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完美的作品，近乎无垠的世界

一、狄更斯：历经贫穷且理解贫穷的作家

按照2007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查尔斯·狄更斯的评价，他是一位“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的作家。”即便到今天，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被公认为仅次于莎士比亚。

然而，这位大名鼎鼎的英国作家却有着非常艰辛的童年：他的祖父母长期是克鲁勋爵的佣人，父亲约翰由于在贵族府邸长大，倾心奢华浮靡的上流社会生活，因而尽管他只是普通职员，却一直大肆挥霍，经常入不敷出，欠债累累。

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2月7日出生于英格兰朴茨茅斯地区的兰德波特，但因为父亲的挥霍无度，他很早就失学，必须帮忙家里照看弟妹以及分担杂事。1824年，狄更斯的父亲因欠债不还而入狱，按照当时的惯例，狄更斯全家搬到马夏尔负债人监狱居住，刚满12岁的狄更斯不得不过上这样的生活：每天早上，他从寄居的一户穷人家里步行来到监狱和家人们共进早餐，接着赶紧去做工，午餐经常是一块面包，下工后他去监狱吃完饭，一直到监狱锁门时才回到寄居的家庭睡觉。

狄更斯的半自传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主人公的童年独白或可视作大作家这段坎坷人生的写照：“我整天都在货行里干活，而整个星期，我就得靠这点钱过活，从星期一早晨到星期六晚上，从来没有人给过我任何劝告、建议、鼓励、安慰、帮助和支持，这一点，就像我渴望上天堂一样，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

不久后，祖母和伯父帮父亲还清债务，这家人终于搬出了监狱。狄更斯进威灵顿学堂上了两年学，在那期间，他还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手抄本小报《我们的报纸》，刊登他编写的故事，深得同学喜爱。但是，这段对寻常人而言再正常不过的校园生活很快又因为父亲的欠债而终止，而且这次是永久性的终止。1827年，15岁的狄更斯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主要做些卑微而枯燥的杂务，一年半后，他转入另一家律所，因为掌握了速记技术，他很快成了国会下院的采访员，在17岁那年成为专门的审案速记员，18岁时，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式学校教育的狄更斯办理了大英博物馆的借书证，开始拼命自学。1831年，他开始给《议会镜报》写通讯稿，一年后，他成了职业记者。

幸运的是，这段灰暗的童年生活日后转化为这位大作家的无穷财富。全家人住监狱的生活让他听闻了狱中各色小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从童工开始的上班经历又让他见识了各种市井人物的人生百相。狄更斯最初的梦想是当演员，他为此曾师从著名演员罗伯特·基利学习过舞台艺术，1832年初，他曾参加科文特花园剧团的试镜，但却因为重感冒错失了这个机会。翌年，他在伦敦的《每月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白杨街的晚餐》，他记者生涯期间描绘伦敦中下层百姓的随笔和特写最终于1836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博兹札记》。

《博兹札记》的成功引来了出版公司查普曼和霍尔的垂青，原本狄更斯被要求为插画家罗伯特·西摩的画作配些文字，但西摩在交完第二部分的画稿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狄更斯则想着要创作一组连续的故事，他雇了化名“菲茨”的画家布朗来画余下的插图，而狄更斯的这组故事则是之后闻名遐迩的《匹克威克外传》。在这之后，狄更斯正式开启了他璀璨的写作生涯。

学者薛鸿时先生在《狄更斯文集》总序里把狄更斯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创作从1836年至1843年，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和《圣诞颂歌》，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更像是天才作家的“即兴创作”，世间人物的百态在他的作品中悉数呈现。

中期创作从1844年至1857年，以《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为典型，这一时期的狄更斯更注重把个人生活经验和现实观察杂糅起来，并且在艺术手段上不断精进。

