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现象
一 知识分子的危机
虽然本书主要处理的是美国更早期的历史，但是当时勾起我的写作念头的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政界及知识界的情况。在那十年间，一个以往很少听到的名词——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成了我们全国人在自责和相互谩骂时[†]常用的词汇。以往，人们不尊重思想的态度固然让美国的知识分子为之痛心或气馁，但前所未见的是，知识圈外的大批人群怀有同样的忧虑，或者为了就这个问题进行自我批评而不惜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这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影响，它诱发了民众的恐惧，认为批判性的思想有害于这个国家。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持续攻讦的唯一对象——他想要掀起的是更大的风暴——可是知识分子却身处火线之上，而且当他们遭受打击时，麦卡锡的追随者尤其会雀跃不已。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抨击在全国各地被一群较不知名的鹰犬群起仿效。于是，在麦卡锡铺天盖地的指控弹幕掀起的糊涂无知、狂热恶毒的氛围中，1952年的总统选举令智识（intellect）与粗俗的分野在双方候选人间戏剧性地达到了极致。竞选的一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他是个具有不凡心智与格调的政治人物，在现代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超过任何人。另一边则是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他思想传统，相对来说不善言辞，被不受人待见的副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操控，甚至他整个竞选的基调都是由这位副手与共和党内麦卡锡派的人设定的。
无论是知识分子本身或是对他们不满的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是美国拒绝知识分子的一种表现。意见周刊《时代》（Time）也难以置信地担忧起来，表达了对结果的不满，它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揭露出一个众人早就怀疑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存在着一道不健康的巨大鸿沟”。大选结果一出，钻研当代美国政治的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马上辛辣且风趣地抗议道，美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处境，我已经整整一个世代都没见过了”。民主党统治美国的二十年[‡]间，知识分子一直享受着尊重与理解，但现在企业与商人掌权了，“伴随而来的是国家走向粗俗，这几乎是商业挂帅的必然后果”。此时，被斥为“学究”与怪人的知识分子将被一个不了解也无意重用他们的党派统治，会在从联邦所得税到珍珠港遭袭等各种事情上被当作替罪羊。施莱辛格说，“反智长久以来都是商人的反犹太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在逃命”。[1]
新政府就要走马上任，使这些话看上去显得很合理。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当搞新政的人（New Dealers）被汽车商（Car Dealers）取代后，知识分子与他们崇尚的价值将彻底被抛弃——其实早在民主党还在执政的杜鲁门时期，他们的光芒就已经被法院政客掩盖了。政府换届后，国家面对的是国防部部长查尔斯·E. 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讽刺纯粹研究的俏皮话，是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传闻，还有他说知识分子啰唆矫情，等等。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全国的情绪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面对一个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的风暴熄灭了；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孤立无援，备受谴责，风头尽失。最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又促使美国公众自觉地重新思考起来，毕竟他们时不时就会这么做。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对美国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许多人开始思考教育体系与整个生活中的反智带来的后果。突然间，整个社会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只是一件难堪的事，更威胁到了整体生存。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只注意老师是否对国家忠诚，现在则开始担心他们的薪资是否太低了。过去几年科学家一直反映，过度强调国家安全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现在突然有人愿意听进去了。以往虽有人大声疾呼美国的教育太散漫，没有竞争力，但只是一小群有识之士，现在这些人则得到了电视、杂志、企业家、科学家、政客、将军与大学校长的加盟，且很快壮大为全国范围的热烈反省。当然，这些并不会立即让那些监视告密者绝迹，或是使社会中的反智力量消失。而即使在教育这个最直接受到苏联发射卫星一事刺激的领域，大众关注的焦点仍是能否培养出更多卫星人才，而非发展更多智识，有些关于教育的新说法甚至表示科学天才儿童将被视为冷战中的宝贵资源。可是整体的气氛确实改变了。在1952年时，似乎只有知识分子被这股反智风潮困扰，但到了1958年，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关乎国家存亡。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20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或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可以在公共生活中看到知识分子大祸临头的趋势，今天则已非如此，因为华盛顿又恢复了对哈佛教授和一流学者的热忱。如果过去曾有人怀疑知识已经成为影响仕途或施政的绊脚石，现今在新总统肯尼迪（Kennedy）主政下，这种想法已经绝迹，因为他明显爱好思想，尊敬知识分子，并以仪式性的姿态把这种尊敬在国家事务中表现出来，乐于与睿智者为伴，向他们征求建议；而最重要的是，他一上台就不断在精心网罗知识精英。但是，如果说先前我们曾过度相信招揽精英可以改变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演变，现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幻想也已经消退。如今，知识分子可以坦然讨论反智，而不会陷于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或是流于自怨自艾了。
