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生，就是在石头里打滚

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常因口音误以为我是在外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其实我在福建漳州出生，成长于漳州和晋江前港村，12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

后来随着事业发展，我辗转于内地、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处理过不少棘手的法律案件，又有人觉得，我的言谈举止包括着装风格，透着一股“精英范儿”，半开玩笑地问：“你是不是富二代？”

别说富二代，我的家庭连中产都谈不上。

为了证明这一点，每到这种时候，我会把两只手摊开，掌心向上，笑着示意对方：“你看，现在我是资深律师，但手不会撒谎，我的手很粗糙，因为我从小做童工，不努力干活就吃不饱饭。”

这不是哭穷，尽管如今生活顺遂，可我内心深处，仍以“年轻时吃过苦”为荣。

活下去，是生活的第一要义

我对香港最初的记忆，是1977年在过关的火车上喝到的一瓶可乐。它就像这座城市一样，第一口很辣，充满新鲜刺激的泡泡，不小心就会直冲脑门。对第一次喝的人来说，不好消受，一旦习惯，又很容易上瘾。

20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赶上经济腾飞的浪潮，风头正劲。报纸上，一夜暴富的故事天天在发生，路上行人走路都像在冲锋。但这些繁华和我无关，我的穿着、口音都在向周围人展示我的出身：一个外来穷小子。

我爷爷出生于福建晋江前港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住在每逢下雨就会漏水的茅屋。他小时候放羊，看见人家上课，便跟着偷偷学，这才认得几个字。爷爷16岁那年从福建坐帆船去菲律宾讨生活，立志要发达，让家人和后代可以有房子住。他在菲律宾历经艰辛，慢慢扎下根来后，因为连生了两个女儿，便要求堂兄把自己的次子，也就是我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

爷爷在马尼拉的生意越做越大，我父亲虽然是名义上的华侨之子，但一直待在福建老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参过军，在糖厂做过工人，在漳州遇见我母亲并在那里结婚。

1973年，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父亲带着我两个哥哥去香港谋生，四年后，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赴港团聚，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12岁那年（1977年）的记忆中，香港的夏天格外潮湿闷热。

初到香港，我们一家六口人挤在香港北角一个30平方米的旧楼房里，房间在大厦三楼，临近北角的英皇道大马路，噪声很大，并且挨着厕所，墙壁不断渗出臭水，时刻散发着怪味。

在空间逼仄、气味复杂的房间里挨过晚上，到了白天，生活也并没有好过一点。我们在香港没有什么能说上话的亲戚，也没有积蓄；不会说粤语，更听不懂英文。作为外来户，我们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雪上加霜的是，团聚后不久，作为顶梁柱的父亲罹患肝癌，才42岁就去世了。34岁的母亲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要独自抚养我们兄妹四人，苦闷到一度想要轻生。为了生活，我们什么都做。我在酒楼收拾过餐盘，在住宅区做过保安，在磁带装配线拿过计件工资，也在香港半岛酒店做过服务员。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做律师之前，我做过10份不同的基层工作。用老人的话说，天天在石头里打滚，又难又疼。

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二哥在家做纱罩熨烫的计件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每熨烫100个纱罩的工钱在2元港币左右。

说起纱罩，知道的人恐怕已经很少。纱罩由纱线织成，罩在汽油灯上，它小如鸡蛋，却能长时间经受数百上千度的高温而不碎不掉，其奥秘就在制作过程的头道工序上——先将大绞的进口人造丝用化学品硝酸钍和铈浸透，其间有放射性物质析出，长时间接触，对人体有毒害。十几年后看新闻报道，以前在纱罩工厂上班的人，很多都得了不治之症。大概因为在家干活没去工厂，我没有受到毒素影响，身体一直很健康。庆幸之外更多是无奈，当时能找到活干就不错了，其他真管不了那么多。

除了在家熨烫纱罩，我和二哥也会去工厂做录音带装配的计件工作，每装配100盒录音带的工钱是港币1.2元。

现在二哥（已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和投资家）有时会和我聊起当年的生活，除了工厂的计件工作，每天吃完晚饭后去维多利亚公园溜达、聊天，是我们当时唯一的消遣。孩子们一年只在除夕那天买一次衣服，拿到工资后妈妈会发零用钱给我们购置新衣过年，记得有一次二哥和我去买了一条60元港币的牛仔裤，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

虽然生活很穷，但我们懂得苦中作乐，毕竟活下去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小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作为孩子，只有这样活下去。

哪怕抓到一手烂牌，也要笑着拿起来

工作中我遇到过不少天才，从轻松拿遍奖学金的“学霸”，到出身名门的精英子弟，若以成败论英雄，他们仅凭天赋和出身，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别人家的孩子”之所以闪耀，是因为案例太少。看看我们周围，多数人出身平凡，资质一般。总拿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跟别人有的比，会觉得处处不如人，容易自卑；反过来，只盯着自己的好，不知道跟别人的差距，也是盲目乐观的阿Q。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初到香港，连饭都吃不饱，大街上随便看到哪个人，都觉得处境比我好，因此越比较越自卑，越自卑越畏首畏尾，甚至抱怨命运不公。后来看到一个培训课程的英文口号：“Like it, change it, leave it or live with it.”，意思是说，面对某个事物，要么喜欢它，要么改变它，要么离开它，要么接受它。

