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偏离时代却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个人实践
张新颖：我觉得沈从文这个人有一种能力，一种绝处再生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是综合因素形成的。一九四九年他精神“失常”以致崩溃，有时候我甚至这么想，他幸亏精神崩溃了，如果他没有崩溃，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一九四九年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他做文物不会做得这么坚定。这个也说不清，就类似凤凰涅槃啊。一定要死过一次，然后再活过来，才是真的活过来了，否则就是半死不活的。很多人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就是半死不活的。我觉得他就是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不可能再把他打倒了。我在看他下放时的书信时，感觉特别强烈。下放的时候他的文物研究不能进行了，连一本参考书也没有，可是他还是凭着记忆写了那么多东西。本来人家是不要你做任何事情的，他本身又老又病，血压平常就是两百二，可他一定要做个什么。他下放的时候写了很多旧体诗，为什么要写这么多诗呢？一点也不是文人的风雅，而是那时候觉得文物研究没法进行了，就要做一件能够做的事，所以他说他写旧体诗是酝酿再一次改业。他是把这个当成事业去做的。他的精神里有非常强的生命力，非常强的再生能力。他自己说是乡下人的生命力……这个一般是很难，要是一朵花，这么折腾，很快就死了。
刘志荣：为什么他会这么样？抽象一点讲，你可以说他生命力强，跟野草一样，野草是不容易死的，一朵花很容易就死了。但这个还是太抽象。
张新颖：具体地谈，不过具体地谈还是抽象。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有情”，这个“有情”是支撑他生命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你看他做文物研究，他对文物是“有情”的；你看他的文学，他老是写家乡的那条河，因为他太爱它了。他为什么那么困难的情境下还要去做文物呢？因为文物一件一件的在他看来是活的东西，而这一件一件的文物，这些一个一个活的东西，在他那里可以连成一条河的，是人的创造、人的智慧、人的文化的一条河，他可以连成这么一条河。他对这条历史文化的长河爱得深沉。
刘志荣：你讲过他的文物研究和文学是相通的……
张新颖：对，我觉得它就是一回事情。
刘志荣：说到“有情”，其实也是他和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到四川参加土改，他在晚上读《史记》，颇有会心之处，写给张兆和的信中，独到之处，是把“事功”和“有情”对照起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有情”是很难觉察的，在历史下面，但少了这个，历史就少了很重要的部分。从这里去讲，他的文学和他的文物研究都不过是他的“有情”的表现，但这里还有可讲的，就是他的文学和文物研究，都是对别人忽略了的普通人的“有情”的关注：他的文物研究做的都是人家不要的，衣服啊，绸缎花纹啊，各种小的东西，“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是很普通的文化产品，不是精英的东西；他的文学也是这样，写的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很普通的、人家忽视的、遗忘的人和事，但这些东西就是历史深处的、有情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认为不重要，顶多说他写的是牧歌，或者说他写的是偏僻边地的东西——似乎是仅供人猎奇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偏僻的东西，就是普通人的东西，至关重要，但一般人不注意的东西。沈从文为什么会对这种东西“有情”？确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张新颖：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对这个是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银锁银鱼，会想象到小银匠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做手艺，能发现做手艺人的情绪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他用心于工艺美术，用心于物质文化史，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关注文人字画什么的有很大距离。根本上看，这个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
说到“有情”，我们会发现现代教育是有些问题的。沈从文在四十年代也反省了这个现代教育，它有一个缺失：情感教育，没有情感教育。情感教育不是教你谈恋爱，而是养成你对历史文化和万事万物的情感。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是把这个给排斥掉的，这是不符合现代规划的一个东西。现代规划不需要这个，我们在现代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对万事万物是没有感情的；我们只对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它要我们有感情的东西才产生感情。比如说，我们对现代的国家有感情，我们对现代化的想象有感情，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有感情，或者对什么什么有感情。我们有感情的东西都是理论允许我们对它有感情的，而这个理论，它是不会让你对千百年来没有被记载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感情，这个本来就是被现代划出去的东西。
刘志荣：我们为什么对现代的建制那么有感情呢？我觉得穆旦有段诗说得很好：
这段诗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明白，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大的规划，乃是因为有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的危险，我们才对它们滋生感情。而那种本来的、自然的生命里面生长出来的东西，对普通的万事万物的感情，或者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朴素的“爱”，却被忽视、被磨平了。但实际上这是缺少不了的。而各种现代规划产生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你是没法对它有自然生发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那种感情的。沈从文刚好是在这个方面感受比较深，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他所说的：“有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甚至好像是很软弱的，可以忽略的，但真的少了这个，历史就少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讲到这里，我觉得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写的未完稿的《抽象的抒情》非常重要，这篇文章有点像为某个大会准备的发言稿，有点提意见性质，又有点防卫性质，好像是故意把自己的理论淡化了一点，但有一个地方他是非常清楚的：他讲伟大的文学艺术，是可以让人类的感情互相流通灌注的，所以几千年前的东西到现在还能感动人……还是把艺术看作生命流通灌注的体现。他的文物研究，还有文学写作，相通之处，我觉得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所体会。
