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生态危机的特有表现形式
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生态危机呈现出两个特有的表现形式：一是“人口—环境”问题；二是“生态二元化”问题。
一 “人口—环境”难题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的关系便天然存在，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同时人类也是环境生态作用系统必不可少的一分子。人类诞生之初，人口稀少，人类活动能力和范围有限，人匍匐于自然的脚下，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随着人自身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变化多大，归根结底，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二是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史，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
有关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起步探索阶段，主要以马尔萨斯发表著名的《人口论》为代表。中期的发展阶段，主要以罗马俱乐部的“悲观派”观点和以朱利安·西蒙等人的“乐观派”观点的交锋讨论为标志。近期发展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让人们对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讨论。
两个世纪以前，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失业和贫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掀起了革命和改革的思想浪潮，为应对这种浪潮，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尔萨斯在欧洲广泛搜集资料，之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人口原理》一书，该书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从人口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辩护。该书提出了两条公理性假设：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基于这两个前提，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若不受到控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必然导致失业和贫穷，所以社会制度并非造成失业和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人口自然法则的作用才是导致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16]
“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加速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空前加大，学界开始重视人口数量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西方各国先后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论调。悲观派方面，主要以马尔萨斯思想继承者的著作为代表，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例如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其《生存之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认为“人类由于生育过度和滥用土地已陷入了生态陷阱”。[17]艾里奇的《人口爆炸》一书忠实地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级数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环境生态系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引发各种危机，从而影响人类的后续发展。[18]作为悲观派的杰出代表罗马俱乐部也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中采用模拟的方法对世界未来发展的五大主要因素：世界人口、工业资本、污染、粮食消费和资源消耗的趋势发展进行研究，指出人类如果按照当时的增长率继续发展的话，人口增长会引起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程度加重，星球的增长极限将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人口和工业增长率此后将不可抑制地下降，也即经济的“崩溃”将发生，除非采用限制增长的方式，甚至“零增长”来避免超过限度后可能产生的崩溃后果。[19]
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等人发表了系统驳斥悲观派言论的《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一幅远景》一书，阐述了乐观派的未来观，提出一种有异于“零增长”论的乐观主义理论，简称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理论：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悲观派提出的问题只是社会发展转折点上产生的暂时性问题。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完善，资源不会耗竭，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治理，人口不会爆炸，对人类有益无害的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20]1981年，作为乐观派主要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出版了《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根据其搜集的资料和数据，他分析后指出：“悲观派的‘技术预测’和‘工程预测’方法都存在着片面性。自然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粮食未来不会成为问题，凭借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能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人口的增长也不必控制，它将自动达到平衡”。[21]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人口没有绝对的过剩，只有相对的过剩，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会促使资本家逐渐投资过多的机械设备，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设备上的投资逐渐增加所造成的。简要地说是资本制度下的资本积累决定人口变动。[22]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认为危机、失业和贫困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后果，人口过剩或者劳动力过剩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联系着的。[23]
如前文所述，乐观者和悲观者关于人口数量与环境关系的争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生态系统的人口承载容量，即一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中能够容纳的合理人口问题，具体而言，“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24]乐观派对技术预测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强调了人口增长在技术进步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肯定了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悲观派以静止的观点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是其主张中也蕴含了保护环境对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在人类采取每一步重大行动之前，都应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采取措施将不良因素减低到最低限度，这也体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指生态环境系统在一定涵容范围内具有可再生的更新能力。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人口与环境应该协调发展；同时认为人类有能力在保护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令发展持续下去，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人的发展。[25]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涉及了当代和后代的需求、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等内容。可持续发展应满足代际公平、社会公正和境外责任三条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摒弃了悲观派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和乐观派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褊狭思想，而是主张“既要生存，又要发展”。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关乎很多自身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等。人口数量主要是指人口的速度和规模，是人口发展的重要的要素；人口质量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人的受教育水平、文化道德素质有关，人口质量也即人口素质；人口结构是指个年龄层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分布主要指的是人口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等。人口数量与资源消耗呈正比，同等生产技术和消费水平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的需求量会增加，加大了资源的压力。人口质量水平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也不尽相同，科学技术水平影响着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的治理，人口的不同素质水平影响环境保护意识。人口的结构不同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影响也不同，人口的结构影响着人口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人类与自然主要的互动方式，自然也会对环境造成重要的影响。人口的分布主要指特定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大，人对环境的扰动就大；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低，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自然就小，人对自然环境的扰动也小。