二 反智的定义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氛围与教育圈的纷扰，使得“反智”这个词成为美国人自我评价时的核心标签，它未经明确定义便不动声色地溜进了我们的用词中，被用来形容一种负面的现象。有些突然察觉到它的人经常会认为它是存在于生活某个领域的一股新力量，而且作为近年环境的产物，它可能会变成排山倒海的潮流（美国知识分子太常错估历史，且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末世情怀的阴影下，就算不是，知识分子也会把小小的社会变迁浪花说成历史巨浪）。但对于研究美国历史的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反智风潮并不新鲜，是相当熟悉的问题了。反智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首度出现于这个国家。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传统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悠久，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背景。若我们检视这背景，就会发现，其实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没有出现持续衰退或是陡降的现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时也会发现，今天的人厌恶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们的地位下降了，反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耀眼了。可惜我们对此并未有系统的了解，而且也没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的扞格不入固然有很多作品，但它们多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撰写的，而非从大众看待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2]
何谓反智？它从来没被清楚地定义过，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模糊使它在争议中当标签使用时更方便。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并不容易定义。若以概念来论，反智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组成。若将它视为一种态度，则它在形式上并非纯粹，而是矛盾的——全然纯粹地不喜欢知识或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若把它视为一个历史主题，它又没有一个连续的发展线索，而是一股力量，力量的大小时起时落，力量的来源多种多样。在本书中，我没有给它下一个狭窄严谨的定义，因为这样做很不合适。如果强行找出一个在逻辑上合理的定义，则在历史研究上会落于武断，因为这等于在一堆复杂的特质中挑出某一个来代表。正是反智的复杂性本身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复杂性包含着有许多交点的不同态度与观念。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对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我承认，这个说法很笼统，但如果真的要尝试定义反智，这就是我能想出的最有价值的答案。[3]
一旦以此为准，我们就不能像研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史那样，将反智当作一种正式的历史主题。我在研究美国思想发生的社会情境与氛围时，不得不运用一些不甚精确的手段，以期再现那种情境或是捕捉那种氛围。
在举例说明何谓反智之前，我或许可以先说说什么不属于我所谓的反智。例如，学术圈内的纷争内讧就是一例。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常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他们习惯于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刻薄地抨击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这种内部的批判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的焦点所在。某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无礼或不当的批评也不是我要讨论的。例如，对于美国的教授们，没有人比H. L. 曼肯（H. L. Mencken）发出过更多揶揄，而在小说里毒辣讽刺媒体名人的也莫过于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但我们并不会将曼肯等同于一贯敌视教授的政治评论家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也不会将玛丽·麦卡锡等同于那位同姓名的麦卡锡参议员。[4]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这件事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批评者在习惯上会批评得生动活泼。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也希望他的批评是仁慈、优雅和精准的。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保持多元与批判性思维，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偶尔吵架的风险。