晚期创作则从1858年至1870年作者逝世为止，这一时期狄更斯的作品更严谨，成熟，也更富道德感，《双城记》和《远大前程》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狄更斯终其一生给英国文学留下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崔斯特，《远大前程》中的匹普和郝薇香小姐，《双城记》中的雪尼·卡顿和德法奇夫人等等。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有的伪善卑劣，有的畸形荒诞，有的谦逊善良，美国诗人T.S.艾略特认为狄更斯“创造出的人物比人类本身更具强力”。

在这些人物中，狄更斯尤其擅写穷人，他自身的贫穷经历让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阶层不平等有更深刻的洞见，同时也更珍视人性的善良和真诚。他曾在纽约的一堂讲座里说：“美德不仅见于衣着光鲜的人身上，也见于衣衫褴褛的人身上。”在他的小说里，那些被现实社会边缘化甚至抛弃的穷人留下了五彩斑斓的足迹，上流社会的道貌岸然和空虚实质常常在一生践行美德的劳工阶层面前真相毕露。伦敦也在狄更斯的笔下有了另一个形象：充满臭气和煤灰。

更令人敬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狄更斯一心向着穷人，在他五十八年并不漫长的人生中，他投身慈善事业，在银行家资助下创建“无家妇女之家”，收留被迫流落街头的妓女，为她们提供重新受教育和开启人生的机会，他帮助过工人作家约翰·奥弗斯出版作品，并且在后者病逝后，募集资金，供养他的孩子上学。

二、《远大前程》：或许是狄更斯最好的作品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晚期的著名代表作，于1860年12月至1861年8月连载于狄更斯制作的周刊《一年四季》。小说主角匹普以第一人称自序传的手法讲述从七岁开始的三个人生阶段。

匹普是一名孤儿，起初和姐姐、姐夫相依为命，生活困顿。七岁的时候，他在墓地偶然遇到逃犯马格韦契，他从家里偷出食物来给这名逃犯。之后，匹普被召唤去郝薇香小姐家作陪，看到郝薇香小姐的富裕生活和她美丽而高傲的养女艾丝黛拉，匹普对艾丝黛拉一见钟情，也渐渐开始看不起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有一天，伦敦一位著名律师突然造访，有位匿名人士委托他送匹普去伦敦经受绅士教育。到了伦敦之后，匹普学习上流社会的生活礼仪，用漂亮的衣服装饰自己，用精致的家具装饰房间，他一心以为自己拥有远大的前程，不仅是指丰厚的物质生活，也是指能以此俘获艾丝黛拉的芳心。然而，当他的那位匿名恩主现身后，匹普的一切梦想都幻灭了。匹普债台高筑，再加上恩主身陷困境，走投无路的匹普重新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他抛弃的家才是他生命里的至重，他回到家乡，希望能挽回一切，然而似乎已经太迟了。

19世纪和20世纪的评论家大多认为《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杰出的作品，不仅人物鲜活生动，情节引人入胜，艺术技艺精湛，更在于小说展露出极为深刻的社会观察和道德反思。自作品诞生的百年以来，它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直到今天，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依旧很高，在BBC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票选中，该小说位列第17。

关于《远大前程》的批评主要围绕两大争议，一是结局，二是所谓的“狄更斯风格”，但是这两点恰恰最能见出狄更斯的重要意义。

狄更斯给《远大前程》写了两个结局。在最初的结局里，匹普重遇艾丝黛拉，后者在丈夫死后改嫁给一名医生，匹普和艾丝黛拉很简单地做了一番寒暄，匹普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她的芳心，但至少欣慰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冷漠无情的高傲姑娘了。

然而，当朋友反应说这个结局太悲哀之后，狄更斯在发表之前重新写了一个结局，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小说结局：仍旧只身一人的匹普在已成废墟的郝薇香小姐家重遇艾丝黛拉，后者已成了寡妇。狄更斯于1868年的修订本里对小说的最后一句做了进一步修改，原本连载时的小说终结于“我感到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狄更斯修改之后，小说的末尾成了“再也看不见憧憧幽影，似乎预示着，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修改后的结尾更委婉含糊，按照学者安格斯·凯尔德给企鹅英国版的《远大前程》写的序言，1868年修订版里的末尾有个隐藏的含义：“在这个幸福的时刻，我没有看到我们之后必然的分离早已像影子一样笼罩着我们。”