总体来讲，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要做到兼顾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经济发展要从原来的以产值为中心的单一经济发展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经济指标。从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要解决过剩的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二）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人口的剧烈增长、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人口活动能力的快速增强，这使得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复杂。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就离不开自然资源，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生态环境。大体概括起来，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活动对环境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二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建设中，不合理的活动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在人统治自然的思想指引下，遵循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人类用近乎掠夺性的姿态开发自然资源，随意排放垃圾，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具体来讲，人类活动对环境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现象严重，森林、草地、沼泽会因此锐减以至消失，其他生物物种多样性也会慢慢丧失，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2）人类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人工合成出许多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被人类有意无意地排放到了大气、水、土壤和生物圈中去，严重威胁了土地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3）改变地球表面能量平衡，如不经过科学论证即修建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近代，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带来一系列问题，人类开始修正之前对生态环境的粗浅认识和错误行为，人类的发展不再单纯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人类也同时采取行动来修复之前对环境的错误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活动越来越趋于合理，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对已经发生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行修复。“生态恢复有两种途径，一是自然恢复途径，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面临的问题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和发育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人为的介入，采用实验生态学和生态工程相结合的措施，对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整治因，缩短生态系统的自然演进时间，并可以提高系统生产力”。[26]（2）对自然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律的建设，即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当地的水、土壤、气候、生物等多种自然因素，坚持生态利益大于经济利益、生态价值高于经济价值的原则进行保护性的完善和建设，调控和约束人类的活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建设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
（三）“人口—环境”问题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人口—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人口—贫困—环境问题，这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口、贫困和环境三者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悲观派的看法一般认为人口数量会加剧贫穷，贫穷又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素质下降，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乐观派则认为，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能够刺激资本需求，可以由此减少贫困问题，同时生态环境也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得以改善。最早提出人口增长会导致贫穷问题的依然是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五章中讨论了英国的“济贫法”，是对人口与贫困的早期研究。马尔萨斯认为，避免长期低生活水平或绝对贫困的唯一办法是对人们实行“道德约束”和限制人们后代的人数，“人口会无情的被迫生活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上”。[27]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低水平人口均衡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规模增加、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现有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经济的贫困和生态的贫困。因此，中国人口增长通过对资源可获得性和环境质量的诸多负面影响导致了经济和生态的贫困。而将视野放到全球，也是如此：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资源，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同样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如耕地、居住用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从而使得原始森林、湖泊、草地及湿地越来越少，并造成更多的污染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这样人口增长的最终的结果是直接导致环境的退化和资源的稀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这就是当前“人口—环境”问题的本质。
贫困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污染的原因，也是环境治理的障碍。当人的基本生存受到挑战时，很难有多余的力量和精力来保护环境。贫困加剧了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又加剧贫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关系，通常二者之间会遵循倒“U”形的关系：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经济水平较低，环境受影响程度较小；到了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污染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环境严重恶化；再到后期阶段，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到了更高的阶段，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要改善环境，最好的办法是先富裕起来。人口、环境和贫困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方面，三者互为因果。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贫困—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正是这种三角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是一个生态环境整体，环境的改善有赖于各国的共同努力。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平等化原则，任何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人都享有均等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优先享受了发展权，应该在全球环境治理和贫困问题方面承担更大的义务与责任。
（四）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
中国几乎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绝对数量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大是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特点。“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对环境影响最甚者，首推人口数量增长。”[28]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29]人口增加对需求层次及数量的日益提高与扩大，不断逼近中国自然环境的最大人口承载容量，引起了环境负荷加重，环境负荷加重则会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甚至有可能造成生态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制约中国发展而又无法进口的瓶颈资源是淡水。按照目前用水状况，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全国地表水必须全部用尽。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需求不能匹配，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需花费在调水上”。[30]巨大的人口数量还大量消耗矿产、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大体而言，16亿左右人口是中国社会尚可容忍的数量，总人口达到18亿左右，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31]
在经历了人口爆发增长的阶段之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在近年来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被唤醒。毋庸置疑，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人口—环境”问题的必然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人口的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已经凸显，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生育、加大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人口合理迁移流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防止出现人口的大起大落、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配置，使人口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目前，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有步骤实施，对于解决当前的“人口—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得益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进入一条平稳发展的轨道，保证了低生育水平线。而且，中国政府把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为战略任务，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32]如果继续保持的话，“中国人口数量的最高峰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总量略低于15亿”。[33]即中国人口将不会超过中国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大的人口危机不会出现。其次，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至21世纪中可达80岁，21世纪末可接近90岁。百年以后，人口达到稳定。若每年出生1200万人，总人口将约为11亿，其中劳动力数量超过6亿，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约为1/4，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分布合理”。[34]另外，通过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和放宽人口户籍管制，合理引导人口的生态移民，并对相关的人口进行就业方面的培训，使得一些人口和环境急剧恶化的地方出现了人口素质提高和环境修复的好现象。可见，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人口政策，推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也是未来中国“人口—环境”问题发展的一个积极趋势。
二 “生态二元化”问题[35]
“生态二元化”问题是指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态势呈现一种“部分地区有所改善、部分地区仍在恶化”“发达地区在改善、落后地区在恶化”“城市地区在改善、农村地区在恶化”的趋势。易言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明显。