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反智与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并不一样，否则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如尼采、索雷尔（Sorel）、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或是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与海明威这些作家，他们的观念可称为反理性主义，但他们不是我在社会或是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指的那种人。当然，反智运动常常提到这些反理性主义思想家（光是爱默生一人就为反智人士提供了很多可供引述的言论），但高深的反理性主义只有在被反智人士提到时，且在极小的程度上才与我现在所说的相关。在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广泛的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以及中下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只有偶尔才会触及一些哲学上对智性的立场或理论。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使知识与文化生活严重受到阻碍、走向枯竭，以致对我们的事务造成影响的态度。我将从近来历史中找出若干例子，或许可以生动说明反智的定义。
三 反智案例
现在，我们不妨援引若干最反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案例来说明，何谓反智。
案例一：在1952年总统大选时，这个国家似乎挺需要一个词，表达大众对知识分子感到的普遍厌恶，这是当时美国政治自然涌现出的主题。“学究”（egghead）这个词早先并无恶意，[5]但很快便充满贬义，比之前人们习用的“风雅之士”（highbrow）更具敌意。总统选举完毕后，知名的右翼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认为这个字以后在字典中的解释可能会是这样的：
学究：有着虚假知识的傲慢之人，通常指教授或其爱徒。他们基本上都很肤浅。遇事动辄情绪化，或是像女人一样。高傲自负，却瞧不起那些踏实能干的人。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狂热地想要传播自己的观念。支持中欧的社会主义，反对古希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这一传承而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崇拜尼采的过时哲学道德观，以致颜面尽失甚至锒铛入狱。自命清高，经常对问题思前想后直到头脑一片混乱，最后却还是在原地踏步。心灵迂腐，缺乏生气。[6]
布罗姆菲尔德说：“这次的大选透露出一些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桩就是学究们离一般人的想法跟感受太远了。”
案例二：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这种对知识分子近乎污蔑的看法。1954年，他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共和党会议上发言，提到了一位工会领袖跟他说的话：一般人民只要掌握了全部真相，通常都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还说：
听到这位工会领袖这样说真是令人愉悦，要知道，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巧舌如簧的所谓知识分子，四处宣称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犯了多大的错误。
此外，我还听到了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有趣：知识分子就是唾沫横飞、说得比懂得还多的人。[7]
案例三：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很关键的陈年争议——在政治生活中，专业到底有多重要？排斥专家、选用外行人的高潮也许是1957年总统任命一位连锁企业的老板马克斯韦尔·格卢克（Maxwell Gluck）为驻锡兰[§]的大使。1956年，格卢克先生为共和党捐了两万到三万元的政治献金，可他和之前被任命的许多人一样，毫无政治或外交经验。面对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在任命听证会上对于他是否堪当此任的质疑，他显然难以回答。
富布赖特：你认为你可以处理锡兰的哪些问题？
格卢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那边的人民，我认为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除非我们——我是说，除非我碰上了某些我过去没碰到过的事——建立对美国的好关系和好感。
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格卢克：我认识约翰·舍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前一任大使。
富布赖特：那你知道谁是现在的印度总理吗？
格卢克：是的，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卢克：我对他的名字还不熟，一时说不出来。[8]
人们怀疑格卢克难以胜任未来的这个职位，认为他被任命是因为给共和党捐了钱。在1957年7月3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此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无法想象政府会因为某人捐钱而任命他出任大使。关于格卢克的能力，他是这么说的：
关于大家认为他能力不足，当初挑选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群我非常尊敬的人推荐了一份名单，他是我们从那份名单中遴选出来的。我们检视了他经营企业的履历，联邦调查局的安全报告也显示一切都没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他从没去过锡兰，他不是很熟悉那里；可是如果他的性格和为人确实如我们所想，他肯定可以之后再去学习了解。[9]
在此要补充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格卢克在一年后便辞去了驻锡兰大使一职。
案例四：对于美国的科学家而言，一个悲哀是他们深知美国人并不喜欢纯粹的科学，这不仅有碍于科学研究本身，也影响了国防部的研发项目。1954年，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质询国防部部长威尔逊时，提到了部长自己早先说过的话：如果有人想做纯粹的科学研究，应该由其他部门而非国防部出钱。威尔逊说：“对于马铃薯油炸后为何会变成棕色这种问题，作为一个国防研究项目，我没什么兴趣。”参议员逼问国防部部长，现在有证据显示，不是研究马铃薯，而是连研究炸弹、核动力、电子设备、导弹、雷达等项目的经费都不足了，
