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本放眼未来的书

当音乐停止，一切会变得复杂。

但是音乐仍在演奏，你必须起身舞蹈。

我们仍然在跳舞。

这是2007年7月8日，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留下的一段话。它或许是整个金融危机中最有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引述。就在一个月以后，音乐和舞蹈突然停止了。

这段话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事情变得复杂而丑陋，不是花旗集团，而是整个世界。当音乐停止之后，椅子的数量明显不够，许多金融企业在这个高风险的赌局中都摔在了地板上。美国经济随后进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政府在那些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领导者的带领下，实施了一连串复杂的救助行动。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要满足金融企业的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混乱正在把我们每一个人推向深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讲金融危机

这个关于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故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以不同的形式反复讲述了许多遍，并有多部关于危机的书籍和文章问世。但是，为什么还需要另一本讲述危机的书呢？

一个原因是美国人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伤害了他们，危机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发生，或者说美国当局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尤其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采取了这一系列非比寻常的行动。对政府救助行动的误解正在妨碍目前政策的实施。政府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其本身也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这本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展示金融危机为什么发生，而不是的视角将聚焦于介绍金融危机是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促成了本书的出版：这段历史需要被真实地描述。许多畅销书籍，尤其是某些记者的作品，只是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这本书不一样，它的作者不是记者，因此如果你很关注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什么，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本书。我的目的是展示危机的全貌，而不是片段。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位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写成一个篇幅有几千页的故事，但我的描述会更加简短和易于理解。当然，这本书也不是要探讨谁该为此负责。

另一个写作本书的重要原因，是对这次危机的回忆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回荡。你每天都能读到关于它的新闻，并且它依然影响着美国当局的决策。美国经济仍然在努力摆脱危机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失业率仍然高企，预算问题仍然严重，抵押衍生品的问题并未杜绝。欧洲危机也仍然深重。关于危机对策的争论很激烈，比如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比如政府庞大的赤字政策，比如美联储为振兴经济所做的努力……而许多关于危机的书籍仅仅是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灾难性，却对公共政策只字不提。

这本书是放眼未来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尚未完成的、很长的计划。我们应该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新的危机？我们是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更多，还是会将这场灾难迅速忘却？许多转变并未发生，我们是否仍然脆弱？未来是否会有新的问题导致新的灾难？

本书的结构

本书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毕竟，这是讲故事最好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书的观点。本书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怎样遭遇这场灾难的，我们又是如何与之斗争的？决策者们何时做了正确的事情，何时又犯了错误？我们在一切结束前应该继续做些什么？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介绍性章节后，第二部分将描述和解释危机如何发生。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描述政策应对——首先，是在大厦坍塌时的救助行动；其次，是一些长期的措施；最后，试图揭示整个危机中最重要的内容：在缺乏监管的市场中，我们被冲出的卡车重创，此时政府究竟是在拯救我们，还是其本身就是祸源？为何政策生效了，却获得了倒彩？本书的第五部分则是面向未来的建议。我们该如何应对仍未结束的灾难？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应该从此次经历中学到什么？

致　　谢

我必须感谢和我探讨过金融、危机、监管、货币政策、政府政策以及相关话题的每一个人。我的观点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主要源自我这些年来的观察、阅读、交谈、思索、写作和教学，以及我在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工作经历。但是，关于本书，我还是深深地感谢一些政府机构的官员、金融领域的专家、记者朋友和与我探讨、争论的学术界朋友，以及对我的手稿提出过帮助和建议的朋友。特别真诚地感谢斯科特·布林德（Scott Blinder）、丹·克劳森（Dan Clawson）、约翰·杜卡（John Duca）、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埃丽卡·格罗森（Erica Groschen）、罗伯特·霍伊特（Robert Hoyt）、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爱德华·奈特（Edward Knight）、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迈克尔·莫兰迪（Michael Morandi）、克雷格·佩里（Craig Perry）、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朗尼·斯蒂芬斯（Launny Steffens）、菲利普·施瓦格（Phillip Swagel）和保尔·威伦（Paul Willen），以及伯南克、弗里德曼、盖特纳、萨默斯，感谢他们花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尤其感谢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eidman），他检查了我所有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本书不能代表以上任何人的观点。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书中的观点都持有不同见解。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2011—2012年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完成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我在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工作期间完成的——那时我的观点也饱受争议。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为我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研究环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加洛·费耶特（Galo Fachettore）、克莱尔·加布里埃尔（Claire Gabriel）和凯蒂·威诺格拉德（Katie Winograd）为书稿的诞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写作，所有这些内容可能还保存在我的硬盘里。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格里斯沃尔德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riswold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的支持，他们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援助。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学生们——阿曼德·阿什辛-克罗兹（Armando Asuncion-Cruz），他全程参与了本书的创作过程，并且做了许多辅助工作；以及乔安妮·林（JoanneIm）和凯文·马（Kevin Ma），他们提供了“糟糕”的协助——相当长的时间，他们都和我的观点有所冲突；还有凯瑟琳·赫尔利（Kathleen Hurley），她用最短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些看似难度很大的整合工作。

当手稿将要变成一本图书时，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成了我的图书顾问，并为我引荐了许多出版机构。企鹅出版集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找到了可以让我还清债务并成为畅销作家的优秀团队。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是一位有许多好主意并且非常友善、严谨的专家，他从多个角度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斯科特的助手玛丽·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她，令我们无比佩服。朱莉安娜·西延（Juliana Kiyan）则扛起了推广本书的重任。

最后，我必须提到我的妻子玛德琳。我究竟亏欠了她多少？她帮我修改文章和观点；她帮我找到写作的准绳，并带我避开烦冗的辞藻和难解的行话；她在我需要鼓励时给我鼓励，在我需要提醒时给我提醒。这本书必须献给我亲爱的妻子。我们1967年结婚，对于我们来说，音乐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