笔者认为，中国面临的“生态二元化”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更典型的表现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2007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保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63号）提出：“到2010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有所控制，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摸清全国土壤污染与农业污染源状况，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一定进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与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率提高10%以上，农村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以及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理率均提高10%以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顺利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5%，严重的农村环境健康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提高，农民生活与生产环境有所改善。到2015年，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加剧的势头得到遏制，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和公众环保意识明显提高，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而2014年4月17日，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已达16.1%，而生产农产品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4%。”[36]农村土壤污染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大量使用化肥，“2012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为5839万吨，较2011年的5704万吨增加135万吨；无机氮肥施用量为3395万吨，较2011年的3329万吨增加66万吨”。[37]二是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日益显现，“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加速提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大增加，而相应管制性和激励性政策不到位，缺少能解决环境污染而且又适合大范围推广的治污措施，致使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凸显”。[38]三是在中国的梯度发展过程中，城市向农村转移了大量污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增加，农村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污染。这种污染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污染物的直接转移；另外一种则是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39]
其实，不仅在环境污染方面农村和城市“境遇不同”，在生态破坏方面农村和城市也是“别有洞天”，最终导致出现生态二元化现象。下面，以笔者的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张家村和笔者的经常居住地——北京市，自2002年至今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为例，分析中国生态二元化问题的具体成因。
（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以北京市为例
1.北京市的自然地理环境
根据中国网的介绍，“北京市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北京市东部与天津市毗邻，东南距渤海约150千米，其余均与河北省交界。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8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61.4%；城区面积87.1平方公里。全市共辖16个区、2个县。北京属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促，冬夏较长。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0～13摄氏度。全年无霜期180～200天，西部山区较短。年平均降雨量600多毫米，为华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山前迎风坡可达700毫米以上。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全年降水的75%集中在夏季，7、8月常有暴雨”。[40]
2.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
（1）学者的宏观研究
近年来，虽然北京市接连受到沙尘暴、雾霾等恶劣环境事件的侵害和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北京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成绩斐然的。例如，2009年，杨开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首次披露了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报告中借用了普遍公认的GDP和生态足迹（指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冲击，生态足迹等于生产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其废弃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面积）的比值EEI，来表明各地的生态文明水平。在这份报告中，我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被分为六个不同级别的小组，其中最高水平组有且仅有一个地区，就是北京。[41]
2010年和2011年，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严耕教授及其团队，也陆续推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I 2010）、（ECI 2011）”，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五个方面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分成了均衡发展型、社会发达型、生态优势型、相对均衡型、环境优势型、低度均衡型六大类型。其中北京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最优类型的第一名的城市。[42]“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I 2011）”指出：“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情况全国领先，与其他省市相比优势明显。生态活力、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都处于全国上游水平，环境质量和转移贡献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类型从2008年的社会发达型转为协调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的特点是，经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居全国前列，在城镇化、教育以及农村改水等方面相对发达，社会发展程度在全国领先，生态活力与环境质量方面居于全国中等水平。而均衡发展型的特点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低，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等较低，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43]
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刘薇采用国家及北京市发布的权威数据，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经济（包含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环境（包含生态资源）、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包含生态科技）等四个领域对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评价，指出近20年以来，北京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1.5%增加到2010年3.2%，预计到2015年占到6%左右，在国际国内形势的促使下，北京高度重视污染减排与节能降耗的工作，万元GDP水耗和能耗降幅居全国首位，建筑节能标准在全国领先。[44]这也表明，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2）笔者的微观调研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感受北京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笔者选取了自己的母校——北京林业大学周边的社区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之所以选择这一区域，是因为笔者本人从2002年至今的10多年间一直在该地区学习和生活，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有切身的体会。北京林业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林大北路、学清路、双清路四条道路之间。校园西边临近八家村，东边紧靠六道口街道，北边是林大北路，南边就是清华东路。北京林业大学东西两边的六道口和八家村原本都是城中村，人员成分复杂、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毗邻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的原因，小商小贩泛滥成灾、小店小馆层出不穷、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久而久之造成了该地区长期的“脏”“乱”“差”。2006年，针对这一问题，已有政协委员进行了提案：“前后八家村，原来是郊区农村，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北扩，清河以南的五环线内已基本城市化，城市发展将前后八家围成城中村。这里是外来民工集聚的有名的垃圾回收村，每天上下班，三轮车、自行车、拖拉机、摩托车和过路的货车、轿车和大小公交车、把双清路挤得水泄不通，上下班时往往连行人都很难通行。外来民工回收的废旧物质就堆放在马路两边，一些国家机关和中央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围墙下，不仅有碍景观市容，影响环境卫生，也容易传播疾病，滋生蚊蝇。该地段不仅环境脏乱差，由于人员杂乱，社会治安也很差，自行车被盗、下水道井盖被偷、商店顾客和路上行人钱包被抢的案件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区。由于大多数回收的废旧物资都是易燃物，民工住地又十分狭小，火灾风险极大”。[45]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07年，北京市对清华东路进行了改造拓宽：新建清华东路为四幅路形式，主路宽11.5米，非机动车道宽4米，人行步道宽4米，小月河桥以西路南侧设计有3.5米的绿化带，道路面积2174.64平方米。改造后的清华东路使过去机非混行的一块板形式的路面得到彻底改观。[46]除了交通设施的改善，2009～2010年，北京市还加强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其中北京林业大学西边的八家村成为重点整治的50个城中村之一。[47]现在（2015年），清华东路北京林业大学这一段的道路环境改善很多，不仅路面宽敞整洁，路旁还有小型公园、绿化带等；八家村和六道口许多地方私搭乱建的平房已经被拆迁，取而代之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一些临街的小饭馆、小旅馆也被夷为平地移作绿化用地了。总之，北京林业大学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较2002年前后已经大有改善。
（3）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分析
北京生态环境得以改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治理环境与转移污染两项措施。首先，治理环境方面的措施设计得当。例如，1999年5月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1998〕36号）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通知》，对全市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造林绿化、水土保持、防治泥石流、治理风沙、水源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等。[48]2005年1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规划》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战略目标：第一阶段（2004～2010年），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加快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为宜居城市建设奠定基础，使“宜居北京”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二阶段（2011～2020年），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做好生态环境建设和良好文化氛围塑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第三阶段（2021～2050年），把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宜居城市。[49]2011年4月，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年～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提出将采取完善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构建绿色能源体系、限制高污染行业发展等措施来保证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达成。具体将包括六大工程的建设：第一是燃煤污染控制，第二是机动车的控制，第三是重点污染源的治理，第四是扬尘治理，第五是生态环境修复，第六是环保新技术应用。2013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到2017年，全市燃煤总量比2012年削减1300万吨，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10%以下，优质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90%以上。”在一系列强力的行政政策的作用下，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压减燃煤450万吨，超额完成原定年计划的10%，完成压减燃煤总任务的35%。[50]