张新颖：《抽象的抒情》还谈到，在那个时代，文学艺术中千百年来的创造热情、动力和理想都被摧毁了，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作家，不外两种出路：他不写，他胡写。不管是不写，还是胡写，他都“完了”。沈从文自己选择的是不写，这个不写是对不胡写的坚持，但他不写为什么就没“完了”呢？因为他重新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创造事业的方式，找到了实现生命意义的有效方式。表面看起来他从事文物研究是避世的、消极的，实质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积极。
具体到他的研究，表面上他关注的多是不起眼的东西，做琐细的工作，好像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等到时间长了，慢慢就显出价值来。
刘志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他对细小的、普通的、我们很容易模糊过去的人、事、物的关注，其意义也许正在于一点一点的“积渐”方面：比如，当我们要追逐一个外边的、“伟大”的目标时，我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太小，不重要，先放到一边去；那种感情太普通，不重要，也把它放到一边去……但慢慢放了很多很多之后，回头一看，我们成了“非人”了。但沈从文一直是对这些细微的、根本的东西有感情：文学方面一点一点写了那么多，文物研究方面又一点一点做了那么多，现在看，他在这两方面的成就都是很了不起的，但这都是很细小的工作积累的，这种细小的工作，我觉得，夸大一点说吧，就是在一点一点积累我们这个民族的元气。对自然、对人、对周围万事万物的感情，一旦没有了，或者一点一点把它损失了，这是很大的损失；但一点一点积累了，即使是在很糟糕的一个环境里吧，它也未必不会产生出好的东西来。
张新颖：对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我们毕竟是外行，还是让专家们去评价；但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从事文物研究，不仅需要从学术角度评价，你把他的文物研究作为一个行为来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进行实践的方式来看，他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刘志荣：有一点很有意思：他在四十年代，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他会那么紧张，会思考那么多的问题；五十年代环境更加糟糕，他反而比较平静。
张新颖：他精神崩溃以后，慢慢恢复好了；然后这个心情就逐渐平静下来了。当然了，他也在不断地发牢骚，但基本上主要的心态是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奇迹。这个平静的原因，根本上是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创造事业的方式。
刘志荣：四五十年代转折关头，他写了很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夙命”啊之类的东西，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从极度精神紧张导致的绝望中清醒过来后，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一旦真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他就不会再像前一个时期，想不通也硬是要想，做不到还是要努力去做。在这之后，他也许会是这么一种心态：一点一点去做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天地运行，生生不息，人类干过那么多蠢事，但你要他一下子消灭，也没那么容易。好多东西貌似弱小，还是有力量的。
张新颖：他决定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家里两个读中学的孩子跟他闹，觉得社会在这么向前发展，你却到古旧的东西里打转转，很落后，跟不上时代。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而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时代挟裹一切的历史。从伟人豪杰到凡夫俗子，几乎都有一种唯恐被时代抛弃的无意识恐惧，大家自觉地追赶时代，自觉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尽管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呼风唤雨，引领时代，可是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波逐流。有普遍的不自觉恐惧，也有普遍的自觉追求，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做基础，时代对人的影响、改造就容易进行，而且进行得完全彻底，势不可挡。社会和时代的角落是被人鄙视和摈弃的。
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是安身立命。处于时代的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外做出实在的事业。
我把沈从文的选择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但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一般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对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是不是进行过质询和探问？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对他工作成就的赞叹和对他命运的感慨上。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意见没有确切的定论，还有很多意思没有说清楚却召唤着我们去尽量弄清楚，去获得更多更深的理解——我想，重读沈从文之所以有价值，有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吧。
二〇〇五年四月，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