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研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调研团队主要运用了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1．文献法

调研团队通过利用网络、图书、报纸及走访实务部门等多种途径，收集资料梳理总结惠州市的历史文化基本情况，收集了惠州市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具体数据与文献；到惠州市县（区）两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收集了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相关文献，如保护机构、保护名录、保护规划、保护法规、保护资金、公众参与等。通过收集相关文献资料，调研团队获得了惠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研究的基础材料。

2．观察法

调研团队多次深入惠州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实地考察，观察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对其道路交通、水煤电气、电信网络、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实地体验式考察，观察并收集了人们对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具体诉求和相关行为策略。

3．访谈法

调研团队深入惠州市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与基层管理者、执法者和利益相关者进行个别访谈，了解惠州市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同群体的诉求等翔实的基本资料。在水东街、淡水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召开了由街道办工作人员、居委会代表及利益相关人参加的座谈会进行集体访谈，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现状与问题，探讨立法保护的手段与具体内容。此外，调研团队还多次到市县（区）两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进行座谈，与基层执法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了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执法工作的现状及其问题，执法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同时，调研团队也对惠州市县（区）两级政府及其职能相关部门、镇街发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涉及财政投入、管理体制机制、职权职责、保护与执法活动开展、保护与执法的效果等内容进行调研。

4．问卷调查法

调研团队根据利益相关人、普通市民和网民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关注点分别设计了问卷，并进行了问卷调查。针对利益相关人（包括街坊居民、历史文化街区经营者和从业者等）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调查问卷356份；对普通市民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调查问卷998份，调查其对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认知、评价和改进建议。2016年7月29日至8月5日，立法中心与本地知名社区网络——西子湖畔联合，在西子湖畔上进行网络调查，收集网民回答的问卷543份（不排除参与了实地问卷调查的利益相关人或者普通市民，又在网络问卷调查中参与调查的可能）。通过调研团队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总共获得问卷资料1897份，掌握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手资料。

（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方面

在资料的整理、分析与处理中，调研团队主要使用了统计分析法、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等资料整理分析方式方法。

1．统计分析法

对问卷调查收集的近2000份问卷，为了保证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调研团队专门邀请了社会调查专家和专业人士进行统计分析指导，并制作了专门统计输入软件，采用目前公认的人工录入问卷数据最有效的检验方法——双录检查检验方法，由不同的数据录入人员背靠背进行二次输入，有效排除错误，保证了输入资料的客观、真实和有效。在此基础上，由社会调查专家进行统计数据分析，提交了分析报告。

2．归纳法

在调查问卷中涉及的主观性选项，客观性选项中的他项选择，以及利益相关者访谈、立法专家学者座谈等都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原始数据，这些资料有大量重复或具有包含关系，且比较分散。对此，调研团队通过大量阅读，逐步梳理、归纳，理清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其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3．演绎法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个持续进行、不断修正的过程，同时它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就使得人们对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观点和看法，因为自身知识背景、个性经历、兴趣爱好等因素，具体内容往往各不相同，但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运用统计方法研究调查问卷的某个具体内容得出相关结论的基础上，调研团队也可以举一反三，大致了解或者印证其他的某些内容。同时，根据已有条例的修订时间、保护名录数量的增长、各县（区）历史遗迹遗产的数量增长、不协调建筑的比例等，将数据在量化基础上作出定性判断，通过演绎方法探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律，增加研究科学性。此外，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阐述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历史及其文化特征，推断出惠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格局、城市轴线、城市视线通廊等为保护重点。这些均使用了演绎分析研究方法。

4．比较法

通过对国内外历史文化保护的发展，包括时间上的纵向联系和领域上的横向联系的比较研究，分析国际公约、英、法、美、日等国历史保护的变化、转折、前后的关系，明确其变化方式，从而预测惠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使保护和立法工作具备一定的预测性和超前性。同时，对于国内其他名城保护及其立法的社会背景、保护的政策、保护机构等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其多层面的影响因素，确定惠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避免重走其他兄弟城市立法的误区，增强惠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及其相关立法的针对性、本土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