某人来说，其仅有的外部验证就是其他人所信奉的观念时，那么一切就取决于他所面对的那些其他人是谁了。如果他们仅仅是一般而言的志趣相同者，那么对于某个特定新观念的群体共识，就取决于这个群体已经普遍信奉的理念，而根本不需要考虑那种理念在外部世界中的经验有效性。

就其理念源头或者对其的验证来看，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一些观念仍然可能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会对成千上万的人如何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理念对数百万人产生了极大的、致命的影响，尽管在这些志趣相投的追随者以及下级执行者的圈子以外，那些理念就其自身而言或者在外部人眼里非常缺乏有效性。

理念对于真实世界的影响很难被质疑。然而反过来，除了一些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理念上的重大改变所带来的流行观念，真实世界对理念的影响力却并不这样清晰。正如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战争不用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就能够蹂躏整片大陆或毁掉一代人。”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历次战争经常做出这两种事情：蹂躏土地与毁灭人，所以战争很难成为一种要求得到全新解释的新现象。

尽管有人可能会把例如凯恩斯的经济学，看作是与它发表年代的时代大事（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高度相关的思想体系，但这种理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显然很鲜见，因此不能被说成是其他标志性的知识分子之思想体系的特征。在牛顿发展其万有引力定律的时代，是自由落体现象更普遍了呢，还是自由落体现象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了呢？在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之际，是新物种正在出现，还是旧物种正在消失？抑或是这些生命进化的过程正在变得更加频繁或更加必然？除了爱因斯坦自己的思考之外，还有什么促进了其相对论的形成？

问责制

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严格意义与其一般用法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一点的流行和其假定的好处，被诸如终身教职这样的好事验证，也被“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这样的宽泛概念验证。在媒体领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宽泛观念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简言之，对外部世界不负有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坚持认为：当知识分子在为其他人设定社会准则时，他们甚至不应当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知识分子不仅与物质世界绝缘，他们也经常享受到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在斯大林清洗成百万的人、扼杀人民的全部自由时，那些崇拜歌颂他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并继续受人尊敬。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1939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饶是如此，萨特照样成为了学界教主，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崇敬。^[2]

萨特不是唯一的例子。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说过：“让所有人类都足以果腹的战斗将会终结。到20世纪70 年代，整个世界将面临饥荒，届时上亿的人将被饿死；无论现在开始着手实施何种强有力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济于事。”然而，过了十年，又过了几十年，不仅埃利希所预言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发生，反而出现了不断增长的新问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肥胖问题，以及农产品过剩滞销的问题。但是埃利希教授不仅持续获得大众热捧，同时也被声名显赫的学术机构授予荣誉和奖金。

同样，拉尔夫·纳德尔在1965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后，开始成为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在这本书里，他只是泛泛描述了一般美国汽车存在发生车祸的风险，但却特别突出了科威尔（Corvair）车型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是：经验研究表明科威尔车至少跟同时代的其他汽车一样安全。但纳德尔不仅仍然拥有可信度，而且获得了理想主义和富于洞察力的美名，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人间圣徒。还有其他无数的错误预测，包括从石油价格到冷战政策的后果等等；这些广泛的预言造就了无数失败的预言家，但他们却得到了同成功的预言家一样的荣誉。

总而言之，施加于其他大多数领域中的人们身上的那些限制因素，并不适用于知识分子，即使只是近似同等地运用。如果这一点没有导致知识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倒会令人惊讶。在这些行为方式的差异中，有知识分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他们看待自己与其同胞人民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有他们看待自己与他们所生活之社会的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