其次，转移污染方面的措施贯彻得力。在为北京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到水泥、砖厂、化工等高污染企业退出北京市这一细节，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北京累计有300多家“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停产退出，冶金、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传统重污染行业的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北京最大的国有企业——首钢于2011年初迁出京城，这标志着北京彻底告别重工业时代，转而追求一个国际化都市应有的功能定位。清洁能源天然气的使用量在逐年增加，煤改电工程进展快速，水泥、砖厂、化工等高污染企业几乎全部消失在北京市的版图上。[51]这些高污染的企业退出北京后，是彻底消失了？还是异地重新生产？这些企业不再污染北京的生态环境了，是否意味就不污染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了？笔者认为，答案是唯一的，即这些高污染的企业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异地重新生产。以首钢为例，首钢整体迁出北京后，其新家是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境内被誉为“钻石级港址”的曹妃甸。虽然政府部门一再要求，首钢负责人也一再强调：“首钢搬迁绝不是‘异地复制’，更不是‘污染搬家’，整个过程将全面贯穿循环经济理念”。[52]但实际上，污染虽然可以通过先进的理念、高超的科技加以减少甚至避免，但是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其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做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53]
笔者认为，将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的工厂、企业迁出大城市，甚至迁出城市，虽然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但是在改善大城市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容易给小城市或者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或者是改善了大城市的生态环境，而破坏了小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环境，最终可能造成“生态二元化”问题。而这显然不是人们治理大城市生态环境的初衷。须知“生态文明的价值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人类的一部分，更不是某个个人，它要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都要以全球生态和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进行一元化的协调自身的行为”。[54]
（二）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情况——以张家村为例
1.张家村的自然地理环境
张家村是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了解张家村的自然地理就要按照行政区划从上到下层层进行。首先，“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黄河下游。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陆地南北最长约420公里，东西最宽700余公里，面积15.7万平方公里。水平地形分为半岛和内陆两部分，东部的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是渤海与黄海的分界处”。[55]
其次，烟台市是山东省的下辖十五个地级市之一，“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渤海。烟台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山丘起伏和缓，山地占总面积的36.6%，丘陵占39.7%，平原占20.8%，洼地占2.9%。拥有909公里海岸线和2.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大小基岩岛屿63个，有居民的岛15个。烟台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水适中，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765.4毫米，年平均气温12.7℃，日照时数为2441.6小时，无霜期284天”。[56]
再次，牟平区是烟台市五个市辖区之一，“西临烟台高新区，东接威海高新区，总人口45万，总面积1511平方公里，海岸线65公里，现辖7个镇、7个街道，共有555个行政村（居）”。[57]
复次，“观水镇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牟平区南部。观水镇位于北纬37度30分，东经121度56分附近，属暖温带东亚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1.6℃，年平均降雨量709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69.8%，年平均日照2643小时，无霜期在136天以上。全镇现有行政村80个，总面积228平方公里，人口63593人，果园面积6万亩”。[58]“观水镇地处环境优美的半山半泊地区，具有优质的含磷风化石沙质土壤，优良的山泉水源，独特的水土条件，雄厚的技术力量，其所产的红富士苹果以个大、色艳、味美、果面光洁、耐储藏而享誉海内外。”[59]
最后，张家村是隶属于观水镇的一个普通行政村，位于观水镇驻地西北5公里，与栖霞市的桃村镇铁口村隔河遥望。全村人口600余人。全村共有耕地约760亩，其中粮田30亩，果园730多亩；水域300亩。全村的唯一的经济作物是苹果树。[60]
2.张家村生态破坏严重
（1）张家村生态破坏的主要表现
张家村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张家村生长、生活了20年，因此对于张家村的问题产生、变化有切身的感受。张家村生态破坏主要集中于环村而过的河流（张家村村民称之为“南河”）的河道及其周边区域。从现场考察来看，南河的现在的河道很宽，但是水流面积很小，大致仅占整个河道的1/10；河道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和一堆堆的沙石，靠近张家村一边的河堤几近消失，并且没有水土保持林加以防护。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仍然有挖掘机在河道中大肆采挖河沙，并有多辆重型汽车排队等待拉沙。
张家村村民介绍了张家村“南河”河道、河岸遭受破坏的整个事件的始终。2003年5月前后，在时任张家村党支部书记的指挥下，张家村村民委员会组建了“张家沙场”，租借和购买了大型的挖掘机、推土机和卡车，雇用了部分村民开始在张家村村边的南河大规模地采挖沙石。采挖的范围包括了张家村地界的整段河道，长度约有5000米。为了采挖到更多的沙石，他们将整条河道向下深挖了足有十几米，部分河道甚至挖到了几十米深的岩石层；另外，还挖走了河坝以及河坝上的水土保持林，导致河道在水平方向上足足拓宽了近200米。这种疯狂的采挖行为一直持续到2007年。张家村村民张某某也回忆说，2003年之前，南河张家村一侧是有河坝的，而且河坝上种植了大量的柳树、刺槐树、杨树等水土保持林。水土保持林绵延至整条河流，面积非常大，因此水土保持林一度成为张家村及周边村子儿童的游乐场，然而，这一切在2003年戛然而止。[61]
笔者想进一步了解，到底有多少河沙从张家村南河中挖走，但是没有一个村民能说出来。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张家村村民在这场河沙“争夺战”中仅仅是旁观者，根本无法知道河沙的采挖量；二是因为挖走的河沙数量之多实在是无法计算。
根据实地的调研和张家村村民的描述，发现张家村滥挖河沙有两个特点：一是挖得彻底，整条河道及河堤都被采挖殆尽，河床的蓄水层完全消失；二是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在采挖过程中只顾尽量多地采挖河沙，而对河道没有任何管护措施，导致河道中出现多个深坑，河水失去正常通道，为水患的发生埋下祸根。
（2）张家村生态破坏的相应恶果
第一，滥挖河沙引发水患，冲毁苹果园。张家村三面环河，该河属于季节性的溪流，其水文特征是：冬季河水常断流，夏季河水多泛滥。这是因为河水补给有两个：一是周围丘陵上的泉水，这部分水源补给稳定但是补给量较少；二是夏季的雨水，这部分水源补给随着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每年阳历7月、8月，大量降雨会引起河水的泛滥。2007年，烟台地区的降雨量突然比往年增大了很多，受降雨量激增的影响，烟台地区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出现了河水泛滥的情形。由于张家村一带长期挖沙严重破坏了河道，河道行洪调蓄能力大大降低，行洪防汛功能基本丧失；再加上失去河堤的保护，泛滥的河水仅仅用几天时间就冲刷走了张家村河边大量的土地。据村民孙某讲述，仅是2007年8月的一个晚上的时间，他自己开荒的十几亩果园连同苹果树就全部被冲走了，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而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至今无法偿还因开荒而欠下的银行贷款。另据村民估计，仅在2007年夏季，河道就拓宽了30米有余，30多亩果园已被彻底冲掉。现在，这个“移动的河岸”距离张家村村舍最近处已经不到100米。
第二，滥挖河沙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危及苹果生产和农民生活。因河道以及河堤已经被采挖殆尽，河道的蓄水层已经完全消失，河水经过张家村河段都会夹杂泥沙迅速流失，河水在春冬季节断流时间增长，因而补给张家村一带地下水的机会减少，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地下水位下降至少引发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是祸害农业灌溉，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灾难。据当地村民反映，苹果在生长期内需要进行多次灌溉，但是由于采挖河沙，张家村一带河道在春季经常发生断流，因而没有足够的河水进行灌溉。同时地下水位下降，张家村仅有的一口灌溉用井水位严重下降，所以张家村村民每当给苹果树浇水时，往往是得昼夜不眠，轮流排队！因为水位下降异常厉害，农民往往又得用2～3台抽水机接力才能把水抽到自家的果园里。[62]二是危及当地农民生活。现在张家村的自来水只能在早晨、中午、晚上农民生火做饭时段间歇性供水，距离供水站较远的几家农户还根本无法享用自来水，而这无水可用的状况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根据村民张某讲述，在2003年以前，张家村的自来水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而且水量很足，村民们洗衣服都根本不用到河边，用自来水绰绰有余，自从张家村开始采挖河沙之后，自来水的水量就每况愈下，到2009年不得不将村自来水站进行了整体搬迁后又加深数十米取水，这才得以有地下水间歇供应，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已经越发严重，用水危机不断加深。
第三，滥挖河沙导致水土流失，[63]破坏农田生态系统，加重生态灾害。张家村一带土壤为中性偏碱的沙壤土质，含有较丰富的磷、钾、钙、镁等元素，具备栽培苹果及利于苹果生长的各种土壤条件。但是滥挖河沙导致的水土流失直接破坏农田生态系统，“水土流失造成了表土丧失、甚至母质、基岩裸露、丧失农业利用价值。土壤的形成过程极其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形成1cm厚的土层大约需要200～400年），一旦流失极难恢复，潜在危害极大，土壤中的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都同时被流掉了，造成土壤日益贫瘠，田间持水能力降低，并加剧了干旱的发展，导致农作物产量降低”。[64]可以预见，如果张家村一带的水土流失持续严重下去，在不久的将来，香甜可口的“烟台苹果”恐将只是后人的口耳相传的“美好记忆”。水土流失不仅直接冲走了我们宝贵的土壤，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物种多样性降低、洪涝灾害加剧、污染物质扩散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还对工业生产、水利建设、交通发展造成间接危害，正如曲格平教授所说：“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万物土中生，水是生命源泉。没有水土的恩泽，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水土对人类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但人类的生息繁衍，却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土资源造成危害。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破坏了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局面，使地球上原本就存在的水土流失速度加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已经和正在品尝自己酿造的苦酒”。[65]
