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年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系列重大的转折。首先，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中高水平，失去了持续多年的低成本优势。其次，人口老龄化已然到来，目前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00万人、老龄人口增加1 200万人。最后，全球化趋势出现停顿甚至逆转，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资本与技术的依赖度必然会降低。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平稳地从要素投入型过渡到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要素的高效率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高收益，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增长。
增长模式转型要求金融模式转型。中国的金融部门从改革初期的单一机构到形成今天机构繁多、资产庞大的体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各国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较高的金融抑制水平，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比较多；二是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个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妨碍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基本稳定。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金融抑制的水平其实一直在缓慢下降。第二，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经济体中，适度的金融抑制反而可能是有益的。第三，这个金融体系比较适应当时的增长模式，受政府干预的商业银行擅长支持大型企业、制造业和粗放式扩张，因为它们的风控方式基本上就是看财务数据、看抵押资产、看政府担保。
可惜的是，这个曾经行之有效的金融体系现在却无法再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首先，很多轻资产、小规模的创新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变成了经济创新的主力，但它们却无法获得有效的融资服务，因为它们往往缺乏财务数据、没有抵押资产和不享受政府担保。其次，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下降，提高了家户对资产性收入的需求，但家户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最后，政府也缺乏恰当的市场与工具去筹集大量的资金支持公共服务。这些正是最近10年各种民间金融创新如影子银行、数字金融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要求高质量的金融体系，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支持经济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就是平衡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要求短期回报之间的关系。金融的理念与实践都需要创新：一是增加资本的耐心，二是革新风险管理方法，三是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容忍失败。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为企业、家户和政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受政府高度干预与由银行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显然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即支持创新活动。因此，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时俱进地调整金融结构，不仅要尽量改变金融机构的组成比例，更要努力改进金融机构的实质功能。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更是亟待改革，产权歧视已经成为妨碍民企融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经常做的现象很普遍，比如绝大部分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起到支持金融创新的作用，甚至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金融监管也没有关注金融风险。
资本市场在支持金融创新活动、提供投资渠道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可惜我国的资本市场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首先需要改变用管银行的方法管市场的政策思路，发行新股要核准，新股价格要调控，国家信用要替代市场信用，甚至连股市指数也要引导。市场开放度低、机构投资者占比小、上市公司行为不规范，市场自然很难有效运行。市场本身的一些先天不足也被放大，特别是资本缺乏耐心、投资者不能容忍失败。因此，发展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并非扩大市场，而是改变机制。
商业银行不太擅长支持轻资产的创新型企业，也很难提供大规模的投资渠道，这是先天决定的，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竞争激烈与服务不足并存。不过国际上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国内银行业也做了许多创新尝试，比如创立科技支行、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及试验各种投贷联动模式，在提供银行信贷方面也逐步形成了业务团队深耕模式、“信贷工厂”模式和大数据风控模式。但商业银行的创新也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市场化风险定价很难实现。由于政府信用的介入，银行信贷配置无法真正做到竞争中性。信用体系不够完善，担保体系建设不足。另外，银行多元化融资模式也还没有形成。
理解我国的影子银行，一定要将其规避监管、诱发风险的属性与服务实体经济、弥补正规融资渠道不足的属性区别开来，所以，影子银行实际上是用错误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是由商业银行主导的，故称“银行的影子”。监管与整治影子银行名正言顺，但要切忌“一刀切”的做法，避免既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又触发新的金融风险。
中国的数字金融全球领先，主要体现在普惠性方面。两家主要的移动支付平台各自拥有近10亿名用户，而且已经从大商场普及到街边摊贩。几家网络银行每年可以分别发放1 000万笔小微与个人贷款。这样的普惠金融，不仅仅增加了生活、商业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为个人、为企业提供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发展和选择空间。而数字金融能够得到空前的发展，得益于传统金融部门的供给不足、监管部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及以智能手机、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启示具有两重性：一是数字技术可以让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二是监管框架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障金融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的政策，也都是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也能够支持高质量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必然会要求更大力度的金融开放，让国内政策制度与国际接轨，同时降低国际收支中的货币错配问题。当然，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就应该首先总结前期政策的一些经验教训，特别是充分重视各方面金融政策相互配合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又需要下功夫补短板。
本报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营造支持创新的政策、制度与法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落实竞争中性，完善破产、重组的法律体系，实现市场出清。
二、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创新活动和中小企业服务。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包括落实竞争中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三、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直接“管控”，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系统性的市场开放，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提高资本的耐心，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培育“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
四、进一步探索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推动服务模式向“商行+投行”转型。利用软信息，深耕小微企业客户群。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风控手段，建设开放银行。设立支持科技创新企业与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五、把握好整顿影子银行的节奏与力度，减少催生影子银行的政策扭曲，对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要统一，减少监管套利。加强私募股权净值型产品的销售，增加市场的长期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整体资产组合的风险监控与风险管理能力。
六、尽快实现监管全覆盖，规范数字金融业务模式与行为。积极平衡大数据收益与个人隐私以及大科技公司效率与垄断之间的关系，并推动智能手机、大数据与云计算在整个金融部门中的稳健运用，支持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七、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开放之锚，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加强人民币的计价功能。
八、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的业务特征，加强监管协调、功能监管与监管科技。在监管政策的执行中，要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