该怎么办？部长答道：
这些领域的重要研发工作都在持续进行……
可是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平素玄想惯了的科学家们开始思考具体问题，列出研究项目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却相当困难……他们只想要一大笔不受监督的经费……
首先，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不是纯粹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10]
案例五：20世纪50年代官场上出现的反智，很像是传统生意人对专家的那种不信任，因为他们专攻的领域，不论是在科学实验室、大学还是外交圈，都超出了前者的掌控。而在极右翼人群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更是尖锐与普遍，是平民百姓对受过良好教育、德高望重、出身高贵或富有教养的人一贯怀有的厌恶。20世纪50年代，右翼的运动风潮中充满了各种愤怒之语，像是“国务院中……那些哈佛教授、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还有像“戴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徽章、一身学术荣誉”却“没有相应的正直品质与常识”的人，或是像“美国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血统高贵，文化程度高，被人承认的绅士与学者，身上挂满学位……他们是‘最厉害的人’，却支持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穿着条纹西裤模仿英国口音的自大外交官”，“在洒着香水的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对抗共产主义的人”，“瞧不起美国的心脏地带——中西部与西部人民的东岸佬”，“先祖可追溯到美国独立时期或者更早，但对国家的忠诚却依旧令人存疑的人”，“那些能听懂希斯和艾奇逊[††]集团的名校黑话的人”，等等。[11]杂志《自由人》（Freeman）的一位作者写的社论就彰显了这种语言上的“反贵族”精神：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攻击麦卡锡时表现出的不理性……假设麦卡锡真是这些“尊贵的”媒体所形容的那种粗鄙之人，这一年多以来，纽约和华盛顿那些更优雅的编辑室对他爆发出的人身攻击就说得过去了吗？肯定是麦卡锡的身上存在着某种排斥性的东西，令哈佛、普林斯顿及耶鲁的毕业生都厌恶他。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这位年轻人有着无法服从社会地位制约的人格。[12]
麦卡锡本人在美国社会地位最牢固的领域找到了美国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他已出版的“惠灵”演说（Wheeling speech）中，他说问题出在：
美国对这些领域的人太好，但是他们非但不知感激，反而有背叛之举。出卖这个国家的人不是少数族裔，不是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享受着最优渥待遇的一群人。他们有最好的豪宅，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而且在政府中我们给他们最好的职位。在国务院尤其如此，里面的年轻人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却是最糟糕的人。[13]
案例六：右翼的观察家经常批评大学，尤其是著名大学。但就《自由人》的一位作者而言，这种对常春藤大学的偏见似乎只有一个武断的理由，那就是他认为共产主义正在全美的大学中蔓延：
我们的大学只是在为未来训练野蛮人，这些人将会在知识的伪装下，武装着无知与利己的武器，斫伤和摧毁人类文明的遗产。他们不会像乡下的一般百姓那样，拆拆墙就好了；他们只会跟随有知识的人的领导……这些有知识的人会把个人自由从人类思想中清除出去……
你今天送小孩去读大学，就是在为明天制造一个刽子手。想复兴理想主义的话，得去大学外的修道院了。[14]
案例七：右翼分子敌视大学，部分是不愿顺从和不满于社会身份，部分则反映了以前杰克逊主义[‡‡]那种对专家的厌恶。铁杆的右翼代言人、《所得税：万恶之源》（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一书作者、业余经济学家弗兰克·霍多罗夫（Frank Chodorov）就曾提出过一个典型的主张，认为一般人与专家是一样有能力的：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曾邀请一群著名经济学家来诊断经济萧条这个全国性的疾病，结果他们提出一个建议，以两页的篇幅登载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这些专家地位显赫，没有主修过经济学的人若是胆敢公然检视他们开出的药方，便是鲁莽放肆。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不都必然是经济学家吗？因为我们都在讨生活，而讨生活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东西。任何一个识字的家庭主妇，只要具备一点点常识，就应该能判断他们开的处方在细节上是好是坏，假设把那些啰唆的专业术语外衣拿掉。[15]
案例八：密歇根州众议员乔治·唐德罗（George Dondero）一向留意警觉学校里的共产主义，以及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运动，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可能会有细心的读者认为这是反文化而非反智）：
这种所谓某某主义的手腕都是俄国革命的武器，是从外面输入美国的，今天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许多艺术中心，对我们原有的艺术与文化传承产生威胁。出现在我国国内的这些所谓现代艺术包含着所有倾颓、堕落与毁灭的主义……
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外国传入的，根本不应在美国艺术界有一席之地……它们都是工具，是带来毁灭的武器……[16]
案例九：本书稍后会谈到福音派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所以我们现在不妨先举一例。当代最著名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调中被选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世界伟人，他说过一段话：