（3）张家村问题的实质
如果我们对张家村河沙的去向稍加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实质。所谓河沙是指天然石在自然状态下，经水流的作用力长时间反复冲撞、摩擦而形成的，其成分较为复杂，表面有一定光滑性，是杂质含量多的非金属矿石。河沙的用途很广，特别是对建筑业有着卓著的贡献。例如，建筑中必不可少的混凝土便是由河沙、石子、水泥等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砌砖墙使用的砂浆、涂抹外墙用的水泥砂浆也都是河沙、水泥与水混合成的。在装修中铺设地砖、墙砖基层处理等都离不开河沙。与海沙相比，河沙比较洁净，没有味道，不带腐蚀性，而海沙中常混有贝壳等杂质，且大部分海沙因含有过量氯离子而带咸味、会腐蚀钢筋混凝土当中的钢筋，最终导致建筑结构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会缩短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寿命。随着2000年以来全国性的“房地产热”，以及中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火朝天”地进行，河沙等建筑原材料的需求量猛增，价格直线上升。于是来自农村河流甚至农田的沙子[66]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河沙生于农村死于城市的生命旅程折射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态势，即“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的生态二元化趋势：说穿了就是少数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而不发达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仍在恶化。例如，张家村一带因为滥挖河沙被采挖导致水土流失，因而生态遭到破坏，而某座城市因为使用张家村的河沙或修建了某座大厦，或修整了某条大道，或修筑了某街心花园等而环境改善。当然，笔者并不是生硬地将城市与农村对立起来，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于周边的农村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现实来看，城市化不仅仅把农民都吸引进了城市，也把农村的生态环境资源吸引进了城市。问题就在于诚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靠侵略、掠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资源，不能损害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利益一样；城市的发展也不能靠掠夺其他城市或者农村的资源，损害其他城市或者农村的利益来进行，即便这种侵害不是故意、不是主动为之的。
（三）“生态二元化”问题的本质
1.经济二元化
经济二元化（或称二元经济）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经济特征的描述，是在工业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结构。
（1）经济二元化的相关理论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理论界一般持两种观点：自然二元论和制度二元论。自然二元论是指国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产业结构二元化现象，不同产业部门在技术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体制等方面出现的自然二元化。制度二元化是指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出现的结构分化现象，比如社会制度的变迁、经济政策的转变等对产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变动。
第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较早地对产业结构的二元化现象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二元经济现象是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由于技术进步在产业部门的进展和应用效果存在差异，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部门均衡进行，有些产业部门发展相对较快，有些产业部门发展相对滞后。[67]当社会生产力普遍较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时，劳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会相对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价值也会相对较大，因此收入分配将会向劳动所有者倾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的需求量下降，机器化大生产成为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将会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创造的价值比例逐步下降，资本所有者将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分配。信息社会的到来使知识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更新速度。根据刘易斯的观点，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经济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同的发展特征，这种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鉴于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差异决定了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分配结构也会出现很大差别，这就是刘易斯所提到的典型的自然二元论。只要技术在不断进步，产业部门就会处于不断转变过程中，结构转换可以顺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必然现象。该理论阐述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把二元经济结构看成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奠定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但是该理论没有考虑二元经济结构在转换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因素，比如城乡差别的存在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等将会阻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
第二，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其著作《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中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在该书中他们“最大众化”的二元经济划分方法，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68]同时他们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从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部门的组成角度把农业社会分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这种国民经济部门的划分方法称为结构二元化。从居民的住所来看，有些人分散生活于农村专门从事手工业的生产，有些人集中于城市专门从事工业化产品的生产，这种由于生存空间不同而出现的经济结构称为空间二元经济结构。费景汉和拉尼斯对经济结构的划分方法是依据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因此这种理论是对刘易斯自然二元论的一种继承，他们依然认为二元经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在一定时期出现二元经济现象。但是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刘易斯的理论在对二元经济所产生的原因解释上存在差异，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出现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入殖民地，和当地的落后生产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出现二元经济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可以看出是制度二元论。同时费景汉和拉尼斯还分析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对二元经济产生的影响，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相对方便，生产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比较快，技术进步也较快，因此该理论又具有自然二元论的特征。
第三，杨小凯的二元经济理论。杨小凯对二元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他从分工和组织演变的视角对城乡之间产生的差异进行分析，由于农产品在生产上对土地过于依赖，居住的住所位置相对分散，而城市的工业化则要求工人相对集中。[69]两类生产部门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效率，当交易效率相对较低时，商业经济处于不发达状态，工业化经济发展比较缓慢。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和农业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出现城乡差异的二元经济结构。杨小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费景汉和拉尼斯理论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认为产业的二元性导致城乡的差异，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二元经济会由于交易成本差异的消失而消除。杨小凯二元经济理论的特点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二元经济不会长期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存在差别，但随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会趋于均等，生产力的差异是二元经济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消除二元经济的最根本路径。
（2）中国二元经济特征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二元经济是指农村传统产业和城市的现代工业并存的现象，中国的二元经济既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二元经济的典型特征。中国不仅存在农村和城市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而且在农村和城市中也各自分别存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企业，而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性较差，具有刚性。
第一，工业化的二元结构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从制度上规定以城市工业发展为主导，出现了农村发展农业和城市发展工业并存的现象，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城市隔离状态有所改变，但农民只能在农村发展工业，形成农村工业化、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大城市工业化并存的格局。这种格局下，整个宏观经济呈现乡镇工业和城市工业并存现象，在城市则出现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局面。城市工业化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乡镇企业为工业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劳动力的流动限制逐步消除，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做出重要贡献。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城乡差距在缩小，但这种二元经济现象也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城乡产业的趋同导致产品的同质化生产，城乡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资源扭曲配置等。[70]