虽然狄更斯本人在给友人的信里解释了重写结尾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但仍有批评家如萧伯纳认为原本的结尾更符合逻辑，也更自然，认为狄更斯迎合大众之举不仅有悖艺术的独立性，而且损害了本来可以完美无瑕的作品。然而，狄更斯生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正经历着社会日趋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应，文学也日趋民主化。换而言之，过去的文学作品多聚焦上流社会人物，而狄更斯时代的文学则更关注寻常百姓，长篇小说通过报纸连载的形式刊登也意味着读者主体从过去的有闲阶层过渡为如今的普通市民。但另一方面，因为小说的情节会影响报纸销量，因而媒体和作者都必须考虑后者的审美取向。每个读者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对两个结局的偏爱，但是重写结局本身折射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光谱中的位置：一如后商给澎湃撰写的狄更斯逝世1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的观点，从莎士比亚到菲尔丁到狄更斯再到奥威尔，他们完成了整个下倾的文学叙事。

有关狄更斯风格的定义，或许可以借用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狄更斯小说的印象：

是热情，兴奋，幽默，畸零的人物性格……是把距离最遥远的人生联结在一起的难以置信的巧合；城市，法庭，这个人的鼻子，那个人的肢体；拱门下或大路上的景色；在这一切之上，某个高大、宏伟的形象，其中胀满了生命力，以至于他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需要一群他人来成全自我。

巧合以及漫画化到几乎难以置信的人物形象向来是狄更斯的印迹。以《远大前程》为例，匹普病愈后回家，他准备向毕蒂诉说衷肠的那天恰好遇见她和乔新婚大喜；十年后匹普回到当年的郝薇香小姐家恰巧遇见了十年内第一次来此重访的艾丝黛拉。小说里那位一直穿着婚礼当日婚纱，任由结婚蛋糕在房间里霉烂的郝薇香小姐似乎显得太过“哥特”了，还有那位当初得到匹普接济接着发迹的逃犯似乎也显得太过“戏剧化”了。

然而，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准绳来看待狄更斯正是对其小说艺术性的忽视，狄更斯的作品是多种文学形式（成长小说，哥特小说，犯罪小说，喜剧，情节剧，讽刺剧等等）的杂糅。类似于《呼啸山庄》，狄更斯的小说更接近于传奇（romance）而非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如果换以这种眼光，可以看到狄更斯作品的魅力。伍尔夫对狄更斯式的“巧合”的描绘也可理解为把社会上各个阶层联系起来的引力，因为匹普恰好在墓地遇见逃犯，社会零余人进入了他的视野，也正因为郝薇香小姐正好召唤匹普去做陪，匹普首次闯入了社会的中上层，这些巧合让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广阔而丰厚，因而他对社会的体察和剖析也更全面、深刻。至于那些漫画式的人物，仍然借由伍尔夫的观察，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不存在于真实或准确的现实细节，而作为一个狂野且极具启示性的整体存在”。郝薇香小姐如今的怪异折射出她被旧爱无情抛弃后的心灵重创，而逃犯充满起伏的一生也透露出他与社会层级之间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狄更斯所使用的揭示人物心理和社会议题的方式是激进的，然而或许也是有效的，正如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面对评论家质疑她作品里的畸零人物时所言：“你要叫给那些近乎耳聋的人听，也要把人像画得大而醒目给那些半瞎的人看。”

三、超越善恶的人性：值得探究的永恒话题

《远大前程》出版至今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然而这本著作从不过时，至今仍能感动、震撼、吸引和启迪无数的读者。