对许多人而言，过去的道德标准已不适用于今日，除非得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支持。
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只教育人的头脑，不教育人的灵魂，那么不完全的教育就远比完全没有教育还糟……任这种人游走世间，让他觉得除了自己再无高于他的力量存在，他便无异于怪兽，他只是受了一半的教育，比完全没受教育还危险。
如果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和大学中只教导智识，那么这个国家日后就必然会道德败坏。
过去几年中，知识分子的气焰已经被一般百姓的正确认识击败，就连大学教授也愿意倾听传教者的声音了。
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心智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效能、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的教诲。这都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为。成千上万的这类知识分子公然宣扬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价值或绝对的标准可言……[17]
案例十：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后，美国出现了声讨教育的浪潮，其中最受批评的教育体系之一是加州的教育体系，因为加州向来就乐于尝试新的教育内容。旧金山学区延请一组专家学者检视他们的学校，这些人为此在报告中建议学校应重新建立一个更牢固的教学标准。这时有六家教育机构提出了猛烈的反击，认为这些专家的报告反映出“学术上的狭隘和势利”，他们建议把教育的目标局限于“充实心智与培养才智”的意见超过了他们的专业领域，重申应该重视“教育的其他目标，例如公民教育，职业训练，经营良好家庭生活，伦理、道德、美学与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以及打造健康的身体等”。这些教育者认为，美国教育令人引以为傲的特色是：
避免过于僵化的教育体系。这并不意味着课业能力在任何社会领域中不被格外重视，但它确实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是为了知识积累而强调知识积累，都会产生恶果。主张“固定”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的人误解了教育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独特功能。[18]
案例十一：有一位老师抱怨当代教育的学业标准太宽松，一位家长写了一份报告回应了他。整篇报告生动反映出这位家长认同非课业化的新教学方式，值得我们细读。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对学校教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
幼儿园的老师最了解孩子。他们的教育是以孩子为中心。在幼儿园的一天充满游戏、音乐、色彩及友谊的欢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生活都很快乐……然后算术来了！失败像幽灵一样日夜纠缠着我们，爸爸妈妈开始上心理学的课程，阅读有关学习障碍的书。四年级到五年级一路跌跌撞撞，情况太糟了，一定要想办法才行。有的题目连孩子的爸爸都不会做。于是我决定去找老师。
显然学校并不欢迎我，没有人迎接我，或者注意到我来了。沿着阴沉的走廊而行，一扇扇有着规律间距的教室门紧闭着。教室内传来的声音并不令人觉得亲和熟悉。我拦住一个学生才问到要去的教室。我敲了敲门，尽量露出愉悦的微笑。她说：“哦，好。”仿佛她已经知道我来的目的。她迅速拿出班级的花名册，就像电影中的黑帮火速掏枪一般。
学生的名字整齐地依字母顺序排列在花名册上，老师那没有血色的手指沿着页边来到了我女儿名字处停下。每个名字后都有一个格子，格子内有一些我不懂的记号。她用手指划过整个页面，我发现女儿的记号跟别人的不一样。她得意地抬起头来，表情仿佛是“一切都无须多说了”。
她似乎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孩的所有表现压缩进了这么一小块地方。我在乎的是小孩的整个生活、她的完整人格，而这个老师却只关注小孩的数学能力。我真希望我没有来学校，因为来了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只能失望难过地离开。[19]
案例十二：下面这段亚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所说的话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值得反复提及。这段话出自一场演讲，现在已出版成书。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所初中的校长，他并未因这些话丢了饭碗，而是在纽约州长岛找到了类似的职位，这里可是有着全国最好的初中。之后，他又在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找到了一个客座教席的位置。他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这些年来我们非常注重阅读、写作与算术能力。我们认为，每个人，不论贫富、聪明与否，或是喜不喜欢它们，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老师们一再强调，这是“每个学生都需要学习的”。校长们也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会读会写”。如果某个小孩表示他不喜欢以上的某一科，马上就会被告诫，如果他不掌握这些能力，将来就会如何如何。
所以，阅读、写作和算术是面向所有孩子的，所有孩子都得学会阅读、写作和算术。没得商量！
我们已经多少摆脱了这个口号，但是偶尔仍会有某个母亲教育出了进入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孩子，或者某个公司雇用了一个老是拼错字的年轻女职员，这个时候，关于学校教育的牢骚就又会浮现，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等我们开始明白，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应该阅读、写作和学算术……他们之中许多人就是学不会，或者是不愿学……我们才算是走上了改善初中课程的正道。