第二，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二元特征。劳动市场是满足企业用工需求的重要场所，在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既具有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一般性特征，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非规范性，从劳动力市场分类上来看，既有农村劳动力市场又有城市劳动力市场，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又存在正规部门的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的二级市场。[71]劳动力市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处于分割状态，在传统的生产部门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主体不是市场，工资的决定也不是市场，而在现代产业部门中，劳动力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工资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之间出现一个“商品点”，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将会对劳动力形成无限需求，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会被城市部门所吸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矛盾现象将会消除。但是该理论的前提是城市中不存在失业现象，工资没有发生变化，这和中国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收入分配的二元特征。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存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的制度变迁及市场体系发展表现出较大差异，农村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城市。在农村传统经济的发展特征是生存经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技术普遍落后，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自给自足。城市机器化大生产的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生产规模相对较大，经济效益比较高。在收入分配上城市的收入明显要比农村收入高，这种二元分配体制致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72]城市居民享有各种住房补贴和物价补贴等，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也比较健全，而在农村居民则无法享有这些。收入分配的二元化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在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有利于城乡差异的消除，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3）二元经济的后果
先进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并存的现象是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农业部门的投入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部门的投入主要是资本、技术和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大量生产意味着能源的大量消耗，以石油及煤炭为主要能源燃料的工业产生大量废气并排放到空气中，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从国际分工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把一些环境污染性产业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通过进出口贸易换取高污染产品的消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层次，生产的大部分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大量外汇的换取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这便形成了国际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二元化。在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城市偏向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致使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即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很大，但产出占全部产出的比重却很少；另一方面是现代的非农业部门，其中主要是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较小，但其产出占全部产出的比重却较大”。[73]可见，偏重推动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与城市先进的现代非农业部门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例如形成了就业结构的二元化、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的二元化、财政投资政策的二元化、城乡税收的二元化；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则形成了国内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二元化。
2.环境非正义
（1）环境正义的内涵
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它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环境不公平现象上。作为一个新的范畴，环境正义理论研究仍处于蓬勃发展中，对其概念的界定学界呈百家争鸣之势。
在西方，彼得·S.温茨被视为当今环境正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环境正义领域颇有建树，著作颇丰，主要有《环境正义论》《自然守卫者》《现代环境伦理》等。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彼得·S.温茨认为：“正义的情况时常涉及环境领域。因此，必须经常做出安排，以便对进行某种活动和产生某种商品的权利进行分配，从而确保人们在对环境资源的诸种利用间保持协调一致，并与环境的可持久居住性和睦共存。”[74]温茨进一步指出：“我为一种多元理论提供了辩护，道德关系在该理论中以同心圆的形式被描绘出来。同心圆仅仅是一幅图或一种隐喻，但对于讲解与理解来说却很有帮助。我们与某人或某物越亲近，我们在此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数量就越多，并且/或者我们在其中所承担的义务就越重。亲密性与义务的数量以及程度明确相关。”[75]这是对多元正义论进行了解释和辩护，从历史视角考察了正义诸理论及其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揭示出以往正义理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分配正义理论，提出同心圆理论力图用其解决环境难题。
劳尔和格里森则区分了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他们指出，环境正义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分配正义，而生态正义则是指人类对其余自然界的正义。[76]美国学者彼德·温泽也曾认为，环境正义关注的是“负担和利益在受相关环境政策和行为之影响的各方之间的分配，包括环境保护的负担在社会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分配，以及自然资源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配”。[77]
在众多定义中，美国环境保护局的界定引起了社会共鸣。它认为，环境正义系在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遵守和执行等方面，全体人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收入、原始国籍和教育程度，应得到公平对待并卓有成效地参与。在此，“公平对待”意味着对任何群体，不论种族、价值观念和经济地位，都不应不合理地承担由工业、市政、商业等活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环境项目与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有效参与”则意味着：①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都有适当机会参与将影响其环境或健康的议案的决策；②公众的意见能够影响立法部门的决策；③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④决策者为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便利。[78]
在中国，尽管环境正义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伴随中国生态问题的呈现及其环境伦理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也有长足发展，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概念厘定。有学者将环境正义视为民众共同享有的一种权利。如曾建平和郭琐均认为“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性环境的权利，而且任何人都无权破坏或妨碍这种环境权利。[79]朱玉坤认为，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80]有学者从伦理学视角阐释环境正义，如王韬洋指出，环境正义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议题。[81]还有学者从法学角度解释环境正义，如蔡守秋认为，最能体现环境正义的特色和核心观念是，环境正义表示环境资源法应该维护和实现环境公平，追求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环境秩序。[82]
尽管学者对环境正义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均将之视为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责任。那么，到底何谓环境正义？笔者认为，所谓环境正义是要求人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权益上的公平公正，期望每个公民均能在基于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环境生存空间，所有公民均享有平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均平等享有安全健康的环境权利，均承担相应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义务。环境正义意味着：①任何人均应拥有平等享用环境资源、清洁环境而不遭受资源限制和不利环境伤害的权利；②享用环境权利与承担义务需具有统一性，环境权益要体现社会公正公平；③尊重所有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尊严与价值，强调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非正义现象的矫正，维护好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生命权与环境权的确认。
（2）环境正义的实质
环境正义表面上呈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现实境遇中的道德选择问题，但事实上，它并非环境问题本身，而是人际环境利益及其负担的分配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正义需要的是，不同群体、地区、国家甚至世代，在面对环境权益和负担分配时，需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不难想象，当谈及环境正义时，人们首先会追问，“谁在承担环境损害的负担，又是谁从这些损害中得到了利益，受益者该通过何种方式来补偿受损害者？”所以，将正义理念引入环境领域，其核心是权利诉求的平等与公正，这种正义既蕴含着对环境资源及其服务的分配正义，亦包含着每个群体乃至每个个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尊严和人格得到尊重，并体现正义。
罗伯特·布勒德认为，环境正义有三种形态，即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是关于社会因素，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中的问题。[83]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正义包含国内环境正义、国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三个维度。国内环境正义强调族群、性别、阶级和地域的正义，国际环境正义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正义，代际环境正义探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差异性。从经验层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正义”的向度上各有侧重，发达国家更多强调“国内正义”的实现，但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关注国际正义的实施。从时空上分，环境正义包括代内正义、代际正义、种际正义。代内正义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是指“处于同一代的人们和其他生命形式对来自资源开发以及享受清洁和健康的环境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有同样的权利”。[84]代际正义又称“世代间公平”，由美国学者魏伊丝教授提出。代际正义是指“作为物的一种，我们与现代的其他成员以及过去和将来的世代一道，共有地球的自然、文化的环境。在任何时候，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为此，我们负有保护地球的义务和利用地球的权利”。[85]种际正义是指人类与地球生物圈内的其他物种都是平等的，我们应当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发展的权利，真正构筑人际与其他物种自然的和谐与公平。由于本书研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正义，因此，本书倾向于从时空上厘定其维度。