我慢慢意识到，如果比较的对象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比如家庭出身、成长环境等，就相当于拿鸡蛋碰石头。当生活给了你一手烂牌，抗拒、抱怨只是徒增烦恼，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个女孩一直抱怨，说自己没有参加舞会的漂亮鞋子，直到她看到一个人，连脚都没有……人与人相比，永远比不到尽头，只会徒增烦恼与焦虑。人生不论起点高低、遇到顺境或逆境，既然那些愿或不愿的人、事、物出现在我们周围，自然有其出现的理由。

明白这一点后，我告诉自己要有感恩之心。虽然我没有富足的背景、优越的成长环境，但少年时代的劳作让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成为律师后每天超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精力也没问题。虽然我天资一般，父亲早逝，但家庭还算和睦，运气也还行，因此至今都觉得，像我这样平庸的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应该知足、感恩。

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就自己去挣

中国首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主席、亲历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等重大事件的大法官张月姣在其自传中回忆说，她出生时赶上日军侵略东北，家里没有吃的（她的哥哥出生三个月就饿死了）。因为营养不良，她从小就得了软骨病，3岁才会走路，直到7岁还是罗圈儿腿。

上学后张月姣寄住在亲戚家，因为每天放学后走路慢，回到家往往连剩饭都没有了，只好提早睡觉。经常半夜被饿醒，只好起来喝口凉水，拿出书本就着厨房微弱的灯光复习。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师大附中，毕业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公派留学生，到法国留学，开始了勤奋进取、报效祖国的一生。

跟张月姣法官相比，我的童年虽然清苦却还算幸运，直到移居香港，生活才开始反转，每天半工半读，疲于奔命。

为了抢活干，我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7点到工厂门口去等老板开门，抢到录音带的零部件马上开干，到了中午12点再跑回家，花15分钟左右吃午饭，再去学校接着上半天的学。

当时的我就像一个士兵，每天穿梭在工厂和学校之间。除了“多干一点就多拿一点钱”的认知，我对工作一直有种近乎天真的态度，以至后来我在做餐厅清洁工、保安、饭店服务员、导游、销售时，每一次穿上制服，内心都感到特别自豪。

二哥经常笑我傻，说打工还这么积极，都不知道偷个懒，做什么都容易满足。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做一行爱一行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只是隐约觉得，这个城市有这么多的机会，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认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不再需要孩子像过去那样为家庭生计付出努力，这常常剥夺了孩子以负责任的方式做出贡献来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机会，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没有受过挫折教育、在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的确很难明白吃苦意味着什么。起点比别人低，境遇比别人差，那就咬咬牙，用自己的方式奋起直追吧，因为希望是自己给的。

不要“佛系”，自尊心让人上进

那年，我兼职在香港一家餐厅做服务生，餐厅派我参加外烩任务（内地叫“到家私宴”），就是经理带着厨师、食材、侍应生、清洁工去客户家里准备宴席。

那是个月色皓亮的晚上，香港中环半山区一座大宅里，喷泉绽放，流水潺潺，到处装饰着优雅的鲜花，暖风袭人。我穿着清洁工的制服，推了一车刚收拾好的餐具和备料进了电梯，迎面撞见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

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可能是自卑作祟，我觉得被看不起，非常难挨。后来回想，其实对方神色淡然，目光也没什么不友善，或许只是对我感到好奇罢了，然而生性敏感的我却不自觉代入他的角色，觉得他看到我这样一个瘦小、寒酸、没见过世面的同龄人，一定在想：哪儿来的穷小子？你来这里干什么？

电梯继续上行。我强装镇定，用力攥了攥拳头，内心有个念头一闪而过：“总有一天，我也要出人头地，住进这样舒适的房子，而不只是一辈子低头替人收拾厨具和备料。”

生活的苦难，会让人提早成熟，这未必不是一份礼物。如今回想，我甚至觉得，自己生命最初的上进心，一部分来自苦难，一部分源于自尊。

初到香港的我，正值最敏感的年纪，也向往衣食无忧、受人仰望的生活，也会因为自己寒酸的衣着、穷困的处境感到羞耻。跟周围人巨大的差距，以及少年的强烈自尊，让我时刻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做得更好，想要得到更多。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佛系”，用来形容一个人与世无争，只是按部就班做好分内事。我认为，这更多是一种调侃，是对抗生活打击的铠甲，有点“自黑”的意味，并不是鼓励大家无欲无求，不思进取。

与“佛系”相比，我反倒觉得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贪心”未必是坏事，追求更美好的事物的欲望，会让人更上进。至少对我来说，这份“贪心”是身处低谷时逼着自己不能躺下，提着一口气往前赶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