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一天终会到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不是每个男孩都一定可以阅读，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拉好小提琴一样；不是每个女孩都可以没有拼写错误，正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烤出好吃的樱桃馅饼一样。
不能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也不想让每个人都一样。当大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快乐……而学校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人，让他们知道，精于阅读、写作与算术并不是通往快乐与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学生需要为普通初中的这些课程投入的时间与精力……
美国东部的一所初级中学在经过长期的研究后，终于承认约五分之一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其实怎么样也无法达到标准……所以他们决定让这些学生培养其他能力。较诸有些学校坚持“每个学生毕业前必须会背九九乘法表”，这是更为合理的做法。[20]
以上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的来由与含义，但共同呈现出了反智的各种面貌。人们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爱卖弄、心气高、性格柔弱、势利自负，而且很容易不讲道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一般人所具备的常识，尤其是经过日常工作的成功检验后，足以代替在学校学到的那套形式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像大学这种知识分子当道的机构骨子里腐败不堪。毕竟，相较于为制造欢迎新思想或艺术观念的头脑的教育，对心灵的熏陶教化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对人生更有帮助。即使是在小学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灌输，忽略身体与情感教育的教育行为模式缺乏对学生的关爱，有可能使社会走向堕落。
四 释疑
像本书这样关注单一主题的作品，难免会过度强调这个主题在整个美国文化史中的重要性，这是在理解本书内容时首先要注意的。我不会把复杂的美国历史简化成学究与村夫间的对抗史。而就算从文化与智识冲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也无法把社会大众仅仅分成知识分子与反智者两个阵营。社会大众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许多更懂得理性慎思的人，都并不是知识分子。大众对知识分子与智识爱恨交织，在一些当前的文化问题上立场忽左忽右。他们对学究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却又真心崇拜文化与启蒙精神。而且，这样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传统的书也难以让人们相信它能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就像专门描写破产的书不可能代表美国整个商业史一样。虽然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的确充满反智传统，但我不认为它是主流。我不断地提醒读者，希望他们注意到，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一种温和的、良性的反智，而最恶性的则主要见于某些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同时，本书不是一部比较研究的作品：我对美国反智的关注不过是我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兴趣，可能有地方观念色彩。我并不是说反智在其他地方不存在，但是我认为在美国这个问题有一点过于严重。我相信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个现象都以不同的形式或程度存在，例如古希腊以鸩酒毒死苏格拉底，有的地方存在大学生与非市民的冲突，有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进行审查与管控，有的国家议会会对知识分子的行为进行调查等。但我倾向于认为，反智虽有其共通性，但可能是英语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英美社会中尤其明显。数年前，英国学者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说：“没有一个民族像英国人这般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21]或许伍尔夫先生没有考虑周全：美国人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拿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百多年来英国人已经受够了爱吹牛的美国人了）。不过，身为一个学富五车的英国知识分子，对其祖国文化又这么了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考。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引出的问题尤为急迫棘手，但他们发出的悲叹对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而言却再平常不过，何况在美国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安慰可以补偿这种失落。
本书只是在批判性地探究一种现象，不是在代表知识分子控诉美国社会。我并不想暗示知识分子是一个沉沦社会中的良知，以期鼓励他们自我怜悯的心态，他们有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心态之中。我们无须为了强调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某个社会的文化和健康有多么重要，而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备受礼遇或享有很大权力，说我们对他们不够尊重。任何熟悉知识分子的人都会对他们过度理想化，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这一事实与他们负有发扬智识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像教会的智慧与神圣性之间的关系一样，那里的神职人员也会犯错，但不影响教会的神圣。但是，我在此处必须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智识本身，任何人若想务实评价智识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都不应被看成反智之人。我们要认同T. S. 艾略特（T. S. Elliot）所说的：“崇拜没有人性的智识，就像崇拜会下棋的天才儿童。”[22]但是，这个世界已充满太多各类危险，如果整个美国社会过度重视智识，将其奉为最高价值，以致忽略其他价值，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危险。