环境正义是以尊重自然为基础，立足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新型正义观，环境正义致力于人际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环境正义其核心是因环境因素所引起的权利、义务等相关利益分配，如资源的平均分配和可持续利用，个人、社会、群体对干净空气、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平等享用权利和责任等。
换句话说，环境正义并非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抽象，而是人类社会对人际利益关系的高度关切。环境正义理念拉近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以及生命伦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增强了其实践性。面对庞大的自然资源系统，保护自然资源、不毁灭物种和不破坏生态均已成为人类共识，但在现实生活及其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类以有限的理性行为对自然进行的改造究竟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正义所映射的是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类自身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博弈。这些利益冲突和博弈包含群己间利益冲突、长短利益冲突、代际利益冲突等。正是环境背后的利益冲突或利益扩张，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也才有了人们关注的环境正义，才能利用正义原则，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以区域正义、种族正义、代际正义等原则来均衡相关利益方，协调人际利益关系，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围绕环境正义问题的各种争辩实质上都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缠、冲突和博弈。
由此可知，环境正义必然涉及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无论是有毒物的倾倒，还是可耕地的减少，抑或是全球的气候变化，往往是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和被边缘化的人在污染和资源退化面前首当其冲，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更为脆弱和更少的选择性。而特权阶层却可以通过购买防护品的消费行为和砍伐他国森林的贸易行为等机制将其与环境问题隔离”。[86]环境正义要求尊重资源的公平分配原则，保证弱势群体拥有平等享受资源的权利，避免公众在利用环境资源时产生利益冲突；不能因为少数人过度享受环境资源而影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能因为当代人的幸福而把后代人推向生态危机的深渊。可见，环境正义问题总是要牵扯利益问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国内不同区域、不同种族和群体间的代内正义抑或是国内同一区域、种族和群体的代际正义，从根本上说均涉及环境资源利益的分配和博弈问题，即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生态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生态权利与义务、责任如何合理承担等。
（3）环境非正义的主要表现
因而，环境正义问题的症结乃是人们的一种利益博弈，利益博弈背后便是生态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诱因便是环境非正义问题引起的利益不合理、不均衡。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平。如有的农村地区环境不断恶化，生活生产垃圾成患，周边地区的民众因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而生活质量下降，但与之相反，另一部分富裕城市社区的民众却坐拥优良环境，表面看来，似乎富人出资购买优美环境是合情合理的，不存在任何非正义现象，但实质上这就是在环境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不公平现象主要是因政府财政支持的不均衡造成的。因为在现实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中，公共环境资源容易较多地集中于少数处于富裕阶层的人身上，而对那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和环境处境不佳的弱势群体的公共资源环境投入反而可能较少。这是因为，政府偏好追求城市感官的完美，提升城市形象，往往对原本环境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的社区仍不断进行改造和投资，以提升其标志性印象。这极有可能减少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环境相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即使是在同一城市内部，政府对城市的改造也不是全面铺开，而是集中在局部。受益的社区居民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地方绿化、基础设施、交通、文化场馆均占有绝对优势，房价、地价较高，无疑是富裕阶层的办公场所和居住地。而作为同一城市的贫困阶层则不得不被边缘化，被挤到了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落后、地价便宜的地方居住生活。我们知道，每个社会成员均有权利要求从分配公共物品的环境决策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份额，但现实情况是环境利益的分配只向少部分强势群体倾斜，弱势群体少有观照，成了人们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这种因居住环境投入不同产生的生活舒适度的差异，明显是环境利益分配不公的表现。
其二，环境风险承担不公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经济落后、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遭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风险反而更高。这是因为，政府或企业在权衡如何建设垃圾处理场及建设对人体有伤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污染企业时，往往选择经济较落后、环境较差、贫困人口较多的社区。对政府和企业而言，这些区域土地征收补偿价格较低，离市中心较远，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影响较少，居住人数较少且环境权利意识不强，更易被说服。“较低的‘环境底线’使他们更容易被企业收买，通过牺牲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污染工业的栖息地；同时，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环境自我保护意识，即便发生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诉讼，当地民众所获得的补偿也远远低于发达城市的居民；偏远地区的监管部门出于增加地方经济总量的考虑更容易放松监督管理职责，使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环境风险的分配中再次丧失环境利益，加重了他们所承担的环境危害”。[87]可见，这种环境危害份额不成比例地承担本身就是不正义的行为。从根本上说，环境风险的产生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结果，是那些强势阶层为获得高额利润而破坏环境的结果，并且是在环境利益的不正当牟利中加剧了环境风险，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利益。
其三，环境利益博弈的背后还映射着环境治理责任承担分配的不合理。我们知道，环境污染和破坏是由部分人导致的，环境风险的消除及其治理也不是由所有民众均等承担，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是环境风险的制造者理应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然而现实的境遇是，环境治理成了社会共同责任，也就是说，居住环境较差的弱势群体也承担了与居住环境较好的强势群体一样甚至更多的环境治理义务。这不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不正义的。所以有人断言，“我们的个体责任感已被生产决策者用来制造了一个人人有责的神话，如果每个人都同等程度地参与了问题的制造，那我们将无法让任何具体的机构或人员出来负起责任；如果人人有错，那实际决策祸害地球的人员或机构反倒溜之大吉”。[88]
可见，由于公共环境政策未能普惠所有利益方，更未能改变环境最少受惠者的劣势地位，政府也未能履行环境风险公平承担之责任，“强者制造污染，弱者承受污染”境况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观，以致环境利益博弈造成的环境危机及其公共性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正义其实质就是一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这种利益博弈不仅存在于国内不同区域间，也存在于国际不同种族和群体间。从国内看，中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富裕中的贫困”问题突出：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质生活所依赖的基础——空气、水源、土壤却被污染了；收入增加了，但本应与收入增加正相关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却下降了。利益博弈及其背后的生态权利失衡造成中国环境性群体事件的高发、频发。在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重特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89]伴随民众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政府对环境问题，尤其是雾霾问题的高度重视将成为改变这一利益严重失衡格局的重要动力，是带来环境义的希望所在。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因不断透支自然资源，实施“生态赤字”，以环境效率践踏环境公平，并且它们将污染不断转移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环境灾难，造成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形成巨大的利益反差和环境非正义。据有关研究披露，“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23%，耗能源75%，商业用燃料79%，原木耗量46%，消费板材78%，钢铁72%，排放二氧化碳75%，排放氟氯化碳90%。人均耗费能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50倍”。其中，美国尤为突出。“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4.7%，所耗能源中石油量占40%（两亿人口，两亿部汽车），天然气占36%，铝占46%，锡占25%，铜占23%，铁占22%。排放废气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0%，固体废物占70%，每出生一人，比第三世界对环境污染大99倍”。[9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还向境外转移和输送工业垃圾，给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沉重的环境包袱，在利益博弈的背后演绎着赤裸裸的环境非正义。
可见，环境正义一方面要求所有的主体都应拥有平等享用环境资源、清洁资源而不遭受资源限制和不利环境伤害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求享用环境权利与承担环境保护义务的同一性。[91]这就要求：“发达地区不能向欠发达区转移污染工业，不应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过度资源开发，要帮助欠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跨地区的水土流失、水系污染，不能只顾本地区利益、以邻为壑，要共同保护资源、治理污染。城市化不能以牺牲农村的环境为代价，不能再把农村当作垃圾填埋场，实现城乡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停止对农村耕地、水面的过度侵占。不同阶层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并承担适当的环境义务，企业牟取利润不能以污染公众环境为代价，先富阶层不能过度挥霍资源、无权占有过多的土地、无权独享风景名胜，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绿化要实现均衡配置，不能人为制造环境状况悬殊的穷人区、富人区”。[92]张家村问题表明，张家村人只受到环境伤害而独自承担环境恶果，受益地区（指使用张家村河沙的地区）享用环境资源而不承担环境义务，这显然是一种非正义。
（四）“生态二元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农民失语