和不少19世纪经典的小说作品一样，狄更斯的作品闪现的是当代文学中不再常见的道德的光辉。这种道德光辉并非某条做人的金科玉律，而是一段完整的包含道德审视的生命历程。

小说展现的是主人公匹普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时期的完成。简单地看，狄更斯似乎是通过匹普的人生得失警示读者：做人千万不能忘恩负义，应当饮水思源，然而，这种概括几乎完全忽略了小说这门艺术的特征。当我们追随着匹普的成长，真正触动我们灵魂的或许就是其中的某几个重要的片段和时刻。

举例而言，当匹普得知自己得到一位匿名人士资助，将要前往伦敦接受绅士教育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马上就要身价百倍了”，也与此同时，他对善良淳厚、向来待他视如己出的姐夫乔有了别样的看法。离家之前，他希望毕蒂“帮乔上进”，意思是乔这个粗汉不懂礼貌规矩，而当匹普来到伦敦之后，他更是对前来做客的乔走路时的脚步重、说话时的乡音感到难堪。

倘若读者像我一样，第一次阅读小说的时候还只是懵懂的少年，或许这些场景不过是匹普“忘恩负义”的佐证，然而，如果到了匹普回望这段人生过往的年岁（三十岁）再有幸重读此书，会发现匹普的“难堪”本身就来自上流社会对话语权的把控。正因为上流社会以所谓的绅士礼节彰显自己的高人一等，使得这些礼节本身取代了更重要的美德，成为衡量人高低的首要标准。也是因为这样，乔的“善良”一度被匹普视为“憨傻”。退一步想，说话嗓门大一点，走路声音响一点，比人格优劣更重要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然而时至今日，匹普迷失期间所戴上的“有色眼镜”还架在很多人的鼻梁之上，我们仍然在不幸地见证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不再追求美德，而只是追求匹普所定义的“上进”。

类似的，小说里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桥段是匹普来到伦敦后斥重金装修新居，他学习绅士礼节（如餐桌礼仪），和其他绅士攀比，结果不仅债台高筑，而且还发现，自己除了这些礼节之外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实用技能，“什么都干不了”。这固然是对上流社会有闲阶层的白描和讽刺，但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这些徒有虚名的所谓绅士收入这么高，而像乔这样每日辛苦工作的铁匠却只能谋求温饱？这个直指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在《远大前程》里也以大家对郝薇香小姐父亲的发家史的讨论展现了出来：“反正烤面包的算不得上等人，酿啤酒的就可以高人几等，世道就是如此。”

在这些社会议题的背后，狄更斯更看重的是人性。和所有伟大作家一样，狄更斯看到的是人性之中比善恶二分法更复杂的一面：每个人基于自身需要的情感欲求。少年匹普最初营救逃犯马格韦契不仅出于少年的纯真，更是因为这种纯真里杂有怯懦（他被马格韦契威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匹普成年后再见逃犯时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惹上了麻烦。而马格韦契资助匹普也不能用“善良”来解释，更是他一厢情愿的心理欲求，出身卑微的他希望“一手培养”一个“上等人”，匹普则是他选中的小白鼠。郝薇香小姐在小说后半部分对艾丝黛拉的悔恨也可以解释为她本人的欲求没有实现，她精心调教的复仇工具冷若冰霜，然而作为养母的她还是很渴望从艾丝黛拉身上获得“爱”的回报。

从这个角度看，狄更斯珍视的“善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能够超越人的自身欲求。好比匹普得知马格韦契在监狱里病重，他不可能再从后者那里继承钱财，但是基于人与人的相识，基于马格韦契对他的恩情，匹普每天都去探望马格韦契，这是善良之举。真正的善良是稀罕且困难的，这是为什么《远大前程》里的乔和毕蒂自始自终闪耀着无尽的光芒。

阅读《远大前程》就好比进入一个博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里还有更多值得探寻的话题，值得惦念的人物，值得铭记的瞬间。王科一先生是位热爱自己专业、兢兢业业的翻译家，不仅用典雅古朴的中文呈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语的魅力，而且还贡献了严谨且重要的注释，让我们有幸一窥狄更斯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之源。这个译本会是大家走进狄更斯世界的可信的向导。

钱佳楠

2020年10月10日

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