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假设反智是一种纯粹单一的心态。很多有反智色彩的人对智识其实是爱恨交织的：他们一方面敬畏智识，一方面却又怀疑和怨恨它，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与许多社会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无论如何，反智绝不是一味敌视思想之人的发明。恰恰相反，正如受教育的人最大的敌人并非完全无知之人，而是一知半解之徒，反智的领袖也常是有着深邃思想的人，他们往往执迷于某种过时或是错误的观念。很少有知识分子心中没有出现过反智的念头，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未曾迷醉于智识的激情之中。反智如要成为显著的历史事件，或是某个时代的社会潮流，一定需要一些能干的代言人。这些人绝不会是文盲或是无知之士，他们或是一些边缘的知识分子，或是有志成为知识分子，或是遭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排挤，或是虽为知识分子却心怀愤恨，他们认真且意志坚定地投入这个令世界瞩目的事业中。我发现有些反智领袖是福音派牧师，非常聪明博学；有的是原教旨主义者，善于表达他们的神学观；有的是政客，其中不乏狡诈之辈；有的是企业家，或者其他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之人；有的是右派媒体人，在智识上有着强烈的自负心态和坚定的信念；有的是各种边缘作家（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反智）；有的是反共专家，不满于学术界的左倾思潮；最后还有共产主义领袖，当知识分子可为他们所用时，他们便会加以利用，但是骨子里却极度蔑视知识分子关怀的事物。然而，以上这些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甚至并非全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身。他们几乎都总是针对某些特定的思想：他们有时虽然痛恨某些当红的当代知识分子，但是自己可能却崇拜历史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甚至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如果有人认为，那些举着反智大纛的人一定是将它视为必须贯彻奉行的圭臬与原则，那他可就错了。事实上，反智往往是某些其他用意引发的意外后果，这些用意有时并非没有道理。很少有人会反对思想与文化。我们不会早上起来以后对着镜子说：“哼哼，我今天决定要修理一个知识分子、消除一种观念！”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骨子里反智的人，即便真找到了，我们也很难百分百确定。因此，我并不是要给某些人贴上标签，这么做毫无价值，当然也不是我关心的事；重要的是研究某些态度、运动与思想的历史趋势。[23]因此，这本书中的有些人有时会持某种立场，有时又会持另一种立场。事实上，反智常常出现在互相敌对的两股力量中。企业家与工会领袖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惊人的相似。同理，进步的教育中有时蕴含着反智元素，而坚决反对进步教育的右派人士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虽然风格不同但旗帜鲜明的反智表现。
对付简单低劣的恶无疑是手到擒来的易事，但是本书面对的问题并非如此。如果反智如我所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普遍的现象，那是因为它往往与好的缘由，至少是讲得通的缘由有关联。起初，反智之所以进入我们的思想是因为基督教，可基督教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人道与民主观念。它之所以进入政治，是因为它与我们对平等的渴望有关。它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教育之中，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就富含宗教式的平等色彩。也因此，我们社会中的反智必须出自善意，并接受知识分子精心、持续的反思，才能存活下去。只有这样，反智才不会过头。我不是说要一举消灭反智，因为我不仅相信我们能力不及，而且认为，一心想要彻底除掉这个恶、灭掉那个恶，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妄想一样危险。
[*]可译为“反智主义”，本书一律简称为“反智”。（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指当时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
[‡]指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933—1945年在任）和第三十三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1953年在任）执政期间，共二十年。
[§]即斯里兰卡。本书首版出版于1963年，当时斯里兰卡仍称为锡兰。
[¶]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生组织之一。
[**]美国政府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引发广泛争论。但直至1996年希斯病逝，都没有出现充分的证据证实他的间谍身份。
[††]指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杜鲁门时期曾任美国国务卿，在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时曾为他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艾奇逊和希斯都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
[‡‡]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829—1837年在任），倡导平民政治。