我国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是：“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属于劳动群众所有。”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这样的规定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确保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发展，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无限完满。但是问题在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93]即农村集体所有权在实践中被虚化，虚化的后果最终导致“强者取胜”。而在农村，强者有二：一是村民委员会、二是“超市场利益集团”。
（1）村民委员会的话语主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是在农村地区，由于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等影响因素的广泛存在，村民委员会在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代表全体村民的意志，如果村民委员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为村民服务意识不强、个人权力欲望无限膨胀，容易使得村民委员会在实际中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一言堂。以张家村滥挖河沙为例，采挖河沙是由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决定的，绝大多数村民并不知情，采挖河沙的行为也是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雇人进行的，其他村民根本无法插手。概言之，所谓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在实际中是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占有、使用、获益的。这样，村民委员会甚或是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获得了自然资源开发的话语主权。
（2）超市场利益集团的话语霸权
所谓“超市场利益集团”，多半由社会闲散人员和劣迹青年组成，为了得到金钱往往勾结地方官员（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大搞“权”“拳”结合，获取“超市场红利”“超经济利润”。“一些强势经济集团在其‘开发’过程中，与有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相结合，以损害弱势群体即农民的权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从自然资源、能源中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权钱结合获取‘超市场红利’‘超经济利润’，形成所谓的‘国内殖民化’现象。许多所谓‘圈地运动’‘圈水运动’‘圈风景名胜资源运动’就是典型的例证”。[94]根据张家村村民反映，当时已有村民愤而抵抗这种滥挖河沙的行径，但是一群“流氓”却适时地出现了，这些“流氓”还用刀扎伤了带头反抗的村民，后来就没人敢反对挖沙了。这些“流氓”来自一个名义上是开发商实则超市场利益集团的“组织”，他们通过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手段，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进张家村的沙子，然后又以市场价卖出，从中牟得暴利！这样超市场利益的流氓集团获取了自然资源开发的话语霸权。这两点决定了农民在这场自然资源（河沙）争夺战中的失语，对于村民委员会主任和超市场利益集团而言，农民根本就是“不在场”的，农民不可能具有现实的话语权和资源予夺权。
2.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被用来描述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动中最有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是市场机制要达到“帕累托最优”是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的，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主体具有安全信息、不存在外部性、市场交易成本为零、市场主体完全理性等，由于现实市场中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公共产品，使得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不可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此引发市场失灵。[95]以张家村的河沙为例，河沙开采过程中会因为“公共物品”特性，产权界定不清，河沙开采存在垄断行为，河沙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导致市场机制保证河沙资源有效配置方面出现无效率，从而产生河沙资源“市场失灵”。
市场的失灵表现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负面影响在于“将理性的抽象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不仅使物的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不仅自然被资源化，人本身也被资源化为人力资源”。[96]在经济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市场为了经济增长不惜向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开战，经济理性主义内含着资源无限性的预设，至今大多民众仍然认为，资源无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仍然以为资源无主，可以无偿使用，谁开发就谁利用。市场一旦陷入“无限”的陷阱，它便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市场固有的功用性便会驱使人们过度地消耗自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人类时间（人类时间指物种的生存的平均跨度，它比地质时间要短得多）内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放任市场的功用性，生态环境达到临界点的那天便是市场全盘崩溃的时刻。例如，张家村一带的苹果经济必然随着苹果园的消失而消失。因而把从可持续性和可循环性的视角善待自然作为市场发展的方向是必要的。
3.政府失位
《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指出：“在过去20年中，各国人民已经懂得了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而较少地依赖政府。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恰恰是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私人市场几乎不能为制止污染提供什么鼓励性措施”。[97]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生态环境隐患，在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有学者将政府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森林、河流等公共资源准入制度，向污染者征税征收；二是提供环境公共物品，如建立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治理河流污染和破坏等。[98]但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却时常失位。具体表现在：对污染环境的企业监管不力，对资源浪费型、污染严重型的企业市场准入把关不严，在环境纠纷中偏袒污染企业，环境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环境保护服务体系不健全，对地方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只管审批不管监控或者监管时做表面文章等；再加上生态破坏者、受破坏者和地方政府执法机关之间存在非正当的博弈动机，时有权力寻租，更使环境监控流于形式。例如，张家村的采沙、卖沙行为通过了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可谓“证件齐全”“名正言顺”。但至今，张家村所在的乡、区、市等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对张家村一带滥挖河沙行为采取任何监管、处理措施。
政府的失位表现为一种环境官僚主义。实际上，河流及其周边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属于非经济的公共物品或者荒野的范畴，政府应该妥善予以保护。环境保守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者的环境宣言》中指出：“政府在照料和扩大荒野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护的要点是，在精心指定的范围内，将其置于一旁，追求经济上的无效和非生产性，组织而不是促进通常的经济进步。要政府同时承担保护荒野和促进经济产出两项任务的结果只是让荒野和经济一样走向毁灭。政府应该促进非经济物品的发展，而把经济物品的发展留给市场”。[99]
4.价值失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以经济价值来审视自身以外的一切存在物（包括他人）。“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市场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而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够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100]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经济活动带来了集体环境的破坏：噪音、空气和水的污染、风景的破坏，引起了巨大的技术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101]更令人担忧的是，为维持经济价值的增值而付出的资源破坏代价比经济的低速增长所导致的危害更为巨大，它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具有强大的魔力，它不单纯是一个交易平台，也是价值评价的最终标准：凡是有人买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凡是被高价格买走的，就是有高价值的，反之就是只有低价值的。这样，经过市场这一标准评判，一切价值都被价格化了。价值的价格化又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只要你拥有足够的货币，出得起价，你似乎就可以获得一切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金钱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本身也成了人们追求的目的”。[102]把价值的范围囿于经济价值，并且把经济价值简化成价格，等同于金钱，笔者将此称为价值的失范。例如，张家村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经济价值也就是金钱的蛊惑。
实际上，正如严耕教授指出的那样，生态系统至少蕴含三重价值：“内在的生态价值，即一定生态系统和要素所具有的、能满足其他生态系统及其要素这些主体的生存、繁荣与稳定的性质。多样的经济价值。在生态系统创造的基础上，通过‘劳动’这种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创造，能满足人们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需要的性质。丰富的精神价值，即在生态系统创造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呈现，满足人的多种精神需要的性质”。[103]关于生态系统三重价值的关系，严耕教授进一步指出：“总之，生态系统的三重价值并不是互相冲突的，而应该是互相支持的。简单的、直接的经济价值是生态系统价值的低级实现形式，是非常有限的。……生态价值是基础性的，但它并不限制经济价值的实现，只是限制违背生态学规律的、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短视的、不可持续的、虚假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并且生态价值还可以换算成巨大的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是生态系统价值的高级实现形式，是对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丰富、扩展和提升”。[104]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还未普遍意识到“生态二元化”问题的严重性，对此如果不加以改善的话，不仅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付诸东流，恐怕中国生态系统的整体都将受到“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因为城市生态系统是最脆弱的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的发展必须依靠于荒野、农村等生态系统的有效支持。笔者认为，面对生态二元化问题，断然不是停止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转而专门修复和建设农村的生态环境，否则的话还是犯了“生态二元化”——只看到局部没有关注整体——的毛病。可见，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是一个全面、整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